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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D301次和D3115次动车发生追尾，造成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初步调查表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暴露出诸多问题，这是一起不该发生、且可以避免和防范的责任事故。面对这次事故，媒体及时报道事件进展，大胆质疑事故处理，充分表达批评意见，不仅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而且开展了有效的舆论监督，起到了推动事故妥善处理的作用，同时也见证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进步。
一、及时报道事态进展，保证公众知情权
7月23日动车事故发生后，不少电视台在事发后数小时就展开报道。作为事发地媒体的浙江卫视随即停止正在播出的娱乐节目，及时插播“温州动车车厢脱轨事故”特别报道，并进行不间断的直播。24日，《南方都市报》头版采用大幅图片报道动车追尾事故，并结合示意图形象地阐释事故详细经过；《北京青年报》《新快报》《当代生活报》使用大幅新闻图片还原事故现场；《温州都市报》不仅在头版使用了大幅图片和醒目标题，而且制作了“大救援特别报道”，第一时间将现场救援的详细情况传达给公众。当然，单就时效性而言，引领风骚的无疑是新媒体。在事发当时传统媒体尚未进入现场之际，网民在事故发生后四分钟就通过微博开始图文并茂的实况直播，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关于“列车脱轨”的第一条报道早两个多小时[1]。
动车追尾事故的及时报道，不仅包括对事故本身的报道，而且包括对事故处理的及时报道。事故发生后，各媒体及时更新伤亡人数；《温州都市报》《温州日报》等纸质媒体组织专题集中报道救援情况，浙江卫视、新浪微博现场直播救援进展；《大河报》《厦门商报》《北京青年报》《青年时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及凤凰、网易等网站的各大论坛刊发特稿或组织策划悼念性专题，向死难者致哀；央视国际网、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等直播铁道部新闻发布会和温家宝总理在事故现场的答问；《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媒体及时报道赔偿方案，并综合近年来事故赔偿金额进行对比；《北京日报》、强国论坛、中新网等媒体全程跟踪报道动车事故调查情况。所有这些报道，都使动车事故及其处理进展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而媒体的及时报道保障了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事态发展情况，保障了公众对事故真相及事故处理的知情权。
二、大胆质疑事故处理，揭示深层次问题
在及时报道事态进程的同时，媒体大胆质疑事故处理，揭示事故暴露出来的各种深层次问题，是这次重大交通事故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事故原因的质疑，是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潇湘晨报》7月26日头版在报眼处用三个硕大的“为什么”对事故原因提出质疑。《长株潭报》在7月27日的头版上画了一个硕大而醒目的问号，一针见血地责问“为什么发生了几次雷击却没有引起重视？即使信号失灵，电话总能沟通吧？列车调度管理到位吗？行车安全系统在最关键时刻失灵？事故发生后的24小时他们都在做什么？”等诸多问题，呼吁“给遇难和受伤乘客一个交代”。各媒体独具创意的版面编排和犀利的质问语言，使事故真相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对事故处理的质疑，是各大媒体报道的又一个焦点。铁道部短时间内宣布救援结束、掩埋车体、急于恢复通车、迟迟不公布死亡人员名单等行为，媒体普遍感到难以理解。《南方都市报》先后发表社论《恢复秩序高于抢救生命，是令人心寒的价值莽断》（7月27日）、《痛悼遇难者，叩问责任人》（7月29日），批评指挥部鲁莽的救援决策，追问铁道部“真的敢说在推土机前推的时候，所有的躯体都是冰冷的吗？”质疑“有缺陷的设备會被采购？在具体的招标中是否存在寻租行为？是否还有其他的零部件存在类似的问题？”等问题。8月8日，《三联生活周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推出“‘7•23’事故追问”专题报道，追问该事故处理中“人的问题”。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措辞和态度也成为众媒体批评的焦点，《南方都市报》甚至发起国骂，评论《“他妈的”奇迹》（7月31日）严厉批评铁道部对该事故的处理方式和态度；“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迅速成为网络和传统媒体流行用语，尽显媒体对铁道部骄横态度与霸道作风的讽刺。