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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鼐，1888年12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虎门南栅乡桐园坊。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3年参加江西讨袁“二次革命”。“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担任最高指挥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是“福建事变”主要领导人。解放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他的爱国精神和历史功绩，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政治情操永远为后人敬仰。
淞沪抗战中，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一扫“甲午”以来对外的忍让屈辱，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打响了中国正规军队抵抗日军的第一枪
1932年日军在上海不断挑衅。1月6日，蒋光鼐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中旬，日军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通过驻华军唆使日侨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还在闸北区制造5名日僧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殴打冲突事件，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紧张。日军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同时，日舰队集沪示威，日陆战队登岸布防，各地日侨撤退等。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十九路军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准备。1月23日，蒋光鼐抱病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的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必要的应变措施，会上群情激愤，一致表示保卫上海，矢志不渝。蔡廷锴、戴戟等高级将领作了动员和部署。会议结束时，蒋光鼐作了简短讲话：“日人图占上海的情形，极其严重，大家想都清楚，蔡军长戴司令更为愤恨，曾同我研究应敌决死、保国守土的计划。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从前汉朝时代的李广射石没羽，就是全凭一副独到的精神，因为把石头错认成老虎，必须把老虎射死，自己才会生存，所以虽是射不穿的石头，也会被他射穿，所谓诚之所至，金石为开。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这种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二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希望大家回去以此激励士兵。还有，我们可想想在江西的情况，我们看共军环境那样的坏，交通给养那样困难。但共军能避重就轻，应付自如。我们现在环境那么好，交通又方便，而且还有人民的协助，大家只要一心一德，有死无二，也学一学避重就轻的战法，何往而不可，可以说没有丝毫顾虑的了。”
当晚7时，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一道密令，具体布置了应变措施，并不顾军政部的告诫，明确命令：“我军以守卫国土恪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军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月2日，日本领事借口一僧人被殴致死，向中方提出向日方道歉、赔款、惩凶及取缔抗日团体的最后通牒，并且要求中国驻军撤离租界20公里以外。面对日方的蛮横态度，上海民众和驻军官兵都十分气愤，但政府当局竟然完全接受。鉴于情况日益严重，老上司陈铭枢约蒋光鼐到南京面谈。26日下午4时15分，蒋光鼐复电明确表态说：“万一外侮来侵，弟必站在前线，以尽军人天职，此时实无来京必要。”
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3次来急电，命令：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冲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28日，上海所有爱国团体被封。下午，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进攻。驻防闸北的七十八师张君篙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激愤，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一营兵力。鉴于这一情况，蔡廷锴军长请示蒋光鼐总指挥，他们断然改变了上峰的命令，以接防兵力不足为由，决定推迟交防！就在当夜，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尽管中国政府步步退让，但日本军队仍悍然向我闸北驻军发动进攻，而我闸北守军则依照密令，奋起抵抗。十九路军一扫“甲午”以来对外的忍让屈辱，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打响了中国正规军队抵抗日军的第一枪。
战斗打响后，蒋光鼐与蔡廷锴、戴戟等讨论和决定了作战方案，电令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推进。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当夜，他们3人从龙华步行前往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
29日天刚亮，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低飞到1000米以下狂轰滥炸，地面部队则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冲破闸北防线。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4小时占领上海”。但在十九路军士兵英勇抗击之下，日军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未得逞的日军在美、英、法等国的调停下，于29日晚提出了停火要求。蒋光鼐等虽知此乃敌人缓兵之计，但十九路军也要加强部署，遂将计就计，一面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一面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六十一师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十九路军抵抗的枪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慰劳和赞扬的函电如雪片似地飞来，赞扬他们“为世界求公理，为弱小求生存，丹心碧血，壮烈可歌”。东北沦陷后流落关内的民众在电文中说：“贵部捍御外侮，杀敌致果，为民族争光荣，为山河壮气色，挽国运于颠危，苏人心之槁死，精忠益世，溥海同欽”，“誓死愿作后盾，歼此蛮贼”。表示了东北同胞对十九路军的敬佩和抗战的决心。在上海，各行各业纷纷组织义勇军，其中包括上海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退职军人义勇军、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土木业义勇军、邮工义勇军、市商会童子军团、南京中央大学义铁血军团、复旦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义勇军等。他们有的作为救护队、随军服务队、也有的直接投人了战斗。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战事刚刚开始就呼吁各界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在炮声隆隆中对十九路军官兵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
