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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我国大学出版社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社发展道路，因而它理所当然地成了众多出版产业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出现了一批在出版产业界有一定影响的研究著作，比如肖启明先生的《大学出版精神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和蔡翔先生的《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等，前者从大学出版精神入手系统论述了大学出版文化，后者对大学出版的特征、价值观以及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本人长期在大学出版社工作并曾参与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有关文件的调研、讨论和起草工作，因此对有关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研究的成果格外关注。今天，我欣喜地看到，关于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另一本力作《基于熵理论的出版社经营风险研究——以我国大学出版社为例》（张近乐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读了此书，感到有很多收获。在我看来，与其他的研究著作相比，这部著作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过去对大学出版社的研究多侧重于战略或宏观层面，这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总的来说，出版界对大学出版社微观现实问题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而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该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透过现象看本质。本书恰恰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它把宏观分析视野与微观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研究，独具特色。本书从出版社经营风险这一微观问题入手，借用自然科学中极为重要的熵理论，结合各经营环节的“出版风险熵”和“新转型期”大学出版社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了大学出版社微观的经营风险的防范与规避问题，并由此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大学出版社的经营风险这一问题是微观的，但该文的分析却不局限于这一微观问题，而是借用熵权分析方法，对大学出版社的经营风险评估、经营绩效评价、项目经营风险决策以及经营主体风险防范对策等方面对这个微观问题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提倡。
第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长期以来，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更加注重定性分析，这是必要的，它有助于从质的方面对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肖启明教授、蔡翔教授以及我本人都是人文社会科学背景，分析方法都侧重于定性研究，定量分析不够。因此，对很多问题的分析“用数据说话”就明显感到不足。张近乐教授是学理工出身，本科专业及硕士研究生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因此对数学工具的运用驾轻就熟。作为一个有着理工科背景和出版经历的“复合”者，作者在出版研究界首次将熵理论引入并应用到出版业经营风险研究之中，对熵值及熵权计算公式分别进行了修正和数学证明，扩展了熵值计算公式的数学意义，消减了在熵值接近极值的情况下出现的熵权跳跃现象，使得修正后的公式对于出版业经营风险的评估、经营绩效的评价更为准确；作者提出了“出版风险熵”的概念及其体系构成，并由此而构建了大学出版社经营风险指标体系、经营风险的熵评估模型、大学出版社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基于熵权的经营绩效熵评价模型，结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九项具体评价指标及近年来的实际经营数据，计算出了各类大学出版社的综合经营绩效评价值，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还利用图书盈亏平衡分析法计算出了大学出版社三种主营单产品的成本-收益结果，分析了其经营风险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选题策划的策略；根据“熵权TOPSIS法”（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方法）决策模型，对大学出版社群产品风险项目的多目标决策进行了实证研究。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科学分析方法，这些定量研究没有深厚的数学功底是难以实现的，而没有对大学出版社的深入研究，那些模型和公式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数字游戏，同样无法对大学出版社的经营风险进行科学分析。
第三，理论与应用相结合。马克思一再告诫我们：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理论来自实践，为指导实践服务，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出版研究者要时刻关注出版产业实践的情况，倾听出版实践的呼声，从中发现研究课题，给予理论性的说明和回答。张近乐教授所采用的分析工具——“熵权分析法”属于前沿性理论问题，因此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但作者运用这一理论所分析的对象——大学出版社经营风险，却是极具实践性的问题，在转企改制条件下如何规避企业经营风险这是一个摆在每个大学出版社经营管理者面前的现实紧迫问题。本书构建了由“生产能力”“销售能力”和“盈利能力”构成的大学出版社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基于熵权的经营绩效熵评价模型，本书对大学出版社单产品和群产品两种主要的风险项目决策问题分别进行的分析研究，以及根据计算出的经营风险体系中各指标的风险值，对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风险熵进行了分析，从出版定位、出版资源、数字出版、资本运作、出版国际化等视角提出的大学出版社主体防范与降低经营风险的对策，都是极具操作性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和模型不仅对于大学出版社具有实用性，对于降低所有出版社的经营风险都具有借鉴意义。
