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约法》是民初政治起点，是中国在排除了帝制，排除了君主立宪体制后的第一份共和制宪法。这部宪法还不是那么严密，也不是那么详尽，但其三权分立、人民至上的原则，无疑获得了充分体现。这个约法成为民国宪政原点。
　　民初政治始于何时，是民国前半段政治冲突中一个重要母题。所谓“法统”之争，所谓“护法”“护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争正统、合法性。
　　 按照清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国政治改革即便不会一帆风顺，但总会走到彼岸，实现宪政，重构国家。然而，一切善良期待都因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而改变。
　　接管国家权力的摄政王载沣、隆裕皇后叔嫂组合，没有足够权威把握局势：兵财大权，摈弃汉人，悉授亲贵;溥伦、载涛，童儿戏，分掌陆海军;载泽贪狠，管领度支。
　　满汉间权益冲突，达到清帝国建立以来最高点，终于在皇族内阁发布不久，引发保路运动，进而激起湖北新军首举义旗。

革命之目的

　　 武昌起义主导者以推翻清廷为诉求，但他们的声望、资历，都不足以出面担纲。经一夜激战，全城光复，党人齐集咨议局商组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并电请黄兴、宋教仁从速来鄂。
　　 黄兴自当年春天黄花岗起义失败，心灰意懒，极度失望。想不到几个月后，否极泰来，革命终于因清廷的失误而等来了机会。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风云激发，人心益愤”，这让黄兴格外亢奋。
　　 宋教仁这几年在上海参与《民立报》笔政。作为职业政治家，他对国内政局有清醒认知。保路运动发生后，宋教仁迅即意识到长江中下游的意义，与同志筹组同盟会中部总部，委派谭人凤、居正秘密潜往武汉策动。
　　 据《辛亥札记》，谭人凤一行至九江，“知武昌已被我军占领”，于是星夜兼程赶至武昌，与黎元洪及革命党人会面，达成紧密合作的共识，期待还在香港、上海的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尽快来鄂，共襄盛举。
　　 10月28日，“黄兴到”，武昌前线的将士军心大振，士气高涨。同行的宋教仁，通晓各国政治。下车伊始，即明白表达：“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宪国家。当宪法未成之先，虽有政府，不过临时应急设施。而临时政府不可无法令以资遵守，此种法令，法、美先进国家皆曾经过，大抵名之曰‘临时约法’。今革命军初兴，诸事草创，一般人士率亟亟以战事为务，无暇注意及此。一旦临时政府成立，仓卒莫就，必感困难。余不敏，日来闲居无事，草成约法草案若干条，拟邀同志之有法律知识者数人，枉过寓所共相讨论。”
　　

共和共识

　　 在宋教仁到来前，汤化龙已开始考虑怎样构建一个宪政的国家。
　　 汤化龙原任湖北咨议局议长，是国会请愿运动组织者之一。他对摄政王接班后政治逆转非常不满，极端失望。
　　 按照体制内改良主义者的看法，清廷自皇族内阁出台，确实是十年来政治改革逆转。但是，不论袁世凯，还是黎元洪，他们都没有想到终结清朝政治架构，另起炉灶，因为前十年关于中国未来政治道路的争论已很多，比较让人大致认同的看法，就是君主立宪体制。
　　 但汤化龙并不这样想。在汤化龙等立宪党人看来，历史给满洲人留下了足够时间，但满洲人辜负了历史，现在湖北新军首举义旗，扭转了倒转的车轮，中国不应也不可能继续拥抱君宪，共和已成为中国的唯一选择。
　　 军政府成立，黎元洪出任都督，消息传出，汉口各国领事纷纷请谒，希望通过正面接触了解新政府内外政策。黎元洪此时还没有完整的执政方略，因而一再以“地方湫隘，秩序未整，婉言辞拒弗见”。
　　 10月13日，法国领事来谒，军政府循例辞谢。法领谓：“地方狭隘，秩序未整，胥未足为革命病。各国革命谁非起自仓卒，如吾法国革命，旗帜不备，至有以女人衣裙代之者，至今且传为美谈。吾辈此来，盖钦都督之为人，欲瞻风采耳。立谈数语，于愿已达，他非所望也。”这样的理由无法再拒，黎元洪寒暄数语，法领欣然而去。
　　 继而美领亦至，适汤化龙在，遂与黎元洪一起会见。美领问：“贵军此次起义革命，吾辈极所钦佩，惟满清政府所负各国外债，贵军政府对之将如何？”汤化龙答：“自本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以前一切外债军政府皆继承之，此后设有新发生债务，概不负责。”
　　 美领再问：“贵国此次革命，关系种族问题自不待言，于政体上有无影响？”黎、汤同答：“此次革命当然连带政治问题。”又问：“拟采何种政体？”汤化龙毫不迟疑，曰共和。据《辛壬闻见录》，美领对此回答极表满意。
　　 汤化龙这个回答并非随机应变，而是对清廷的绝望。在其内心深处，对共和似乎有了一定构想。汤化龙曾以进士身份留学日本两年，习法政，在宋教仁抵达前，在繁忙事务之余，仍与同僚一起拟定了《都政府组织条例》，继而，“正日夜究心以制约法为一大事”。
　　 宋教仁到来，使约法制定迅即成为现实。经数日奋笔疾书，宋教仁草拟约法若干条，并邀约具有法律知识者数人进行讨论。汇总各方面记录，汤化龙、胡瑞霖、陈登山、黄中垲等均有不同程度参与，据《辛壬闻见录》，“宋出其稿授余等传观，时在座者大抵皆有职务，无暇细心研究，相与赞赏而已。”此即后来发布的《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辛壬闻见录》说各位没有时间细心讨论，可能只是囿于作者黄中垲的见闻，而据《汤化龙行状》，“四方豪杰才智之士集武昌者，如黄兴克强、宋教仁遁初，见（汤化龙）皆交相爱重，而（汤）先生与遁初语此事尤投合，遂除室馆之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约法者。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这个说法更接近于事实。
　　

