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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网络综艺节目在互联网上兴起。本文从共情传播视角对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第七季进行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法从场景共情、身份共情和圈层互动的共情传播对受众的情感路径进行解读，试图探究受众与节目由物及我、由我及物和情感与认知驱动下互动式共情的情感链接，以期为网络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奇葩说》;共情;受众;圈层
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百态呈现为景象的堆积，一切生活的景象事物都转化为有价值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和消费。《奇葩说》第七季作为社会景象的缩影，每一集的播出都能引起受众的热议。《奇葩说》第七季凭借推陈出新、改良节目特色、拓宽节目受众等策略成为网络综艺节目成功的典型。《奇葩说》节目突破了纯娱乐的关键一步，通过导师、选手们的情感流露，将观众带入他們的情感世界，形成全新表达的模式，取得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向社会传递正面积极心态，与受众进行良性的情感互动。
众多研究者将共情分为“情绪感染”“观点采择”与“共情关注”三个阶段[1]。根据这三个阶段，本文以共情传播为主要视角，以内容分析法从节目的场景共情、身份共情和圈层互动的共情传播对受众进行共情路径研究，建构受众与节目由物及我、由我及物和情感和认知驱动下互动式共情的情感链接，以便为网络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共情与《奇葩说》第七季节目的融合
共情（empathy）或“同理心”“移情”最初是由心理学家霍夫曼（Martin Hoffman）提出的，有两种定义：一种是认知觉知，即本人认知到他人的思想、感受等内心状态;二是本人对他人替代的情感体验，并且当个人能够感受到他人痛苦的时候，这个过程无疑是选择的结果[1]。共情具有由我及物和由物及我的心理现象，这是一种无意识地对他者设身处地和将心比心[2]的心理。在共情的情境中，社会中的个人通过理解对方和感同身受，通过共情的桥梁，使“我”变成“我们”，是个体融入集体的良好方式。
《奇葩说》第七季作为寻找最会说话的人的说话类节目，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辩论方式说服受众。这个“情”就是用感情打动观众的心，使受众进入辩手的情景之中，达到情感共鸣和形成良性互动，把手中的一票投给他们认可的队伍。受众通过移动设备的屏幕观看节目，实际上是受众通过观察对象从个体的经验和记忆由内而外的投射行为[3]。当通过小小的屏幕观看节目时，受众在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允许下满足自己的心理欲望，经过投射行为在节目中寻找自我情感认同。辩手和导师以情感为基础，通过精彩的辩论内容引发受众的情感共振，最后达到认知和认同，在社交平台上以圈层的方式实现情感的二次传播，从而掀起相关话题的社会热潮，传播社会正能量。
二、《奇葩说》第七季节目的共情传播
（一）以场景打造的情感在场
场景具有空间环境，涵盖了在空间里的行为和心理因素。人们生活的场景包含了个人的生活经验，具有惯性倾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出现了“空间信息流”，即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产生或者汇聚与某一特定空间有关的所有信息[4]。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现实空间的界限，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固有模式。网络传播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新型的媒介地理”促使地理边界模糊化，跨越时间和空间。因此，在一个生活态度日趋多元的社会中，观众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起聚集在“空间信息流”中对职场场景、爱情场景和家庭场景进行多维的解读，在接触与自己生活经验或处世观念具有差异的内容时，就会调动认知框架，以便做出进一步的情感反应。
