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郑州市人民银行红头文件状告我和我的同事到所有省委常委事件以后，还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就在《谁欺骗了上帝》在《北京青年报》刊发，在全国引起反响后没有多久，《北京青年报》又刊发了一篇关于河南民俗的报道，说是河南人吃饭，不少地方的人都是端个碗坐在大街上吃。
类似的稿件，海外媒体上也刊发了出来。一时间，似乎有人感觉，这有辱河南人形象。
凡是出生在河南农村的人大都知道，不少农村的老百姓吃饭时候，大都三五成群聚集在自家门口的某个地方，边吃饭边聊天，这已经是一种百姓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自然形式，而且，有可能存续了几千年。这些现象就像城里人聚会要到饭店、茶馆一样，是一种形式、一种习惯，本无可厚非，但一经媒体渲染，尤其是把它集中起来在海外媒体刊出，自然会让人感觉有些不自在。
现在回想起来，“河南人吃饭端个大碗满街串”，大概是这么个标题的报道在《北京青年报》和海外媒体刊发后，我身边多了个过去没有打过交道的朋友。
在当时，我一心钻进了新闻报道之中，对身边多一个少一个朋友，并没有多在意。即使后来总编辑告诉了我真相后，我也没有多想什么。
那个时候，因为年轻，加上做新闻要增加信息源，特别是我本人仗义执言、热心助人等天性的使然，每天中午、晚上都有朋友拉我一起吃饭、聊天，谈心交流。记得某一日，朋友间聚会时，身边多了一个开白色桑塔纳的朋友，从那以后，时不时他就会和我碰到一起，要么一起聚餐，要么一起出外找朋友玩。现在想来，这个人就是后来总编辑说的国家安全人员。
我生来是个热心肠，有时候又不知道天高地厚，只要有人找我帮忙，哪怕需要找比我职位高的多的人办事，只要我熟悉或者同其共过事儿，我都会不管不顾地要么上门去找，要么写上一封信让要我帮忙的人前往。
有一次，某市素不相识的几个老百姓来到报社，说因为煤矿塌陷造成当地不少群众自家房屋坍塌，已经不能居住，而煤矿承诺建的安居点又久拖工期不能按时交付使用。眼看冬季到来，上百口人无家可归。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多次上访却得不到解决。而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和几个常委恰巧都是我原来的同事或者故交。我就顺手在他们的上访件上写道：请XX书记、XX市长和XXX等按照政策给予解决。
没几天，正好路遇让找的那个市委的一个副书记，我随口问他老百姓去找他们没有。副书记笑笑说：你这个大领导已经批示了，我们哪敢不给解决。
我当时自以为那个副书记是跟我开玩笑，就对他说，老百姓有难处，该按政策解决就帮助解决吧。
原以为几个负责同志过问一下就不错了，谁知，没过多久，上访的老百姓又来到报社找到我，要对我表示感谢。他们说，你的批示还真管用，书记、市长都很重视，我们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
听罢老百姓的话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不是领导，我哪敢对你们市长、市委书记批示啊。我只不过和他们是老朋友，知道他们了解了你们的实际情况后，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我自己的能力和我有多少的人脉关系，主要是想说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在郑州市人民银行以红头文件状告我和我的同事到省委之后，我的一个同事刘为民辞职到了北京，在一个公司搞策划。期间，他从北京跑回郑州找到我说，他想在郑州搞一个当时还不出名、后来成为国际钢琴大师的某钢琴家的新年音乐会，需要资金赞助。当时，正好有一个企业家朋友也喜欢音乐会，我把他们拉到一起商谈，两人一拍即合，就这样，一场新年音乐会如期在省人民会堂举行了。
音乐会后，已到北京工作的刘为民又找到我，说他和费孝通基金会的秘书长相识，想通过我让河南的企业家为费孝通基金会募集点资金。
说来也巧，当时和我刚刚熟识的一个企业家闻听此事后非常热心。当那位企业家给费孝通基金会提供了为数不少的资金后，基金会安排和我熟识的企业家同费孝通有了一次会见。会见的地点就在费老的家中。
费孝通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能和费老谋面的人自然就会被纳入国安人员的视线，而被纳入国安人员视线的人又和我过从甚密。
或许就是因为媒体对河南民俗过度的关注和身边人与费孝通接触的缘故，我的身边在半年的时间内就多了个国安人员。
说实在的，我嫉恶如仇，敢于仗义执言，鞭挞丑恶，但我从不做有损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事情，更不做对老百姓不利的事情。因为，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最高准则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自己的准则，也是对我一道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事和部下的一贯要求。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个趣事。很多年前，报社主管部门的一个领导到了某省辖市去当副书记，这位领导现在已经是副省级干部了。当时，报社的几位同志到那位领导所在的城市去看他，晚宴中，领导给每个同事加酒的时候，对每个人都做一句评价。等到了我时，那位领导说：XX是个好人。在座的不少同事都说：他是好人，那我们都不是好人了？一句话，引得满堂大笑。
尽管是酒场上的随口一说，但我感觉，那位领导的话，至少是对我做了客观的肯定。
大约过了半年多吧。在一次谈话当中，总编辑忍不住地对我说，现在可以告诉你了，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机密了。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总编辑说的是什么事。
总编辑不紧不慢地说，最近和你经常在一起的有一个是国家安全人员。经过组织考察，组织给你下了结论，说你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选自作者《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一书第十二章。
