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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很少见到公务车私用，特别是在一些学校门口、娱乐场所极少发现“公务车私用”的乱纪现象。最难得的是，公务车辆特别礼让行人和其它车辆，不像国内的官员驾驶公务车那样“牛”、敢横冲直撞，甚至吼行人、闯红灯。澳门交通景观，特别是公务车形象，让国内民众叹为观止。
近几年，多次应邀到澳门出席活动，同行的参会者对澳门交通现状和公务车管治评价相当高。总面积仅有32.8平方公里的澳门，生活着50余万人（还不算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这使得澳门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汽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而街道也远没有国内那般宽阔，属於路窄车多的城市。但令人称奇的是，澳门交通并不及内地城市拥堵，街道虽狭小，车辆行驶却井然有序。
澳门街道交通灯设置管理相当科学，交通管理制度也特别严格，特别是公务车管理，更值得国内借鉴。澳门特区政府规定，公务车前后方均掛有明显的政府部门单位名称和车牌号码，便於市民监督。不仅如此，所有公务车都配备训练有素的专业驾驶员，统一著装。在澳门，很少见到公务车私用，特别是在一些学校门口、娱乐场所极少发现“公务车私用”的乱纪现象。最难得的是，公务车辆特别礼让行人和其它车辆，不像国内的官员驾驶公务车那样“牛”、敢横冲直撞，甚至吼行人、闯红灯。澳门交通景观，特别是公务车形象，让国内民众叹为观止。
反观内地公务车私用，长期以来屡见不鲜。儘管政府部门竭力叫停“公务车私用”行为，但这种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私用的公务车之轮，依然像脱缰的野马四处撒欢。摆在民众面前的是，公务车迎亲、公务车接送学生等现象充斥着民众的视野。而在澳门，公务车置於民众监督的视野之下，几乎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地发生此类违纪现象。其实，最为典型的湖北省，早年就著手整治“公务车私用”乱纪行为。当时，荆门市公务车贴标识亮出“身份”，公开接受民众监督，社会各界纷纷拍手称好。湖北省把这个“创新之举”加以推崇，多年来，在各个地级市陆续执行。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国内公务车私用之新闻却铺天盖地，越治越乱，乱纪之风缘何势头甚猛？
公务车使用成为社会包袱
有关公务车使用成本足以让民众惊心动魄。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自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每年9000亿元，其中，公务车消费支出（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约1500亿元至2000亿元。这一组数字足够说明国内公务车消费存在的问题。
国内现行公务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编制管理模式。儘管一些地方政府尝试公务车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公务车消费黑洞仍是官场和社会腐败的温床。随着公共交通条件得以改善，及公务员薪资大幅提高，公务车使用成本随之趋向快速增长。至此，公务车管理制度的缺陷就暴露无遗。《瞭望》新闻周刊报导说，据发改委及广东省测算，党政机关的公务车每万里（5000公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至6倍，公务车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这意味着，公务车较社会运营车辆超出的成本很有可能转化为使用公务车的官员及司机的“灰色收入”。公务车存在加油、虚开维修发票之创收行为，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据有关部门调研结果显示，个别单位一辆公务车每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务车一年换了40多个轮胎，平均每周换一个，其中漏洞可想而知。另据国家有关部委统计，每辆公务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至10万元。
