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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爱萍，中学高级教师，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江苏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会常务理事，苏州市“双十佳”教师，苏州市学科教改带头人，张家港市“小学语文、德育”特级教师工作室领衔人，张家港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经典阅读”“体验作文”的实践者与倡导者，研究开发了“体验作文教学课程”和“国学经典阅读课程”，出版编著5本，专著有《体验作文教学概论》和《教师怎样做课题研究》主持国家级和省级课题5项，发表论文近百篇。曾获全国展评课比赛一等奖，江苏省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应邀赴全国各地开课讲学，在语文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小学教师中有喜欢“国学”的，也有信奉“儿童读经”的，但像钱爱萍这样认真研究国学经典，并身体力行在中小学校推动国学经典教学的，大慨不多。
“国学”从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钱穆在其《国学慨论》一书开头就说：“学术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陈独秀说得更加尖锐：“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音韵，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倒是胡适比较宽容，他说：“国学在我们心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吴宓虽文化立场不同于胡适，但国学定义大体类似：“兹有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看来批评国学者主要是依据四方的学术分科指责国学含义笼统。其实逻辑分类可以有不同标准，况且中国之学术定义也大可不必完全遵照西方的标准。国学不仅仅指一般的传统学术，如经史子集之学、考据训诂辞章之学等，尤其指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国学这一慨念从本世纪初被章太炎们提出之时起，就含有振兴民族精神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性与人文传统，以批判或救治整个世界的西化、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弊病之意。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传承民族的文化，教师的重要职责是要培育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尊。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爱萍致力于推行国学经典的教学，正是遵行教师的神圣使命，也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和生命的自觉。
“国学”“尊孔”“读经”三者紧密关联，命运息息相通。自“五四”运动以来，它们在中国大陆声名扫地。然而世事沧桑，斗转星移，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发表《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同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国学与国学大师的魅力》。由此开始，“国学”“尊孔”“读经”成为热门话题且持续升温。今天孔子学院已遍布全球，国学明星走红电视荧屏，儿童读经从港台到大陆，成为书香校园的亮丽风景。赞成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旗帜鲜明。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意即任何存在的事物必有其存在的缘由。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辩证法告诉我们，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呈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文化运动确实亮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但人们并不是完全否定孔子的儒家学派及其经典，而是要打破其一统地位，重新评价它。当时最激进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李大钊也只是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说：“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说明当时学人主要是抨击统治者利用孔子和儒学实行文化专制。108岁的周有光老先生最近说：“孔圣人是要坚决打倒，孔夫子是要好好研究。”孔子，你可以不承认他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但你不能否定他的学说、他的精神、他的人格风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伟大的教师，他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同样，无人能否认“四书五经”文化经典的地位。经典，你可以赞同它，也可以攻击它，但决不能回避它，也不能无视它。经典未必句句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经百世而不磨，历千古而不易。国学经典深远地影响民族和社会的不仅仅在于它包含有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道德金律，更在于它体现的普世性思想和精神对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
