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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揭露国民党的通货膨胀而呐喊
杨培新通货膨胀问题，始于1940年。此时，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开始由和缓转入恶性阶段，法币发行日益增加，物价猛烈上涨。1940年冬，马寅初在几次演讲中指出：“过去几年抗战，政府是用发票子掠夺工人、农民和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来打仗的，而官僚资本却在乘机大发国难财，做猪狗不如的黄金、美钞投机生意。今后应当对他们开征临时财产税，让豪门巨富拿出钱来打仗”。社会上一时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要求严惩发国难财者的呼声波涛汹涌，一浪高似一浪。蒋介石急恼，连忙下令逮捕了马寅初，又没收了刊登马老演讲的书报杂志。为了声援马老的疾呼，进一步地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周恩来通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要大力宣传马老事迹，同时又令我党的地下刊物《战时青年》翻印马老的演讲，在青年学生中间广为散发。杨培新时任《战时青年》编辑，他一边用钢板刻写马老演讲，一边为马老的铮铮铁骨深深感动。就是从这时起，杨培新开始了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调查钻研，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随着国民党通过通货膨胀和重赋税等手段日益加重对于民脂民膏的榨取，不仅使工人、农民、广大工薪阶层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严重地危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使工商业经济萧条，萎靡不振，他们为了图生存求发展，也不断地发起反抗斗争。周恩来同志看到这一形势，认为必须及时地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为反抗四大家族的黑暗统治而斗争。为此他决定派遣杨培新、徐日安（解放后历任《光明日报》党派部、教育部主任）等地下党员，秘密地打入到已为国民党中统、军统所控制的《商务日报》，通过紧密团结工商界头面人物，坚持“在商言商”的主张，坚持在这家商报上主要登载金融、物价、市场、商情、国内外贸易等消息，彻底排除磨擦分子的反共言论，从而也就将重点转移到揭露国民党政府如何大搞通货膨胀、苛捐杂税，对重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对外汇、黄金实行统制，从而上下起手大发国难财的黑暗统治。这时，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又较马老痛声疾呼时更加恶化，滥发的钞票犹如溃堤洪水，物价一涨再涨，一日三起三落，当时人们称之为“野马狂奔似的物价”。据有关资料统计，1943年时的法币实际购买能力，已经降低为抗战前的10%。当时著名的闻一多教授，由于生活困难不得不依靠变卖衣物度日，为人刻图章常到深夜，冬日里披着赶马人的披毡赶到学校里去上课。《商务日报》刊登了大量的这类专访新闻和专栏评论文章，深入浅出地报道了国民党政府大搞恶性通货膨胀之为祸。当时，重庆其他报纸大都不大敢登这些新闻消息，因而使得《商务日报》独秀于林，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杨培新那时才20岁出头，他和同志们在极为复杂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付的任务，不仅排挤走了中统、军统的特工人员，夺取了报纸的控制权，而且还使他在短时期内成为了一个“著名经济记者”，与我党《新华日报》经济版主笔许涤新、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等互相配合，都在不同的领域和读者群中，起着引领社会舆论的作用。到抗战末期，这张报纸已经成为孤立四大家族、与工商界人士结成牢固统一战线的一块重要阵地。周恩来副主席回延安时，时任边区政府财政厅长的南汉宸向他打听《商务日报》情况，周副主席称赞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
1945年3月29日，重庆发生了臭名昭著的“黄金案”。就在当局宣布黄金每两由两万元调升至三万五千元的头一天，重庆、昆明等地竟然惊人地多卖出去一万多两。这明显是内部消息泄露所致。这一桩轰动中外的奇案大案，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指责和质问。杨培新更是直向顶层，径直地去采访代理财政部长俞鸿钧。经过了几回机智而又正义凛然的追讯，使得俞鸿钧陷于尴尬而又没有回旋余地的窘境，最后不得不交出了泄露黄金的渠道和数字。杨培新连续发表特写，将矛头直指宋子文豪门资本，在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怒，而且还得到了俞鸿钧的赏识，觉得杨培新的文章对财政金融政策上的弊端与黄金外汇投机行为分析得十分透彻，于是便有意邀请他出任自己的秘书，帮他专门分析国内外财政金融状况。但南方局领导考虑到党在财政金融方面的统战工作也很重要，当时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于是指示杨培新婉言谢绝了。他对俞鸿钧说：“我是写历史的人，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人，干不了你们的事。”俞鸿钧仍然一再坚请地说：“写历史的人，也可以参加创造历史嘛！”
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乔冠华看到杨培新写的《黄金案庭审记》后拍案叫绝，对这个年青人倍加赏识，亲自把杨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给了胡绳同志，让他出版。这就是杨培新的第一本著作《中国经济动向》。杨培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是乔冠华同志引导我走上理论研究的道路。”后来，在乔冠华的指导下，杨培新相继写出了《经济新闻读法》《新货币学》等著作。
