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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香港二十五载，我见证了香港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深知只有融合进祖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时代浪潮中，太平山下的万家灯火才会更加璀璨夺目。
2017年6月16日，中国教育部组织的“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我的内地求学故事”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征文活动在1082篇投稿中有104篇获奖作品，我很荣幸获得了一等奖。
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上海的我，90年代初作为专业性的商务谈判人员，只身定居香港，以“港漂”的身份继续奋斗。在狮子山下的顽强打拼，让我逐渐扎稳了脚跟，建立起数家跨境跨国企业，并在美国硅谷成功设立了分公司。然而世事难料，当无情的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我经历失敗，也看清自己，意识到自身的能力和兴趣并不在商业。1997年底，我关闭了所有的企业，一度赴美国工作、求学，逐渐滤清了自己对生活追求的杂念。2001年初，我决定返回香港，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之路。
求索—与人大结缘
香港社会中西交融、富于创新，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时时面临考验。渐渐地我也意识到，之前人生经历的很多坎坷，与不懂法律有很大关系。2002年下半年，我作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转行，投身法律服务行业。对我来说，法律是个全新的领域，我想把它作为自己人到中年的新起点，也甘愿为之付出终身的努力。我一边在工作中摸索，与内地、香港两地律师交流取经，一边决定重新求学，希望找机会修读法学知识。
2003年初夏的一天，我在香港的一份法律杂志上注意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课程”的介绍。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合作开设的硕士项目，经教育部批准，早在1995年就开始招收香港学生并在香港本地办学，学生毕业后由中国人民大学授予法学硕士学位。这条资讯让我欣喜若狂，于是我迅速按流程进行了申请，并获得了录取。当九龙塘的活力与中关村的积蕴相遇，我的人生也因此而翻开了新的篇章。
我们这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课程，应该是办学多年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届。尽管我们远在香港，但法学院的老师们对我们非常重视，每次上课前都会认真准备，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两地的文化差异，尽量列举贴近香港实际的案例。
在一堂堂课上，我领略到法学的魅力，也感受到老师的真诚。但彼时，香港回归不久，大多数香港人的普通话远不如现在灵光。老师们以普通话授课，使用简体中文教材和板书，这对20世纪50-70年代出生、一直生活在粤语环境中的香港同学来说还有些困难。不仅如此，由于之前与法律行业接触不多，面对高深繁重的专业课程，同学们也感到很有挑战。但我们这些香港学生并没有畏缩，而是十分珍惜这个求学机会。周末，我们聚在图书馆里一起研讨，平时，则利用通勤时间看书充电，寻找一切可能的时间来学习。
在法学精神的感染下，我愈发热烈地热爱法律，也更加坚定了想要走上法律从业之路的决心。
传承—续母校情谊
2005年，我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的身份顺利毕业，并真正开始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来在香港的律师行内处理及管理过的各类案件已经超过3000多宗。两年的求学生涯，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课程的含金量和重要意义，因此也希望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一项目运行得更好，让更多的香港有识之士参与进来，有机会接受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育。几年来，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争取，使这个项目获得了持续的资助；我以“大师姐”身份带同学们前往母校上课、访谈、答辩，鼓励并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我还多次参与策划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的学位授予仪式。在我们这些香港校友的努力下，如今的香港人民大学法硕课程日臻完善，它是内地大学唯一一个具备在港办学并颁发学位资质的项目，在香港法律教育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95年至2016年底，这个项目连续办了22届，有香港学子1067名，其中519名获得了硕士学位。
令我自豪的是，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情缘并没有止于此。自2006年起，我作为骨干校友，先后出任了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法学院香港事务总干事和法学院香港校友会会长。我秉持着“加强联谊、增进友谊、传承精神、交流分享、合作协同”的理念，在前辈校友的基础上不断努力，与其他的热心校友一道，将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香港校友会的品牌不断做大做强，提升了学校在香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港校友建立了交流思想和联络感情的精神家园。
