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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1年7月，张闻天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后，就曾发表题为《对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意见》一文，文章严肃地指出：“这个团体的会员应是‘生命充实的人’，应‘有高尚的人格’，‘不为势利所迷’，‘不为声色名誉所迷’。‘纯洁、俭朴、实践、奋斗’这四条是必备的资格。”所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从青少年时期就已成为张闻天人生的基本态度。
投身革命后，张闻天始终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注意个人政治、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无论身处何位，他总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立志为公
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江县（今上海浦东）一个农民家庭，在康家宅小学和私立浦东中学求学期间，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和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尤其是旧中国农村的衰败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不堪，强烈地震撼着他那幼小的心灵。1921年7月，张闻天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后，曾发表题为《对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意见》一文，文章严肃地指出：“这个团体的会员应是‘生命充实的人’，应‘有高尚的人格’，‘不为势利所迷’，‘不为声色名誉所迷’。‘纯洁、俭朴、实践、奋斗’这四条是必备的资格。”所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从青少年时期就已成为张闻天人生的基本态度。
投身革命后，张闻天始终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注意个人政治、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无论身处何位，他总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教子有方
塔里木，人称死亡之海。数九寒天，大雪茫茫。在那人烟罕见的万古荒原上，一大群牛羊后面紧跟着一个年轻的放牧人。他头戴狐皮帽，身穿老羊皮大衣，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他双手上还捧着一本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这个年轻的放羊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同志的独生子——张虹生。
张虹生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张闻天同志任我国驻苏联大使时，曾带着张虹生在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节，在红场观看了阅兵仪式，荣幸地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及苏联党和国家的其他高级领导人。
张虹生，高干子弟，独生子，大学本科生。凭这些优越的条件，张闻天只要说一句话，要在北京找一个理想的工作，可谓轻而易举之事。但一身浩然之气的张闻天，坚决不同意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儿子谋私利。
1962年张虹生大学毕业，张闻天为了把张虹生培养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就将他送到具有光荣传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劳动锻炼。
开始，张虹生面对闪闪沙海、茫茫戈壁及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些不安心，想回北京工作，但张闻天却一直鼓励他在边疆努力生产，为边疆发展贡献力量。
有些好心人对张闻天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按政策完全可以留在身边。”但他却说：“要都不去边疆，谁去呢？”由于新疆生活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张虹生得了肝炎，在同志们的催促下，张虹生写信给父亲想回北京治病。谁知张闻天回信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几十万军垦战士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呢？”这封回信对张虹生的思想触动很大，从此，张虹生再没有向父母提出任何要求。
张虹生遵照父亲的教导，在新疆劳动时，哪里艰苦他到哪里去。为了驾好马车，他虚心地向老战士学甩鞭子的基本功。晚上在月光下勤学苦练，把胳膊都甩肿了。张虹生劳动干劲大，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曾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张闻天听到这一喜讯后，以为是领导照顾他的面子，特意给张虹生一个先进生产者称号。他亲自给儿子所在的塔里木农一师师长写信问明情况，师长回信证实张虹生确实够条件评为先进生产者，张闻天这才相信儿子确实进步了。
不徇私情
张闻天对“走后门”搞特殊化深恶痛绝。他经常教育子女和亲属，一个党的干部决不能搞特殊化，干部的亲属只有多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比老百姓更多的权利。他的亲生女儿引娣原来在外交部当打字员，1955年外交部精简人员，他首先将女儿精简回上海，分配在一家棉纺厂当普通工人。张闻天总是教育亲属要勤勤恳恳地工作，服从组织安排，不可挑肥拣瘦。
1962年，侄儿张昌麟的大女儿中学毕业后，未能升学，在张闻天的教育和支持下，高高兴兴地去新疆参加边疆建设。1972年张昌麟的小女儿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清洁管理站，这里的工作又累又脏，她大哭一场，不愿去报到，要求张闻天想办法给她换个单位。但是，张闻天在给她的信中却说：“这是分工的不同，不要认为中学毕业生就不能去当清洁工。总有一部分青年人分配去做这项工作。人家的子女能去做，我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张闻天要求她立即去报到。