在国民党内，以刚刚下台的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李宗仁、程潜、张发奎、陈友仁等11人，在战事爆发的第二天就联合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日人横暴至此，军民愤激。誓死抵抗。昨夜至今，战事剧烈。我军士气百倍，连获胜利。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同人在沪见闻至切，公决应请中央即令近畿各军，抽调劲旅来沪应援，并极力设法接济十九路军军实饷糈。”留粤中央委员唐绍仪、邓泽如、肖佛成、陈济裳、伍朝枢、邹鲁、白崇禧等26人致电十九路军将士：“贵部痛暴日之无理压迫，奋力抗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人格，迭听捷音，致深钦佩。务望激励将士，坚持到底，同人等誓当竭诚接济，为公等后盾，并请转达各袍泽，共鉴微枕。”同一天，汇款40万元接济十九路军。
30日，日军调集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海军陆战队5000人抵沪。援军一到，日寇就置自己停火要求于不顾，于31日晚再度发起进攻。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次将日军击退。当晚日军舰艇炮击南京。2月2日，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使全国为之震动。为此，蒋光鼐暨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再次向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洞胸断手，万众一心，牺牲至最后一弹一卒”，“以纯洁之心血，贡于党国，献于全民”。他继续指挥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
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与东北军的不战而退形成鲜明对比。十九路军几天来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发了中国军队抗日的决心和士气。第三路军韩复榘部、第四路军何键部、第九路军鲁涤平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一集团军陈济棠部、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黄埔军校革命同志会以及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等均发表通电，声援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连在南昌的30多名“剿共”将领也由朱绍良领衔致电蒋介石，请缨御侮。
2月4日，盐泽再发动进攻，战火漫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战斗。十九路军在包围歼灭敌进攻江湾的一个联队后，即乘胜反攻，激战9小时，完全粉碎了日军的这次进攻。此时尽管日军增兵已达一万多人，但我军防线仍巍然不动。口出狂言的盐泽少将被免职回国。
连遭失败的日军两次易帅增兵，但还是没有挽回失败的惨局；蒋光鼐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压力下，抗战步履维艰，使淞沪抗战错失良机
2月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乘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接替盐泽指挥作战，兵力增至两万五千余人。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十分详细的作战计划：死守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犄角之势；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如、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出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以图歼灭之。
当天，这一兵力部署即下达部队。日方鉴于闸北方向毫无进展，野村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2月10日，蒋光鼐向政府报告战况：“敌连日以机群、大炮轰吴淞、房屋、炮台、树林等，毁扫已尽，无所凭依。闸北一带，焚炸殆尽，敌屡以铁甲车群分路来攻，我军虽死守阵地，唯有肉搏相持。十日以来伤亡逾千，甚属困难，吴淞尤危。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
然而，蒋光鼐的决心受到当局的百般阻挠。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通令，指责十九路军违命抵抗，不从军令。对十九路军军械始终不发一枪一弹，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使用，一些部队只好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御敌。战争中，日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十九路军，不与南京中央政府以及其军队为敌。”
何应钦还在十九路军和日军战斗的枪炮声严令各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通令各部：“十九路军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于是就发生了一桩桩怪事。十九路军接防前，吴淞要塞司令听任日舰自由出入，当日军进攻要塞时便临阵脱逃；海军则在开战之后，仍然供应日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向中国海军进攻，以维友谊。”
何应钦一面热衷于和谈，一面催促十九路军撤退。10日，他电令蒋光鼐：“我军为避免敌兵舰大炮及防敌利用租界起见，选定抵抗之本阵地，除现在杨家行、大场、真如、虹桥之线外，则以湻河及嘉定、南翔之线为宜。”
实际就是命令十九路军撤退。第二天，蒋光鼐回电拒绝撤退：“蒸午电悉，吴淞炮台被毁，敌之海陆空军全力攻我，明知死守终必毁陷，但骤然撤退，示弱于人，与敌便利，殊属非计。仍拟以一部坚守吴淞、闸北，余配备于胡家庄、大场、真如、虹桥之线，控制预备队于南翔，敌来与一决……”
