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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企业面临新的机遇：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
汇丰中国3月24日发布的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部门增长降至11月来最低。3月初值的读数为49.2，低于2月终值50.7，也低于市场预期的50.7。数据显示，内需动力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山大。
4月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3月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3月中国制造业PMI为50.1%，非制造业PMI为53.7%，经济下行压力不改。3月1日起央行再次下调基准利率，3月30日，出台下调二套房贷首付比例和二手房免征营业税由5年改为2年等措施将刺激商品房销售政策。
然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看来，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当前我国经济减速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但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新的增长点正在培育中。速度略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等新的经济特征正在凸显。” 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仍然广阔。
2014年的几组数据也印证了李伟的判断：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首次实现了三产比重超过二产的经济格局;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到51.2%，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个百分点，增长动能开始从倚重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中国城乡收入比13年来首次降到3倍以下;GDP能耗下降4.8%，超出预期0.9个百分点，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过预期1%。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生产率去年比前年提高了7%，说明经济质量和结构正在改善。
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增长“大逻辑”下，中国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新图景？今后几年将涌现哪些新的增长点？经过了近13个季度PPI连续为负的“增长中的不景气”之后，中国经济是否下行“见底”了？在未来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里企业将面对哪些投资机会？就“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财经》记者采访了李伟主任。
经济“换挡不失势”
《财经》：目前媒介对新常态的诠释观点纷呈，你怎么解释“新常态”，对中国经济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伟：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特征。
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
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并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在追赶的道路上，不乏“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沟沟坎坎。
《财经》：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追赶进程的后发优势是否已经“失势”？
李伟：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等等。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
《财经》：如何理解新常态下，后发优势衍生的新内涵？
李伟：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将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
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型增长阶段的转变。
《财经》：政府工作报告确定2015年GDP增长率为7%左右，低于去年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背后意味着怎样的经济逻辑和考量？
李伟：GDP增速目标7%左右背后的逻辑，是基于对经济增长现实的清醒考量，是为优化发展环境腾出时间和空间，是兼顾了发展需要一定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必须爬坡过坎，也是既考虑了提供充分就业，也顾及十八大确定的经济翻番目标。
同时，7%的目标也兼顾了发展与改革，中央认识到今年经济比去年还要严峻，因而寄望通过系列改革提供增长新动能。
经济在新常态下提质增效才是核心问题。从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最低经济增速的角度来考察，在不考虑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GDP上调的情况下，今年经济增长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财经》：最近有一种倾向，换挡就是不讲速度，不唯GDP至上就是不要GDP了。一些地方在年度经济发展计划中下调了今年GDP增长预期指标，把淡化GDP变成了弱化GDP，个别地方甚至干脆取消了GDP增长的预期指标。
李伟：那种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生产总值已不再重要，是对新常态的一种误解。新常态下仍必须使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增长，换挡不失速。这种速度是有别于以往传统增长方式，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是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的速度。也就是说，新常态的核心要求不是GDP增长达到某个具体数字，而是实现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换。
因此，单纯追求过高的速度并不合适，但速度过低以后，就业问题，许多社会矛盾就会凸显出来。所以保持7%左右的目标，有助于解决就业，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来推进结构调整，来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设想。经济增长目标从7.5%降至7%，是一个完全主动降速的过程，在整体经济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速不再是惟一的绩效指标，但也不是单纯的将经济增速慢下来，而是在用降速来实现有质量的增长，也就是经济换挡不失速、调整不失势。
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
《财经》：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经济高增长时期被掩盖的风险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也就搞不下去了。
李伟：是这样。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已积累了不少风险。比如，制造业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面临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会引发产业更替、企业劣汰、员工转岗。在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企业互联互保等方面都会潜伏着不少风险，“高杠杆、泡沫化”，最终都会向财政金融领域聚积。
同时，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发展初期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放缓甚至中断。这些都是新常态下必须面对、且需要妥善处理的风险和挑战。
《财经》：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具体需要防范和化解哪些风险？
李伟：首先需要研究应对的是财政风险。经济增速下降时，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幅度更大。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财政收入总体放缓是大势所趋。加之医疗、养老支出将持续增加，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调整带来土地收入大幅缩减等因素，都会加剧财政压力，甚至引发局部风险。2015年，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调整带来的土地收入缩减，地方债务偿还相对集中，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以及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等，都会加剧财政压力，特别是地方基层财政压力。
