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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协商民主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进行了许多理论创新，主张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协商民主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长处和优势，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传递社会正能量，实现新常态下的新飞跃。当前，在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协商民主；周期律；正能量；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D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6-0052-04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协商民主的性质、特点和优势作了重点阐述，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构建程序合理、讲求实效的协商民主体系。2015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了全面规划，成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在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对于跳出周期律、传递正能量、步入新常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跳出周期律需要协商民主
我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探索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国共合作在内的协商民主形式。1923年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提出了“联俄联共”口号，就国民党改组等重大问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坦诚的协商。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高涨。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协商民主的最初萌芽。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为国共结束十年内战携手抗日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与国民党政府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经过长达7个多月的谈判协商，最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9月正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为了解决国家前途问题，毛泽东不畏艰险飞赴重庆谈判，与民主人士广泛交谈、共商国是，促成了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协商民主的实践典范是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三三制”的实质是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型民主制度，就是充分吸纳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到政府组织中来，共产党真正做到从善如流不搞一言堂。比如对待民主人士李鼎铭以及他提出的精兵简政对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三制”这一民主实验不仅有协商民主，而且以此为基础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诸如“豆选”民主等新样式，把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扩展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主政治道路上的创新之举。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这是毛泽东在著作中对民主党派的最早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推行协商民主的坚定态度。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式的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谈话，讲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主新路”的心路历程。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等来延安考察，毛泽东与其进行了一次亲切的窑洞谈话，当谈到对时局的看法时，黄炎培饱经沧桑深有感慨，认为家国大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最终结果难免人亡政息自取其辱。对此，毛泽东显得胸有成竹颇为自信，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一条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子，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官员就不敢腐败；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政府就不敢懈怠，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亡政息。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玩弄的轮流坐庄把戏，而是“人人起来负责”的协商民主政治。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长期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认识到，革命与民主并肩而行，任重而道远。革命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民主的重要推手。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世情，不仅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必须实现民主主义的中国化，让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翻身作主人，让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宏大叙事。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政治上历来重党争轻协商，乃至于唐朝的朋党之争至今为人所诟病，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也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民主之路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探索过程。当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民主协商的时候，就能无往不胜实现共赢；一旦通过无序竞争或者暴力斗争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国无宁日、两败俱伤。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在坚持八年抗战并在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大好形势下，没能跳出周期律陷阱而导致抗战胜利以后的大溃败、大逃亡，就是因为蒋介石独裁政权罔顾人民的和平民主诉求和政治协商原则，一意孤行发动内战，从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历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注意防范和规避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风险和陷阱： 一是权力腐败陷阱。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民主政治的根基十分薄弱，官本位思想特别严重，容易滋生各种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深刻吸取李自成功亏一篑的历史教训，把解放战争的胜利比作进京赶考，告诚共产党人要胜不骄败不馁，自觉防腐拒变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出问题关键在党内，在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习近平提出，反腐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如果对于贪污腐化放任不管就会亡党亡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对腐败问题实行零容忍，—抓到底。只有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监督作用，群策群力，群防群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防止塌方式的腐败侵蚀党的肌体，蛀空社会主义的墙脚。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通病，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很难再上一个台阶突破10000美元大关。由于过度老龄化城市化带来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出现贫富分化严重、贪污腐败高发、金融风险加剧等综合症。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引擎，但同时也出现了先富后富的利益失衡问题，基尼系数的扩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目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既得利益纵横交错，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社会主义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分配好，既要讲求效率又要兼顾公平。政府部门如何做到坚守底线廉洁奉公，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让利于民，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
三是普世价值陷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直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不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特殊国情，极力兜售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试图抢占民主政治的制高点和话语权，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通过推行所谓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战略，妄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西方普世主义思潮具有极大的迷惑性煽动性，容易引发人们的思想混乱和价值观偏离。
上述三大风险与陷阱对中国梦的实现和执政党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挑战，是一场事关民心向背载舟覆舟的大考验。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展过程中，我们党要防范和克服执政风险、跳出周期律，就必须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发展。