与此同时，媒体还批评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铁道部新闻发布会过程中，央视评论员杨禹就在《24小时》栏目中指出铁道部所发布的信息“远远不够”。央视新闻主播、记者张泉灵发布微博指出，“本来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该是以说实话、好好说话的方式推进信息公开，推进政府和民众沟通理解的‘道’，现在却常常成了对付媒体、掩饰责任的‘术’。在各种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上，教诡术的还备受欢迎。不要以为有了就是进步，走上岔路离目标更远。你以为臭鸡蛋砸的是发言人吗？砸的是政府公信力”，得到众多网友的认同、评论和转发。
在事故善后阶段，媒体质疑的焦点集中在赔偿方案与事故调查组成员的构成。铁道部公布赔偿金额之后，《广州日报》当即发表评论《“7•23”事故如何赔偿才算合理》（7月27日）和《“一快遮百丑”的思维要不得》（7月27日），认为“赔偿限额值得商榷”，批评“死亡人数、身份还未确定”，“赔偿就进入实质性阶段，而且还对短时间拿钱走人者予以奖励”的做法。《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谈判格局不对等，霸道赔偿谈何抚慰人心》（7月28日），指责“铁道部强行推出一套由自己一手包办的赔偿方案”的霸道行为。同时，国务院首次公布调查组成员名单之后，《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提出质疑，认为“调查组部分专家背景有些‘铁’”，敏锐指出部分成员“与铁道部关系密切，其中一人为动车事故关联企业独立董事”。
此外，媒体还追问铁道部的改革以及高铁狂飙突进式发展存在的问题。《上海商报》发表社评《为了39条生命，必须对铁道部改革》（7月30日），认为“对这个面对多次事故重演而不知悔改的铁道部，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对它有信心，也不能再指望它自己对自己进行符合公众需要的改革，而是要以39条生命的理由，从外部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革”；《华夏时报》刊登报道《铁道部改制之痛》（7月30日），追究“铁路体制改革之所以历经30年没有迈出实质性脚步”的根本原因。《中国经营报》及其创办的中国经营网刊登《铁道部改革二十年：自我革新无奇迹》（8月6日），称“不管公众如何呼吁，改革铁道部都没有那么乐观”。针对中国高速发展引发的诸多问题，《人民日报》发表《高速时代尤须系好“安全带”》（7月26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7月28日）等评论文章；《南方都市报》刊登报道《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7月29日）；《南方周末》7月28日头版文章引题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迷恋速度，太多的细节被狂飙突进甩在了身后……”；《东方卫报》7月27日在头版呼喊“你慢些走……”；《南方人物周刊》8月7日刊登“死亡动车”专题报道，质问“中国，你到底应该走多快”；时评人童大焕在微博上感慨：“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这些报道和评论都引发了媒体和公众对铁道部改革成效不满和对中国发展问题的集体反思。
三、新媒体让民众拥有话语权，直接促成社会舆论
如果说传统媒体在事件发生和处理过程中主要以精英姿态报道事实和发表观点，那么，新媒体则提供了随时随地挖掘事实真相和传达平民观点的平台。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市民阶层通过较为平等开放的平台发表意见，使公众的批评与精英的观点融为一体，发出传统媒体中难以发出的声音，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微博平台上，观点的自由市场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动车事故赔偿方案中的言论为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对动车事故赔偿标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传统媒体质疑赔偿方案合理性的同时，微博更是热议不断。网友“@Losan”感慨“一条活命竟然连套房子的首付都抵不上，如今的价值观真是偏离的离谱”。“@律师联盟”依照《侵权责任法》和人身伤害相关司法解释，就如何赔偿列出了赔偿金额的应有算法。还有网友指出，“动车赔偿从50万调整到91.5万，数字变化不重要，重要的是50万等于事故赔偿金加一次性专项帮扶费加爱心捐助费，变成91.5万等于死亡赔偿金加丧葬费加精神抚慰费加一次性救助金。50万也好，91万也好，关健是最后到家属手中多少”。网民还通过独特的网络表达方式发表看法，言论自由而激烈。优酷网制作微电影《如果723》，以新的表现形式展现7•23事故给遇难者家属造成的伤害；酷六网则独家播放网友根据动车事故改编的歌曲《一无所有》，表达了网民对铁道部行为的愤怒之情。