其次是金融风险。包括防范地方金融机构风险，以及政府债务的化解。此外，要重视企业效益下降、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以及互保联保问题。这些均需开展针对性的决策咨询研究。
再次是房地产市场风险。房地产市场总体下行趋势仍将继续，去库存任务依然艰巨，市场分化趋势加剧。同时，一些房地产企业扩张过快、市场销售不畅、融资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违约、资金链断裂等经营风险明显上升。如何防范风险、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亟待良策。
当然，也要警惕就业风险。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是经济结构调整，部分传统过剩产业面临淘汰和转产，不少职工难免失业或转岗，因技能短期不适应新岗位、新业态需求，摩擦性失业会有所增加;二是由于与产业升级、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大学生就业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此外，由于二代农民工就业形态和报酬要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有的土地对就业波动的缓冲作用明显降低。
《财经》：你曾经多次阐述在新常态阶段，相当一部分企业可能进入的不是“秋天”而是“初冬”，为什么？
李伟：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和盈利水平均难现太大的起色，虽然有一部分企业能抓住机遇，但相当一部分企业要有经受更严峻考验的准备，相当一部分企业要进入“初冬”，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个别国企会进入经营困境。从去年12月国资委公布的营业收入报告来看总体营收尚属不错，但央企的二级、三级以下的子企业亏损面达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45%，今年恐怕有些数字还会上升。其次，一些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扩张的民营企业可能会出现更大风险，很可能出现资金链绷紧等风险。
而小微企业面临劳动力和融资等成本不断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得出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达12%-20%，中小、小微企业今后生存环境可能会雪上加霜。中小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刚性上升。近年来，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职工工资普遍增长较快，年增长速度超过10%。同时，结构性缺工突出，熟练技工和技术研发人员严重缺乏，人才流失等因素，也在无形中推高了用工成本。再有，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更本性缓解。
面对“寒冬”，中国企业要把握改革、开放和创新三大机遇。面对企业大而不强，传统制造业比重过大等传统矛盾，企业家应该更加关注全球技术革命的进展，抓住机遇实现新飞跃。2015年“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深入，都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新增长点不断涌现
《财经》：你认为目前中国有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李伟：仔细观察，目前有不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不断涌现。比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重点实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展开和落实等，因此，企业在应对经济下行挑战的同时，如果把握住经济增长转换大背景下的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和创新红利，就能抓住新的盈利机会。 眼下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国际市场对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了，但我国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也将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
《财经》：澳大利亚东亚论坛近期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悄然发生“创新革命”》，文章认为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提到中国企业在新模式的创新，创新对生产力的影响才是一场革命。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创新如何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李伟：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换挡与调整，但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我认为，培育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在于创新。除了要进行产品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外，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
全球正在孕育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将是经济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
在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前列，甚至走在创新最前沿。应统筹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在这些新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财经》：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规划》，包括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新兴产业、生物能源、节能环保等。促进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推动创新？
李伟：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在新的技术领域，如增材制造、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的前列，甚至走在创新的最前沿。
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有利于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助于扩大既有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引导生产更好适应消费。
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新一轮技术革命既要充分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在创新过程中，也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绝不能闭门造车，而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创新成果，扩大合作创新的内涵和形式。第五，要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财经》：很多企业抱怨，中国创新的土壤贫瘠，影响了企业家的创新意愿。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全民创业，草根创业潮，如何培育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
李伟：2014年，伴随着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活了微观经济活力。全民创业，草根创业潮，这是中国经济调结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鼓励创业就要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因而政府继续简政放权，是政府改革重点。
正像树木生长离不开阳光雨露一样，创新也需要适宜的生态环境。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首先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四者之间的关系。