但何应钦坚持撤退主张，再次下达后撤的训令。面对这一纸命令，蒋光鼐十分为难。正当他进退维谷之际，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交通部长的陈铭枢发来电报：“近日颇有人发表议论，不忍本军牺牲，无以为继，亟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
12日，陈再次来电，重申原地抵抗的主张：“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当局所动为要”。陈铭枢的态度坚定了蒋光鼐不顾军政部命令，继续抗战的决心。鉴于日军久攻闸北、吴淞不下，他料定敌军必然会将主力从蕴藻浜方向突击，造成决战态势。这时尽管何应钦当晚还打来电报，让他去租界参加谈判，但他仍然当机立断，把总指挥部移至南翔，展开兵力准备决战。13日清晨，果然不出所料，野村向十九路军发起了新的总攻。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想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蔡廷锴军长亲临督战，出击敌之侧背，迫使其主力向纪家桥方向溃退。一切恰如所料，成败在此一举，蒋光鼐下令當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
正当前方将士磨刀擦枪，枕戈待命之时，蒋光鼐接到了何应钦、陈铭枢、罗文干的联名来电：“介公（指蒋介石）刻到浦镇，召弟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乘此收手，避免再战为主。”并指令“从速进行”关于停战的谈判。电文犹如冷水灌顶，但他仍委婉回电陈情：“指示各条，谨遵办理，但敌方狡诈百出，未审能达到否？谨复。” 蒋光鼐力图维护出击方案。但电报刚刚发出，就收到了何、陈来电：“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不能达到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之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
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连主战的老上司陈铭枢也反对出击了。蒋光鼐无可奈何，长叹一声，收回出击令。前方将士则在鲜血横流的雪地上，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计划中最有利的决战时机错过了，从而也失去了在敌增兵前全歼残敌的良机。几十年后，每当提起此事，蒋光鼐仍不免感概万千，仰天长叹：“我带兵几十年，大小战役无数，从无败绩，至多打成平手。与日寇一战，知其伎俩不过如此。可惜啊，这是被自己绑住了手脚的战斗！”当晚7时许，在何应钦再三来电催促下，蒋光鼐前往英租界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
深夜。他着便装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黄晚霞说：“现在形势严峻，日军还要增兵，战火还要扩大。有些眷属已经疏散了，但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
黄晚霞深明事理，继续参加到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伤病员的工作。
2月14日，连遭失败的日军再次易帅增兵。陆军中将植田谦吉率部抵沪，接替野村指挥，兵力增至三万余人。当天下午，蒋光鼐回到南翔总指挥部，向何应钦等发电报告：“综合各方确报，敌到沪陆军及陆战队共三万人，我虽欲求和，而日寇决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
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南京政府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2月16日，张治中军长从南京乘车来到南翔，第五军全部到达。张治中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一种大可忧虑的情形，十九路軍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有党内反对派的人在上海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这对蒋（介石）的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蒋（介石）二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说：‘很好’。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合成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
15日，军政部命令：“着第五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
此时，蒋光鼐决定实行分区作战，夜11时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一部为右翼军，占领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一部为左翼军，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各部务于17日拂晓布防完毕。
蒋光鼐想到几天前，当局以全盘计划未定为由不准出击，而痛失良机，然而时至今日，政府的全盘计划仍然无着，这使他不得不连连发电敦促上峰。16日深夜，他给陈铭枢去电说：“希望政府有整个计划，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则始终无济于事也。”在给参谋总长朱培德、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又说：“日方和谈毫无诚意，职等积极备战外，恳请钧座早定全盘计划，盼切！”
17日，蒋光鼐奉命再次到谈判桌上议和，日方的蛮横态度使他十分气愤，不愿再与之周旋。他给何应钦、陈铭枢发电说：“对和谈事，请政府派人参加谈判，商定后自当遵从。但敌狡诈”，“一面谈判，仍望不忘作全盘之备战”。
18日，植田向蔡廷锴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若干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蔡廷锴气愤地把通牒呈交蒋光鼐。蒋光鼐面对这一通牒，怒不可遏，立即命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
蒋介石要停战妥协 受到蒋光鼐的电话顶撞
十九路军孤军奋战的顽强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上海街头出现了十九路军抗日火柴、光鼐牌香烟；蒋兆和在火线上为蒋光鼐、蔡廷锴所画的油画肖像，被大量印刷、到处张贴，高举在游行声援的群众手上。
2月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继以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一路进击张华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蒋光鼐一面指挥部队抗击，一面以十九路军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份内事，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受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绝不得逞。惟愿全国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活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则本军之牺牲为不虚，伏尸流血之战士，必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这种拼死抵抗的决心，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吧！”
