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杭州市卫健委在专题会上提到，拟升级健康码，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将用户的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相联系，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
　　这一意欲将健康码常态化利用的探索当即引起争议。除了健康码已经获取的个人健康信息较敏感外，渐变色健康码集成电子病历、生活方式管理等设想更引发了公众隐私被进一步掌控、甚至进行公开排序的担忧。
　　与杭州市意欲升级健康码，进一步获取和利用公众信息不同，在今年的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对新冠疫情期间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去向则较为谨慎。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借助提案建议，针对新冠疫情期间采集的个人信息设立退出机制，对已搜集信息进行规范管理，降低数据泄露、滥用风险等。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网信办原副主任任贤良认为，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公众让渡了一部分个人信息权利，但这种让渡是有边界和时限的，在疫情结束后，有关部门应当对所收集的个人信息进行封存、销毁。

高效治理与个人信息保护如何平衡？

　　“社区掌握很多信息，而且现在连办公大楼的物业都知道我住在哪里，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律师熊定中道出了个人信息被多方掌握的忧虑。
　　打通社区、办公物业、交通口数据，多方共享个人信息恰是健康码实现行程追踪、精准抗疫的必要条件。杭州市委副书记张仲灿曾表示，健康码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数据比对。通过集合卫健、交通运输、公安等各部门数据，丰富个人的信息维度。可供比对的信息越丰富，对个人的“画像”越具体，系统作出的评判便越精准。
　　各方关切健康码信息去向的缘由在此，而多维度的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或滥用，给公民个人带来的风险将是难以复原的。然而，与公民对于个人信息的关切不同，地方政府投入了人力、时间等各种成本推行健康码这一平台，无论是基于既有成果的更优转化，还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绩考量，维持甚至丰富健康码的功能都是地方政府的较优选择。
　　其中的典型案例即杭州推行渐变色健康码。早在2月份，杭州健康码便实现了与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的打通，目前已通过健康码实现了一码就医、预约挂号、一键急救、心理援助、健康档案等多个健康应用，杭州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可凭健康码看病的城市。
　　而此次拟推行渐变色健康码之所以引起较大争论，原因在于杭州方面意欲升级健康码的功能，依托健康码进一步获取、打通个人的信息数据。
　　从其设想的渐变色健康码个人健康评价页面，可以注意到，当日运动情况、饮酒、吸烟、睡眠等情况将被纳入评价，得出个人当日健康得分。健康码最初的红黄绿三色将升级为不同深浅程度，对应不同的健康得分，越“绿”越健康。同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健康群体进行评价。
　　尽管杭州官方声称，该设想意欲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是以大数据推行便民举措，但民众的质疑在于：杭州市有关政府部门是否有权利收集个人电子病历和生活方式数据？集成这些数据是否得到个人明示授权？在后抗疫时期有无必要？比“绿”的健康指数排序会否带来歧视？

升级健康码合理吗？

　　杭州市相关部门显然未能充分有据地回应舆论的质疑。
　　在公布渐变色健康码设想的数日后，市卫健委信息中心负责人表示，“一码知健”渐变色健康码仅为设计思路，该设想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现正根据各方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没有上线计划。而如何审慎应用健康码，开发应用场景，这需要全盘统筹考虑。
　　实际上，不只杭州，在广州，新“穗康码”可作为实名电子身份证明，一次生成长期有效；上海则将“随申码”定位成：为市民或企业工作、生活、经营等行为提供数据服务的随身服务码。据了解，也有地方政府打算依托健康码，集成医院挂号、交通违章处理、企业申报、个人情况申报，领取公积金等功能，作为市民办理日常事务的一个入口。
　　以个人信息大数据为基础，实现各场景的快速通行和高效事务办理，无疑让未来的智慧生活充满想象空间。然而，健康码本就为抗疫时期的特殊产物，基于公共防疫需求，公民让渡了部分个人权利，自主申报个人各维度信息，这意味着，升级健康码本身不只要考虑以隐私换高效是否必要，还需要斟酌是否合法合理。
　　“应急状态的特点是暂时性和可回复性，一旦疫情缓解或结束，都应该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一般情况下，只有公共防疫部门才有权获取、保管这些数据，后续公民拥有的删除权等应该得到尊重，而不能将它常态化，作为长期的处置方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表示。

健康码信息该去该留？

　　除李彦宏和任贤良，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甄贞也认为，应建立公民个人信息定期清理机制，明确疫情防控期间收集的不同类别个人信息的保管期限，对于期限届满的个人信息，由相关负责人及时运用删除数据库、销毁纸质文档等方式予以清除，降低信息保管成本和泄露风险。
　　也有学者提出，当下仍处于防疫成果巩固阶段，倘若出现第二波疫情，彻底删除健康码信息是否是一个最优解？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副院长丁晓东表示，在疫情尚未完全平息的情况下，比较合适的处理方式是将健康码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加强安全保护级别，且只能为抗疫、新冠药物研发所用。
　　历经此次疫情，健康码确实已经迈出了大数据治理的一大步，无疑对于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务治理进行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探索，将健康码的既有成果弃置不用显得可惜。但熊定中指出，从信息安全和合理合法使用的角度而言，不能简单以高效和利益衡量。“只要出现一起风险事件，就会让这种信息收集行为蒙上巨大污点，再想全员动员就难了。出于其他目的需要采集这类个人信息，可以重新合规地进行，得到个人明示许可和授权，虽然可能需要花些成本和时间，但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也是值得的。”熊定中说道。
　　“若想开发其他功能，除非有其他app或产品获得用戶明确授权，用户授权其信息用于挂号或其他用途。总之，无论以何种目的，将健康码获取的信息突破抗疫的用途，都是不合适的。”丁晓东表示。（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