风雨沧桑，人生多艰。2014年底，我不幸被查出脑瘤，经手术将肿瘤摘除。术后我永久地失去了右耳的听力，但幸运地获得了新生。在患病及术后康复时期，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给予了我无私的关怀和帮助，让我很快重新拥抱生活。
现在，我的中国人民大学情缘又在我的儿女身上得到了传承。我鼓励孩子们参加我曾参加过的法学硕士课程，家中两代人里，有三位已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学位，既是家人，也是校友。这对母校的眷眷之心，也成了我们家亲情紧系的源泉。
担当—怀赤子之心
移居香港二十五载，我见证了香港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深知只有融合进祖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时代浪潮中，太平山下的万家灯火才会更加璀璨夺目。我抱着一颗爱国爱港的赤子之心，希望凭借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经验，为内地与香港法律界交流搭建桥梁，不断推动两地的法治建设。
随着内地与香港合作交流的日益密切，两地间出现的跨境纠纷也不断增加，由于两地法律体系并不相同，纠纷解决起来较为困难。在毕业后的工作中，我格外关注两地纠纷案例，从内地与香港两地居民日常民事案件到跨境的各类商事案件，从跨境财产权纠纷到离婚案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被多个机构认可为跨境调解专家，致力于打造和提升内地与香港法律界跨境调解平台，帮助内地与香港许多面临低谷的人走出困境。
2014年底，我带领专业团队在深圳前海国际仲裁院，以香港的调解方式对接内地仲裁裁决，为成功首例，这对不同的法律体系下的司法制度，有着创新及行业发展的意义。同时，为将成功实务经验在业界推行，我积极编写培训授课教材，并在内地及香港的法律界及调解界培养了数百名学生，这些人才正活跃在内地和香港的法律界、司法界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正在为解决两地的法务及多元化纠纷做出努力。
此外，我还协助中国人民大学在香港连续多年筹划举办各类两地法律论坛，与其他校友们一起创办期刊《中国法律评论》，努力推动内地与香港法律界的合作交流。如今，内地、香港法律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合作不断深化，这与我和其他法律界同仁的努力不无关系，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宽阔的维多利亚港承载着我的理想，巍峨的狮子山见证着我的打拼。从自由自在四处漂泊的天涯浪子，到安居香港扎根基层的朴实市民，从投身商贸实业的女企业家，到在中国人民大学探索法学奥义的“大龄”学子，从具有丰富经验的法律从业者，到致力于促进两地法律界交流的践行者，我深知，能有这样的人生历程，既是自身的努力，也是时代的机遇。
今年，我们迎来了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庆典。祖国的强大保障了香港的和平与稳定，“一国两制”的实践赋予了香港的繁荣与自主，作为一名立足香港、心系祖国的香港人，我希望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继续贡献自己那微薄的力量，为香港、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一份努力。
2017年6月16日，中国教育部组织的“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我的内地求学故事”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征文活动在1082篇投稿中有104篇获奖作品，我很荣幸获得了一等奖。
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上海的我，90年代初作为专业性的商务谈判人员，只身定居香港，以“港漂”的身份继续奋斗。在狮子山下的顽强打拼，让我逐渐扎稳了脚跟，建立起数家跨境跨国企业，并在美国硅谷成功设立了分公司。然而世事难料，当无情的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我经历失敗，也看清自己，意识到自身的能力和兴趣并不在商业。1997年底，我关闭了所有的企业，一度赴美国工作、求学，逐渐滤清了自己对生活追求的杂念。2001年初，我决定返回香港，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之路。
求索—与人大结缘
香港社会中西交融、富于创新，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时时面临考验。渐渐地我也意识到，之前人生经历的很多坎坷，与不懂法律有很大关系。2002年下半年，我作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转行，投身法律服务行业。对我来说，法律是个全新的领域，我想把它作为自己人到中年的新起点，也甘愿为之付出终身的努力。我一边在工作中摸索，与内地、香港两地律师交流取经，一边决定重新求学，希望找机会修读法学知识。
2003年初夏的一天，我在香港的一份法律杂志上注意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课程”的介绍。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合作开设的硕士项目，经教育部批准，早在1995年就开始招收香港学生并在香港本地办学，学生毕业后由中国人民大学授予法学硕士学位。这条资讯让我欣喜若狂，于是我迅速按流程进行了申请，并获得了录取。当九龙塘的活力与中关村的积蕴相遇，我的人生也因此而翻开了新的篇章。
我们这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课程，应该是办学多年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届。尽管我们远在香港，但法学院的老师们对我们非常重视，每次上课前都会认真准备，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两地的文化差异，尽量列举贴近香港实际的案例。