公务车辆管理宽松，给财政加重包袱的同时，也危及社会，侵犯民众的利益。民众对公务车加重拥堵早就心存不满。公务车泛滥，车辆使用成本由财政买单，造成公务车超负荷使用，更引发一大堆问题：浪费石油资源、增加政府管治成本、污染环境、造成交通拥堵等。对於城市拥堵，民众是有切身体会的。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北京民众呼吁“峰会不要走”就可说明此问题。当时，中央驻京单位按照50％、北京市属机关单位按80％的比例封存所属公务车，49万余辆公务车入库封存，即使当时社会车辆不强制限行，北京交通之通畅空前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仅如此，公务车驾驶员欺辱民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深圳市福田区福侨大厦停车场曾发生一起民政局下属官员因急见领导，而摆威风，竟然驾驶公务车谎称“踏错油门”将挡道私家车撞烂。类似事件在各地也频频发生。河北邢台市威县一位副县长的座驾在平乡县新世纪英才学校门口将一名初二学生撞飞，司机却视而不见，慌忙逃逸。此类司空见惯的险象，致使民众见到公务车便避而远之。
“公务车私用”现象铺天盖地
“车轮下的腐败”已成为公众反响强烈的问题。追昔抚今，国内惩治“公务车私用”尝试过不少方法，但都收效甚微。“公务车私用”现象泛滥成灾已人人皆知。据《大河报》报导，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指出：国内公务车只有三分之一被公用。那么民众可以反问：国内三分之二公务车是不是被私用了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多年来，媒体对深圳“公务车私用”个案屡次曝光，在民众中引起轰动。据媒体报导，深圳公务员聚居的默林一村，即便在周末，仍有大量公务车出入於该小区，奔忙於各种商场、休閒、娱乐场所。这些仅仅是悬掛公务识别牌或喷涂政府部门名称的公务车。而目前，深圳的公务车除了警车等政法机关的车辆外，其余政府部门的车辆均掛普通私家车的蓝牌，难以辨别，使民众无从监督。最近，湖北省天门市两辆公务车在元旦假期参与迎亲，被民众当场拍摄，而后在网络上曝光。
近年来，公务车在学校门口接送学生的“公务车展览”景象也时有发生。位於湖南省的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务车接送新生上学的“爆炸新闻”，曾引起民众的强烈舆论。那一场公务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规模之大盛况空前。公务车接送学生的危害是巨大的。一方面浪费国家公共资源并滋生腐败，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影响社会交通秩序；另一方面这种以权谋私行为污染了学生纯洁的心灵。
国内还有一些地方实行“车改”取消了大部分的公务车，改为地方政府给公务员按级别发放“交通补贴（车补）”，官员每月补贴费用可高达数千元。但还是有一些官员们既拿着国家发给的交通补贴，又开公务车。另外，驾驶公务车在行驶、办事方面，都有一定的“威慑力”，很多事情可由此顺利办妥，也是公务车私用的一个方面。
有关专家认为，公务车私用屡禁不止，最主要原因是部分政府人员对公权力认识不足，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容易将公务车理所当然当作“特权”来使用。
严管“车轮腐败”
要靠政府给力
严管“公务车私用”要靠政府给力。禁止公务车私用，其实各地已做出不少努力。如，2004年底，温州市给1万辆公务车贴上“公务车”标识。而后，湖北省、湖南省也给公务车贴上公务车标牌。近年，湖北省各市加强公务车管理，在“公务车”标识管治上，较为给力。湖北省除了使用多种手段治理公务车之外，还出台规定严禁“公务车私用”。河北保定等地为防公务车私用，也有类似的做法。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公务车监督，浙江嘉兴市纪委曾聘用30名“卧底”对张贴公务车标誌的车辆进行监督。但由於某些场合，诸如酒店、景区却很难辨别，致使效果甚微。此外，民众也常常乐此不疲地监督公务车私用行为。济南一市民“专拍哥”几年来专拍公务车私用蹿红网络。他共拍有1000多辆公务车在其博客或者网络论坛公开曝光。在他的带动下，北京、深圳、郑州等地的网民纷纷加入“街拍公务车”的行列。“专拍哥”说，他想以此作为“撬动当前顽固的公务车制度的一个支点”。他还表示，即使经常遭到辱骂、推搡和恐吓，但他从未放弃。
