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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山水画这两者虽不是同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却有着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形态的反映。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理论成型较晚，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以画论为园论”，即使后来有了独立的造园理论，但依然没有脱离中国山水畫对园林设计的影响。
从诸多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传统艺术之间都彼此血脉相连，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审美倾向和艺术土壤，其中，这种交融关系最为突出的一对艺术表现形式就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早期没有独立的造园理论，多以画论为园论，无论是从构思到布局，抑或是建筑、植物的配置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汲取了传统山水画的艺术表现手法。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也有着“以画入园，因画成景”的造园传统，可见传统山水画艺术不论是从思想理论上还是从表现形式上都深深地影响着古典园林艺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脱离人物画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绘画艺术，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治黑暗，战乱四起，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不得不选择“独善其身”，寄情山水诗画，隐逸于山水田园之间。一时之间，谈玄论道之风日盛，本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新兴玄学思想强烈的冲击，著名的画家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中提出“山水以形媚道”的观点，使自然山水成为士大夫追求超脱的主要媒介，“畅神”的审美要求也成为这一时期山水画的首要审美功能，这也是“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现，赋予了自然山水独立的精神品格。
同样，古典园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进入了转折期。园林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主要的作用是生活物质资源的供给、狩猎、种植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园林的价值逐渐由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转换到了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随着山水画和绘画理论的发展，文人士大夫审美需求的进一步提高，“自然山水”这一题材成为古典园林设计的主体，园林艺术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山水园林”。“山水园林”的产生，首先在精神寄托上和山水画具有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从创作目的上也有了共同的指导思想。诸多的文人士大夫不仅追求文人山水画的创作，也热衷于造园艺术，将他们在山水画中的审美取向直接移植到自家园林的设计中来，以山水画理论的审美主旨来设计规划自己的园林，追求趋于自然的野逸之情，更进一步地达到“不下堂延，坐穷丘壑”的审美目的。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物质资源的充沛促使人们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满足。这一阶段是山水画逐渐走向成熟的过渡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展子虔《游春图》的出现使山水画脱离了早期“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稚拙状态，山水画从此具备了较为写实的空间关系。随后，唐代“大小李将军”青绿山水风格的出现使山水画逐步走向成熟，青绿一派成为唐代山水画的主要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另一种水墨风格的山水画也在探索中发展。
王维被尊称为“文人画”鼻祖，具有诗人、画家的双重身份，他的代表作《枯木怪石图》以水墨皴、擦为主，简洁素雅，完全不同于“二李”的青绿山水，追求诗意在画面中的流露。苏轼评价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以诗入画，以画入园，使得在唐代这一阶段，山水画和古典园林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王维亲自设计建造了辋川别业，并为其绘制了山水画作品《辋川图》，而辋川别业也是中国古典园林史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园林作品，当时，也吸引着文人墨客竞相追捧。由于诗人、画家与园林设计者这三重身份的重叠，这座园林的营造思想中有着深深的山水画情节，诗画艺术被进一步地融入到私家园林的建设之中，两者情景相融，相得益彰。
两宋时期是我国绘画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产生了大批的知名画家、画作以及画论，人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许多山水画巨作多出自这个时期，如范宽的《溪山行旅》、郭熙地《早春图》、夏圭的《溪山清远》等。两宋时期的绘画也被称为“院体画”，“院体画”的主要特征就是写实，且多为全景式构图的大尺幅作品，山川的恢弘、巍峨跃然纸上，气势磅礴，尤其以北宋山水最为显著。南宋山水在继承北宋山水画风格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画面构图更为简练、空灵，出现大面积留白，呈现出更为深远、舒朗的空间关系。南宋的山水画在“写实”“神形兼备”的基础上渐渐向“写意”迈进。