首先，节目选题场景贴近生活是受众体验虚拟现场感的基础。《奇葩说》的特点之一就是辩题不仅代表性强、指向性高，而且还原了真实的生活场景。辩题与现实生活紧密契合，辩手对辩题的不同解读，实际上也是场景在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不断解析与重构，告知观众不同纬度的生活方式。辩手精准的分析和独特的视角唤醒了人们大脑中情景的感知和信息，观众通过虚拟的自我出席节目现场，达到自我情感的调动和共鸣[3]。《奇葩说》第七季通过“虚拟现场”的体验，将真实的场景通过屏幕再现，对受众关注的社会热点进行剖析，以精准个性化的内容场景打造满足受众的内在需求，从而进行场景和用户的深度匹配。
其次，在《奇葩说》中，大部分的辩题都是关于工作、家庭、情感等的特定场景。在“下班后该不该回工作信息”的辩题中，辩手们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特定场景，唤起人们的情景关联，以人们日常生活的工作场景为蓝本进行观点阐述，从而使受众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进行情感的在场体验。节目通过辩手短、精、准的语言功底和夸大化、戏剧化的表演方式冲击着受众的视听体验，使受众脑海中浮现特定场景。通过虚拟的在场感进行情感共振之后，受众进入辩手的内心世界，从而形成认知认同。最后，观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达到场景的情感共鸣。
（二） 以身份认同的突显代入
罗伯特·费肖尔（Robert Vischer）指出：“那些形式像是在自己运动，而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在它们的形象里运动。”[5]我们在观看大多数影视作品时，很容易将自我的情感带入电视剧的角色，从而产生情绪共鸣。以身份认同而产生的观点采择能与他人当时的情景感同身受[1]。因此，共情是本体与他者情感共享的桥梁，具有与他者情感的普遍联系，同时，具有自然身份和社会身份的认同感，构建了社会关联性，凸显了当代人的代入感。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拥有社会属性，可以融入社会并被社会群体接纳和融合，努力通过他者的认同和确认而消解自我身份的确实感。
在个体熟悉的身份认同过程中，个体在心理和情感的卷入情况下，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从而获得意料之外的认知体验。节目通过扩展信息服务的内容并适度地引导受众进行自我认知的革新，会使受众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加强身份认同的情感链接，从而形成情感共鸣。在辩论“男性是否要当全职爸爸”“真爱面前是否要把狗送走”“是否告诉孩子家里不富裕”等题目时，节目组邀请了相关身份的夫妻/情侣、亲子和与宠物有关的人群作为观众，辩题不仅社会代表性很高，而且也是与大家息息相关的，为节目的共情传播奠定了基础。观众以及网友围绕着这些辩题讨论，很快就形成了身份认同。 大众媒介的景象是生活的快速反映，同时，也对生活造成影响。在《奇葩说》第七季的节目中，受众在熟悉的虚拟场景中发生认知转变，从已有的生活体验中发现了生活的不同纬度，从而产生情感和认知的碰撞，唤醒情感共鸣。节目的成功之处在于具有各行各业身份的小人物的努力奋斗经历冲击着受众的心灵空间，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节目刚开始观众就有自己的立场，选手通过深度剖析辩题内涵，以独特的观点和视角展现人间社会的真实面貌，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打动人们的内心情感，让受众原有的立场产生变化，原有的“自我”得到延伸和变化，实现了自我与他者的情感传播。
（三）以圈层互动的共情扩散
在社会化媒体兴起后，以关系为纽带产生的“关系信息流”和以时间为线索组织的“时间信息流”模式也日渐普及[4]。日常化的场景和共同话题在具有相似的身份认同的受众中具有内在关联度，是共情传播的重要渠道。个体通过兴趣愛好、身份背景等元素的相似程度而形成的趣缘群体成为“关系信息流”的主要部分。这些趣缘群体通过内容的二次创造和圈层的内部强化，建构个体的情绪和群体归属感。在《奇葩说》节目中，移动屏幕就是镜像的延伸，观众通过小小的屏幕观看节目里面的他者，辩手打动人心的辩论内容、引人深思的思考唤醒了观众的情感，激发观众的共鸣。
《奇葩说》从2014年播出至今，已培养出固定的粉丝群体，粉丝群体通过聚类效应产生情感共鸣。人们从节目中窥探到他者的生活经历，感受共同的情感状态，并形成情感共鸣和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使得争议性话题在圈层内进行病毒式传播，从而快速塑造共情的传播格局。例如，《奇葩说》第七季“下班后该不该回工作信息”的辩题在微博引起热烈讨论，登上了微博热搜，产生了4.7亿的阅读量，并且具有4.5万讨论次数。席瑞发表的观点“公司买不下我整个人生”更是产生了1065.3万的阅读量，共有5143讨论次数。在微博评论中，网友们表示：“待命是最消耗和折磨的状态，太真实了”，“论点真的达到心上”，“每一次辩论，都能说到我的心里去”。