有关专家认为，根治公务车私用必须从根本的严厉监督开始。为什么有些公务车还是肆无忌惮地闯红灯、乱用警灯、乱鸣警笛、违章停车甚至公务车私用？这说明，有些公务车司机特权意识强烈。为此，去年7月，河南省公安厅决定取消豫O号牌，党政机关车辆全部採用民用号牌。虽然表面上撤销了某种“特权”，但给公务车私用泛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放眼澳门，政府车牌统一用“AM”，以此来严加监督。无论是谁，一旦被交警“抄牌”，都要接受处罚。澳门公务车的例子说明，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越是公开、透明、公平，谁也不会有“特权思想”；越是看似特权标志的“AM”车辆，越容易成为市民监督的对象。
对於公务车管理，应儘可能採用现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广州市黄埔区对全区428辆公务车安装电子监控系统。使用公务车时，先在终端器上刷工作证，信息马上上传到监控中心。若不刷卡就出车，监控平台则自动报警。此外，电子监控系统还给公务车建立“使用情况数据报表”，实行各种数据自动统计，建立公务车里程和油耗等记录，财政部门以此数据作为公务车费用报销的依据。不久，江苏省金坛市也採用类似的管理，效果显著。
总之，“公务车私用”不是贴标识或招监察员就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靠民众义务监督、曝光能彻底改变的。更何况，国内类似“我就是当官的”的气势汹汹官员大有人在，他们很容易把“公务车”标识当作某种特权加以利用，或对监督公务车的民众进行报复。当今，私家车日益增量，道路面积有限，因此，减少公务车势在必行。治理公务车私用，关键是政府要有明确态度，长期限行又不影响办公效率的，应按规定将公务车拍卖减负；公务车维修保养成本过高的，应当包乾定额。在此基础上，更要有严格、严厉、令行禁止的约束措施，并有专门机构监督执行。除此之外，更要为“公务车私用”设置一个不可碰撞的“高压线”，无论是谁，只要违规，就得丢“乌纱帽”。直到无人敢拿“乌纱帽”换一次公务车私用，这个问题才能彻底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在公务员队伍中，应提倡公交出行、单车出行，并引导民众提高环保意识，减少使用私家轿车出行，倡导低碳生活，增强环保意识。只有这样，我们离彻底根治“公务车私用”之乱纪行为也就不远了。
近几年，多次应邀到澳门出席活动，同行的参会者对澳门交通现状和公务车管治评价相当高。总面积仅有32.8平方公里的澳门，生活着50余万人（还不算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这使得澳门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汽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而街道也远没有国内那般宽阔，属於路窄车多的城市。但令人称奇的是，澳门交通并不及内地城市拥堵，街道虽狭小，车辆行驶却井然有序。
澳门街道交通灯设置管理相当科学，交通管理制度也特别严格，特别是公务车管理，更值得国内借鉴。澳门特区政府规定，公务车前后方均掛有明显的政府部门单位名称和车牌号码，便於市民监督。不仅如此，所有公务车都配备训练有素的专业驾驶员，统一著装。在澳门，很少见到公务车私用，特别是在一些学校门口、娱乐场所极少发现“公务车私用”的乱纪现象。最难得的是，公务车辆特别礼让行人和其它车辆，不像国内的官员驾驶公务车那样“牛”、敢横冲直撞，甚至吼行人、闯红灯。澳门交通景观，特别是公务车形象，让国内民众叹为观止。
反观内地公务车私用，长期以来屡见不鲜。儘管政府部门竭力叫停“公务车私用”行为，但这种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私用的公务车之轮，依然像脱缰的野马四处撒欢。摆在民众面前的是，公务车迎亲、公务车接送学生等现象充斥着民众的视野。而在澳门，公务车置於民众监督的视野之下，几乎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地发生此类违纪现象。其实，最为典型的湖北省，早年就著手整治“公务车私用”乱纪行为。当时，荆门市公务车贴标识亮出“身份”，公开接受民众监督，社会各界纷纷拍手称好。湖北省把这个“创新之举”加以推崇，多年来，在各个地级市陆续执行。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国内公务车私用之新闻却铺天盖地，越治越乱，乱纪之风缘何势头甚猛？