微博传播的便捷性使其不僅能够直播事件发展进程，还能让网民在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发表对事件的看法。“@smallbookaa”称“动车遇难者一路走好，如果有来生，你们还生在中国，希望你们的人生充满幸福：交通是安全的，官员是为百姓的，食物是用良心做的。通往天堂的路上没有车来车往，愿你们一路走好”。新媒体还成为传统媒体大胆报道和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支持力量。头七之日，《新京报》关于动车的头版报道被撤，以《七日雨未绝，一天两预警》（7月30日）一文取代，该头版被《新京报》摄影师陈杰以微博形式上传到网上，并感慨称“今晨，雨过天晴，7天的悲伤，没有因为第八天的到来，而盼来希望，平抚忧伤。从现场的掩埋真相，到昨夜扼杀舆论掩盖真相，他们的狰狞已显。这个世界不仅生命如草芥，连亡灵都没有安息的地方”，此微博被转发了3182次，评论多达692条，网民纷纷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和对中宣部禁令的不满。
四、三重合力形成舆论监督
1.舆论监督合理有效。在动车事故处理的整个过程中，舆论监督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公众质疑调查组和专家组成员的独立性时，国务院调整了调查组和专家组成员名单；在公众质疑赔偿金额合理性的情况下，铁道部赔偿金经历了每位遇难者17.2万、50万至91.5万人民币的三级跳。这些都体现了民意对政府决策和行动的影响。
媒体及时的新闻报道、对铁道部处理事故的质疑以及民众公开自由的言论表达，构成了这次动车事故处理过程中舆论监督的合力。媒体的及时报道使民众能够迅速了解事态，媒体对铁道部的责问将其所作所为置于舆论监督之中，而民众的言论表达增强了社会舆论对政府的压力，这三重合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事故处理的决策机构或决策人物的控制力或操纵力，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2.舆论监督运作更为成熟。7•23动车事故报道中形成的有效监督，不仅体现了网络舆论监督的成熟与完善，而且形成了有效的全媒体舆论监督运作网络。
就网络舆论监督而言，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网络舆论监督源自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案件”[2]，有人则追溯至1998年5月的印尼排华事件[3]。当然，紧随“重庆钉子户案件”之后的“周老虎”事件、“南京天价烟”事件、“躲猫猫”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力量。其中，2009年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与此次动车事故中的舆论监督有着较多的共同点。在“躲猫猫”事件中，网民为探求事故发生真相，自行组织网民调查团进行调查，且舆论监督多在新媒体内部完成。相比较而言，7•23动车事故中，在央视记者欲调查动车事故受阻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合力完成了对政府调查组的舆论监督，督促政府合理安排独立的调查组成员调查事故真相。由于政府具有比网民或记者更丰富的专业资源和调查途径，监督政府调查比起自行调查来说更具科学性与合法性。同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合作，传统媒体一方面担当起辟谣功能，另一方面对网民观点进行整合；而新媒体则通过网络舆论支持传统媒体大胆开展舆论监督。传统媒体的监督力度和言论开放程度相对提高，并与新媒体舆论监督合力形成了有效的全媒体舆论监督。
3.舆论监督呈现多重性。全媒体舆论监督与网络舆论监督和更早期的报纸舆论监督相比，其主要特点在于其形成了多重监督效力。
首先，舆论监督的最主要对象是政府。公众舆论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领域的产物之一。公共领域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代表着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判为目标，能真诚坦率展开商讨的理性交往纽带或空间”[4]。换言之，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就是公共权力。此次动车事故中，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为公共平台开展的质疑、批判和监督迫使作为权力机关的铁道部作出让步和调整，无疑是一次全媒体舆论监督的胜利，也体现了传媒公共领域的核心意义。