儿童读经有此必要吗？鲁迅先生的确激愤地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然而他不是也写作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吗？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蔡元培钦佩地说周氏兄弟文字之古奥，非常人所能企及。胡适等学人激烈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但他们又热心提倡整理国故，他们于传统文化的学问可谓博大精深。曾有人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今天还能否产生民国时代的那种国学大师。许嘉璐笑着说，谁还能读那么多的书，也读不到那种书了，家里一百多平方放书也不够呀。看来，对于当前中小学学生的读经不能一概而论地肯定或否定，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审视的眼光和慎重的态度，搞清楚为什么要读经，读什么经和怎样读经。钱爱萍的研究和实践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
首先是为什么要读经。钱爱萍所说的“经”是指民族文化的经典。钱爱萍是位年轻的特级教师，她说：“我喜欢阅读，我有一个梦想，让儿童拥有最美好的阅读。”我们可以想象，钱爱萍的成长一定得益于读书。特级教师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得到的荣誉，不读书就不会有学问，就不会有见识，没有学问和见识就不可能从众多的中小学教师中脱颖而出。同样是喜欢读书，大概也会有两种不同的境界和风格，一种是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而读书，一种只是兴趣和爱好而读书。最理想的是这两种读书境界的融合，这样既增长知识，提高专业水平和能力，又有心灵的舒展和审美的愉悦。钱爱萍的读书大概二者兼而有之。她的喜欢读书，是因为书籍给了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和联想，让她能穿越时空与古今中外的先贤大师对话，让她能探究玄妙深奥的思想与哲理，也让她能体验惊心动魄的浪漫奇异。她作为教师从心底里迫切地要把这种读书的快乐与儿童分享，也热忱地希望孩子们能像她一样喜欢读书并与良书为友。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骤增、信息爆炸的时代，图书报刊之多如恒河沙数。书并不难找，真正的读书人是能对图书作出选择的人，读书人的品位取决于他所读图书的品位。面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图书世界，钱爱萍深有体会地说，“读书要读经典”，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流行读物上”。黑格尔曾说，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取决于他阅读什么样的图书，吸取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世上书籍不计其数，非最好的书不读，倘若不做筛选，就会浪费有限的生命”，这是她对学生的殷切期望。教师不但要培养儿童读书的兴趣，也要为学生选择阅读内容，课堂教学尤要补充经典的阅读。“读经典”既是基于教师的责任，也包含着她自己读书的切身体验。古人说“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是说人的阅读爱好与生活经历和学术素养紧密关联，有一个从喜欢文字典雅、情感飞扬的辞章，到爱好文辞古奥、情意深沉的著作的过程。
钱爱萍是年轻的特级教师，又担负着市教研室的领导工作，她的学术修养和视野使她对当前的语文教学、学生的阅读现状有深切的了解，且对中小学教师也负有指导的责任。倘若不是对国学经典有相当的阅读和研究，她决计不会轻易地在中小学提倡儿童读经，更何况这是一个有争议而敏感的话题。因为她坚信，国学经典阅读能更好地促进儿童精神发育，她坚信儿童时期需要精神启蒙，而经典阅读正是为儿童成长“打下精神的底子”。她知道儿童时期是一个既“繁花似锦”又“匆忙而迷乱”的时期，需要意义世界的构建和价值观的引导。儿童时期也是语言敏感期、思维敏感期、行为习惯敏感期和文化敏感期，国学经典的阅读既是心智的训练，也是儿童心灵的享受，是非常及时的博雅教育。
第二个问题需要回答的是读什么。关于儿童读经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很科学化地将“经”解释为古今中外的经典。这种解释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正确，又正因为如此，它也就失去了特定的关于“经”的内涵，没有任何讨论价值。第二种解释为儒家的经典。如果儿童的经典阅读仅指儒家的“四书五经”等，那么这种读经的实际意义和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中小学倡导读经已有好多年了，但真正读儒家经典著作的并不多，那佶屈聱牙的《尚书》，古奥玄妙的《易经》，微言大义的《春秋》，繁琐细微的《三礼》，没有多少人真的去读，事实上也读不懂，况且儿童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花很大力气去钻研这么深奥的古文。