公务车使用成为社会包袱
有关公务车使用成本足以让民众惊心动魄。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自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每年9000亿元，其中，公务车消费支出（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约1500亿元至2000亿元。这一组数字足够说明国内公务车消费存在的问题。
国内现行公务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编制管理模式。儘管一些地方政府尝试公务车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公务车消费黑洞仍是官场和社会腐败的温床。随着公共交通条件得以改善，及公务员薪资大幅提高，公务车使用成本随之趋向快速增长。至此，公务车管理制度的缺陷就暴露无遗。《瞭望》新闻周刊报导说，据发改委及广东省测算，党政机关的公务车每万里（5000公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至6倍，公务车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这意味着，公务车较社会运营车辆超出的成本很有可能转化为使用公务车的官员及司机的“灰色收入”。公务车存在加油、虚开维修发票之创收行为，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据有关部门调研结果显示，个别单位一辆公务车每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务车一年换了40多个轮胎，平均每周换一个，其中漏洞可想而知。另据国家有关部委统计，每辆公务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至10万元。
公务车辆管理宽松，给财政加重包袱的同时，也危及社会，侵犯民众的利益。民众对公务车加重拥堵早就心存不满。公务车泛滥，车辆使用成本由财政买单，造成公务车超负荷使用，更引发一大堆问题：浪费石油资源、增加政府管治成本、污染环境、造成交通拥堵等。对於城市拥堵，民众是有切身体会的。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北京民众呼吁“峰会不要走”就可说明此问题。当时，中央驻京单位按照50％、北京市属机关单位按80％的比例封存所属公务车，49万余辆公务车入库封存，即使当时社会车辆不强制限行，北京交通之通畅空前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仅如此，公务车驾驶员欺辱民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深圳市福田区福侨大厦停车场曾发生一起民政局下属官员因急见领导，而摆威风，竟然驾驶公务车谎称“踏错油门”将挡道私家车撞烂。类似事件在各地也频频发生。河北邢台市威县一位副县长的座驾在平乡县新世纪英才学校门口将一名初二学生撞飞，司机却视而不见，慌忙逃逸。此类司空见惯的险象，致使民众见到公务车便避而远之。
“公务车私用”现象铺天盖地
“车轮下的腐败”已成为公众反响强烈的问题。追昔抚今，国内惩治“公务车私用”尝试过不少方法，但都收效甚微。“公务车私用”现象泛滥成灾已人人皆知。据《大河报》报导，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指出：国内公务车只有三分之一被公用。那么民众可以反问：国内三分之二公务车是不是被私用了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多年来，媒体对深圳“公务车私用”个案屡次曝光，在民众中引起轰动。据媒体报导，深圳公务员聚居的默林一村，即便在周末，仍有大量公务车出入於该小区，奔忙於各种商场、休閒、娱乐场所。这些仅仅是悬掛公务识别牌或喷涂政府部门名称的公务车。而目前，深圳的公务车除了警车等政法机关的车辆外，其余政府部门的车辆均掛普通私家车的蓝牌，难以辨别，使民众无从监督。最近，湖北省天门市两辆公务车在元旦假期参与迎亲，被民众当场拍摄，而后在网络上曝光。