蒋光鼐当即顶撞说：“卫国保土乃是军人天职。强敌压境，怎能不奋起自卫？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
在十九路军的抗击下，江湾、庙行两处争夺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
日军的企图是突破庙行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歼灭第五军于杨家行、吴淞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21日，日军在植田的亲自指挥下，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向江湾、庙行两处重点冲击。延至22日黎明，敌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经多次组织对敌冲锋，敌不支溃退。中国军队俘敌营长一名、士兵数百人，缴获步机枪数百枝，江湾阵地始终确保。
庙行方面，敌从21日起，向竹围墩间的麦家宅阵地进攻，发炮数千发，飞机轰炸终日不停。中国守军奋力抗御，正危急时，得到第六十一师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并给敌以重创。以后一连几天，日军继续用飞机大炮向守军阵地轰击。到22日，敌向庙行前线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和独立旅古鼎华团等新接防地猛攻，古团几乎支持不住，经六十一师一二一旅以预备队全部赶到增援，两部会合，拼命死守。七十八师一五五旅生力军又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敌猛攻，经反复冲杀，至晚又会同一二二旅五团向侵入小场庙之敌反攻，最后展开肉搏，阵地终于收复，至此，植田精心布置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彻底破产。 在蒋光鼐的统一指挥下，十九路军与后来参战的第五军将士们同仇敌忾，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连续的失败使日军威信扫地，国内舆论哗然。日本政府决定三易主帅，并再次增兵，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而中国方面，连续作战已将近一个月，十九路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五军伤亡亦达3000人。士兵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由于从1931年10月以来中央一直欠发军饷，使十九路军装备严重不足。
刚刚开战时，从南方来到上海的十九路军士兵都只穿单衣。当《申报》刊出“前方将士无衣御寒”的消息，各地就发起赶制征衣活动，5天内收到捐助全新棉衣3万余套，棉被2000余条。各界民众慷慨解囊，现金、食品、药物等源源不断送达十九路军。其时，上海各界民众都把淞沪抗战作为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看待，人人关心战事发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以说，十九路军在战争期间的衣食供给，军饷开支，军械补给全部是民众捐助。蒋光鼐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言中曾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馈，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和民众的态度相反，当十九路军向军政部领取军饷时，他们居然说十九路军得到海内外同胞的捐献应当交公，军饷应从未交公捐款中扣除。在援兵問题上，军政部的态度和军饷一样，虽然蒋光鼐曾多次要求增兵，却始终没有结果。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国民党内人士的愤怒，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当面斥责蒋介石说：“若不赶快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害国殃民！”
陈友仁、于右任也提意见，要蒋介石爱护军心民心，下抗战决心。
但是当局依然置若罔闻。
2月16日，蒋光鼐致电陈铭枢：“大战在即，兵贵万全。”“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
23日，又致电何应钦：“敌伤亡虽大，而援兵不断，我方似应统筹应付，速派有力部队增援，以免孤军久战为叩。”
为了求援，他还专门派出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面请增兵。但所有这些急切的求援呼声都如泥牛入海，所有预想中的增援部队都没能参战。上官云相部除两营参加了修筑二线工事外，不知何故一团调到南京，两团调到镇江；戴岳旅虽然已到达杭州，却被鲁涤平滞留，不准开赴上海。而这时日方白川所率两师已陆续到达。蒋光鼐十分明白，这蜿蜒百余里的防线，仅以这久战的4万之师抗敌7万余众，其结果不言而喻。
29日，日军第四任指挥官白川到达上海，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我方兵力不得不全部投人正面战线。3月1日清晨，日军3万余人趁浏河守军已调正面增援，兵力单薄之机，强行登陆，至浏河沦于敌手，直接威胁我军侧背。下午，中央阵线也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法应付登陆之敌。下午4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我军退路之势。蒋光鼐仍令部队拼死抵抗，希望上官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得以维护，然而上官云相师却始终按兵不动。至晚8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立即拟定了周密的退守第二防线的具体撤退计划，召集蔡、张二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张军长沉痛至极，一言不发；蔡军长则怒目圆瞪，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司令捶胸顿足，把坐椅踢翻，悲痛欲绝。当晚11时，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当夜，前线各部队在夜色朦胧中，分别按指定路线和目标向常熟、昆山、青阳港之线转移。撤退时偃旗息鼓、无声无响；人马不乱、秩序井然。便全军顺利完成后撤。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
3月7日，蒋光鼐奉命到南京述职。蒋介石脸色阴沉，不再露出往日对他的笑容。他严词指责蒋光鼐不服从指挥，大讲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对他的咆哮，蒋光鼐十分冷静，始终沉默以对。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5月28日，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4万群众到会，群情悲壮，挽联如林。念及几个月来所思所感，蒋光鼐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这副挽联，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慨和抗日将军的壮烈情怀。字字泣血，掷地有声。