钱爱萍研究和推广国学经典教学最有创新价值之处在于她精心编制了最佳的经典阅读篇目，经史子集兼顾，但以《论语》和古典诗歌为主，兼及诸子和历代散文，这就使国学经典的教学从应时应景的诵读活动走向校本课程体系。编书目看似简单，但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代编写的书目最有成就和影响的当数张之洞作于1876年的《书目答问》，该书目富于创新且颇为实用，为诸生提供了读书治学之门径。康有为称赞说：“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著名史学家陈垣说，少年时对学问发生兴趣，即得益于《书目答问》的引导。1923年春，清华大学有批即将留美的学生，想通过较短的时间，学到一些研治国学的门径，掌握一些国学常识，遂请胡适和梁启超各开一个书目。结果，胡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批评胡适的书目“文不对题”，并有针对性地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这两份书目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1961年台湾启明书店准备重印胡适的《国学书目》时，胡适断然拒绝，认为“早已不适用了”。可见开列书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钱爱萍诚然不是胡适、梁启超这样的大师泰斗，但她同样面对浩如烟海的国学典籍，她更为深切地知道选择适合儿童阅读的经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尽管她的国学修养不能与胡适、梁启超比附，但她对中小学教师以及学生有特别清醒而确切的了解，对于他们求知的需要和接受的可能性有充分的认识。况且中小学的国学教学无需精深，只需启蒙，这就决定着她的国学经典阅读的指导更为有益和有效。钱爱萍编制书目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这就是：1.体现核心价值导向，这是篇目编制的教育目的；2.合乎语文课程标准，这是篇目编制的法定依据；3.遵循儿童认知特点，这是篇目编制成败的关键；4.借鉴已有优秀研究成果，这是篇目编制成功的重要保证。有了四个方面的指导思想，钱爱萍的篇目编制工作就能比较科学理性，切实有效。或筛选截取，或分类排序，显得切用而有趣，并在借鉴中有所创新，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小学国学经典课程建设难的问题，让国学经典教育真正列入课表，走进课堂。平心而论，这是一件很具开拓和创新意义的工作，它使国学经典教学的各种理念化为具体的教学实践并达到课程化的水平，这是国学经典教学一次质的飞跃，这是五四时期的先贤和现代的著名国学研究者所期盼但没有能圆满达成的一个梦想，这也使许多处于分散、零碎、随机的国学经典教学的同行们有了一个仿效的样板，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学经典教学由散兵游勇状态走向堂堂之阵。这不仅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件大事，也是民族文化传承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一件大事。尽管远未尽善尽美，但她走出一条可行的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学经典教学将彻底摆脱盲目性而越来越具有自觉性。
国学经典教学的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教的问题。钱爱萍的国学经典教育在张家港市有一个形成共识的团队，也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模式。鹿苑小学的陈蒙亚老师认为：1.宜于放低要求，降低难度，由浅入深。低年级的孩子，一下子要求他们会背，能理解，他们会望而却步，因此，降低对孩子的要求，和孩子们一起走进经典，“不求甚解”和“直面经典”，先让他们爱上国学。2.要有画面感和形象感，借助多媒体技术，将拗口的词汇变成一幅幅可视可理解的图片，让孩子产生亲切感，乐于记诵。3.知识学习故事化，可以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掌握新的知识。他将这国学经典的教学方式概括为三句话：带读，化困难为容易；趣解，化陌生为亲切；妙诵，化艰涩为生动。国学经典教学做到让孩们“活”起来，“动”起来，“快乐”起来。白鹿小学的阚晓茵校长将著名特级教师薛法根“三不教”的观点移之于国学经典教学中——学生已读的不必教；学生自己能读懂的，不需要教；你教了，学生也未必能懂的，暂时不教。她摸索出“讲明背熟”的教学模式。她认为，讲明经典立意，并不一定要追根溯源，引经据典，可以让学生以体验的方式，选取自己喜欢的方式。经典诗文的背诵采用“菜单式”选择内容，“游戏化”激趣的多样方式，寓教于乐，使孩子乐此不疲。花园浜幼儿园的周远卓、卢燕老师把国学经典启蒙引入幼儿的日常生活，从环境、活动、课堂着手，带幼儿在国学的殿堂上邀游。在国学经典的熏陶下，幼儿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有礼貌、能谦让、会合作、爱整理等良好习惯，课堂活动中显得自信活跃、思路开阔、语言表达能力强。钱爱萍作为国学经典教学的设计者和指导者，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团队的教学水平和协作能力，国学经典教育在张家港市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可喜景象。
国学是一个民族通过自己的体究，融贯各种知识而形成的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固定的，而是生长着的。研究它不是炫耀，不是复古，而是为了我们能以自己的思想自立于天地之间。人无思想则无魂，国无思想亦然。国学是知识，更是学术和思想，国学不是现成答案，而是通往现代中国思想的途径，它不但有待发现和恢复，而且有待发展和建设。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怀特海说，每一个自我都创生于他者的影响，我的过去包含了我对他者的经验和体验，包含着我所在共同体的众多规范和期待。钱爱萍正是一位矢志不渝从事儿童国学经典教育的志愿者，同时也是一位很认真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建设者，她虔诚地向儿童传递着民族文化的规范和期待，这是一件意义深远、功德无量的大事。