其次要完善国家创新政策体系，把国家有限的政策和资金资源，集中用到决定长远发展前景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域，贯通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发、研发成果产业化、创新价值实现之间的链条，让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汇丰中国3月24日发布的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部门增长降至11月来最低。3月初值的读数为49.2，低于2月终值50.7，也低于市场预期的50.7。数据显示，内需动力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山大。
4月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3月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3月中国制造业PMI为50.1%，非制造业PMI为53.7%，经济下行压力不改。3月1日起央行再次下调基准利率，3月30日，出台下调二套房贷首付比例和二手房免征营业税由5年改为2年等措施将刺激商品房销售政策。
然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看来，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当前我国经济减速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但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新的增长点正在培育中。速度略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等新的经济特征正在凸显。” 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仍然广阔。
2014年的几组数据也印证了李伟的判断：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首次实现了三产比重超过二产的经济格局;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到51.2%，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个百分点，增长动能开始从倚重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中国城乡收入比13年来首次降到3倍以下;GDP能耗下降4.8%，超出预期0.9个百分点，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过预期1%。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生产率去年比前年提高了7%，说明经济质量和结构正在改善。
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增长“大逻辑”下，中国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新图景？今后几年将涌现哪些新的增长点？经过了近13个季度PPI连续为负的“增长中的不景气”之后，中国经济是否下行“见底”了？在未来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里企业将面对哪些投资机会？就“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财经》记者采访了李伟主任。
经济“换挡不失势”
《财经》：目前媒介对新常态的诠释观点纷呈，你怎么解释“新常态”，对中国经济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伟：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特征。
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
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并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在追赶的道路上，不乏“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沟沟坎坎。
《财经》：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追赶进程的后发优势是否已经“失势”？
李伟：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等等。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
《财经》：如何理解新常态下，后发优势衍生的新内涵？
李伟：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将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
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型增长阶段的转变。
《财经》：政府工作报告确定2015年GDP增长率为7%左右，低于去年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背后意味着怎样的经济逻辑和考量？
李伟：GDP增速目标7%左右背后的逻辑，是基于对经济增长现实的清醒考量，是为优化发展环境腾出时间和空间，是兼顾了发展需要一定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必须爬坡过坎，也是既考虑了提供充分就业，也顾及十八大确定的经济翻番目标。
同时，7%的目标也兼顾了发展与改革，中央认识到今年经济比去年还要严峻，因而寄望通过系列改革提供增长新动能。
经济在新常态下提质增效才是核心问题。从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最低经济增速的角度来考察，在不考虑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GDP上调的情况下，今年经济增长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财经》：最近有一种倾向，换挡就是不讲速度，不唯GDP至上就是不要GDP了。一些地方在年度经济发展计划中下调了今年GDP增长预期指标，把淡化GDP变成了弱化GDP，个别地方甚至干脆取消了GDP增长的预期指标。
李伟：那种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生产总值已不再重要，是对新常态的一种误解。新常态下仍必须使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增长，换挡不失速。这种速度是有别于以往传统增长方式，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是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的速度。也就是说，新常态的核心要求不是GDP增长达到某个具体数字，而是实现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换。
因此，单纯追求过高的速度并不合适，但速度过低以后，就业问题，许多社会矛盾就会凸显出来。所以保持7%左右的目标，有助于解决就业，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来推进结构调整，来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设想。经济增长目标从7.5%降至7%，是一个完全主动降速的过程，在整体经济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速不再是惟一的绩效指标，但也不是单纯的将经济增速慢下来，而是在用降速来实现有质量的增长，也就是经济换挡不失速、调整不失势。
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
《财经》：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经济高增长时期被掩盖的风险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也就搞不下去了。
李伟：是这样。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已积累了不少风险。比如，制造业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面临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会引发产业更替、企业劣汰、员工转岗。在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企业互联互保等方面都会潜伏着不少风险，“高杠杆、泡沫化”，最终都会向财政金融领域聚积。
同时，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发展初期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放缓甚至中断。这些都是新常态下必须面对、且需要妥善处理的风险和挑战。
《财经》：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具体需要防范和化解哪些风险？
李伟：首先需要研究应对的是财政风险。经济增速下降时，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幅度更大。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财政收入总体放缓是大势所趋。加之医疗、养老支出将持续增加，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调整带来土地收入大幅缩减等因素，都会加剧财政压力，甚至引发局部风险。2015年，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调整带来的土地收入缩减，地方债务偿还相对集中，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以及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等，都会加剧财政压力，特别是地方基层财政压力。