没过几天，他接到军委会密令，着令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剿”红军。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携同家人悄然离沪赴港，不久就回到了他的家乡虎门，离开了蒋介石的军界政坛。
淞沪抗战中，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一扫“甲午”以来对外的忍让屈辱，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打响了中国正规军队抵抗日军的第一枪
1932年日军在上海不断挑衅。1月6日，蒋光鼐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中旬，日军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通过驻华军唆使日侨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还在闸北区制造5名日僧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殴打冲突事件，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紧张。日军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同时，日舰队集沪示威，日陆战队登岸布防，各地日侨撤退等。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十九路军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准备。1月23日，蒋光鼐抱病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的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必要的应变措施，会上群情激愤，一致表示保卫上海，矢志不渝。蔡廷锴、戴戟等高级将领作了动员和部署。会议结束时，蒋光鼐作了简短讲话：“日人图占上海的情形，极其严重，大家想都清楚，蔡军长戴司令更为愤恨，曾同我研究应敌决死、保国守土的计划。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从前汉朝时代的李广射石没羽，就是全凭一副独到的精神，因为把石头错认成老虎，必须把老虎射死，自己才会生存，所以虽是射不穿的石头，也会被他射穿，所谓诚之所至，金石为开。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这种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二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希望大家回去以此激励士兵。还有，我们可想想在江西的情况，我们看共军环境那样的坏，交通给养那样困难。但共军能避重就轻，应付自如。我们现在环境那么好，交通又方便，而且还有人民的协助，大家只要一心一德，有死无二，也学一学避重就轻的战法，何往而不可，可以说没有丝毫顾虑的了。”
当晚7时，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一道密令，具体布置了应变措施，并不顾军政部的告诫，明确命令：“我军以守卫国土恪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军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月2日，日本领事借口一僧人被殴致死，向中方提出向日方道歉、赔款、惩凶及取缔抗日团体的最后通牒，并且要求中国驻军撤离租界20公里以外。面对日方的蛮横态度，上海民众和驻军官兵都十分气愤，但政府当局竟然完全接受。鉴于情况日益严重，老上司陈铭枢约蒋光鼐到南京面谈。26日下午4时15分，蒋光鼐复电明确表态说：“万一外侮来侵，弟必站在前线，以尽军人天职，此时实无来京必要。”
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3次来急电，命令：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冲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28日，上海所有爱国团体被封。下午，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进攻。驻防闸北的七十八师张君篙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激愤，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一营兵力。鉴于这一情况，蔡廷锴军长请示蒋光鼐总指挥，他们断然改变了上峰的命令，以接防兵力不足为由，决定推迟交防！就在当夜，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尽管中国政府步步退让，但日本军队仍悍然向我闸北驻军发动进攻，而我闸北守军则依照密令，奋起抵抗。十九路军一扫“甲午”以来对外的忍让屈辱，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打响了中国正规军队抵抗日军的第一枪。
战斗打响后，蒋光鼐与蔡廷锴、戴戟等讨论和决定了作战方案，电令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推进。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当夜，他们3人从龙华步行前往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
29日天刚亮，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低飞到1000米以下狂轰滥炸，地面部队则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冲破闸北防线。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4小时占领上海”。但在十九路军士兵英勇抗击之下，日军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未得逞的日军在美、英、法等国的调停下，于29日晚提出了停火要求。蒋光鼐等虽知此乃敌人缓兵之计，但十九路军也要加强部署，遂将计就计，一面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一面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六十一师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十九路军抵抗的枪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慰劳和赞扬的函电如雪片似地飞来，赞扬他们“为世界求公理，为弱小求生存，丹心碧血，壮烈可歌”。东北沦陷后流落关内的民众在电文中说：“贵部捍御外侮，杀敌致果，为民族争光荣，为山河壮气色，挽国运于颠危，苏人心之槁死，精忠益世，溥海同欽”，“誓死愿作后盾，歼此蛮贼”。表示了东北同胞对十九路军的敬佩和抗战的决心。在上海，各行各业纷纷组织义勇军，其中包括上海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退职军人义勇军、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土木业义勇军、邮工义勇军、市商会童子军团、南京中央大学义铁血军团、复旦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义勇军等。他们有的作为救护队、随军服务队、也有的直接投人了战斗。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战事刚刚开始就呼吁各界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在炮声隆隆中对十九路军官兵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