其次，这次全媒体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传播内容的监督。动车事故报道中，新媒体充分体现了传播优势，但不容忽视的是也产生了不少谣言，例如网络谣传“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上限为35人”；由“神秘手”图片推测救援过程中“掩埋活人”；谣传遗体未经家属同意被集体火化等信息，这些谣言普遍源自对事实的臆断，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新浪微博辟谣团队向其用户发送“辟谣公告”；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1+1》栏目不久之后就播出短片《关于7•23的谣言》（7月28日）；《南方都市报》则刊登《神秘“一只手”引发传言风暴》（7月26日），披露“掩埋活人”的谣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传播内容真实性的监督，保证了舆论监督的合理有效。
再次，这次舆论监督还实现了对传播者的监督，即通过媒介批评对信息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和方式进行监督。媒体不仅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例如，《中国青年报》于7月27日刊登特稿《永不抵达的列车》，不少读者在微博中表达了对此文的写作风格和效果的看法，大多网友认同了报道中所体现的人性光辉，而部分网友则认为“这样的文章应该由作家去写”[5]。7月28日的《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评论称“绝不应该简简单单地把铁道部门放在中间，而我们围观，甚至是围殴”，“媒体在这方面需要自省”。也就是说，媒体对事故的报道和评论行为也时刻处于监督之中。
五、7•23动车事故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此次事故报道形成了及时有效的舆论监督，但仍存在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与以往相比，新媒体自身的辟谣机制有所发展，但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自律精神和警惕谣言的意识仍需强化。自2010年11月起，新浪微博就已成立辟谣团队，随后又注册了名为“@微博辟谣”的新浪微博虚假消息辟谣官方账号，专门发布辟谣微博，并称“每条辟谣帖均经严格考证”，“最快的时候几个小时就能辟谣，最慢也就一两天的时间”[6]。尽管新媒体在努力打造谣言净化和过滤机制，谣言仍屡“辟”不止，有些还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者都要避免传播具有不确定性或没有权威消息源的信息；另一方面，信息接受者要培养理性质疑精神，对一些没有事实依据或事实依据模糊的信息要保持警惕和求证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舆论监督陷入谣言泥潭，丢失理性基础。
其次，批判的目的在于重构，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应仅满足于畅快淋漓的批判，报道与言论要把握好力度，更全面地思考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舆论监督的目的不在于解构或颠覆政府权威，而是为了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改善政府运作。从这次动车事故报道来看，媒体的批判激烈，其中不乏理性光辉，但在众多媒体批判之下，铁道部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媒体应更全面地顾及社会影响，不能为逞一时之快或求因言获利而发表具有过分感性色彩的激烈言论，挑动公众的愤怒情绪。不仅如此，媒体还应当适时引导公众舆论，防止舆论被一些蓄谋已久的反社会人员或组织利用和操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众舆论所形成的舆论监督效果是正面的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媒体是公共领域的重要平台，理应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因此，媒体在批判的同时应注重向公众和政府提供恰当可行的建议，督促政府对事故进行妥善处理。
参考文献：
[1] 任丽颖,朱峰.中国网民直播“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OL].新华网,2011-07-24.
[2] 杨永慧,熊代春.我国网络监督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困境和出路[J].领导科学,2009(26).
[3] 孔建会.浅析网络舆论监督[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08-17.
[4] 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
[5] 李雪昆,袁舒婕,晋雅芬.关注媒体“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报道——评析[OL].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08-02.