当抗战刚刚胜利之际，国民党政府人为地压低敌伪货币兑换法币的比价，使法币一度出现了币值上涨、物价下跌的虚假好转局面。当时有些人为这暂时的现象所蒙蔽，好像法币从此真地会走向长期稳定了。宋子文甚至洋洋得意地宣称：“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也就可以控制金融。”“中国的经济，只要有四个月的工夫就有办法。”对于这些迷惑视听、蛊惑人心的言论，杨培新及时予以戳穿，写出了《通货膨胀的警钟响了》一文，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拭目以待，法币不仅不会长期稳定，而且将要以较前更为猛烈的速度狂跌下来。后来事实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杨培新的预见。
国民党政府迁回到南京后，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发动全面内战。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很快就使法币又跌落到恶性通货膨胀之中，甚至较之抗战期间还厉害。抗战期间，法币币值平均每日下跌的指数是20%；而在1946年，下跌指数已达到50%-80%。1947年，杨培新又写出了《中国通货膨胀论》新著，为最早起来揭批国民党通货膨胀、被经济学界称之为“惟马首是瞻”的马寅初特为此书作序，他很赞赏作者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研究之精深、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认为这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一本好书。杨培新在此书中进一步预测到，伪法币已经进入了全面崩溃的阶段，明确地指出，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给其财政经济带来了不可收拾的危机，国民党每打一次败仗，法币便狂跌一次。随着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日趋缩小，法币的信用已经威信扫地，人们已经竞相抛出法币，采用黄金、外汇甚至某些实物来作计价流通手段。国民党政府已经无力组织货币回笼，法币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全面崩溃的阶段，就像1922年至1924年奥、匈、德国货币，因为高速贬值最后不得不全面崩溃一样。 1948年，杨培新从上海到了香港。参加创办香港《文汇报》，担任该报的发行人。为了抨击蒋介石集团在覆灭前的垂死挣扎，杨培新相继写出了《CC豪门资本解剖》《TV宋豪门资本解剖》《大财阀蒋介石》和有关孔祥熙家族的通俗理论小丛书。这些书除了在香港吕宋书屋出版发行外，北平的中外出版社和解放区的东北书店，都曾翻印发行。
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法币崩溃之后，妄图用发行金圆券来挽救其财政金融危机。当时香港一些倾向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文章，吹捧“金圆券之发行具有十足准备金”，必将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等。为了揭穿骗局，杨培新在香港《文汇报》撰写专文，用大量事实证明金圆券必然走上贬值与崩溃的道路。后来局势的发展，很快就戳穿了香港报纸为金圆券捧场的谰言，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金圆券便一落千丈，各地方纷纷拒绝使用这种钞票。杨培新对于国民党货币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特别是对其长达2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的追踪考察，使他对于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作了比较科学、系统、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述。
为建立起我国稳定的货币制度竭尽力量
全国解放后，杨培新从香港回到北京。这一回，他竟然与前次坚辞国民党财政部长俞鸿钧聘其为秘书完全相反，欣然地接受了南汉宸之邀，到中国人民银行来任南汉宸行长的秘书，兼宣传处长、《中国金融》主编，毫无顾惜地推辞了本应接任的《文汇报》社长、副社长或总编辑之类的堂堂显赫职务。而当时我们银行所面临的情况又是非常的艰险、繁重，刚刚接受了国民党二十余年统治所遗留下的金融、货币混乱如麻的烂摊子，恶性通货膨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能够跻身于反通货膨胀的第一线，他才自找苦吃地来到了银行。就当时的局势来说，要想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消除国民党遗留下的通货膨胀，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最首要的任务。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如果不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货币制度基础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都缺乏一个可靠的先决物质条件。因此在进城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便下大力气，杨培新也积极地投身到这个阵地上来，想办法如何迅速地清除敌伪货币，取缔黄金、外汇在市场上的流通，让人民币占领市场，成为计价流通的唯一合法手段。