二、传递正能量需要协商民主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协商民主实践，主要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展开。伴随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五一”号召，民主人士应者云集，群贤毕至。1949年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是一场空前的民主盛宴，是共和国诞生的重要载体，为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提供了过渡时期共商国是的最佳形式，使他们的民主热情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协商精神得到最为真实的体现。各界人士经过反复的酝酿协商，孕育了国家机构产生的原则、方法和程序，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国名、国体、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标志。可以说，如果没有充分发挥新政协所迸发出来的正能量，新中国就很难这么顺利地诞生，共产党也很难在短期内迅速稳定局势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新政协与国民党所垄断的旧政协截然不同，旧政协不过是蒋家王朝打着民主幌子的纸牌屋。国民党由于处处钳制民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后终为人民所汇聚起来的巨大力量所淹没。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各界人士实行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组织保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作为代行权力机关职能的人民政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人民政协何去何从，其职能如何界定，对此，党内外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毛泽东在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开幕之前召集党内外人士进行了民主座谈，发表了《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就党内外存在的种种困惑坦率地交换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指出，国务院是国家管理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人大并不能囊括所有方面，所以需要通过政协容纳更多人才来共商国是。政协不仅是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而且是一个党派性的协商机关。如果把政协组织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成为二元制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就讲不通了。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详细列举了人民政协的五大任务：一是商讨国际问题，如对外发表宣言捍卫和平；二是商讨候选名单，包括同级人大代表组成名单和同级政协组成人员名单；三是建言献策，负责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老百姓意见和提出合理化建议；四是协调关系，包括协调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之间的关系；五是调研学习，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毛泽东的这番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了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别于人大机关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为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职能留下了宝贵的发展空间。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形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追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实行问政于民、问责于官的方略，打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传统政治思维定式，改变了老百姓对于政治的疏离感，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社会主义民主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通过协商方式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协商民主是我们党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体现，其出发点在于人民群众，落脚点也在于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集思广益的法宝，也是维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l生所在。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处和优势，才能使我们的协商民主真正做到接地气、传播正能量。先协商后决策是新旧民主的主要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周恩来认为，事前协商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重要内涵，“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协商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先民主后集中，先协商后决策。它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更多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实质民主的优点。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我国民主政治实行人大代表与人民政协的双重协商机制，选举和决策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基本形式。我国历史形成的人大和政协组织架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源，发挥着传递社情民意的纽带作用。无论就其组织体系还是程序过程来说，协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都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 首先，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过程，尊重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承认社会的多元利益结构。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中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责无旁贷地拥有与党外人士进行平等沟通、民主决策的义务。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参与政治生活，依法行使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包括选举人大代表和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升社会服务的公信力。
其次，各级人大代表都是通过选举从人民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又没有脱离群众，他们最了解老百姓的真实利益和想法，有利于下情上达，通过人大立法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我国的人大制度与选举制度既继承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与资本主义的普选制度有着本质区别。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不利于提高政治效率，容易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工具，常常议而不决陷入黑金政治的圈套。
再次，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很多民主党派，他们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和执政的共产党构成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关系，这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的政党关系，有利于扭转社会的不正之风，积累与丰富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只有切实发挥协商民主的政治引领作用，让尽可能多的民主人士参与到国家大事和日常管理中来，才能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同舟共济。
三、步入新常态需要协商民主
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上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与之相呼应，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以及治理的现代化也已然成为一种新常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高度重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协商民主既是国家治理必不可少的制度和程序，也是政治文明内在的价值和理念。只有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才能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求得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协商民主逐渐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拓展，顺应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协商民主在我国不仅有深厚的制度性基础，同时有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广泛的实践性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要提高协商民主的实效性，建立协商民主的长效机制，使之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程序和制度，从而能够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同时，要努力扩大协商民主的范围，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领域。协商民主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而且也与普通百姓的民生问题息息相关。一切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公共事务，与群众生活相关的社会问题都是协商讨论的范围。“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协商民主实效性。”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个广泛、多层的制度体系。协商民主要通过人大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多种渠道进行，在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居民自治等方面都要积极开展“民主协商”。这表明，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种基本常态。我国要实现“四个全面”，政治上离不开—个重要抓手，这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设政治文明的需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目标是建设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是一种阳光政治，必须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现权力的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都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巨大优势，发挥民主党派的建言献策作用，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逐步消除我国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障碍。
第二，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途径是依法治国。没有公正合理的立法规范，没有科学严谨的协商程序，协商民主就无从谈起。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协商体制和机制，是避免协商民主变成走过场和玩花样的关键。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制建设，反腐倡廉也离不开法制建设。反腐不是权宜之计和权力斗争，也不是纸牌屋和纸老虎。只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协商职能和监督职能，将反腐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三，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和谐政治。协商民主是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民主党派鱼水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民主专政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根本要求。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具有相互合作的共同基础。而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制度，由于不同党派之间存在激烈的利益之争因而是相互倾轧的。如果协商民主不能有效付诸社会实践，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就会逐渐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人民群众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深切感受到了协商民主对合法权益的维护，对滥用权力的惩处，他们才能增强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协商民主的价值和作用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总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项有序推进的顶层设计，实现协商民主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改进和完善协商民主，提高协商民主的实效性，应该通过制度创新使其真正运转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瓶，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用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的，是真心实意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福祉的。协商就要“真协商”，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而是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真协商，就是人民群众不仅拥有知情听证的权利，而且依法享有质询表决的权利；真协商，就是要多沟通多交流，而不是随意扣帽子抓辫子。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能始终在路上，永远不打烊。