君宪已成往事

　　汤化龙以“共和”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基本原则，这与宋教仁那些年的思考大致吻合，甚至可以说，是那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认识，其根源主要在于清廷不改革，“伪改革”。 　　 宋教仁和所有革命者一样，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具有革命狂热，而是清廷主导的改革太令人失望。反过来说，一旦清廷踏上变革之路，宋教仁以及其他许多革命者，也愿意放弃暴力抗争，回归主流，参与变革。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宋教仁完成《间岛问题》写作后，并没有用来批判清政府卖国、误国，没有以此论证革命的理由。
　　 相反，宋教仁想方设法将这部作品密送清政府，期待官方用他的研究，通过外交渠道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甚至还可以说，宋教仁也期望以此作为见面礼，参与国内已开始的政治变革。
　　 对宋教仁《间岛问题》，驻日公使李家驹、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等，都格外重视。据马文义《宋教仁与间岛问题》，袁世凯、外务部电令驻日公使安排宋教仁回国。公使馆将此意通知宋教仁，宋表示：“我系通缉有案之人，焉能回国？”“公使馆据以告袁，袁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官职。”
　　 “宋乃就商于孙（中山）、黄（克强）及同盟会诸同志，得孙同意。宋方拟成行，忽收到由民报馆转来两信，封面书‘宋京卿启’，或‘宋京堂启’，信中大意云：‘你既然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讯。’宋阅后痛哭流涕，遂决计不回国。”
　　由此可见，在宋教仁意念中，革命、改良，并非势若水火不共戴天，当改良没有发生时，宋教仁积极参与革命;当改良发生了，而且朝廷认真去做了，就应放弃革命，参与改良。
　　 宋教仁没有借《间岛问题》顺利回国，没有像刘师培夫妇那样退出革命，参与正在进行的改良。这个并非期待的结局成全了宋教仁的英名。
　　 没有回国介入政治变革的宋教仁，在此后几年研究各国宪法，研究中国未来所应采取的体制。对于清廷主导的预备立宪，宋教仁认为在根本点上不对。其《钦定宪法问题》指出：
　　朝廷编定宪法，皆模拟日本之钦定主义，以为日本皇统万世一家，天下最有利安全之宪法，莫日本若也。虽然，近日日本亦有幸德秋水等，谋以炸弹危其皇室，则又何以称焉？甚矣，日货之不中用也。
　　 宋教仁不认为中国国情与日本相仿，更不认为中国宪政应追随日本，中国可以参考日本，但决不能完全照抄日本宪法。这个预言没过多久就得到了验证。皇族内阁的出现，不仅让国人大跌眼镜，而且引发激烈的政治抗争。宋教仁《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强调，这一系列反常，主要因为中国人根本不知宪政为何物：夫立宪之根本，孰有大于宪法者？立宪之精神，孰有大于立法机关之作用与责任政府之组织者？天下岂有虚悬一宪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责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又岂有立法机关之作用与政府之组织不合宪法政治之原则，而犹谓之立宪者乎？
　　 宋教仁的结论是：“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认为君主立宪已成过去，未来的宪政中国，要排除君主专制：“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
　　 基于此，宋教仁将为新生政权起草一个“非君主”宪法，已没有任何疑问。
　　 经过半个月讨论、修改，11月14日，鄂军都督府总监察处公布《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共七章六十条。
　　 《鄂州约法》以人民为本位，人民享有现代宪政国家所拥有的全部权利。
　　 至于国家的权力机关，约法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宪政原则。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续举时得连任，但连任一次为限;总督代表政府总揽政务，统率军队，任命文武职员;政务委员依都督之任命执行政务;议会由人民于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享有一般宪政国家议会同等权力;法司以都督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宣告，不得免职。
　　 《鄂州约法》是民初政治起点，是中国在排除了帝制，排除了君主立宪体制后的第一份共和制宪法。这部宪法还不是那么严密，也不是那么详尽，但是其三权分立、人民至上的原则，无疑获得了充分体现。这个约法成为民国宪政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