接着，便是如何稳定币值的问题。人民币刚进城时，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便曾连续发生了四次剧烈的波动。据统计，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开始发行到1949年底，一年之间通货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进一步猛增到270倍。当时甚至有人怀疑，人民币是否会步金圆券的后尘。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国民党败逃时破坏交通，掠夺财富，造成了民困财尽、濒临于总崩溃的境地。在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解放后，交通要恢复、工商业要发展，国民党各机关团体留下来的人员，又要全部包下来，这都迫使我们急需投放大量的货币。而且战争还在进行，解放大西南、大西北的任务仍很艰巨。当时，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中央局掌握的，许多人不知道，票子会走路的。这些货币在新解放区里发行出去之后，又会长腿自行返回到老区里来购买物资，从而引起全国的物价大涨。于此艰险严峻形势之下，人民银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收回发行权，统一由人民银行总行发行。接着便是打击银元投机风潮，查抄上海证券大楼，加紧调运粮食、煤炭、纱布等物资到上海、天津等地，集中优势沉重地打击了囤聚倒把的奸商，有力地抑制了飞快上涨的物价。另外，有鉴于货币不稳定之时，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大多数都是尽量地把钱花光，购买粮食、棉布借以保值，款子拨下去后是有去无回，银行吸收不到存款，简直成了一个货币发行公司，杨培新及时向南汉宸献策，建议在各地建立中央统管的发行库，各地的财政收入完全由银行各分支机构收纳到当地发行库中，由总行集中调拨出库。后来，杨培新又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的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余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帐支付。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里来，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一年之内可以归行12次，有力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量。
通过这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很快地便扭转了局势，到1950年3月时，物价已经全面平抑，人民币值始终保持了稳定，虽然到1950年10月又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但币值一直坚挺没有发行多大波动。在这样惊险万状之中迅速地消除通货膨胀，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史无前例的。英国著名货币学家弗里德曼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破解之谜。当时，杨培新协助行长南汉宸作出总结，将人民银行在此历史巨变中所做的全部工作，概括为一句话，叫作“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
1955年，我国发行新人民币，用一元票面兑换市场上流通的万元，借以便利交易和计算，同时将建国以来在建立独立、统一、稳定货币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用这一新的形式巩固下来。杨培新主管发行新人民币的宣传工作，写了《发行新人民币的意义和作用》《我国货币制度是独立、统一和稳定的货币制度》等文章，后来又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收入到他主编的《发行新的人民币的意义和作用》一书中。
杨培新通货膨胀问题，始于1940年。此时，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开始由和缓转入恶性阶段，法币发行日益增加，物价猛烈上涨。1940年冬，马寅初在几次演讲中指出：“过去几年抗战，政府是用发票子掠夺工人、农民和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来打仗的，而官僚资本却在乘机大发国难财，做猪狗不如的黄金、美钞投机生意。今后应当对他们开征临时财产税，让豪门巨富拿出钱来打仗”。社会上一时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要求严惩发国难财者的呼声波涛汹涌，一浪高似一浪。蒋介石急恼，连忙下令逮捕了马寅初，又没收了刊登马老演讲的书报杂志。为了声援马老的疾呼，进一步地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周恩来通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要大力宣传马老事迹，同时又令我党的地下刊物《战时青年》翻印马老的演讲，在青年学生中间广为散发。杨培新时任《战时青年》编辑，他一边用钢板刻写马老演讲，一边为马老的铮铮铁骨深深感动。就是从这时起，杨培新开始了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调查钻研，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随着国民党通过通货膨胀和重赋税等手段日益加重对于民脂民膏的榨取，不仅使工人、农民、广大工薪阶层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严重地危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使工商业经济萧条，萎靡不振，他们为了图生存求发展，也不断地发起反抗斗争。周恩来同志看到这一形势，认为必须及时地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为反抗四大家族的黑暗统治而斗争。为此他决定派遣杨培新、徐日安（解放后历任《光明日报》党派部、教育部主任）等地下党员，秘密地打入到已为国民党中统、军统所控制的《商务日报》，通过紧密团结工商界头面人物，坚持“在商言商”的主张，坚持在这家商报上主要登载金融、物价、市场、商情、国内外贸易等消息，彻底排除磨擦分子的反共言论，从而也就将重点转移到揭露国民党政府如何大搞通货膨胀、苛捐杂税，对重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对外汇、黄金实行统制，从而上下起手大发国难财的黑暗统治。这时，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又较马老痛声疾呼时更加恶化，滥发的钞票犹如溃堤洪水，物价一涨再涨，一日三起三落，当时人们称之为“野马狂奔似的物价”。据有关资料统计，1943年时的法币实际购买能力，已经降低为抗战前的10%。当时著名的闻一多教授，由于生活困难不得不依靠变卖衣物度日，为人刻图章常到深夜，冬日里披着赶马人的披毡赶到学校里去上课。《商务日报》刊登了大量的这类专访新闻和专栏评论文章，深入浅出地报道了国民党政府大搞恶性通货膨胀之为祸。