在一堂堂课上，我领略到法学的魅力，也感受到老师的真诚。但彼时，香港回归不久，大多数香港人的普通话远不如现在灵光。老师们以普通话授课，使用简体中文教材和板书，这对20世纪50-70年代出生、一直生活在粤语环境中的香港同学来说还有些困难。不仅如此，由于之前与法律行业接触不多，面对高深繁重的专业课程，同学们也感到很有挑战。但我们这些香港学生并没有畏缩，而是十分珍惜这个求学机会。周末，我们聚在图书馆里一起研讨，平时，则利用通勤时间看书充电，寻找一切可能的时间来学习。
在法学精神的感染下，我愈发热烈地热爱法律，也更加坚定了想要走上法律从业之路的决心。
传承—续母校情谊
2005年，我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的身份顺利毕业，并真正开始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来在香港的律师行内处理及管理过的各类案件已经超过3000多宗。两年的求学生涯，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课程的含金量和重要意义，因此也希望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一项目运行得更好，让更多的香港有识之士参与进来，有机会接受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育。几年来，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争取，使这个项目获得了持续的资助；我以“大师姐”身份带同学们前往母校上课、访谈、答辩，鼓励并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我还多次参与策划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的学位授予仪式。在我们这些香港校友的努力下，如今的香港人民大学法硕课程日臻完善，它是内地大学唯一一个具备在港办学并颁发学位资质的项目，在香港法律教育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95年至2016年底，这个项目连续办了22届，有香港学子1067名，其中519名获得了硕士学位。
令我自豪的是，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情缘并没有止于此。自2006年起，我作为骨干校友，先后出任了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法学院香港事务总干事和法学院香港校友会会长。我秉持着“加强联谊、增进友谊、传承精神、交流分享、合作协同”的理念，在前辈校友的基础上不断努力，与其他的热心校友一道，将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香港校友会的品牌不断做大做强，提升了学校在香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港校友建立了交流思想和联络感情的精神家园。
风雨沧桑，人生多艰。2014年底，我不幸被查出脑瘤，经手术将肿瘤摘除。术后我永久地失去了右耳的听力，但幸运地获得了新生。在患病及术后康复时期，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给予了我无私的关怀和帮助，让我很快重新拥抱生活。
现在，我的中国人民大学情缘又在我的儿女身上得到了传承。我鼓励孩子们参加我曾参加过的法学硕士课程，家中两代人里，有三位已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学位，既是家人，也是校友。这对母校的眷眷之心，也成了我们家亲情紧系的源泉。
担当—怀赤子之心
移居香港二十五载，我见证了香港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深知只有融合进祖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时代浪潮中，太平山下的万家灯火才会更加璀璨夺目。我抱着一颗爱国爱港的赤子之心，希望凭借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经验，为内地与香港法律界交流搭建桥梁，不断推动两地的法治建设。
随着内地与香港合作交流的日益密切，两地间出现的跨境纠纷也不断增加，由于两地法律体系并不相同，纠纷解决起来较为困难。在毕业后的工作中，我格外关注两地纠纷案例，从内地与香港两地居民日常民事案件到跨境的各类商事案件，从跨境财产权纠纷到离婚案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被多个机构认可为跨境调解专家，致力于打造和提升内地与香港法律界跨境调解平台，帮助内地与香港许多面临低谷的人走出困境。
2014年底，我带领专业团队在深圳前海国际仲裁院，以香港的调解方式对接内地仲裁裁决，为成功首例，这对不同的法律体系下的司法制度，有着创新及行业发展的意义。同时，为将成功实务经验在业界推行，我积极编写培训授课教材，并在内地及香港的法律界及调解界培养了数百名学生，这些人才正活跃在内地和香港的法律界、司法界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正在为解决两地的法务及多元化纠纷做出努力。
此外，我还协助中国人民大学在香港连续多年筹划举办各类两地法律论坛，与其他校友们一起创办期刊《中国法律评论》，努力推动内地与香港法律界的合作交流。如今，内地、香港法律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合作不断深化，这与我和其他法律界同仁的努力不无关系，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宽阔的维多利亚港承载着我的理想，巍峨的狮子山见证着我的打拼。从自由自在四处漂泊的天涯浪子，到安居香港扎根基层的朴实市民，从投身商贸实业的女企业家，到在中国人民大学探索法学奥义的“大龄”学子，从具有丰富经验的法律从业者，到致力于促进两地法律界交流的践行者，我深知，能有这样的人生历程，既是自身的努力，也是时代的机遇。
今年，我们迎来了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庆典。祖国的强大保障了香港的和平与稳定，“一国两制”的实践赋予了香港的繁荣与自主，作为一名立足香港、心系祖国的香港人，我希望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继续贡献自己那微薄的力量，为香港、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一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