钱爱萍，中学高级教师，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江苏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会常务理事，苏州市“双十佳”教师，苏州市学科教改带头人，张家港市“小学语文、德育”特级教师工作室领衔人，张家港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经典阅读”“体验作文”的实践者与倡导者，研究开发了“体验作文教学课程”和“国学经典阅读课程”，出版编著5本，专著有《体验作文教学概论》和《教师怎样做课题研究》主持国家级和省级课题5项，发表论文近百篇。曾获全国展评课比赛一等奖，江苏省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应邀赴全国各地开课讲学，在语文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小学教师中有喜欢“国学”的，也有信奉“儿童读经”的，但像钱爱萍这样认真研究国学经典，并身体力行在中小学校推动国学经典教学的，大慨不多。
“国学”从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钱穆在其《国学慨论》一书开头就说：“学术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陈独秀说得更加尖锐：“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音韵，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倒是胡适比较宽容，他说：“国学在我们心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吴宓虽文化立场不同于胡适，但国学定义大体类似：“兹有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看来批评国学者主要是依据四方的学术分科指责国学含义笼统。其实逻辑分类可以有不同标准，况且中国之学术定义也大可不必完全遵照西方的标准。国学不仅仅指一般的传统学术，如经史子集之学、考据训诂辞章之学等，尤其指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国学这一慨念从本世纪初被章太炎们提出之时起，就含有振兴民族精神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性与人文传统，以批判或救治整个世界的西化、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弊病之意。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传承民族的文化，教师的重要职责是要培育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尊。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爱萍致力于推行国学经典的教学，正是遵行教师的神圣使命，也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和生命的自觉。
“国学”“尊孔”“读经”三者紧密关联，命运息息相通。自“五四”运动以来，它们在中国大陆声名扫地。然而世事沧桑，斗转星移，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发表《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同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国学与国学大师的魅力》。由此开始，“国学”“尊孔”“读经”成为热门话题且持续升温。今天孔子学院已遍布全球，国学明星走红电视荧屏，儿童读经从港台到大陆，成为书香校园的亮丽风景。赞成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旗帜鲜明。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意即任何存在的事物必有其存在的缘由。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辩证法告诉我们，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呈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文化运动确实亮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但人们并不是完全否定孔子的儒家学派及其经典，而是要打破其一统地位，重新评价它。当时最激进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李大钊也只是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说：“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说明当时学人主要是抨击统治者利用孔子和儒学实行文化专制。108岁的周有光老先生最近说：“孔圣人是要坚决打倒，孔夫子是要好好研究。”孔子，你可以不承认他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但你不能否定他的学说、他的精神、他的人格风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伟大的教师，他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同样，无人能否认“四书五经”文化经典的地位。经典，你可以赞同它，也可以攻击它，但决不能回避它，也不能无视它。经典未必句句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经百世而不磨，历千古而不易。国学经典深远地影响民族和社会的不仅仅在于它包含有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道德金律，更在于它体现的普世性思想和精神对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