[6] 任博.新浪微博辟谣小组:每条辟谣帖均经严格考证[N].每日新报,2011-08-10.
一、及时报道事态进展，保证公众知情权
7月23日动车事故发生后，不少电视台在事发后数小时就展开报道。作为事发地媒体的浙江卫视随即停止正在播出的娱乐节目，及时插播“温州动车车厢脱轨事故”特别报道，并进行不间断的直播。24日，《南方都市报》头版采用大幅图片报道动车追尾事故，并结合示意图形象地阐释事故详细经过；《北京青年报》《新快报》《当代生活报》使用大幅新闻图片还原事故现场；《温州都市报》不仅在头版使用了大幅图片和醒目标题，而且制作了“大救援特别报道”，第一时间将现场救援的详细情况传达给公众。当然，单就时效性而言，引领风骚的无疑是新媒体。在事发当时传统媒体尚未进入现场之际，网民在事故发生后四分钟就通过微博开始图文并茂的实况直播，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关于“列车脱轨”的第一条报道早两个多小时[1]。
动车追尾事故的及时报道，不仅包括对事故本身的报道，而且包括对事故处理的及时报道。事故发生后，各媒体及时更新伤亡人数；《温州都市报》《温州日报》等纸质媒体组织专题集中报道救援情况，浙江卫视、新浪微博现场直播救援进展；《大河报》《厦门商报》《北京青年报》《青年时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及凤凰、网易等网站的各大论坛刊发特稿或组织策划悼念性专题，向死难者致哀；央视国际网、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等直播铁道部新闻发布会和温家宝总理在事故现场的答问；《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媒体及时报道赔偿方案，并综合近年来事故赔偿金额进行对比；《北京日报》、强国论坛、中新网等媒体全程跟踪报道动车事故调查情况。所有这些报道，都使动车事故及其处理进展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而媒体的及时报道保障了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事态发展情况，保障了公众对事故真相及事故处理的知情权。
二、大胆质疑事故处理，揭示深层次问题
在及时报道事态进程的同时，媒体大胆质疑事故处理，揭示事故暴露出来的各种深层次问题，是这次重大交通事故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事故原因的质疑，是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潇湘晨报》7月26日头版在报眼处用三个硕大的“为什么”对事故原因提出质疑。《长株潭报》在7月27日的头版上画了一个硕大而醒目的问号，一针见血地责问“为什么发生了几次雷击却没有引起重视？即使信号失灵，电话总能沟通吧？列车调度管理到位吗？行车安全系统在最关键时刻失灵？事故发生后的24小时他们都在做什么？”等诸多问题，呼吁“给遇难和受伤乘客一个交代”。各媒体独具创意的版面编排和犀利的质问语言，使事故真相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对事故处理的质疑，是各大媒体报道的又一个焦点。铁道部短时间内宣布救援结束、掩埋车体、急于恢复通车、迟迟不公布死亡人员名单等行为，媒体普遍感到难以理解。《南方都市报》先后发表社论《恢复秩序高于抢救生命，是令人心寒的价值莽断》（7月27日）、《痛悼遇难者，叩问责任人》（7月29日），批评指挥部鲁莽的救援决策，追问铁道部“真的敢说在推土机前推的时候，所有的躯体都是冰冷的吗？”质疑“有缺陷的设备會被采购？在具体的招标中是否存在寻租行为？是否还有其他的零部件存在类似的问题？”等问题。8月8日，《三联生活周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推出“‘7•23’事故追问”专题报道，追问该事故处理中“人的问题”。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措辞和态度也成为众媒体批评的焦点，《南方都市报》甚至发起国骂，评论《“他妈的”奇迹》（7月31日）严厉批评铁道部对该事故的处理方式和态度；“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迅速成为网络和传统媒体流行用语，尽显媒体对铁道部骄横态度与霸道作风的讽刺。与此同时，媒体还批评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铁道部新闻发布会过程中，央视评论员杨禹就在《24小时》栏目中指出铁道部所发布的信息“远远不够”。央视新闻主播、记者张泉灵发布微博指出，“本来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该是以说实话、好好说话的方式推进信息公开，推进政府和民众沟通理解的‘道’，现在却常常成了对付媒体、掩饰责任的‘术’。在各种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上，教诡术的还备受欢迎。不要以为有了就是进步，走上岔路离目标更远。你以为臭鸡蛋砸的是发言人吗？砸的是政府公信力”，得到众多网友的认同、评论和转发。
