经济增长、代议制民主和中产阶级扩张的合力将拉美地区带入了一个陷阱，产生了公民期望增长速度快于政府满足期望的能力的矛盾。不满的中产阶级与传统部门合而为一，掀起示威和动乱，用选票将不作为的政府赶下台。但很少有人预计这一不满浪潮会威胁到拉丁美洲最有能力的总统、哥伦比亚的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以及拉丁美洲最伟大的传统之一——巴西足球。
　　桑托斯大胆而有效地治理哥伦比亚已经四年。他不但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纠正了前任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还顶住了去年的学生、教师、农民和商人大示威，大刀阔斧地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尽管哥伦比亚经济的增长速度仍赶不上该国的需要，但比拉丁美洲其他许多国家表现要好。
　　最重要的是，桑托斯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进行了和平和解除武装谈判，巩固了他的政治资本。FARC是实力强盛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组织，常常被称为“缉毒游击队”的运动，在哥伦比亚作乱已有四十年。尽管从三年前的古巴谈判以来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谈判一直进行得十分缓慢，让桑托斯的前任乌里韦（lvaro Uribe）等反对者有充足的时间动员公众反对谈判。
　　桑托斯的对手利用对特赦FARC领导人的普遍反对（而这一让步又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将第一轮选举变成了对谈判的公投。桑托斯以近五个百分点的劣势输掉了选举。哥伦比亚人陷入了恐慌，他们把账算在了桑托斯头上。在第二轮选举中，桑托斯收复了失地，但他的获胜优势比六个月前的所有预测都要小得多。
　　巴西人也陷入了恐慌，他们把怒气发泄在了执政的工人党（Worker’s Party）身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和2016年奥运会是工人党领导力的两大主要象征。自世界杯开幕以来，10月份将参加连任选战的总统罗塞夫的支持率开始下滑。
　　工人党总统——先是卢拉，接着是罗塞夫——认为在两年中接连举办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体育盛事将标志着巴西成为崛起的世界强国，成为一场“出场派对”。他们的逻辑是合理的，虽然有些自大。
　　但巴西的崛起并不像其领导人认为的那样笃定。2011年，巴西经济陷入了停滞，此后产出一直不见增长。
　　甚至连受强劲的中国需求推动的商品价格暴涨趋势也难以为继，而贸易条件逆转的预期更是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随着中国和印度GDP增长的放缓，它们对巴西初级商品的购买量亦然。
　　巴西人认为国家走向长期繁荣的信念遭遇了无情碾压——他们把账算在了罗塞夫头上。去年6月，圣保罗公交费用的向上微调激发了席卷全国的示威，巴西人民愤怒谴责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低下，而税收却是拉丁美洲之最。在此背景下，示威者还抨击政府将数十亿美元用于世界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球场、饭店和机场。
　　几年前，压倒多数的巴西人支持举办世界杯。到去年5月，这一比例下降到一半——对于这个世界上足球迷最狂热的国家来说，如此之低的支持率令人吃惊——全国上下都存在小规模但尖锐的反对游行。罗塞夫的反对者希望游行能够干扰比赛，破坏巴西的国际形象，一些人甚至希望巴西队输球。
　　如此结果绝不利于国家。不管巴西中下阶层如何失望，成功的世界杯都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类似地，与乌里韦支持者的观念相反，桑托斯连任并继续追求和平才是哥伦比亚现在所需要的。
　　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道出了巴西和哥伦比亚的现状——事实上，从很大程度上说，道出了拉丁美洲的现状。低增长和高预期让拉丁美洲深陷恐慌，没人知道应该如何摆脱这一局面，公民和领导人都只能等待、观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