当时，重庆其他报纸大都不大敢登这些新闻消息，因而使得《商务日报》独秀于林，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杨培新那时才20岁出头，他和同志们在极为复杂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付的任务，不仅排挤走了中统、军统的特工人员，夺取了报纸的控制权，而且还使他在短时期内成为了一个“著名经济记者”，与我党《新华日报》经济版主笔许涤新、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等互相配合，都在不同的领域和读者群中，起着引领社会舆论的作用。到抗战末期，这张报纸已经成为孤立四大家族、与工商界人士结成牢固统一战线的一块重要阵地。周恩来副主席回延安时，时任边区政府财政厅长的南汉宸向他打听《商务日报》情况，周副主席称赞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
1945年3月29日，重庆发生了臭名昭著的“黄金案”。就在当局宣布黄金每两由两万元调升至三万五千元的头一天，重庆、昆明等地竟然惊人地多卖出去一万多两。这明显是内部消息泄露所致。这一桩轰动中外的奇案大案，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指责和质问。杨培新更是直向顶层，径直地去采访代理财政部长俞鸿钧。经过了几回机智而又正义凛然的追讯，使得俞鸿钧陷于尴尬而又没有回旋余地的窘境，最后不得不交出了泄露黄金的渠道和数字。杨培新连续发表特写，将矛头直指宋子文豪门资本，在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怒，而且还得到了俞鸿钧的赏识，觉得杨培新的文章对财政金融政策上的弊端与黄金外汇投机行为分析得十分透彻，于是便有意邀请他出任自己的秘书，帮他专门分析国内外财政金融状况。但南方局领导考虑到党在财政金融方面的统战工作也很重要，当时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于是指示杨培新婉言谢绝了。他对俞鸿钧说：“我是写历史的人，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人，干不了你们的事。”俞鸿钧仍然一再坚请地说：“写历史的人，也可以参加创造历史嘛！”
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乔冠华看到杨培新写的《黄金案庭审记》后拍案叫绝，对这个年青人倍加赏识，亲自把杨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给了胡绳同志，让他出版。这就是杨培新的第一本著作《中国经济动向》。杨培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是乔冠华同志引导我走上理论研究的道路。”后来，在乔冠华的指导下，杨培新相继写出了《经济新闻读法》《新货币学》等著作。
当抗战刚刚胜利之际，国民党政府人为地压低敌伪货币兑换法币的比价，使法币一度出现了币值上涨、物价下跌的虚假好转局面。当时有些人为这暂时的现象所蒙蔽，好像法币从此真地会走向长期稳定了。宋子文甚至洋洋得意地宣称：“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也就可以控制金融。”“中国的经济，只要有四个月的工夫就有办法。”对于这些迷惑视听、蛊惑人心的言论，杨培新及时予以戳穿，写出了《通货膨胀的警钟响了》一文，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拭目以待，法币不仅不会长期稳定，而且将要以较前更为猛烈的速度狂跌下来。后来事实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杨培新的预见。
国民党政府迁回到南京后，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发动全面内战。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很快就使法币又跌落到恶性通货膨胀之中，甚至较之抗战期间还厉害。抗战期间，法币币值平均每日下跌的指数是20%；而在1946年，下跌指数已达到50%-80%。1947年，杨培新又写出了《中国通货膨胀论》新著，为最早起来揭批国民党通货膨胀、被经济学界称之为“惟马首是瞻”的马寅初特为此书作序，他很赞赏作者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研究之精深、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认为这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一本好书。杨培新在此书中进一步预测到，伪法币已经进入了全面崩溃的阶段，明确地指出，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给其财政经济带来了不可收拾的危机，国民党每打一次败仗，法币便狂跌一次。随着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日趋缩小，法币的信用已经威信扫地，人们已经竞相抛出法币，采用黄金、外汇甚至某些实物来作计价流通手段。国民党政府已经无力组织货币回笼，法币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全面崩溃的阶段，就像1922年至1924年奥、匈、德国货币，因为高速贬值最后不得不全面崩溃一样。 1948年，杨培新从上海到了香港。参加创办香港《文汇报》，担任该报的发行人。为了抨击蒋介石集团在覆灭前的垂死挣扎，杨培新相继写出了《CC豪门资本解剖》《TV宋豪门资本解剖》《大财阀蒋介石》和有关孔祥熙家族的通俗理论小丛书。这些书除了在香港吕宋书屋出版发行外，北平的中外出版社和解放区的东北书店，都曾翻印发行。
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法币崩溃之后，妄图用发行金圆券来挽救其财政金融危机。当时香港一些倾向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文章，吹捧“金圆券之发行具有十足准备金”，必将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等。为了揭穿骗局，杨培新在香港《文汇报》撰写专文，用大量事实证明金圆券必然走上贬值与崩溃的道路。后来局势的发展，很快就戳穿了香港报纸为金圆券捧场的谰言，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金圆券便一落千丈，各地方纷纷拒绝使用这种钞票。杨培新对于国民党货币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特别是对其长达2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的追踪考察，使他对于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作了比较科学、系统、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述。