责任编辑 任浩明
关键词：协商民主；周期律；正能量；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D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6-0052-04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协商民主的性质、特点和优势作了重点阐述，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构建程序合理、讲求实效的协商民主体系。2015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了全面规划，成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在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对于跳出周期律、传递正能量、步入新常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跳出周期律需要协商民主
我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探索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国共合作在内的协商民主形式。1923年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提出了“联俄联共”口号，就国民党改组等重大问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坦诚的协商。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高涨。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协商民主的最初萌芽。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为国共结束十年内战携手抗日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与国民党政府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经过长达7个多月的谈判协商，最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9月正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为了解决国家前途问题，毛泽东不畏艰险飞赴重庆谈判，与民主人士广泛交谈、共商国是，促成了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协商民主的实践典范是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三三制”的实质是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型民主制度，就是充分吸纳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到政府组织中来，共产党真正做到从善如流不搞一言堂。比如对待民主人士李鼎铭以及他提出的精兵简政对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三制”这一民主实验不仅有协商民主，而且以此为基础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诸如“豆选”民主等新样式，把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扩展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主政治道路上的创新之举。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这是毛泽东在著作中对民主党派的最早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推行协商民主的坚定态度。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式的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谈话，讲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主新路”的心路历程。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等来延安考察，毛泽东与其进行了一次亲切的窑洞谈话，当谈到对时局的看法时，黄炎培饱经沧桑深有感慨，认为家国大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最终结果难免人亡政息自取其辱。对此，毛泽东显得胸有成竹颇为自信，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一条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子，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官员就不敢腐败；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政府就不敢懈怠，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亡政息。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玩弄的轮流坐庄把戏，而是“人人起来负责”的协商民主政治。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长期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认识到，革命与民主并肩而行，任重而道远。革命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民主的重要推手。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世情，不仅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必须实现民主主义的中国化，让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翻身作主人，让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宏大叙事。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政治上历来重党争轻协商，乃至于唐朝的朋党之争至今为人所诟病，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也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民主之路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探索过程。当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民主协商的时候，就能无往不胜实现共赢；一旦通过无序竞争或者暴力斗争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国无宁日、两败俱伤。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在坚持八年抗战并在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大好形势下，没能跳出周期律陷阱而导致抗战胜利以后的大溃败、大逃亡，就是因为蒋介石独裁政权罔顾人民的和平民主诉求和政治协商原则，一意孤行发动内战，从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历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注意防范和规避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风险和陷阱： 一是权力腐败陷阱。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民主政治的根基十分薄弱，官本位思想特别严重，容易滋生各种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深刻吸取李自成功亏一篑的历史教训，把解放战争的胜利比作进京赶考，告诚共产党人要胜不骄败不馁，自觉防腐拒变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出问题关键在党内，在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习近平提出，反腐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如果对于贪污腐化放任不管就会亡党亡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对腐败问题实行零容忍，—抓到底。只有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监督作用，群策群力，群防群治，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防止塌方式的腐败侵蚀党的肌体，蛀空社会主义的墙脚。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通病，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很难再上一个台阶突破10000美元大关。由于过度老龄化城市化带来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出现贫富分化严重、贪污腐败高发、金融风险加剧等综合症。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引擎，但同时也出现了先富后富的利益失衡问题，基尼系数的扩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目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既得利益纵横交错，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社会主义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分配好，既要讲求效率又要兼顾公平。政府部门如何做到坚守底线廉洁奉公，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让利于民，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
三是普世价值陷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直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不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特殊国情，极力兜售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试图抢占民主政治的制高点和话语权，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通过推行所谓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战略，妄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西方普世主义思潮具有极大的迷惑性煽动性，容易引发人们的思想混乱和价值观偏离。
上述三大风险与陷阱对中国梦的实现和执政党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挑战，是一场事关民心向背载舟覆舟的大考验。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展过程中，我们党要防范和克服执政风险、跳出周期律，就必须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发展。
二、传递正能量需要协商民主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协商民主实践，主要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展开。伴随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五一”号召，民主人士应者云集，群贤毕至。1949年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是一场空前的民主盛宴，是共和国诞生的重要载体，为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提供了过渡时期共商国是的最佳形式，使他们的民主热情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协商精神得到最为真实的体现。各界人士经过反复的酝酿协商，孕育了国家机构产生的原则、方法和程序，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国名、国体、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标志。可以说，如果没有充分发挥新政协所迸发出来的正能量，新中国就很难这么顺利地诞生，共产党也很难在短期内迅速稳定局势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新政协与国民党所垄断的旧政协截然不同，旧政协不过是蒋家王朝打着民主幌子的纸牌屋。国民党由于处处钳制民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后终为人民所汇聚起来的巨大力量所淹没。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各界人士实行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组织保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作为代行权力机关职能的人民政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人民政协何去何从，其职能如何界定，对此，党内外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毛泽东在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开幕之前召集党内外人士进行了民主座谈，发表了《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就党内外存在的种种困惑坦率地交换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指出，国务院是国家管理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人大并不能囊括所有方面，所以需要通过政协容纳更多人才来共商国是。