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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河南省委卢展工书记在范县调研发现李文祥以来，5年时间过去了，他的事迹仍不时在互联网上发酵。最近一位网民看了他的故事激动地说：“当年敢举炸药包，回乡藏起小布包；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工事，小布包包住了共产党人信仰的堡垒。”
2010年初，卢展工提出要看望和慰问几位老复转军人，范县顺便选了距离公路较近的两户人家，其中一户是白衣阁乡北街村87岁高龄的老复转军人李文祥家。
在李文祥家，卢书记盯着条案上方挂着的一幅胸前挂满军功奖章的青年军官画像，向他提出看看他的军功章。老人拄着拐杖走进里屋，从老式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一个陈旧的木箱，摸出了一个已经泛黄的小布包，颤巍巍地放在卢书记面前。
看着那一枚枚虽已褪色、但依然闪着亮光的军功章、纪念章，省委书记动情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啊！”
李文祥老人的故事就这样传遍了中原大地。
李文祥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先后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和平潭岛等10多次战役。
1948年9月20日凌晨，济南战役发起总攻，济南城西的永镇门是李文祥所在83师247团2营6连的主攻方向。战斗打得异常艰苦，6连伤亡很大，担任该连“敢死队员”的李文祥推着装有炸药的独轮车，冒着密集的炮火，机智迂回到城门下，拉响炸药包炸开了城门，我军7个主力纵队从这里冲进城内，攻下了济南城，从此拉开了解放军“三大战役”的序幕……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李文祥无比珍视地将一枚枚军功章悄悄包进了小布包收藏起来，这一包就是半个世纪。
1956年，李文祥转业到福建省建设厅建筑工程总公司当保卫干部。那时的李文祥，雪白的上装，笔挺的裤子，手腕上带着闪亮的手表，每月66.2元的高工资，是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在福建，李文祥与闽南农村姑娘陈宝珍喜结连理。
1962年，党和国家发出党员干部回乡支农的号召。回乡支农，就意味着脱离干部身份，变成农民。当时，3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农村生活条件艰苦。李文祥有点犹豫。
他结婚不久的妻子没有北方农村的生活习惯，坐在床边上悄悄的抹起泪来。尽管不愿意，但她心里清楚，回乡支农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是大事。她抹一把眼泪，对李文祥说：“回去吧，你走到哪里俺就跟到哪里！”
李文祥第一个报了名。领导对他说：“你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又是单位业务骨干，可以留在单位。”可李文祥态度坚决，他毅然咬破手指，按下了鲜红的指印。
当年7月，李文祥带着妻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
当年的北街村，到处都是一片片盐碱地。“春冬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只听蛤蟆叫，就是不打粮。”村里的老少爷们，认为李文祥打过仗，走南闯北见识多，就推选他当了村党支部书记。
面对这片贫瘠的土地，面对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的父老乡亲，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汉子横下一条心：“我就不信，改变贫穷比打仗攻山头还难！”李文祥顶酷暑冒严寒，带领乡亲辛勤劳作，引进新品种，改良盐碱地。
这时，恰逢政府号召推广水稻种植，李文祥得知后异常兴奋：北街村地处背河洼地，适宜水稻种植。为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他三下信阳寻访水稻专家，在县技术人员指导下，制订了稻改方案，并主动担任“稻改队长”，带领群众全力推行稻改工程。
种植水稻，水源是个大问题。李文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开挖渠道引黄河水。在当时缺少机械设备的情况下，这可是个浩大工程，也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乡亲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李文祥带领众乡亲用锨铲镢刨，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困了就在河堤上打个盹儿。经过一个冬春苦战，引水渠修成了，黄河水流进了那片嗷嗷待垦的土地。
水源解决了，新的难题又来了。当时的北街村村民们根本就不知道水稻是个啥东西，更别说种稻了。李文祥的妻子陈宝珍在南方稻乡长大，育秧、插秧样样在行，她被推选为妇女队长。在她的悉心指导下，乡亲们很快掌握了育秧、插秧技能。