反对腐败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所在地，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相比，环境相对平静一些。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在党中央进驻延安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些干部搞贪污腐败，借着党和政府名义做不正当的事情以及脱离群众的事情。针对干部中这些情况，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他代表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防腐化和反官僚主义的问题。1938年7月，张闻天在一次形势报告中指出：“我们内部的问题，就是在和平空气中，产生的和平享乐腐化现象，这就危险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来克服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拿出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公开地把错误揭发出来，彻底加以改正。”
对待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张闻天首先提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以后在支部里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每个同志都了解，共产党所担负的任务及伟大使命。”“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永远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地抵御享乐腐化的诱惑。”。
其次，要求从严治党，依法惩处腐败分子。1937年10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逼婚未遂，将刘枪杀致死，经陕甘宁高等法院审判，对黄克功处以死刑。黄克功是经历红军时期、井冈山斗争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将领，有些同志希望给他减刑，让他赴前线杀敌戴罪立功。对于这种想法，张闻天在公开审判黄克功案件大会上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没有特权，即使像黄克功这样对革命有功的人，也不能例外。我们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能像军阀部队那样，可以任意杀害平民。对黄克功处以极刑，显示了党中央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决心，对全体党员干部能起到警示作用。”
清正廉洁
在长期革命的生涯中，张闻天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始终身体力行。他严于律已，生活朴素，厉行节约，反对铺张奢侈。1942年初，中共中央开始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率先响应号召，化名张晋西，组织了“延安农村调查团”，赴晋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调查。当时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物质严重匮乏、群众生活极度困苦。调查团沿途食宿异常困难，张闻天与其他同志一样，经常吃不饱。一次调查团司务长在一个小店给张闻天买了两个烧饼以备充饥，张闻天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现在群众生活这么困难，还给我买这些东西，是很不对的，以后再不许办这种事情！”最终还是把两个烧饼退了回去。
1946年冬，张闻天在担任合江省委书记时，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决定实行低标准的供给制，尽量节省开支。他以身作则，按规定，他外出可以坐小车，伙食上可吃小灶。但他从未如此，相反，张闻天常步行下乡检查工作，与同志们一起用餐。1946年末至1947年初他在桦川县会龙山屯蹲点时，以步代车，挨家挨户进行调查研究，并自备干粮。
张闻天个人生活极其俭朴，对国家公共财产倍加珍惜。1951年4月，张闻天担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经常需要参加外事活动或到各地视察工作。为给国家节省经费，除机票、车票等数额较大的费用由国家报销外，其余的差旅费以及伙食津贴等他一律自己负担。当时驻苏联使馆的房子，还是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既旧且小。一部分使馆人员只好住在地下室或不通风的阁楼，而张闻天夫妇也只有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他们分别在卧室和书房里办公。尽管住宿条件差，但张闻天还是一改旧制，建议向国家交住房费。
1955年1月，张闻天奉命调回国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管理员在他的房子里都铺上了地毯。对此，他很不高兴，当即批评了管理员，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最后管理员只得撤走了除会客室外所有地毯。他在北京的住所是建国前夕进城时分配的房子，比较狭窄，外交部总务司的同志提出要给他调换一所较宽敞的住房，这样还可以在家里接待外宾，但他坚持不搬。他说：“我们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论是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办公家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考虑到我国经济还很落后，因此必须注意节约，支援国家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他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被贬无锡。此时的张闻天身患多种疾病，组织上为治病之需，要求医生为他写一份进口药品的报告，他了解后，认为这对他是一种特殊照顾，也是对国家有限外汇的一种浪费。他恳切地对医护人员说：“目前的医疗条件已经不错了，不能搞特殊。”冬天寒冷，工作人员为他装了一个电炉，并到医院领了一副闸刀开关，本想用后送还医院，但他坚决要求付钱给医院。最后钱没还成，他让工作人员照原样又买了一副还给了医院。