在事故善后阶段，媒体质疑的焦点集中在赔偿方案与事故调查组成员的构成。铁道部公布赔偿金额之后，《广州日报》当即发表评论《“7•23”事故如何赔偿才算合理》（7月27日）和《“一快遮百丑”的思维要不得》（7月27日），认为“赔偿限额值得商榷”，批评“死亡人数、身份还未确定”，“赔偿就进入实质性阶段，而且还对短时间拿钱走人者予以奖励”的做法。《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谈判格局不对等，霸道赔偿谈何抚慰人心》（7月28日），指责“铁道部强行推出一套由自己一手包办的赔偿方案”的霸道行为。同时，国务院首次公布调查组成员名单之后，《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提出质疑，认为“调查组部分专家背景有些‘铁’”，敏锐指出部分成员“与铁道部关系密切，其中一人为动车事故关联企业独立董事”。
此外，媒体还追问铁道部的改革以及高铁狂飙突进式发展存在的问题。《上海商报》发表社评《为了39条生命，必须对铁道部改革》（7月30日），认为“对这个面对多次事故重演而不知悔改的铁道部，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对它有信心，也不能再指望它自己对自己进行符合公众需要的改革，而是要以39条生命的理由，从外部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革”；《华夏时报》刊登报道《铁道部改制之痛》（7月30日），追究“铁路体制改革之所以历经30年没有迈出实质性脚步”的根本原因。《中国经营报》及其创办的中国经营网刊登《铁道部改革二十年：自我革新无奇迹》（8月6日），称“不管公众如何呼吁，改革铁道部都没有那么乐观”。针对中国高速发展引发的诸多问题，《人民日报》发表《高速时代尤须系好“安全带”》（7月26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7月28日）等评论文章；《南方都市报》刊登报道《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7月29日）；《南方周末》7月28日头版文章引题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迷恋速度，太多的细节被狂飙突进甩在了身后……”；《东方卫报》7月27日在头版呼喊“你慢些走……”；《南方人物周刊》8月7日刊登“死亡动车”专题报道，质问“中国，你到底应该走多快”；时评人童大焕在微博上感慨：“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这些报道和评论都引发了媒体和公众对铁道部改革成效不满和对中国发展问题的集体反思。
三、新媒体让民众拥有话语权，直接促成社会舆论
如果说传统媒体在事件发生和处理过程中主要以精英姿态报道事实和发表观点，那么，新媒体则提供了随时随地挖掘事实真相和传达平民观点的平台。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市民阶层通过较为平等开放的平台发表意见，使公众的批评与精英的观点融为一体，发出传统媒体中难以发出的声音，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微博平台上，观点的自由市场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动车事故赔偿方案中的言论为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对动车事故赔偿标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传统媒体质疑赔偿方案合理性的同时，微博更是热议不断。网友“@Losan”感慨“一条活命竟然连套房子的首付都抵不上，如今的价值观真是偏离的离谱”。“@律师联盟”依照《侵权责任法》和人身伤害相关司法解释，就如何赔偿列出了赔偿金额的应有算法。还有网友指出，“动车赔偿从50万调整到91.5万，数字变化不重要，重要的是50万等于事故赔偿金加一次性专项帮扶费加爱心捐助费，变成91.5万等于死亡赔偿金加丧葬费加精神抚慰费加一次性救助金。50万也好，91万也好，关健是最后到家属手中多少”。网民还通过独特的网络表达方式发表看法，言论自由而激烈。优酷网制作微电影《如果723》，以新的表现形式展现7•23事故给遇难者家属造成的伤害；酷六网则独家播放网友根据动车事故改编的歌曲《一无所有》，表达了网民对铁道部行为的愤怒之情。微博传播的便捷性使其不僅能够直播事件发展进程，还能让网民在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发表对事件的看法。“@smallbookaa”称“动车遇难者一路走好，如果有来生，你们还生在中国，希望你们的人生充满幸福：交通是安全的，官员是为百姓的，食物是用良心做的。通往天堂的路上没有车来车往，愿你们一路走好”。新媒体还成为传统媒体大胆报道和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支持力量。头七之日，《新京报》关于动车的头版报道被撤，以《七日雨未绝，一天两预警》（7月30日）一文取代，该头版被《新京报》摄影师陈杰以微博形式上传到网上，并感慨称“今晨，雨过天晴，7天的悲伤，没有因为第八天的到来，而盼来希望，平抚忧伤。从现场的掩埋真相，到昨夜扼杀舆论掩盖真相，他们的狰狞已显。这个世界不仅生命如草芥，连亡灵都没有安息的地方”，此微博被转发了3182次，评论多达692条，网民纷纷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和对中宣部禁令的不满。