这些评论和讨论通过微博社交平台进行二次的共情传播，社交媒体的受众既是节目和话题的参与者，也是话题的发起者，更是生活里的亲身经历者，这些讨论体现了受众心理的情感诉求，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和投射。这些受众从自我的生活中感受认知共情，达到情感升华，并在圈层的互动中实现了受众的自我表达、自我肯定和身份认同，从而冲破圈层隔阂，圈层交叉式的情感渗透成为宏观共情情感的基础。节目通过圈层的自我强化、外部突破和交叉式情感传播方式形成正确积极的价值导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社会的情感诉求和负面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和消解，并建立理性思考的圈层体系，及时疏解社会矛盾，形成圈层的情感共同体。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不同人群之间的偏见和误解等社会隔阂可以在共情的桥梁下得到消除。《奇葩说》节目的成功反映了受众的社会情感和心理诉求。节目以人们的心理诉求为基础，利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元素、多元价值的独特观点和社会情感的共情使受众的心理情感得到宣泄，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建构大众日常生活景象的消费图景。
大众媒介呈现的是生活百态的镜像，个体通过镜子窥探自我以便确认自我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在泛娱乐的消费社会中，《奇葩说》第七季突破综艺节目纯娱乐的桎梏，颠覆固有思想和传统理念，通过场景共情、身份共情和圈层互动共情唤醒了当代受众个体的自我满足和对他者生活图景的共鸣。节目通过客观、理性和幽默的表达方式，为当下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想象和追求的空间，进而引发了他们情感的唤醒和共情。在互联网传播下，个人的传播价值得到放大和延伸，经围观而引起的共情激发人们的关注、讨论和分享，成为服务社会、缓解人们不良情绪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05）：59-76.
[2]亚瑟·乔位米卡利.共情力： 你压力大是因为没有共情能力[M].耿沫，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3]但汉松：作为物的“墙纸”：论《黄色墙纸》中的“世纪末”视觉经验和审美共情[J].外国文学，2019 （06）：122-123.
[4]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03）：20-27.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 《奇葩说》;共情;受众;圈层
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百态呈现为景象的堆积，一切生活的景象事物都转化为有价值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和消费。《奇葩说》第七季作为社会景象的缩影，每一集的播出都能引起受众的热议。《奇葩说》第七季凭借推陈出新、改良节目特色、拓宽节目受众等策略成为网络综艺节目成功的典型。《奇葩说》节目突破了纯娱乐的关键一步，通过导师、选手们的情感流露，将观众带入他們的情感世界，形成全新表达的模式，取得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向社会传递正面积极心态，与受众进行良性的情感互动。
众多研究者将共情分为“情绪感染”“观点采择”与“共情关注”三个阶段[1]。根据这三个阶段，本文以共情传播为主要视角，以内容分析法从节目的场景共情、身份共情和圈层互动的共情传播对受众进行共情路径研究，建构受众与节目由物及我、由我及物和情感和认知驱动下互动式共情的情感链接，以便为网络综艺节目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共情与《奇葩说》第七季节目的融合
共情（empathy）或“同理心”“移情”最初是由心理学家霍夫曼（Martin Hoffman）提出的，有两种定义：一种是认知觉知，即本人认知到他人的思想、感受等内心状态;二是本人对他人替代的情感体验，并且当个人能够感受到他人痛苦的时候，这个过程无疑是选择的结果[1]。共情具有由我及物和由物及我的心理现象，这是一种无意识地对他者设身处地和将心比心[2]的心理。在共情的情境中，社会中的个人通过理解对方和感同身受，通过共情的桥梁，使“我”变成“我们”，是个体融入集体的良好方式。