儿童读经有此必要吗？鲁迅先生的确激愤地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然而他不是也写作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吗？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蔡元培钦佩地说周氏兄弟文字之古奥，非常人所能企及。胡适等学人激烈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但他们又热心提倡整理国故，他们于传统文化的学问可谓博大精深。曾有人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今天还能否产生民国时代的那种国学大师。许嘉璐笑着说，谁还能读那么多的书，也读不到那种书了，家里一百多平方放书也不够呀。看来，对于当前中小学学生的读经不能一概而论地肯定或否定，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审视的眼光和慎重的态度，搞清楚为什么要读经，读什么经和怎样读经。钱爱萍的研究和实践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
首先是为什么要读经。钱爱萍所说的“经”是指民族文化的经典。钱爱萍是位年轻的特级教师，她说：“我喜欢阅读，我有一个梦想，让儿童拥有最美好的阅读。”我们可以想象，钱爱萍的成长一定得益于读书。特级教师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得到的荣誉，不读书就不会有学问，就不会有见识，没有学问和见识就不可能从众多的中小学教师中脱颖而出。同样是喜欢读书，大概也会有两种不同的境界和风格，一种是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而读书，一种只是兴趣和爱好而读书。最理想的是这两种读书境界的融合，这样既增长知识，提高专业水平和能力，又有心灵的舒展和审美的愉悦。钱爱萍的读书大概二者兼而有之。她的喜欢读书，是因为书籍给了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和联想，让她能穿越时空与古今中外的先贤大师对话，让她能探究玄妙深奥的思想与哲理，也让她能体验惊心动魄的浪漫奇异。她作为教师从心底里迫切地要把这种读书的快乐与儿童分享，也热忱地希望孩子们能像她一样喜欢读书并与良书为友。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骤增、信息爆炸的时代，图书报刊之多如恒河沙数。书并不难找，真正的读书人是能对图书作出选择的人，读书人的品位取决于他所读图书的品位。面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图书世界，钱爱萍深有体会地说，“读书要读经典”，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流行读物上”。黑格尔曾说，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取决于他阅读什么样的图书，吸取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世上书籍不计其数，非最好的书不读，倘若不做筛选，就会浪费有限的生命”，这是她对学生的殷切期望。教师不但要培养儿童读书的兴趣，也要为学生选择阅读内容，课堂教学尤要补充经典的阅读。“读经典”既是基于教师的责任，也包含着她自己读书的切身体验。古人说“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是说人的阅读爱好与生活经历和学术素养紧密关联，有一个从喜欢文字典雅、情感飞扬的辞章，到爱好文辞古奥、情意深沉的著作的过程。
钱爱萍是年轻的特级教师，又担负着市教研室的领导工作，她的学术修养和视野使她对当前的语文教学、学生的阅读现状有深切的了解，且对中小学教师也负有指导的责任。倘若不是对国学经典有相当的阅读和研究，她决计不会轻易地在中小学提倡儿童读经，更何况这是一个有争议而敏感的话题。因为她坚信，国学经典阅读能更好地促进儿童精神发育，她坚信儿童时期需要精神启蒙，而经典阅读正是为儿童成长“打下精神的底子”。她知道儿童时期是一个既“繁花似锦”又“匆忙而迷乱”的时期，需要意义世界的构建和价值观的引导。儿童时期也是语言敏感期、思维敏感期、行为习惯敏感期和文化敏感期，国学经典的阅读既是心智的训练，也是儿童心灵的享受，是非常及时的博雅教育。
第二个问题需要回答的是读什么。关于儿童读经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很科学化地将“经”解释为古今中外的经典。这种解释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正确，又正因为如此，它也就失去了特定的关于“经”的内涵，没有任何讨论价值。第二种解释为儒家的经典。如果儿童的经典阅读仅指儒家的“四书五经”等，那么这种读经的实际意义和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中小学倡导读经已有好多年了，但真正读儒家经典著作的并不多，那佶屈聱牙的《尚书》，古奥玄妙的《易经》，微言大义的《春秋》，繁琐细微的《三礼》，没有多少人真的去读，事实上也读不懂，况且儿童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花很大力气去钻研这么深奥的古文。