在国民党内，以刚刚下台的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李宗仁、程潜、张发奎、陈友仁等11人，在战事爆发的第二天就联合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日人横暴至此，军民愤激。誓死抵抗。昨夜至今，战事剧烈。我军士气百倍，连获胜利。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同人在沪见闻至切，公决应请中央即令近畿各军，抽调劲旅来沪应援，并极力设法接济十九路军军实饷糈。”留粤中央委员唐绍仪、邓泽如、肖佛成、陈济裳、伍朝枢、邹鲁、白崇禧等26人致电十九路军将士：“贵部痛暴日之无理压迫，奋力抗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人格，迭听捷音，致深钦佩。务望激励将士，坚持到底，同人等誓当竭诚接济，为公等后盾，并请转达各袍泽，共鉴微枕。”同一天，汇款40万元接济十九路军。
30日，日军调集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海军陆战队5000人抵沪。援军一到，日寇就置自己停火要求于不顾，于31日晚再度发起进攻。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次将日军击退。当晚日军舰艇炮击南京。2月2日，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使全国为之震动。为此，蒋光鼐暨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再次向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洞胸断手，万众一心，牺牲至最后一弹一卒”，“以纯洁之心血，贡于党国，献于全民”。他继续指挥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
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与东北军的不战而退形成鲜明对比。十九路军几天来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发了中国军队抗日的决心和士气。第三路军韩复榘部、第四路军何键部、第九路军鲁涤平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一集团军陈济棠部、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黄埔军校革命同志会以及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等均发表通电，声援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连在南昌的30多名“剿共”将领也由朱绍良领衔致电蒋介石，请缨御侮。
2月4日，盐泽再发动进攻，战火漫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战斗。十九路军在包围歼灭敌进攻江湾的一个联队后，即乘胜反攻，激战9小时，完全粉碎了日军的这次进攻。此时尽管日军增兵已达一万多人，但我军防线仍巍然不动。口出狂言的盐泽少将被免职回国。
连遭失败的日军两次易帅增兵，但还是没有挽回失败的惨局；蒋光鼐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压力下，抗战步履维艰，使淞沪抗战错失良机
2月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乘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接替盐泽指挥作战，兵力增至两万五千余人。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十分详细的作战计划：死守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犄角之势；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如、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出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以图歼灭之。
当天，这一兵力部署即下达部队。日方鉴于闸北方向毫无进展，野村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2月10日，蒋光鼐向政府报告战况：“敌连日以机群、大炮轰吴淞、房屋、炮台、树林等，毁扫已尽，无所凭依。闸北一带，焚炸殆尽，敌屡以铁甲车群分路来攻，我军虽死守阵地，唯有肉搏相持。十日以来伤亡逾千，甚属困难，吴淞尤危。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
然而，蒋光鼐的决心受到当局的百般阻挠。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通令，指责十九路军违命抵抗，不从军令。对十九路军军械始终不发一枪一弹，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使用，一些部队只好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御敌。战争中，日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十九路军，不与南京中央政府以及其军队为敌。”
何应钦还在十九路军和日军战斗的枪炮声严令各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通令各部：“十九路军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于是就发生了一桩桩怪事。十九路军接防前，吴淞要塞司令听任日舰自由出入，当日军进攻要塞时便临阵脱逃；海军则在开战之后，仍然供应日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向中国海军进攻，以维友谊。”
何应钦一面热衷于和谈，一面催促十九路军撤退。10日，他电令蒋光鼐：“我军为避免敌兵舰大炮及防敌利用租界起见，选定抵抗之本阵地，除现在杨家行、大场、真如、虹桥之线外，则以湻河及嘉定、南翔之线为宜。”
实际就是命令十九路军撤退。第二天，蒋光鼐回电拒绝撤退：“蒸午电悉，吴淞炮台被毁，敌之海陆空军全力攻我，明知死守终必毁陷，但骤然撤退，示弱于人，与敌便利，殊属非计。仍拟以一部坚守吴淞、闸北，余配备于胡家庄、大场、真如、虹桥之线，控制预备队于南翔，敌来与一决……”
但何应钦坚持撤退主张，再次下达后撤的训令。面对这一纸命令，蒋光鼐十分为难。正当他进退维谷之际，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交通部长的陈铭枢发来电报：“近日颇有人发表议论，不忍本军牺牲，无以为继，亟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