《奇葩说》第七季作为寻找最会说话的人的说话类节目，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辩论方式说服受众。这个“情”就是用感情打动观众的心，使受众进入辩手的情景之中，达到情感共鸣和形成良性互动，把手中的一票投给他们认可的队伍。受众通过移动设备的屏幕观看节目，实际上是受众通过观察对象从个体的经验和记忆由内而外的投射行为[3]。当通过小小的屏幕观看节目时，受众在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允许下满足自己的心理欲望，经过投射行为在节目中寻找自我情感认同。辩手和导师以情感为基础，通过精彩的辩论内容引发受众的情感共振，最后达到认知和认同，在社交平台上以圈层的方式实现情感的二次传播，从而掀起相关话题的社会热潮，传播社会正能量。
二、《奇葩说》第七季节目的共情传播
（一）以场景打造的情感在场
场景具有空间环境，涵盖了在空间里的行为和心理因素。人们生活的场景包含了个人的生活经验，具有惯性倾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出现了“空间信息流”，即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产生或者汇聚与某一特定空间有关的所有信息[4]。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现实空间的界限，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固有模式。网络传播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新型的媒介地理”促使地理边界模糊化，跨越时间和空间。因此，在一个生活态度日趋多元的社会中，观众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起聚集在“空间信息流”中对职场场景、爱情场景和家庭场景进行多维的解读，在接触与自己生活经验或处世观念具有差异的内容时，就会调动认知框架，以便做出进一步的情感反应。
首先，节目选题场景贴近生活是受众体验虚拟现场感的基础。《奇葩说》的特点之一就是辩题不仅代表性强、指向性高，而且还原了真实的生活场景。辩题与现实生活紧密契合，辩手对辩题的不同解读，实际上也是场景在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不断解析与重构，告知观众不同纬度的生活方式。辩手精准的分析和独特的视角唤醒了人们大脑中情景的感知和信息，观众通过虚拟的自我出席节目现场，达到自我情感的调动和共鸣[3]。《奇葩说》第七季通过“虚拟现场”的体验，将真实的场景通过屏幕再现，对受众关注的社会热点进行剖析，以精准个性化的内容场景打造满足受众的内在需求，从而进行场景和用户的深度匹配。
其次，在《奇葩说》中，大部分的辩题都是关于工作、家庭、情感等的特定场景。在“下班后该不该回工作信息”的辩题中，辩手们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特定场景，唤起人们的情景关联，以人们日常生活的工作场景为蓝本进行观点阐述，从而使受众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进行情感的在场体验。节目通过辩手短、精、准的语言功底和夸大化、戏剧化的表演方式冲击着受众的视听体验，使受众脑海中浮现特定场景。通过虚拟的在场感进行情感共振之后，受众进入辩手的内心世界，从而形成认知认同。最后，观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达到场景的情感共鸣。
（二） 以身份认同的突显代入
罗伯特·费肖尔（Robert Vischer）指出：“那些形式像是在自己运动，而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在它们的形象里运动。”[5]我们在观看大多数影视作品时，很容易将自我的情感带入电视剧的角色，从而产生情绪共鸣。以身份认同而产生的观点采择能与他人当时的情景感同身受[1]。因此，共情是本体与他者情感共享的桥梁，具有与他者情感的普遍联系，同时，具有自然身份和社会身份的认同感，构建了社会关联性，凸显了当代人的代入感。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拥有社会属性，可以融入社会并被社会群体接纳和融合，努力通过他者的认同和确认而消解自我身份的确实感。
在个体熟悉的身份认同过程中，个体在心理和情感的卷入情况下，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从而获得意料之外的认知体验。节目通过扩展信息服务的内容并适度地引导受众进行自我认知的革新，会使受众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加强身份认同的情感链接，从而形成情感共鸣。在辩论“男性是否要当全职爸爸”“真爱面前是否要把狗送走”“是否告诉孩子家里不富裕”等题目时，节目组邀请了相关身份的夫妻/情侣、亲子和与宠物有关的人群作为观众，辩题不仅社会代表性很高，而且也是与大家息息相关的，为节目的共情传播奠定了基础。观众以及网友围绕着这些辩题讨论，很快就形成了身份认同。 大众媒介的景象是生活的快速反映，同时，也对生活造成影响。在《奇葩说》第七季的节目中，受众在熟悉的虚拟场景中发生认知转变，从已有的生活体验中发现了生活的不同纬度，从而产生情感和认知的碰撞，唤醒情感共鸣。节目的成功之处在于具有各行各业身份的小人物的努力奋斗经历冲击着受众的心灵空间，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节目刚开始观众就有自己的立场，选手通过深度剖析辩题内涵，以独特的观点和视角展现人间社会的真实面貌，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打动人们的内心情感，让受众原有的立场产生变化，原有的“自我”得到延伸和变化，实现了自我与他者的情感传播。
