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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重要进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深化。当前，我国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把握好指标根本性与体系性的辩证关系、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的辩证关系、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的辩证关系、“治已病”与“治未病”的辩证关系。同时，要坚持“两个维护”，以问题为导向，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遵循，不断开创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的新局面。
【关键词】社会治理 人民群众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早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建设目标。他表示，“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在“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后，我们需要坚持党的优良作风，即“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治理自始至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二法门，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演进。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重要进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深化，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一是载体与主体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运行载体，后者是前者的实现主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党委领导下政府和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体系，既包括一整套紧密相连、衔接协调的体制机制以及制度安排，也包括社会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和利益协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因此，必须要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二是标志与内涵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应当包含体制、法律、制度、标志、标准等要求，而社会治理现代化相对侧重于实现包含人民群众在内的社会主体的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直接决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构成。而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又描绘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可以说，“现代化”是党和人民需要花费长达百年时间、需要数代人前赴后继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无论是基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庞大体系，还是循序渐进的实践规律，抑或是认知判断上的凝聚共识，都需要考量何谓现代化、是否现代化、如何现代化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因此，除了要统筹好指标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等关系外，还需要科学把握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一是把握好指标根本性与体系性的辩证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必然有相对应的标志性指标体系作为目标指引或评判参照，但无论体系多么庞大复杂，都必须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性定位。毛泽东同志表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二是把握好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的辩证关系。显性指标是以量化型表象数据客观反映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程度，比如每万人犯罪率、每万人拥有律师人数、政府透明指数等。隐性指标是指反映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治理状况，往往涉及民众的内心感受、认同程度，比如幸福指数、安全指数等。显性指标操作性强，但容易简单化、机械化，会因为“用药过猛”而拖累隐性指标。
三是把握好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的辩证关系。因为制度化与程序化是现代化程度的表象特征，加上对中华传统文化重实体轻程序习惯的矫枉过正，现代人较为偏好程序标准。但必须注意不能陷入“为了程序而程序”的误区。譬如为了追求纠纷的调解率而不惜对当事人连蒙带骗、半哄半吓；为了规避监管不力的法律责任而大行留痕考核的形式主义，等等。事实上，对问题的处理过于功利化，追求高效率而不重视程序方法，必然会影响法律、制度等预期引导功能的实现。
四是统筹好“治已病”与“治未病”的辩证关系。社会治理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要运用法律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但当前，只顾眼前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已病”现象较为突出，忽视“治未病”，埋下了较大的隐患。比如，只顾完成经济指标而破坏生态环境，为经济长远发展留下了安全隐患；为了表面脱贫而忽视致力于自力更生的扶志与扶智，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无疑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加法与减法、治标与治本关系的最生动诠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理念的重要遵循。
一是坚持“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保证。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类风险隐患多元、多样、多变，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重要节点上，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才能做到人民利益至上；只有堅持“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化危为机，迎难而上，实现中国之治。
二是以问题为导向，做好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理性对比当下的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毫无疑问，中国人的事要中国人自己办。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有效化解社会风险，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由此可知，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摸着石头过河”，坚持“四个自信”，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遵循，让中华文明再领风骚。首先，要探索完善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的共治新格局。“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公信力低下的美国司法现状说明，纯粹而繁琐的法制救不了西方之乱。因此，应当以政治为统领、法治为保障、自治为基础，彰显德治的时代魅力，从而实现自律与他律、刚性与柔性、治身与治心、人力和科技的统一。其次，要开创做实权利保障、权力参与的全民共享新模式。人民当家作主，不只是全民小康，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还要把公共权力的运行向社会开放，让全民参与。我们必须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善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让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关键词】社会治理 人民群众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理念的理论价值
早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建设目标。他表示，“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在“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后，我们需要坚持党的优良作风，即“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治理自始至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二法门，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演进。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重要进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深化，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一是载体与主体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运行载体，后者是前者的实现主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党委领导下政府和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体系，既包括一整套紧密相连、衔接协调的体制机制以及制度安排，也包括社会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和利益协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因此，必须要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二是标志与内涵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应当包含体制、法律、制度、标志、标准等要求，而社会治理现代化相对侧重于实现包含人民群众在内的社会主体的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直接决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构成。而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把握好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又描绘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可以说，“现代化”是党和人民需要花费长达百年时间、需要数代人前赴后继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无论是基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庞大体系，还是循序渐进的实践规律，抑或是认知判断上的凝聚共识，都需要考量何谓现代化、是否现代化、如何现代化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因此，除了要统筹好指标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等关系外，还需要科学把握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一是把握好指标根本性与体系性的辩证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必然有相对应的标志性指标体系作为目标指引或评判参照，但无论体系多么庞大复杂，都必须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性定位。毛泽东同志表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二是把握好显性指标与隐性指标的辩证关系。显性指标是以量化型表象数据客观反映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程度，比如每万人犯罪率、每万人拥有律师人数、政府透明指数等。隐性指标是指反映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治理状况，往往涉及民众的内心感受、认同程度，比如幸福指数、安全指数等。显性指标操作性强，但容易简单化、机械化，会因为“用药过猛”而拖累隐性指标。
三是把握好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的辩证关系。因为制度化与程序化是现代化程度的表象特征，加上对中华传统文化重实体轻程序习惯的矫枉过正，现代人较为偏好程序标准。但必须注意不能陷入“为了程序而程序”的误区。譬如为了追求纠纷的调解率而不惜对当事人连蒙带骗、半哄半吓；为了规避监管不力的法律责任而大行留痕考核的形式主义，等等。事实上，对问题的处理过于功利化，追求高效率而不重视程序方法，必然会影响法律、制度等预期引导功能的实现。
四是统筹好“治已病”与“治未病”的辩证关系。社会治理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要运用法律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但当前，只顾眼前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已病”现象较为突出，忽视“治未病”，埋下了较大的隐患。比如，只顾完成经济指标而破坏生态环境，为经济长远发展留下了安全隐患；为了表面脱贫而忽视致力于自力更生的扶志与扶智，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无疑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加法与减法、治标与治本关系的最生动诠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理念的重要遵循。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两个维护”，以问题为导向，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遵循
一是坚持“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保证。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类风险隐患多元、多样、多变，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重要节点上，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才能做到人民利益至上；只有堅持“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化危为机，迎难而上，实现中国之治。
二是以问题为导向，做好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理性对比当下的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毫无疑问，中国人的事要中国人自己办。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有效化解社会风险，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由此可知，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摸着石头过河”，坚持“四个自信”，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遵循，让中华文明再领风骚。首先，要探索完善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的共治新格局。“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公信力低下的美国司法现状说明，纯粹而繁琐的法制救不了西方之乱。因此，应当以政治为统领、法治为保障、自治为基础，彰显德治的时代魅力，从而实现自律与他律、刚性与柔性、治身与治心、人力和科技的统一。其次，要开创做实权利保障、权力参与的全民共享新模式。人民当家作主，不只是全民小康，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还要把公共权力的运行向社会开放，让全民参与。我们必须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善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让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