其次是金融风险。包括防范地方金融机构风险，以及政府债务的化解。此外，要重视企业效益下降、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以及互保联保问题。这些均需开展针对性的决策咨询研究。
再次是房地产市场风险。房地产市场总体下行趋势仍将继续，去库存任务依然艰巨，市场分化趋势加剧。同时，一些房地产企业扩张过快、市场销售不畅、融资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违约、资金链断裂等经营风险明显上升。如何防范风险、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亟待良策。
当然，也要警惕就业风险。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是经济结构调整，部分传统过剩产业面临淘汰和转产，不少职工难免失业或转岗，因技能短期不适应新岗位、新业态需求，摩擦性失业会有所增加;二是由于与产业升级、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大学生就业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此外，由于二代农民工就业形态和报酬要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有的土地对就业波动的缓冲作用明显降低。
《财经》：你曾经多次阐述在新常态阶段，相当一部分企业可能进入的不是“秋天”而是“初冬”，为什么？
李伟：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和盈利水平均难现太大的起色，虽然有一部分企业能抓住机遇，但相当一部分企业要有经受更严峻考验的准备，相当一部分企业要进入“初冬”，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个别国企会进入经营困境。从去年12月国资委公布的营业收入报告来看总体营收尚属不错，但央企的二级、三级以下的子企业亏损面达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45%，今年恐怕有些数字还会上升。其次，一些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扩张的民营企业可能会出现更大风险，很可能出现资金链绷紧等风险。
而小微企业面临劳动力和融资等成本不断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得出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达12%-20%，中小、小微企业今后生存环境可能会雪上加霜。中小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刚性上升。近年来，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职工工资普遍增长较快，年增长速度超过10%。同时，结构性缺工突出，熟练技工和技术研发人员严重缺乏，人才流失等因素，也在无形中推高了用工成本。再有，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更本性缓解。
面对“寒冬”，中国企业要把握改革、开放和创新三大机遇。面对企业大而不强，传统制造业比重过大等传统矛盾，企业家应该更加关注全球技术革命的进展，抓住机遇实现新飞跃。2015年“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深入，都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新增长点不断涌现
《财经》：你认为目前中国有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李伟：仔细观察，目前有不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不断涌现。比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重点实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展开和落实等，因此，企业在应对经济下行挑战的同时，如果把握住经济增长转换大背景下的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和创新红利，就能抓住新的盈利机会。 眼下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国际市场对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了，但我国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也将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
《财经》：澳大利亚东亚论坛近期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悄然发生“创新革命”》，文章认为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提到中国企业在新模式的创新，创新对生产力的影响才是一场革命。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机会的中心。创新如何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李伟：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换挡与调整，但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我认为，培育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在于创新。除了要进行产品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外，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
全球正在孕育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将是经济全球化一次新的大洗牌。
在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前列，甚至走在创新最前沿。应统筹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在这些新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财经》：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规划》，包括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新兴产业、生物能源、节能环保等。促进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推动创新？
李伟：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在新的技术领域，如增材制造、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的前列，甚至走在创新的最前沿。
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有利于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助于扩大既有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引导生产更好适应消费。
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新一轮技术革命既要充分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在创新过程中，也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绝不能闭门造车，而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创新成果，扩大合作创新的内涵和形式。第五，要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财经》：很多企业抱怨，中国创新的土壤贫瘠，影响了企业家的创新意愿。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全民创业，草根创业潮，如何培育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
李伟：2014年，伴随着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活了微观经济活力。全民创业，草根创业潮，这是中国经济调结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鼓励创业就要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因而政府继续简政放权，是政府改革重点。
正像树木生长离不开阳光雨露一样，创新也需要适宜的生态环境。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首先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四者之间的关系。
其次要完善国家创新政策体系，把国家有限的政策和资金资源，集中用到决定长远发展前景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域，贯通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发、研发成果产业化、创新价值实现之间的链条，让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