为建立起我国稳定的货币制度竭尽力量
全国解放后，杨培新从香港回到北京。这一回，他竟然与前次坚辞国民党财政部长俞鸿钧聘其为秘书完全相反，欣然地接受了南汉宸之邀，到中国人民银行来任南汉宸行长的秘书，兼宣传处长、《中国金融》主编，毫无顾惜地推辞了本应接任的《文汇报》社长、副社长或总编辑之类的堂堂显赫职务。而当时我们银行所面临的情况又是非常的艰险、繁重，刚刚接受了国民党二十余年统治所遗留下的金融、货币混乱如麻的烂摊子，恶性通货膨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能够跻身于反通货膨胀的第一线，他才自找苦吃地来到了银行。就当时的局势来说，要想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消除国民党遗留下的通货膨胀，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最首要的任务。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如果不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货币制度基础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都缺乏一个可靠的先决物质条件。因此在进城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便下大力气，杨培新也积极地投身到这个阵地上来，想办法如何迅速地清除敌伪货币，取缔黄金、外汇在市场上的流通，让人民币占领市场，成为计价流通的唯一合法手段。
接着，便是如何稳定币值的问题。人民币刚进城时，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便曾连续发生了四次剧烈的波动。据统计，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开始发行到1949年底，一年之间通货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进一步猛增到270倍。当时甚至有人怀疑，人民币是否会步金圆券的后尘。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国民党败逃时破坏交通，掠夺财富，造成了民困财尽、濒临于总崩溃的境地。在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解放后，交通要恢复、工商业要发展，国民党各机关团体留下来的人员，又要全部包下来，这都迫使我们急需投放大量的货币。而且战争还在进行，解放大西南、大西北的任务仍很艰巨。当时，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中央局掌握的，许多人不知道，票子会走路的。这些货币在新解放区里发行出去之后，又会长腿自行返回到老区里来购买物资，从而引起全国的物价大涨。于此艰险严峻形势之下，人民银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收回发行权，统一由人民银行总行发行。接着便是打击银元投机风潮，查抄上海证券大楼，加紧调运粮食、煤炭、纱布等物资到上海、天津等地，集中优势沉重地打击了囤聚倒把的奸商，有力地抑制了飞快上涨的物价。另外，有鉴于货币不稳定之时，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大多数都是尽量地把钱花光，购买粮食、棉布借以保值，款子拨下去后是有去无回，银行吸收不到存款，简直成了一个货币发行公司，杨培新及时向南汉宸献策，建议在各地建立中央统管的发行库，各地的财政收入完全由银行各分支机构收纳到当地发行库中，由总行集中调拨出库。后来，杨培新又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的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余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帐支付。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里来，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一年之内可以归行12次，有力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量。
通过这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很快地便扭转了局势，到1950年3月时，物价已经全面平抑，人民币值始终保持了稳定，虽然到1950年10月又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但币值一直坚挺没有发行多大波动。在这样惊险万状之中迅速地消除通货膨胀，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史无前例的。英国著名货币学家弗里德曼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破解之谜。当时，杨培新协助行长南汉宸作出总结，将人民银行在此历史巨变中所做的全部工作，概括为一句话，叫作“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
1955年，我国发行新人民币，用一元票面兑换市场上流通的万元，借以便利交易和计算，同时将建国以来在建立独立、统一、稳定货币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用这一新的形式巩固下来。杨培新主管发行新人民币的宣传工作，写了《发行新人民币的意义和作用》《我国货币制度是独立、统一和稳定的货币制度》等文章，后来又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收入到他主编的《发行新的人民币的意义和作用》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