12日，陈再次来电，重申原地抵抗的主张：“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当局所动为要”。陈铭枢的态度坚定了蒋光鼐不顾军政部命令，继续抗战的决心。鉴于日军久攻闸北、吴淞不下，他料定敌军必然会将主力从蕴藻浜方向突击，造成决战态势。这时尽管何应钦当晚还打来电报，让他去租界参加谈判，但他仍然当机立断，把总指挥部移至南翔，展开兵力准备决战。13日清晨，果然不出所料，野村向十九路军发起了新的总攻。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想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蔡廷锴军长亲临督战，出击敌之侧背，迫使其主力向纪家桥方向溃退。一切恰如所料，成败在此一举，蒋光鼐下令當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
正当前方将士磨刀擦枪，枕戈待命之时，蒋光鼐接到了何应钦、陈铭枢、罗文干的联名来电：“介公（指蒋介石）刻到浦镇，召弟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乘此收手，避免再战为主。”并指令“从速进行”关于停战的谈判。电文犹如冷水灌顶，但他仍委婉回电陈情：“指示各条，谨遵办理，但敌方狡诈百出，未审能达到否？谨复。” 蒋光鼐力图维护出击方案。但电报刚刚发出，就收到了何、陈来电：“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不能达到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之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
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连主战的老上司陈铭枢也反对出击了。蒋光鼐无可奈何，长叹一声，收回出击令。前方将士则在鲜血横流的雪地上，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计划中最有利的决战时机错过了，从而也失去了在敌增兵前全歼残敌的良机。几十年后，每当提起此事，蒋光鼐仍不免感概万千，仰天长叹：“我带兵几十年，大小战役无数，从无败绩，至多打成平手。与日寇一战，知其伎俩不过如此。可惜啊，这是被自己绑住了手脚的战斗！”当晚7时许，在何应钦再三来电催促下，蒋光鼐前往英租界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
深夜。他着便装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黄晚霞说：“现在形势严峻，日军还要增兵，战火还要扩大。有些眷属已经疏散了，但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
黄晚霞深明事理，继续参加到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伤病员的工作。
2月14日，连遭失败的日军再次易帅增兵。陆军中将植田谦吉率部抵沪，接替野村指挥，兵力增至三万余人。当天下午，蒋光鼐回到南翔总指挥部，向何应钦等发电报告：“综合各方确报，敌到沪陆军及陆战队共三万人，我虽欲求和，而日寇决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
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南京政府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2月16日，张治中军长从南京乘车来到南翔，第五军全部到达。张治中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一种大可忧虑的情形，十九路軍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有党内反对派的人在上海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这对蒋（介石）的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蒋（介石）二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说：‘很好’。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合成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
15日，军政部命令：“着第五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
此时，蒋光鼐决定实行分区作战，夜11时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一部为右翼军，占领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一部为左翼军，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各部务于17日拂晓布防完毕。
蒋光鼐想到几天前，当局以全盘计划未定为由不准出击，而痛失良机，然而时至今日，政府的全盘计划仍然无着，这使他不得不连连发电敦促上峰。16日深夜，他给陈铭枢去电说：“希望政府有整个计划，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则始终无济于事也。”在给参谋总长朱培德、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又说：“日方和谈毫无诚意，职等积极备战外，恳请钧座早定全盘计划，盼切！”
17日，蒋光鼐奉命再次到谈判桌上议和，日方的蛮横态度使他十分气愤，不愿再与之周旋。他给何应钦、陈铭枢发电说：“对和谈事，请政府派人参加谈判，商定后自当遵从。但敌狡诈”，“一面谈判，仍望不忘作全盘之备战”。
18日，植田向蔡廷锴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若干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蔡廷锴气愤地把通牒呈交蒋光鼐。蒋光鼐面对这一通牒，怒不可遏，立即命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
蒋介石要停战妥协 受到蒋光鼐的电话顶撞
十九路军孤军奋战的顽强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上海街头出现了十九路军抗日火柴、光鼐牌香烟；蒋兆和在火线上为蒋光鼐、蔡廷锴所画的油画肖像，被大量印刷、到处张贴，高举在游行声援的群众手上。
2月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继以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一路进击张华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蒋光鼐一面指挥部队抗击，一面以十九路军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份内事，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受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绝不得逞。惟愿全国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活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则本军之牺牲为不虚，伏尸流血之战士，必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这种拼死抵抗的决心，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吧！”
蒋光鼐当即顶撞说：“卫国保土乃是军人天职。强敌压境，怎能不奋起自卫？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