就在《谁欺骗了上帝》在《北京青年报》刊发，在全国引起反响后没有多久，《北京青年报》又刊发了一篇关于河南民俗的报道，说是河南人吃饭，不少地方的人都是端个碗坐在大街上吃。
类似的稿件，海外媒体上也刊发了出来。一时间，似乎有人感觉，这有辱河南人形象。
凡是出生在河南农村的人大都知道，不少农村的老百姓吃饭时候，大都三五成群聚集在自家门口的某个地方，边吃饭边聊天，这已经是一种百姓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自然形式，而且，有可能存续了几千年。这些现象就像城里人聚会要到饭店、茶馆一样，是一种形式、一种习惯，本无可厚非，但一经媒体渲染，尤其是把它集中起来在海外媒体刊出，自然会让人感觉有些不自在。
现在回想起来，“河南人吃饭端个大碗满街串”，大概是这么个标题的报道在《北京青年报》和海外媒体刊发后，我身边多了个过去没有打过交道的朋友。
在当时，我一心钻进了新闻报道之中，对身边多一个少一个朋友，并没有多在意。即使后来总编辑告诉了我真相后，我也没有多想什么。
那个时候，因为年轻，加上做新闻要增加信息源，特别是我本人仗义执言、热心助人等天性的使然，每天中午、晚上都有朋友拉我一起吃饭、聊天，谈心交流。记得某一日，朋友间聚会时，身边多了一个开白色桑塔纳的朋友，从那以后，时不时他就会和我碰到一起，要么一起聚餐，要么一起出外找朋友玩。现在想来，这个人就是后来总编辑说的国家安全人员。
我生来是个热心肠，有时候又不知道天高地厚，只要有人找我帮忙，哪怕需要找比我职位高的多的人办事，只要我熟悉或者同其共过事儿，我都会不管不顾地要么上门去找，要么写上一封信让要我帮忙的人前往。
有一次，某市素不相识的几个老百姓来到报社，说因为煤矿塌陷造成当地不少群众自家房屋坍塌，已经不能居住，而煤矿承诺建的安居点又久拖工期不能按时交付使用。眼看冬季到来，上百口人无家可归。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多次上访却得不到解决。而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和几个常委恰巧都是我原来的同事或者故交。我就顺手在他们的上访件上写道：请XX书记、XX市长和XXX等按照政策给予解决。
没几天，正好路遇让找的那个市委的一个副书记，我随口问他老百姓去找他们没有。副书记笑笑说：你这个大领导已经批示了，我们哪敢不给解决。
我当时自以为那个副书记是跟我开玩笑，就对他说，老百姓有难处，该按政策解决就帮助解决吧。
原以为几个负责同志过问一下就不错了，谁知，没过多久，上访的老百姓又来到报社找到我，要对我表示感谢。他们说，你的批示还真管用，书记、市长都很重视，我们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
听罢老百姓的话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不是领导，我哪敢对你们市长、市委书记批示啊。我只不过和他们是老朋友，知道他们了解了你们的实际情况后，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我自己的能力和我有多少的人脉关系，主要是想说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在郑州市人民银行以红头文件状告我和我的同事到省委之后，我的一个同事刘为民辞职到了北京，在一个公司搞策划。期间，他从北京跑回郑州找到我说，他想在郑州搞一个当时还不出名、后来成为国际钢琴大师的某钢琴家的新年音乐会，需要资金赞助。当时，正好有一个企业家朋友也喜欢音乐会，我把他们拉到一起商谈，两人一拍即合，就这样，一场新年音乐会如期在省人民会堂举行了。
音乐会后，已到北京工作的刘为民又找到我，说他和费孝通基金会的秘书长相识，想通过我让河南的企业家为费孝通基金会募集点资金。
说来也巧，当时和我刚刚熟识的一个企业家闻听此事后非常热心。当那位企业家给费孝通基金会提供了为数不少的资金后，基金会安排和我熟识的企业家同费孝通有了一次会见。会见的地点就在费老的家中。
费孝通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能和费老谋面的人自然就会被纳入国安人员的视线，而被纳入国安人员视线的人又和我过从甚密。
或许就是因为媒体对河南民俗过度的关注和身边人与费孝通接触的缘故，我的身边在半年的时间内就多了个国安人员。
说实在的，我嫉恶如仇，敢于仗义执言，鞭挞丑恶，但我从不做有损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事情，更不做对老百姓不利的事情。因为，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最高准则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自己的准则，也是对我一道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事和部下的一贯要求。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个趣事。很多年前，报社主管部门的一个领导到了某省辖市去当副书记，这位领导现在已经是副省级干部了。当时，报社的几位同志到那位领导所在的城市去看他，晚宴中，领导给每个同事加酒的时候，对每个人都做一句评价。等到了我时，那位领导说：XX是个好人。在座的不少同事都说：他是好人，那我们都不是好人了？一句话，引得满堂大笑。
尽管是酒场上的随口一说，但我感觉，那位领导的话，至少是对我做了客观的肯定。
大约过了半年多吧。在一次谈话当中，总编辑忍不住地对我说，现在可以告诉你了，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机密了。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总编辑说的是什么事。
总编辑不紧不慢地说，最近和你经常在一起的有一个是国家安全人员。经过组织考察，组织给你下了结论，说你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选自作者《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一书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