（三）以圈层互动的共情扩散
在社会化媒体兴起后，以关系为纽带产生的“关系信息流”和以时间为线索组织的“时间信息流”模式也日渐普及[4]。日常化的场景和共同话题在具有相似的身份认同的受众中具有内在关联度，是共情传播的重要渠道。个体通过兴趣愛好、身份背景等元素的相似程度而形成的趣缘群体成为“关系信息流”的主要部分。这些趣缘群体通过内容的二次创造和圈层的内部强化，建构个体的情绪和群体归属感。在《奇葩说》节目中，移动屏幕就是镜像的延伸，观众通过小小的屏幕观看节目里面的他者，辩手打动人心的辩论内容、引人深思的思考唤醒了观众的情感，激发观众的共鸣。
《奇葩说》从2014年播出至今，已培养出固定的粉丝群体，粉丝群体通过聚类效应产生情感共鸣。人们从节目中窥探到他者的生活经历，感受共同的情感状态，并形成情感共鸣和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使得争议性话题在圈层内进行病毒式传播，从而快速塑造共情的传播格局。例如，《奇葩说》第七季“下班后该不该回工作信息”的辩题在微博引起热烈讨论，登上了微博热搜，产生了4.7亿的阅读量，并且具有4.5万讨论次数。席瑞发表的观点“公司买不下我整个人生”更是产生了1065.3万的阅读量，共有5143讨论次数。在微博评论中，网友们表示：“待命是最消耗和折磨的状态，太真实了”，“论点真的达到心上”，“每一次辩论，都能说到我的心里去”。这些评论和讨论通过微博社交平台进行二次的共情传播，社交媒体的受众既是节目和话题的参与者，也是话题的发起者，更是生活里的亲身经历者，这些讨论体现了受众心理的情感诉求，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和投射。这些受众从自我的生活中感受认知共情，达到情感升华，并在圈层的互动中实现了受众的自我表达、自我肯定和身份认同，从而冲破圈层隔阂，圈层交叉式的情感渗透成为宏观共情情感的基础。节目通过圈层的自我强化、外部突破和交叉式情感传播方式形成正确积极的价值导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社会的情感诉求和负面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和消解，并建立理性思考的圈层体系，及时疏解社会矛盾，形成圈层的情感共同体。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不同人群之间的偏见和误解等社会隔阂可以在共情的桥梁下得到消除。《奇葩说》节目的成功反映了受众的社会情感和心理诉求。节目以人们的心理诉求为基础，利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元素、多元价值的独特观点和社会情感的共情使受众的心理情感得到宣泄，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建构大众日常生活景象的消费图景。
大众媒介呈现的是生活百态的镜像，个体通过镜子窥探自我以便确认自我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在泛娱乐的消费社会中，《奇葩说》第七季突破综艺节目纯娱乐的桎梏，颠覆固有思想和传统理念，通过场景共情、身份共情和圈层互动共情唤醒了当代受众个体的自我满足和对他者生活图景的共鸣。节目通过客观、理性和幽默的表达方式，为当下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想象和追求的空间，进而引发了他们情感的唤醒和共情。在互联网传播下，个人的传播价值得到放大和延伸，经围观而引起的共情激发人们的关注、讨论和分享，成为服务社会、缓解人们不良情绪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05）：59-76.
[2]亚瑟·乔位米卡利.共情力： 你压力大是因为没有共情能力[M].耿沫，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3]但汉松：作为物的“墙纸”：论《黄色墙纸》中的“世纪末”视觉经验和审美共情[J].外国文学，2019 （06）：122-123.
[4]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03）：20-27.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