与此同时，古典园林也进入了成熟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园林，如垦岳、金明池、沧浪亭等，其设计者不乏诗画名家，园林与山水画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崭新的阶段。宋代大文学家、画家苏轼提出绘画的主旨应该是“以神写形”，强调表现客观对象的“气韵”。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广大文人士大夫的认同，将“气韵”、空间“意境”的表达提升到审美需求的最高层次。这种注重“意境”的审美需求将文人士大夫对美的追求和自身所标榜的高尚品格结合在一起，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便是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追求。于是，众多的文人、画家参与到造园活动中来，通过自家园林的营造，将山水画追求的“可游、可居”真正落到实处，将山水画的创作理念运用到园林设计中，使山水园林变成了立体的山水画，满足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需求，于是山水园林成为“畅神”这一审美追求与现实生活完美结合的产物。周维权先生认为，“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到宋代已经完全确立”。
元明清时期，是山水画艺术与造园艺术的另一高峰。元代，汉族文化不受重视，很多文人也不愿为元朝服务，于是将精力投入到诗、书、画、园等艺术活动中，文人山水画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极致。追求“写意”，高度提炼自然景观，画面多透露出萧瑟、超脱、清冷的意境。其中代表人物——倪瓒，他的作品被评定为“逸品”画面构图简单，有大面积留白，多用干笔枯墨，寥寥数笔勾勒屈指可数的树、石。另外，他也是画家参与造园的典型代表。洪武六年，大书画家倪瓒途经苏州，曾参与了著名园林——狮子林的营造，并题诗作画绘有《狮子林图》，使狮子林名声大振，成为佛家讲经说法和文人赋诗作画之胜地。倪瓒飘逸、秀美的绘画风格也在狮子林中可见一斑。后来，乾隆帝游览狮子林时，还取来倪瓒的《狮子林图》对比欣赏。这一画家参与的造园活动广为流行，参与者众多，文人气息浓郁的山水画“意境”理念无可避免地融入了古典园林设计。
明清时期，不同的审美思想共同活跃于画坛，造就了纷纭的画派，浙派、吴门画派、松江画派等此消彼长。同时，这一时期造园活动也空前活跃，出现了许多著名园林，如网师园、豫园、拙政园等一批南方园林，大大小小的园林有数百处之多，是中国古典园林史上最为盛大的一次造园活动，并且北方的皇家园林建造也轰轰烈烈，将造园艺术
推向顶峰。
（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项目“中国山水画元素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项目编号：XAGDXJJ146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宋旭（1982-），男，陕西咸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环境艺术与园林景观。
从诸多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传统艺术之间都彼此血脉相连，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审美倾向和艺术土壤，其中，这种交融关系最为突出的一对艺术表现形式就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与中国古典园林。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早期没有独立的造园理论，多以画论为园论，无论是从构思到布局，抑或是建筑、植物的配置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汲取了传统山水画的艺术表现手法。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也有着“以画入园，因画成景”的造园传统，可见传统山水画艺术不论是从思想理论上还是从表现形式上都深深地影响着古典园林艺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脱离人物画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绘画艺术，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治黑暗，战乱四起，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不得不选择“独善其身”，寄情山水诗画，隐逸于山水田园之间。一时之间，谈玄论道之风日盛，本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新兴玄学思想强烈的冲击，著名的画家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中提出“山水以形媚道”的观点，使自然山水成为士大夫追求超脱的主要媒介，“畅神”的审美要求也成为这一时期山水画的首要审美功能，这也是“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现，赋予了自然山水独立的精神品格。