钱爱萍研究和推广国学经典教学最有创新价值之处在于她精心编制了最佳的经典阅读篇目，经史子集兼顾，但以《论语》和古典诗歌为主，兼及诸子和历代散文，这就使国学经典的教学从应时应景的诵读活动走向校本课程体系。编书目看似简单，但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代编写的书目最有成就和影响的当数张之洞作于1876年的《书目答问》，该书目富于创新且颇为实用，为诸生提供了读书治学之门径。康有为称赞说：“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著名史学家陈垣说，少年时对学问发生兴趣，即得益于《书目答问》的引导。1923年春，清华大学有批即将留美的学生，想通过较短的时间，学到一些研治国学的门径，掌握一些国学常识，遂请胡适和梁启超各开一个书目。结果，胡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批评胡适的书目“文不对题”，并有针对性地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这两份书目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1961年台湾启明书店准备重印胡适的《国学书目》时，胡适断然拒绝，认为“早已不适用了”。可见开列书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钱爱萍诚然不是胡适、梁启超这样的大师泰斗，但她同样面对浩如烟海的国学典籍，她更为深切地知道选择适合儿童阅读的经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尽管她的国学修养不能与胡适、梁启超比附，但她对中小学教师以及学生有特别清醒而确切的了解，对于他们求知的需要和接受的可能性有充分的认识。况且中小学的国学教学无需精深，只需启蒙，这就决定着她的国学经典阅读的指导更为有益和有效。钱爱萍编制书目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这就是：1.体现核心价值导向，这是篇目编制的教育目的；2.合乎语文课程标准，这是篇目编制的法定依据；3.遵循儿童认知特点，这是篇目编制成败的关键；4.借鉴已有优秀研究成果，这是篇目编制成功的重要保证。有了四个方面的指导思想，钱爱萍的篇目编制工作就能比较科学理性，切实有效。或筛选截取，或分类排序，显得切用而有趣，并在借鉴中有所创新，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小学国学经典课程建设难的问题，让国学经典教育真正列入课表，走进课堂。平心而论，这是一件很具开拓和创新意义的工作，它使国学经典教学的各种理念化为具体的教学实践并达到课程化的水平，这是国学经典教学一次质的飞跃，这是五四时期的先贤和现代的著名国学研究者所期盼但没有能圆满达成的一个梦想，这也使许多处于分散、零碎、随机的国学经典教学的同行们有了一个仿效的样板，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学经典教学由散兵游勇状态走向堂堂之阵。这不仅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件大事，也是民族文化传承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一件大事。尽管远未尽善尽美，但她走出一条可行的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学经典教学将彻底摆脱盲目性而越来越具有自觉性。
国学经典教学的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教的问题。钱爱萍的国学经典教育在张家港市有一个形成共识的团队，也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模式。鹿苑小学的陈蒙亚老师认为：1.宜于放低要求，降低难度，由浅入深。低年级的孩子，一下子要求他们会背，能理解，他们会望而却步，因此，降低对孩子的要求，和孩子们一起走进经典，“不求甚解”和“直面经典”，先让他们爱上国学。2.要有画面感和形象感，借助多媒体技术，将拗口的词汇变成一幅幅可视可理解的图片，让孩子产生亲切感，乐于记诵。3.知识学习故事化，可以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掌握新的知识。他将这国学经典的教学方式概括为三句话：带读，化困难为容易；趣解，化陌生为亲切；妙诵，化艰涩为生动。国学经典教学做到让孩们“活”起来，“动”起来，“快乐”起来。白鹿小学的阚晓茵校长将著名特级教师薛法根“三不教”的观点移之于国学经典教学中——学生已读的不必教；学生自己能读懂的，不需要教；你教了，学生也未必能懂的，暂时不教。她摸索出“讲明背熟”的教学模式。她认为，讲明经典立意，并不一定要追根溯源，引经据典，可以让学生以体验的方式，选取自己喜欢的方式。经典诗文的背诵采用“菜单式”选择内容，“游戏化”激趣的多样方式，寓教于乐，使孩子乐此不疲。花园浜幼儿园的周远卓、卢燕老师把国学经典启蒙引入幼儿的日常生活，从环境、活动、课堂着手，带幼儿在国学的殿堂上邀游。在国学经典的熏陶下，幼儿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有礼貌、能谦让、会合作、爱整理等良好习惯，课堂活动中显得自信活跃、思路开阔、语言表达能力强。钱爱萍作为国学经典教学的设计者和指导者，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团队的教学水平和协作能力，国学经典教育在张家港市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可喜景象。
国学是一个民族通过自己的体究，融贯各种知识而形成的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固定的，而是生长着的。研究它不是炫耀，不是复古，而是为了我们能以自己的思想自立于天地之间。人无思想则无魂，国无思想亦然。国学是知识，更是学术和思想，国学不是现成答案，而是通往现代中国思想的途径，它不但有待发现和恢复，而且有待发展和建设。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怀特海说，每一个自我都创生于他者的影响，我的过去包含了我对他者的经验和体验，包含着我所在共同体的众多规范和期待。钱爱萍正是一位矢志不渝从事儿童国学经典教育的志愿者，同时也是一位很认真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建设者，她虔诚地向儿童传递着民族文化的规范和期待，这是一件意义深远、功德无量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