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固体废物刑法治理方面,德国不仅拥有完备的一次规范与二次规范体系作为制度保障,还以类型化思维为指引构建起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解释范式.《德国刑法典》第326条非法处置废物罪在规定“人的环境”保护原则、轻微污染出罪原则以及行政从属性原则三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各构成要件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德国经验对我国固体废物刑事治理的启示如下:在一次规范制定方面,将立法重点放在程序性行政法规范上,确保环境保护相关信息得到及时暴露和充分讨论;在二次规范制定方面,适当扩大我国《刑法》第339条的规制范围,将非法处置的对象从固体
【机 构】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上海20043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固体废物刑法治理方面,德国不仅拥有完备的一次规范与二次规范体系作为制度保障,还以类型化思维为指引构建起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解释范式.《德国刑法典》第326条非法处置废物罪在规定“人的环境”保护原则、轻微污染出罪原则以及行政从属性原则三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各构成要件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德国经验对我国固体废物刑事治理的启示如下:在一次规范制定方面,将立法重点放在程序性行政法规范上,确保环境保护相关信息得到及时暴露和充分讨论;在二次规范制定方面,适当扩大我国《刑法》第339条的规制范围,将非法处置的对象从固体废物扩展至所有的危险废物,并以废物种类和非法处置行为种类完善核心条文;在完善新设罪名的解释范式方面,遵循大陆法系所提倡的“学术争鸣—理论建构—立法体现—判例落实—反哺理论”螺旋式上升、相对线性且稳定的发展模式.
其他文献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对纪律的规定逐步走向完善,并形成了下级服从上级、保守党的秘密、为党服务、廉洁奉公、对党忠诚、参加组织生活和交纳党费等若干纪律原则.在建党之初,由于党内组织活动不多,加之党员人数较少,党员干部的违纪问题并不突出.在大革命时期,随着中共革命活动的深入开展和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党员干部的违纪问题有所增多,主要存在党员干部忽视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贪污揩油、恋爱纠纷、组织小团体、泄露党的秘密、溺职、不服从组织安排和工作雇佣化等问题.一般而言,各地方党组织在遇到党员干部违纪问题时会根据党的相关纪律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源动力.解放思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前提.对外开放通过推动中国经贸体制与国际接轨,成为引领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并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巨大受益者.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构建面临四大挑战:中国与三大经济体之间经贸摩擦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疫情叠加中美贸易争端,加速全球产业链重组;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产业面临国际双向挤压;高水平开放滞后的弊端集中显现.对此,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实施五大战略对策:以新一波解放思想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积极务实妥善地处
再犯罪问题是罪犯改造面临的难题,受教育程度低是再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再犯罪的可能性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的1.3倍.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服刑人员再犯罪的风险最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服刑人员再犯罪的风险大幅降低.提升服刑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对于降低再犯罪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服刑人员在被监禁期间的文化教育应当受到重视,应努力普及高中教育,鼓励开展大专及以上的高等教育.
公权力监督是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突破口.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督不精准、监督滞后、监督信息孤岛等情况仍然存在,影响了公权力监督的效率.近年来,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廉政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重要领域,大数据的工具理性特点与公权力监督的价值契合,能破解公权力监督制约的难题.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监督框架,在防控数据风险的前提下打破信息壁垒、增强法律和制度约束力、强化精准预警功能,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最终实现公权力的有效监督.
当下,我国环境治理已由政府监管企业的二元模式阶段转向为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多元共治的新阶段,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应然逻辑和制度实践随即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关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判断出现了理论与悖论、民主观与利益观、结构主义与个体理性等多重争论.重新从环境治理中公众与政府关系切入,将其视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基点,进而对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进行审查,并建立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公众与央地两级政府的合作治理策略,未来实践中,应重点以参与意识培养为导向的环境教育体系改进、以参与成本降低为导向的信
我国通过七十多年农村反贫困制度建设,建立起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为支撑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激发内生动力为根本的核心理念,依托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实现了社会结构稳定与社会制度变革的统一、群众生活富裕与发展能力提升的统一,以及经济良序发展与生态持续保护的统一.
投资条约仲裁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与国家处于相对平等法律地位的非政治化争端解决平台,然私法裁判程序和商事仲裁理论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尤其是管理性国际投资争端时屡屡失灵,引发投资条约仲裁的“合法性”危机.透明度规则的确立标志着投资条约仲裁由保密走向公开、由私法裁判向全球治理工具转型,全球行政法理论的引入能够弥补现有投资条约仲裁机制公共职能的缺失.全球行政法要求投资条约仲裁应当具备问责、透明和公众参与、阐明理由和复审程序,这对于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走出合法性危机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三重逻辑”.一是“政治逻辑”.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始终坚持稳定和谐的政治经济环境;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国际视角等.二是“制度逻辑”.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围绕这个价值导向,从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经济运行机制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党中央为贫困地区设立了五年过渡期,这既是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是为了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但是,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容易引起突发环境事件,从而加剧生态脆弱型贫困地区的返贫风险.突发环境事件与生态型贫困互为因果,在生态脆弱地区采取的生态扶贫措施的延续性不足可能引起突发环境事件,从而出现返贫的现象.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优先、构建环境返贫预警机制,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强化脱贫人口自身能力建设,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大力减少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等策略,进而消除因突发环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