四、三重合力形成舆论监督
1.舆论监督合理有效。在动车事故处理的整个过程中，舆论监督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公众质疑调查组和专家组成员的独立性时，国务院调整了调查组和专家组成员名单；在公众质疑赔偿金额合理性的情况下，铁道部赔偿金经历了每位遇难者17.2万、50万至91.5万人民币的三级跳。这些都体现了民意对政府决策和行动的影响。
媒体及时的新闻报道、对铁道部处理事故的质疑以及民众公开自由的言论表达，构成了这次动车事故处理过程中舆论监督的合力。媒体的及时报道使民众能够迅速了解事态，媒体对铁道部的责问将其所作所为置于舆论监督之中，而民众的言论表达增强了社会舆论对政府的压力，这三重合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事故处理的决策机构或决策人物的控制力或操纵力，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2.舆论监督运作更为成熟。7•23动车事故报道中形成的有效监督，不仅体现了网络舆论监督的成熟与完善，而且形成了有效的全媒体舆论监督运作网络。
就网络舆论监督而言，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网络舆论监督源自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案件”[2]，有人则追溯至1998年5月的印尼排华事件[3]。当然，紧随“重庆钉子户案件”之后的“周老虎”事件、“南京天价烟”事件、“躲猫猫”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力量。其中，2009年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与此次动车事故中的舆论监督有着较多的共同点。在“躲猫猫”事件中，网民为探求事故发生真相，自行组织网民调查团进行调查，且舆论监督多在新媒体内部完成。相比较而言，7•23动车事故中，在央视记者欲调查动车事故受阻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合力完成了对政府调查组的舆论监督，督促政府合理安排独立的调查组成员调查事故真相。由于政府具有比网民或记者更丰富的专业资源和调查途径，监督政府调查比起自行调查来说更具科学性与合法性。同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合作，传统媒体一方面担当起辟谣功能，另一方面对网民观点进行整合；而新媒体则通过网络舆论支持传统媒体大胆开展舆论监督。传统媒体的监督力度和言论开放程度相对提高，并与新媒体舆论监督合力形成了有效的全媒体舆论监督。
3.舆论监督呈现多重性。全媒体舆论监督与网络舆论监督和更早期的报纸舆论监督相比，其主要特点在于其形成了多重监督效力。
首先，舆论监督的最主要对象是政府。公众舆论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领域的产物之一。公共领域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代表着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判为目标，能真诚坦率展开商讨的理性交往纽带或空间”[4]。换言之，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就是公共权力。此次动车事故中，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为公共平台开展的质疑、批判和监督迫使作为权力机关的铁道部作出让步和调整，无疑是一次全媒体舆论监督的胜利，也体现了传媒公共领域的核心意义。
其次，这次全媒体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传播内容的监督。动车事故报道中，新媒体充分体现了传播优势，但不容忽视的是也产生了不少谣言，例如网络谣传“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上限为35人”；由“神秘手”图片推测救援过程中“掩埋活人”；谣传遗体未经家属同意被集体火化等信息，这些谣言普遍源自对事实的臆断，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新浪微博辟谣团队向其用户发送“辟谣公告”；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1+1》栏目不久之后就播出短片《关于7•23的谣言》（7月28日）；《南方都市报》则刊登《神秘“一只手”引发传言风暴》（7月26日），披露“掩埋活人”的谣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传播内容真实性的监督，保证了舆论监督的合理有效。