正因为本书具有上述突出特点，我非常期待它能在出版社风险管理决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有效降低出版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增强大学出版社的竞争力，成为大学出版社的“二次创业”助推器。
（作者系中国社会报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
由于本人长期在大学出版社工作并曾参与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有关文件的调研、讨论和起草工作，因此对有关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研究的成果格外关注。今天，我欣喜地看到，关于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另一本力作《基于熵理论的出版社经营风险研究——以我国大学出版社为例》（张近乐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读了此书，感到有很多收获。在我看来，与其他的研究著作相比，这部著作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过去对大学出版社的研究多侧重于战略或宏观层面，这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总的来说，出版界对大学出版社微观现实问题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而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该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透过现象看本质。本书恰恰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它把宏观分析视野与微观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研究，独具特色。本书从出版社经营风险这一微观问题入手，借用自然科学中极为重要的熵理论，结合各经营环节的“出版风险熵”和“新转型期”大学出版社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了大学出版社微观的经营风险的防范与规避问题，并由此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大学出版社的经营风险这一问题是微观的，但该文的分析却不局限于这一微观问题，而是借用熵权分析方法，对大学出版社的经营风险评估、经营绩效评价、项目经营风险决策以及经营主体风险防范对策等方面对这个微观问题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提倡。
第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长期以来，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更加注重定性分析，这是必要的，它有助于从质的方面对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肖启明教授、蔡翔教授以及我本人都是人文社会科学背景，分析方法都侧重于定性研究，定量分析不够。因此，对很多问题的分析“用数据说话”就明显感到不足。张近乐教授是学理工出身，本科专业及硕士研究生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因此对数学工具的运用驾轻就熟。作为一个有着理工科背景和出版经历的“复合”者，作者在出版研究界首次将熵理论引入并应用到出版业经营风险研究之中，对熵值及熵权计算公式分别进行了修正和数学证明，扩展了熵值计算公式的数学意义，消减了在熵值接近极值的情况下出现的熵权跳跃现象，使得修正后的公式对于出版业经营风险的评估、经营绩效的评价更为准确；作者提出了“出版风险熵”的概念及其体系构成，并由此而构建了大学出版社经营风险指标体系、经营风险的熵评估模型、大学出版社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基于熵权的经营绩效熵评价模型，结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九项具体评价指标及近年来的实际经营数据，计算出了各类大学出版社的综合经营绩效评价值，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还利用图书盈亏平衡分析法计算出了大学出版社三种主营单产品的成本-收益结果，分析了其经营风险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选题策划的策略；根据“熵权TOPSIS法”（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方法）决策模型，对大学出版社群产品风险项目的多目标决策进行了实证研究。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科学分析方法，这些定量研究没有深厚的数学功底是难以实现的，而没有对大学出版社的深入研究，那些模型和公式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数字游戏，同样无法对大学出版社的经营风险进行科学分析。
第三，理论与应用相结合。马克思一再告诫我们：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理论来自实践，为指导实践服务，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出版研究者要时刻关注出版产业实践的情况，倾听出版实践的呼声，从中发现研究课题，给予理论性的说明和回答。张近乐教授所采用的分析工具——“熵权分析法”属于前沿性理论问题，因此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但作者运用这一理论所分析的对象——大学出版社经营风险，却是极具实践性的问题，在转企改制条件下如何规避企业经营风险这是一个摆在每个大学出版社经营管理者面前的现实紧迫问题。本书构建了由“生产能力”“销售能力”和“盈利能力”构成的大学出版社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基于熵权的经营绩效熵评价模型，本书对大学出版社单产品和群产品两种主要的风险项目决策问题分别进行的分析研究，以及根据计算出的经营风险体系中各指标的风险值，对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风险熵进行了分析，从出版定位、出版资源、数字出版、资本运作、出版国际化等视角提出的大学出版社主体防范与降低经营风险的对策，都是极具操作性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和模型不仅对于大学出版社具有实用性，对于降低所有出版社的经营风险都具有借鉴意义。
正因为本书具有上述突出特点，我非常期待它能在出版社风险管理决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有效降低出版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增强大学出版社的竞争力，成为大学出版社的“二次创业”助推器。
（作者系中国社会报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