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一生，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投身革命后，张闻天始终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注意个人政治、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无论身处何位，他总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立志为公
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江县（今上海浦东）一个农民家庭，在康家宅小学和私立浦东中学求学期间，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和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尤其是旧中国农村的衰败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不堪，强烈地震撼着他那幼小的心灵。1921年7月，张闻天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后，曾发表题为《对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意见》一文，文章严肃地指出：“这个团体的会员应是‘生命充实的人’，应‘有高尚的人格’，‘不为势利所迷’，‘不为声色名誉所迷’。‘纯洁、俭朴、实践、奋斗’这四条是必备的资格。”所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从青少年时期就已成为张闻天人生的基本态度。
投身革命后，张闻天始终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注意个人政治、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无论身处何位，他总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教子有方
塔里木，人称死亡之海。数九寒天，大雪茫茫。在那人烟罕见的万古荒原上，一大群牛羊后面紧跟着一个年轻的放牧人。他头戴狐皮帽，身穿老羊皮大衣，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他双手上还捧着一本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这个年轻的放羊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同志的独生子——张虹生。
张虹生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张闻天同志任我国驻苏联大使时，曾带着张虹生在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节，在红场观看了阅兵仪式，荣幸地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及苏联党和国家的其他高级领导人。
张虹生，高干子弟，独生子，大学本科生。凭这些优越的条件，张闻天只要说一句话，要在北京找一个理想的工作，可谓轻而易举之事。但一身浩然之气的张闻天，坚决不同意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儿子谋私利。
1962年张虹生大学毕业，张闻天为了把张虹生培养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就将他送到具有光荣传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劳动锻炼。
开始，张虹生面对闪闪沙海、茫茫戈壁及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些不安心，想回北京工作，但张闻天却一直鼓励他在边疆努力生产，为边疆发展贡献力量。
有些好心人对张闻天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按政策完全可以留在身边。”但他却说：“要都不去边疆，谁去呢？”由于新疆生活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张虹生得了肝炎，在同志们的催促下，张虹生写信给父亲想回北京治病。谁知张闻天回信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几十万军垦战士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呢？”这封回信对张虹生的思想触动很大，从此，张虹生再没有向父母提出任何要求。
张虹生遵照父亲的教导，在新疆劳动时，哪里艰苦他到哪里去。为了驾好马车，他虚心地向老战士学甩鞭子的基本功。晚上在月光下勤学苦练，把胳膊都甩肿了。张虹生劳动干劲大，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曾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张闻天听到这一喜讯后，以为是领导照顾他的面子，特意给张虹生一个先进生产者称号。他亲自给儿子所在的塔里木农一师师长写信问明情况，师长回信证实张虹生确实够条件评为先进生产者，张闻天这才相信儿子确实进步了。
不徇私情
张闻天对“走后门”搞特殊化深恶痛绝。他经常教育子女和亲属，一个党的干部决不能搞特殊化，干部的亲属只有多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比老百姓更多的权利。他的亲生女儿引娣原来在外交部当打字员，1955年外交部精简人员，他首先将女儿精简回上海，分配在一家棉纺厂当普通工人。张闻天总是教育亲属要勤勤恳恳地工作，服从组织安排，不可挑肥拣瘦。
1962年，侄儿张昌麟的大女儿中学毕业后，未能升学，在张闻天的教育和支持下，高高兴兴地去新疆参加边疆建设。1972年张昌麟的小女儿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清洁管理站，这里的工作又累又脏，她大哭一场，不愿去报到，要求张闻天想办法给她换个单位。但是，张闻天在给她的信中却说：“这是分工的不同，不要认为中学毕业生就不能去当清洁工。总有一部分青年人分配去做这项工作。人家的子女能去做，我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张闻天要求她立即去报到。