同样，古典园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进入了转折期。园林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主要的作用是生活物质资源的供给、狩猎、种植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园林的价值逐渐由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转换到了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随着山水画和绘画理论的发展，文人士大夫审美需求的进一步提高，“自然山水”这一题材成为古典园林设计的主体，园林艺术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山水园林”。“山水园林”的产生，首先在精神寄托上和山水画具有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从创作目的上也有了共同的指导思想。诸多的文人士大夫不仅追求文人山水画的创作，也热衷于造园艺术，将他们在山水画中的审美取向直接移植到自家园林的设计中来，以山水画理论的审美主旨来设计规划自己的园林，追求趋于自然的野逸之情，更进一步地达到“不下堂延，坐穷丘壑”的审美目的。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物质资源的充沛促使人们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满足。这一阶段是山水画逐渐走向成熟的过渡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展子虔《游春图》的出现使山水画脱离了早期“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稚拙状态，山水画从此具备了较为写实的空间关系。随后，唐代“大小李将军”青绿山水风格的出现使山水画逐步走向成熟，青绿一派成为唐代山水画的主要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另一种水墨风格的山水画也在探索中发展。
王维被尊称为“文人画”鼻祖，具有诗人、画家的双重身份，他的代表作《枯木怪石图》以水墨皴、擦为主，简洁素雅，完全不同于“二李”的青绿山水，追求诗意在画面中的流露。苏轼评价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以诗入画，以画入园，使得在唐代这一阶段，山水画和古典园林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王维亲自设计建造了辋川别业，并为其绘制了山水画作品《辋川图》，而辋川别业也是中国古典园林史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园林作品，当时，也吸引着文人墨客竞相追捧。由于诗人、画家与园林设计者这三重身份的重叠，这座园林的营造思想中有着深深的山水画情节，诗画艺术被进一步地融入到私家园林的建设之中，两者情景相融，相得益彰。
两宋时期是我国绘画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产生了大批的知名画家、画作以及画论，人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许多山水画巨作多出自这个时期，如范宽的《溪山行旅》、郭熙地《早春图》、夏圭的《溪山清远》等。两宋时期的绘画也被称为“院体画”，“院体画”的主要特征就是写实，且多为全景式构图的大尺幅作品，山川的恢弘、巍峨跃然纸上，气势磅礴，尤其以北宋山水最为显著。南宋山水在继承北宋山水画风格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画面构图更为简练、空灵，出现大面积留白，呈现出更为深远、舒朗的空间关系。南宋的山水画在“写实”“神形兼备”的基础上渐渐向“写意”迈进。
与此同时，古典园林也进入了成熟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园林，如垦岳、金明池、沧浪亭等，其设计者不乏诗画名家，园林与山水画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崭新的阶段。宋代大文学家、画家苏轼提出绘画的主旨应该是“以神写形”，强调表现客观对象的“气韵”。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广大文人士大夫的认同，将“气韵”、空间“意境”的表达提升到审美需求的最高层次。这种注重“意境”的审美需求将文人士大夫对美的追求和自身所标榜的高尚品格结合在一起，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便是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追求。于是，众多的文人、画家参与到造园活动中来，通过自家园林的营造，将山水画追求的“可游、可居”真正落到实处，将山水画的创作理念运用到园林设计中，使山水园林变成了立体的山水画，满足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需求，于是山水园林成为“畅神”这一审美追求与现实生活完美结合的产物。周维权先生认为，“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到宋代已经完全确立”。
元明清时期，是山水画艺术与造园艺术的另一高峰。元代，汉族文化不受重视，很多文人也不愿为元朝服务，于是将精力投入到诗、书、画、园等艺术活动中，文人山水画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极致。追求“写意”，高度提炼自然景观，画面多透露出萧瑟、超脱、清冷的意境。其中代表人物——倪瓒，他的作品被评定为“逸品”画面构图简单，有大面积留白，多用干笔枯墨，寥寥数笔勾勒屈指可数的树、石。另外，他也是画家参与造园的典型代表。洪武六年，大书画家倪瓒途经苏州，曾参与了著名园林——狮子林的营造，并题诗作画绘有《狮子林图》，使狮子林名声大振，成为佛家讲经说法和文人赋诗作画之胜地。倪瓒飘逸、秀美的绘画风格也在狮子林中可见一斑。后来，乾隆帝游览狮子林时，还取来倪瓒的《狮子林图》对比欣赏。这一画家参与的造园活动广为流行，参与者众多，文人气息浓郁的山水画“意境”理念无可避免地融入了古典园林设计。
明清时期，不同的审美思想共同活跃于画坛，造就了纷纭的画派，浙派、吴门画派、松江画派等此消彼长。同时，这一时期造园活动也空前活跃，出现了许多著名园林，如网师园、豫园、拙政园等一批南方园林，大大小小的园林有数百处之多，是中国古典园林史上最为盛大的一次造园活动，并且北方的皇家园林建造也轰轰烈烈，将造园艺术
推向顶峰。
（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项目“中国山水画元素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项目编号：XAGDXJJ146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宋旭（1982-），男，陕西咸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环境艺术与园林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