近年来，公务车在学校门口接送学生的“公务车展览”景象也时有发生。位於湖南省的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务车接送新生上学的“爆炸新闻”，曾引起民众的强烈舆论。那一场公务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规模之大盛况空前。公务车接送学生的危害是巨大的。一方面浪费国家公共资源并滋生腐败，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影响社会交通秩序；另一方面这种以权谋私行为污染了学生纯洁的心灵。
国内还有一些地方实行“车改”取消了大部分的公务车，改为地方政府给公务员按级别发放“交通补贴（车补）”，官员每月补贴费用可高达数千元。但还是有一些官员们既拿着国家发给的交通补贴，又开公务车。另外，驾驶公务车在行驶、办事方面，都有一定的“威慑力”，很多事情可由此顺利办妥，也是公务车私用的一个方面。
有关专家认为，公务车私用屡禁不止，最主要原因是部分政府人员对公权力认识不足，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容易将公务车理所当然当作“特权”来使用。
严管“车轮腐败”
要靠政府给力
严管“公务车私用”要靠政府给力。禁止公务车私用，其实各地已做出不少努力。如，2004年底，温州市给1万辆公务车贴上“公务车”标识。而后，湖北省、湖南省也给公务车贴上公务车标牌。近年，湖北省各市加强公务车管理，在“公务车”标识管治上，较为给力。湖北省除了使用多种手段治理公务车之外，还出台规定严禁“公务车私用”。河北保定等地为防公务车私用，也有类似的做法。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公务车监督，浙江嘉兴市纪委曾聘用30名“卧底”对张贴公务车标誌的车辆进行监督。但由於某些场合，诸如酒店、景区却很难辨别，致使效果甚微。此外，民众也常常乐此不疲地监督公务车私用行为。济南一市民“专拍哥”几年来专拍公务车私用蹿红网络。他共拍有1000多辆公务车在其博客或者网络论坛公开曝光。在他的带动下，北京、深圳、郑州等地的网民纷纷加入“街拍公务车”的行列。“专拍哥”说，他想以此作为“撬动当前顽固的公务车制度的一个支点”。他还表示，即使经常遭到辱骂、推搡和恐吓，但他从未放弃。
有关专家认为，根治公务车私用必须从根本的严厉监督开始。为什么有些公务车还是肆无忌惮地闯红灯、乱用警灯、乱鸣警笛、违章停车甚至公务车私用？这说明，有些公务车司机特权意识强烈。为此，去年7月，河南省公安厅决定取消豫O号牌，党政机关车辆全部採用民用号牌。虽然表面上撤销了某种“特权”，但给公务车私用泛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放眼澳门，政府车牌统一用“AM”，以此来严加监督。无论是谁，一旦被交警“抄牌”，都要接受处罚。澳门公务车的例子说明，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越是公开、透明、公平，谁也不会有“特权思想”；越是看似特权标志的“AM”车辆，越容易成为市民监督的对象。
对於公务车管理，应儘可能採用现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广州市黄埔区对全区428辆公务车安装电子监控系统。使用公务车时，先在终端器上刷工作证，信息马上上传到监控中心。若不刷卡就出车，监控平台则自动报警。此外，电子监控系统还给公务车建立“使用情况数据报表”，实行各种数据自动统计，建立公务车里程和油耗等记录，财政部门以此数据作为公务车费用报销的依据。不久，江苏省金坛市也採用类似的管理，效果显著。
总之，“公务车私用”不是贴标识或招监察员就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靠民众义务监督、曝光能彻底改变的。更何况，国内类似“我就是当官的”的气势汹汹官员大有人在，他们很容易把“公务车”标识当作某种特权加以利用，或对监督公务车的民众进行报复。当今，私家车日益增量，道路面积有限，因此，减少公务车势在必行。治理公务车私用，关键是政府要有明确态度，长期限行又不影响办公效率的，应按规定将公务车拍卖减负；公务车维修保养成本过高的，应当包乾定额。在此基础上，更要有严格、严厉、令行禁止的约束措施，并有专门机构监督执行。除此之外，更要为“公务车私用”设置一个不可碰撞的“高压线”，无论是谁，只要违规，就得丢“乌纱帽”。直到无人敢拿“乌纱帽”换一次公务车私用，这个问题才能彻底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在公务员队伍中，应提倡公交出行、单车出行，并引导民众提高环保意识，减少使用私家轿车出行，倡导低碳生活，增强环保意识。只有这样，我们离彻底根治“公务车私用”之乱纪行为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