政协不仅是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而且是一个党派性的协商机关。如果把政协组织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成为二元制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就讲不通了。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详细列举了人民政协的五大任务：一是商讨国际问题，如对外发表宣言捍卫和平；二是商讨候选名单，包括同级人大代表组成名单和同级政协组成人员名单；三是建言献策，负责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老百姓意见和提出合理化建议；四是协调关系，包括协调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之间的关系；五是调研学习，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毛泽东的这番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了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别于人大机关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为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职能留下了宝贵的发展空间。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形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追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实行问政于民、问责于官的方略，打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传统政治思维定式，改变了老百姓对于政治的疏离感，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社会主义民主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通过协商方式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协商民主是我们党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体现，其出发点在于人民群众，落脚点也在于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集思广益的法宝，也是维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l生所在。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处和优势，才能使我们的协商民主真正做到接地气、传播正能量。先协商后决策是新旧民主的主要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周恩来认为，事前协商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重要内涵，“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协商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先民主后集中，先协商后决策。它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更多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实质民主的优点。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我国民主政治实行人大代表与人民政协的双重协商机制，选举和决策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基本形式。我国历史形成的人大和政协组织架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源，发挥着传递社情民意的纽带作用。无论就其组织体系还是程序过程来说，协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都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 首先，协商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过程，尊重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承认社会的多元利益结构。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中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责无旁贷地拥有与党外人士进行平等沟通、民主决策的义务。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参与政治生活，依法行使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包括选举人大代表和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升社会服务的公信力。
其次，各级人大代表都是通过选举从人民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又没有脱离群众，他们最了解老百姓的真实利益和想法，有利于下情上达，通过人大立法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我国的人大制度与选举制度既继承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与资本主义的普选制度有着本质区别。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不利于提高政治效率，容易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工具，常常议而不决陷入黑金政治的圈套。
再次，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很多民主党派，他们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和执政的共产党构成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关系，这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的政党关系，有利于扭转社会的不正之风，积累与丰富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只有切实发挥协商民主的政治引领作用，让尽可能多的民主人士参与到国家大事和日常管理中来，才能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同舟共济。
三、步入新常态需要协商民主
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上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与之相呼应，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以及治理的现代化也已然成为一种新常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高度重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协商民主既是国家治理必不可少的制度和程序，也是政治文明内在的价值和理念。只有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才能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求得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协商民主逐渐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拓展，顺应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协商民主在我国不仅有深厚的制度性基础，同时有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广泛的实践性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要提高协商民主的实效性，建立协商民主的长效机制，使之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程序和制度，从而能够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同时，要努力扩大协商民主的范围，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领域。协商民主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而且也与普通百姓的民生问题息息相关。一切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公共事务，与群众生活相关的社会问题都是协商讨论的范围。“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协商民主实效性。”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个广泛、多层的制度体系。协商民主要通过人大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多种渠道进行，在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居民自治等方面都要积极开展“民主协商”。这表明，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种基本常态。我国要实现“四个全面”，政治上离不开—个重要抓手，这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设政治文明的需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目标是建设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是一种阳光政治，必须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现权力的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都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巨大优势，发挥民主党派的建言献策作用，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逐步消除我国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障碍。
第二，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途径是依法治国。没有公正合理的立法规范，没有科学严谨的协商程序，协商民主就无从谈起。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协商体制和机制，是避免协商民主变成走过场和玩花样的关键。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制建设，反腐倡廉也离不开法制建设。反腐不是权宜之计和权力斗争，也不是纸牌屋和纸老虎。只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协商职能和监督职能，将反腐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三，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和谐政治。协商民主是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民主党派鱼水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民主专政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根本要求。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具有相互合作的共同基础。而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制度，由于不同党派之间存在激烈的利益之争因而是相互倾轧的。如果协商民主不能有效付诸社会实践，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就会逐渐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人民群众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深切感受到了协商民主对合法权益的维护，对滥用权力的惩处，他们才能增强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协商民主的价值和作用才能真正彰显出来。
总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项有序推进的顶层设计，实现协商民主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改进和完善协商民主，提高协商民主的实效性，应该通过制度创新使其真正运转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瓶，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用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的，是真心实意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福祉的。协商就要“真协商”，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而是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真协商，就是人民群众不仅拥有知情听证的权利，而且依法享有质询表决的权利；真协商，就是要多沟通多交流，而不是随意扣帽子抓辫子。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能始终在路上，永远不打烊。
责任编辑 任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