在十九路军的抗击下，江湾、庙行两处争夺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
日军的企图是突破庙行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歼灭第五军于杨家行、吴淞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21日，日军在植田的亲自指挥下，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向江湾、庙行两处重点冲击。延至22日黎明，敌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经多次组织对敌冲锋，敌不支溃退。中国军队俘敌营长一名、士兵数百人，缴获步机枪数百枝，江湾阵地始终确保。
庙行方面，敌从21日起，向竹围墩间的麦家宅阵地进攻，发炮数千发，飞机轰炸终日不停。中国守军奋力抗御，正危急时，得到第六十一师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并给敌以重创。以后一连几天，日军继续用飞机大炮向守军阵地轰击。到22日，敌向庙行前线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和独立旅古鼎华团等新接防地猛攻，古团几乎支持不住，经六十一师一二一旅以预备队全部赶到增援，两部会合，拼命死守。七十八师一五五旅生力军又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敌猛攻，经反复冲杀，至晚又会同一二二旅五团向侵入小场庙之敌反攻，最后展开肉搏，阵地终于收复，至此，植田精心布置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彻底破产。 在蒋光鼐的统一指挥下，十九路军与后来参战的第五军将士们同仇敌忾，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连续的失败使日军威信扫地，国内舆论哗然。日本政府决定三易主帅，并再次增兵，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而中国方面，连续作战已将近一个月，十九路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五军伤亡亦达3000人。士兵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由于从1931年10月以来中央一直欠发军饷，使十九路军装备严重不足。
刚刚开战时，从南方来到上海的十九路军士兵都只穿单衣。当《申报》刊出“前方将士无衣御寒”的消息，各地就发起赶制征衣活动，5天内收到捐助全新棉衣3万余套，棉被2000余条。各界民众慷慨解囊，现金、食品、药物等源源不断送达十九路军。其时，上海各界民众都把淞沪抗战作为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看待，人人关心战事发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以说，十九路军在战争期间的衣食供给，军饷开支，军械补给全部是民众捐助。蒋光鼐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言中曾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馈，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和民众的态度相反，当十九路军向军政部领取军饷时，他们居然说十九路军得到海内外同胞的捐献应当交公，军饷应从未交公捐款中扣除。在援兵問题上，军政部的态度和军饷一样，虽然蒋光鼐曾多次要求增兵，却始终没有结果。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国民党内人士的愤怒，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当面斥责蒋介石说：“若不赶快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害国殃民！”
陈友仁、于右任也提意见，要蒋介石爱护军心民心，下抗战决心。
但是当局依然置若罔闻。
2月16日，蒋光鼐致电陈铭枢：“大战在即，兵贵万全。”“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
23日，又致电何应钦：“敌伤亡虽大，而援兵不断，我方似应统筹应付，速派有力部队增援，以免孤军久战为叩。”
为了求援，他还专门派出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面请增兵。但所有这些急切的求援呼声都如泥牛入海，所有预想中的增援部队都没能参战。上官云相部除两营参加了修筑二线工事外，不知何故一团调到南京，两团调到镇江；戴岳旅虽然已到达杭州，却被鲁涤平滞留，不准开赴上海。而这时日方白川所率两师已陆续到达。蒋光鼐十分明白，这蜿蜒百余里的防线，仅以这久战的4万之师抗敌7万余众，其结果不言而喻。
29日，日军第四任指挥官白川到达上海，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我方兵力不得不全部投人正面战线。3月1日清晨，日军3万余人趁浏河守军已调正面增援，兵力单薄之机，强行登陆，至浏河沦于敌手，直接威胁我军侧背。下午，中央阵线也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法应付登陆之敌。下午4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我军退路之势。蒋光鼐仍令部队拼死抵抗，希望上官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得以维护，然而上官云相师却始终按兵不动。至晚8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立即拟定了周密的退守第二防线的具体撤退计划，召集蔡、张二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张军长沉痛至极，一言不发；蔡军长则怒目圆瞪，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司令捶胸顿足，把坐椅踢翻，悲痛欲绝。当晚11时，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当夜，前线各部队在夜色朦胧中，分别按指定路线和目标向常熟、昆山、青阳港之线转移。撤退时偃旗息鼓、无声无响；人马不乱、秩序井然。便全军顺利完成后撤。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
3月7日，蒋光鼐奉命到南京述职。蒋介石脸色阴沉，不再露出往日对他的笑容。他严词指责蒋光鼐不服从指挥，大讲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对他的咆哮，蒋光鼐十分冷静，始终沉默以对。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5月28日，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4万群众到会，群情悲壮，挽联如林。念及几个月来所思所感，蒋光鼐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这副挽联，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慨和抗日将军的壮烈情怀。字字泣血，掷地有声。
没过几天，他接到军委会密令，着令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剿”红军。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携同家人悄然离沪赴港，不久就回到了他的家乡虎门，离开了蒋介石的军界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