再次，这次舆论监督还实现了对传播者的监督，即通过媒介批评对信息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和方式进行监督。媒体不仅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例如，《中国青年报》于7月27日刊登特稿《永不抵达的列车》，不少读者在微博中表达了对此文的写作风格和效果的看法，大多网友认同了报道中所体现的人性光辉，而部分网友则认为“这样的文章应该由作家去写”[5]。7月28日的《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评论称“绝不应该简简单单地把铁道部门放在中间，而我们围观，甚至是围殴”，“媒体在这方面需要自省”。也就是说，媒体对事故的报道和评论行为也时刻处于监督之中。
五、7•23动车事故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此次事故报道形成了及时有效的舆论监督，但仍存在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与以往相比，新媒体自身的辟谣机制有所发展，但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自律精神和警惕谣言的意识仍需强化。自2010年11月起，新浪微博就已成立辟谣团队，随后又注册了名为“@微博辟谣”的新浪微博虚假消息辟谣官方账号，专门发布辟谣微博，并称“每条辟谣帖均经严格考证”，“最快的时候几个小时就能辟谣，最慢也就一两天的时间”[6]。尽管新媒体在努力打造谣言净化和过滤机制，谣言仍屡“辟”不止，有些还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者都要避免传播具有不确定性或没有权威消息源的信息；另一方面，信息接受者要培养理性质疑精神，对一些没有事实依据或事实依据模糊的信息要保持警惕和求证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舆论监督陷入谣言泥潭，丢失理性基础。
其次，批判的目的在于重构，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应仅满足于畅快淋漓的批判，报道与言论要把握好力度，更全面地思考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舆论监督的目的不在于解构或颠覆政府权威，而是为了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改善政府运作。从这次动车事故报道来看，媒体的批判激烈，其中不乏理性光辉，但在众多媒体批判之下，铁道部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媒体应更全面地顾及社会影响，不能为逞一时之快或求因言获利而发表具有过分感性色彩的激烈言论，挑动公众的愤怒情绪。不仅如此，媒体还应当适时引导公众舆论，防止舆论被一些蓄谋已久的反社会人员或组织利用和操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众舆论所形成的舆论监督效果是正面的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媒体是公共领域的重要平台，理应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因此，媒体在批判的同时应注重向公众和政府提供恰当可行的建议，督促政府对事故进行妥善处理。
参考文献：
[1] 任丽颖,朱峰.中国网民直播“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OL].新华网,2011-07-24.
[2] 杨永慧,熊代春.我国网络监督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困境和出路[J].领导科学,2009(26).
[3] 孔建会.浅析网络舆论监督[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08-17.
[4] 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
[5] 李雪昆,袁舒婕,晋雅芬.关注媒体“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报道——评析[OL].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08-02.
[6] 任博.新浪微博辟谣小组:每条辟谣帖均经严格考证[N].每日新报,2011-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