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美国人雷诺德被法院判决犯有重婚罪。他已经结过一次婚，居然又结一次。他还是一个摩门教徒，根据摩门教教义，一个人可以有几个太太，但是，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不能重婚。
　　这件案子，在当时的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包括陪审团都在争论：“人到底能不能重婚呢？”
　　案子最后转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弗逊指出，一个人可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并不表示他在我们这个社会或国家的实际生活中，能够百分之百地按照教义生活，比如他不能够重婚。重婚违反的是国家法律，国家法律关照的是所有国民的道德底线。
　　如果有人相信，以人殉葬算是一种宗教仪式，难道我们就可以允许这么做吗？或者有一些基督教的学者，反对孩子们在学校接种牛痘的，那么我们还能不能够对他们的孩子强行接种牛痘呢？
　　这些问题，提得非常好，由此可见，法律需要经受具体案例的考验，才能逐渐逼近它应有的价值。
　　《法槌十七声》是一本时事评论集，讲的是西方法律史上十七个著名案件。本书的作者萧瀚，是一位年轻的法学家，他援引这些案例，帮助我们重新考虑，到底什么是法律？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制社会或政治文明社会？
　　书中列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件，如法国19世纪末的德雷夫斯案。
　　德雷夫斯是一名法国陆军军官，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人诬告是德国间谍，后来才发现这是个冤案，但是，他已经白白坐了好几年牢，连累了很多人。
　　这个案子披露出来以后，举国关注，大作家左拉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我控诉》，成为知识分子历史上响当当的一个事件。
　　萧瀚指出，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人物，值得大家注意，就是时任情报处处长的皮卡尔。由于德雷夫斯一案，整个陆军部都在指控他，等于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去压迫他。皮卡尔觉得德雷夫斯是被冤枉的，要为他辩护，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多么不容易。后来，皮卡尔被调到前线战场，等于变相处罚，让他去送死。
　　第一，他是一个军人，怎么能不服从上级命令，去帮助一个军方上下都认为是间谍的人呢？
　　第二，他要对抗的其实是整个国家的极端民主主义，当时，全法国都非常仇恨犹太人。
　　第三，他与这件事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关系，甚至根本不认识德雷夫斯这个人，纯粹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去为他辩护，最后，差点把自己牺牲掉了。这样的人，难道不比左拉所做的更难得吗？
　　书中还提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件——马拉之死。
　　马拉是一个革命煽动家，雅各宾党人。
　　雅各宾党上台以后，把国家搞得血流成河，最多的时候，约有五万人被送上断头台，断头台不够用，就用水淹、火烧、枪毙、集体炮轰，总共处死了四十多万人。
　　在这样的恐怖潮流中，煽动别人杀人的马拉，最后也被暗杀了，杀死他的是一个25岁的女人夏洛蒂·科黛，她不想再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国家陷入野蛮之中。
　　问题在于，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按常理说，杀人是犯法的，但是如果不杀他，就会纵容更多的罪恶。二战时期，很多人，包括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菲尔，都想刺杀希特勒。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有名的律师，比如20世纪刑法史上最有名的辩护律师克莱伦斯·丹诺，他辩护过的几个案子非常出名，其中一个案子的辩护词，被公认是可以让人感动到流泪的。
　　这个案子发生在20世纪初的芝加哥，有一对年轻人杀了人，丹诺为他们做辩护，在辩护词中，除了说他们有精神病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讨论到底死刑能不能代表公正？以牙还牙就叫做正义吗？如果一个人死了，让另一个人也去死，就能换回被害人所失去的正义及尊严吗？
　　这是一个值得让全人类好好思考的问题。
　　（梁文道/文，摘自《我读2》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