反对腐败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所在地，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相比，环境相对平静一些。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在党中央进驻延安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些干部搞贪污腐败，借着党和政府名义做不正当的事情以及脱离群众的事情。针对干部中这些情况，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他代表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防腐化和反官僚主义的问题。1938年7月，张闻天在一次形势报告中指出：“我们内部的问题，就是在和平空气中，产生的和平享乐腐化现象，这就危险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来克服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拿出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公开地把错误揭发出来，彻底加以改正。”
对待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张闻天首先提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以后在支部里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每个同志都了解，共产党所担负的任务及伟大使命。”“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永远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地抵御享乐腐化的诱惑。”。
其次，要求从严治党，依法惩处腐败分子。1937年10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逼婚未遂，将刘枪杀致死，经陕甘宁高等法院审判，对黄克功处以死刑。黄克功是经历红军时期、井冈山斗争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将领，有些同志希望给他减刑，让他赴前线杀敌戴罪立功。对于这种想法，张闻天在公开审判黄克功案件大会上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没有特权，即使像黄克功这样对革命有功的人，也不能例外。我们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能像军阀部队那样，可以任意杀害平民。对黄克功处以极刑，显示了党中央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决心，对全体党员干部能起到警示作用。”
清正廉洁
在长期革命的生涯中，张闻天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始终身体力行。他严于律已，生活朴素，厉行节约，反对铺张奢侈。1942年初，中共中央开始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率先响应号召，化名张晋西，组织了“延安农村调查团”，赴晋西北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调查。当时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物质严重匮乏、群众生活极度困苦。调查团沿途食宿异常困难，张闻天与其他同志一样，经常吃不饱。一次调查团司务长在一个小店给张闻天买了两个烧饼以备充饥，张闻天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现在群众生活这么困难，还给我买这些东西，是很不对的，以后再不许办这种事情！”最终还是把两个烧饼退了回去。
1946年冬，张闻天在担任合江省委书记时，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决定实行低标准的供给制，尽量节省开支。他以身作则，按规定，他外出可以坐小车，伙食上可吃小灶。但他从未如此，相反，张闻天常步行下乡检查工作，与同志们一起用餐。1946年末至1947年初他在桦川县会龙山屯蹲点时，以步代车，挨家挨户进行调查研究，并自备干粮。
张闻天个人生活极其俭朴，对国家公共财产倍加珍惜。1951年4月，张闻天担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经常需要参加外事活动或到各地视察工作。为给国家节省经费，除机票、车票等数额较大的费用由国家报销外，其余的差旅费以及伙食津贴等他一律自己负担。当时驻苏联使馆的房子，还是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既旧且小。一部分使馆人员只好住在地下室或不通风的阁楼，而张闻天夫妇也只有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他们分别在卧室和书房里办公。尽管住宿条件差，但张闻天还是一改旧制，建议向国家交住房费。
1955年1月，张闻天奉命调回国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管理员在他的房子里都铺上了地毯。对此，他很不高兴，当即批评了管理员，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最后管理员只得撤走了除会客室外所有地毯。他在北京的住所是建国前夕进城时分配的房子，比较狭窄，外交部总务司的同志提出要给他调换一所较宽敞的住房，这样还可以在家里接待外宾，但他坚持不搬。他说：“我们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论是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办公家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考虑到我国经济还很落后，因此必须注意节约，支援国家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他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被贬无锡。此时的张闻天身患多种疾病，组织上为治病之需，要求医生为他写一份进口药品的报告，他了解后，认为这对他是一种特殊照顾，也是对国家有限外汇的一种浪费。他恳切地对医护人员说：“目前的医疗条件已经不错了，不能搞特殊。”冬天寒冷，工作人员为他装了一个电炉，并到医院领了一副闸刀开关，本想用后送还医院，但他坚决要求付钱给医院。最后钱没还成，他让工作人员照原样又买了一副还给了医院。
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一生，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