在大伙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两年时间，原本亩产只有一二百斤小麦的低产田，全部种上了水稻，产量也增长到400多斤。村民们吃上了白花花的大米，结束了全村吃救济粮的历史。如今，这里的优质水稻全国驰名，范县也成了“国家优质水稻示范区”。
稻改成功后，李文祥又带领大伙把村前村后的路修平了、拓宽了，还从村里修了一条通省道的宽马路，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还领着大伙种西瓜、改良玉米、发展小麦加工，经济农业也撒着欢儿往上窜，村民们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兜里的钱也鼓起来了，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可是直到1983年，李文祥才盖起了自己的3间瓦房。
后来，大家联名推荐他连任村党支部书记，李文祥婉言谢绝：“我年龄大，文化低，还是让年轻人干吧，我做好配合就行啦。”就这样，他由村支书到副支书，由民兵连长再到生产队长，最后成为社员，“官”越做越小。
妻子陈宝珍，这位当年美丽清纯的闽南姑娘，如今已经年近八旬，50年过去了，因为拿不起路费，她只回过一次南方老家，还是卖了一头猪换来的路费！
李文祥53岁上才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叫李金英。
李金英初中毕业时，父亲已经70岁了，播种时，父亲弓着腰，一步一步艰难地拉着犁，肩膀都被绳子勒破了。母亲在后面吃力地扶着耧，因为力气小扶不稳，一次一次被带倒在地。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李金英决定不再上学了。
李金英出去打工，因年纪小没有人用，只好跟着父亲下地干活。邻居帮她找了个卖咸菜的活儿。每天，她步行几十里路卖咸菜，脸被晒的通红通红，手被盐水泡得裂了一道道口子。父亲看在眼里，啥也说不出，只是每天天一亮就把女儿送到大门外，天黑后再站到村口等她回来。
李文祥外出干活，有时会挣个白馒头，就把它揣在怀里，热乎乎的带回家给女儿吃。他说他不喜欢吃白馒头，就喜欢吃窝窝头。女儿知道，父亲说的是假话。 李金英上小学到初中毕业，除了书和文具，父亲几乎没给她买过其他东西，哪怕是一块糖，一个玩具。父亲自己除了剃头和买几盒便宜的烟，几乎不怎么花钱。过年时，人家的大人换了新钱是给孩子们压岁的，可李文祥换来的新钱，除了只给女儿一块钱，其余的是用来交党费的。他说，当年他火线入党时部队领导告诉他，党费都是用在紧急的大事上，新钱好花。61年来，李文祥总是把新钱交给组织，把旧钱留给自己用。
李文祥一年到头就两件衣服：冬天一件黑棉大衣，夏天一件短袖布衫。黑大衣父亲穿了多半辈子，后来破得实在不能再补了，才用它给儿子改成了一条棉裤。李金英利用农闲时去县城打工，学会缝纫技术，挣了点钱，做的第一件衣服，是花20块钱给李文祥做了一件蓝色中山装。尽管做工粗糙，布料也不好，父亲还是把这件衣服看得很珍贵，只有逢年过节、走亲戚时，他才舍得拿出来穿一穿。
2000年底，邻居的儿子打算春节结婚，可是手头钱紧巴。李文祥听说后，二话没说就把家里仅有的200块钱给了他家。女儿问父亲，你把钱都给了人家，咱家咋过年？他说，咱过年不当紧，人家娶媳妇是大事，遇到难处了咱一定要帮。这年春节，全家没买一斤肉，吃的饺子是纯萝卜馅的。
2005年，李金英表姐夫告诉她说，老复员军人可以到民政局领钱。李金英知道爹的脾气，没敢跟他说，趁他不在家，找出他的复员证，和表姐夫一起到民政局领了钱。腊月二十五那天赶集，她破例多买了几斤肉。父亲看见后就问钱是从哪里来的，女儿只好跟他说了实话。父亲一听，气得指着李金英说：“你咋能这样？！你咋能这样？！”
李金英从来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就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任凭父亲数落。娘看不下去了，站起来说：“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啥？平时咱家仨俩月不沾肉腥，过年了，孩子多买几斤肉，过分啦？再说，孩子领的钱也是按照国家规定，该咱领的。当初，咱要是留在城里不回来，咋能这么苦？咱就这一个闺女，看看咱村里的孩子，哪个不比英子过得好……”说着抹起了眼泪。李文祥口气软了下来，他说，“这么大的事，也不给我说一声，咱家不是在福建领着钱吗，咋能领两份？做人要讲良心，不能给党和政府添麻烦呐！”
李文祥老人出名后，很多人都在追问：为什么几十年来他的事迹一直没有被发现？为什么他能够安贫乐道50年？记者们发现，他们翻阅县民政和组织部门的历史档案，涉及老党员、老退伍军人的登记统计，李文祥名字的下面，几乎都是空白。
建国后，党和国家十分牵挂老干部、老党员、老军人的生活和待遇，先后于1979年和2001年两次对优抚对象进行全国性普查。几十年来，为了掌握准确情况，县民政局对优抚对象曾进行过12次核查。在这些普查、核查中，李文祥的辉煌历史始终没有任何记载。
1993年，范县对全县建国前的老党员进行排查，寻访人员到李文祥家里了解情况，李文祥拿出的却是建国后的党费证。2005年，李文祥已年过八旬，家境依然不宽裕。这一年，国家对建国前的老党员再次进行普查，为他们发放生活补助费。组织部门找到李文祥时，他拿出的仍旧是建国后交党费的小册子。
2009年，范县民政局开展“红色记忆、追忆英烈”活动，广泛收集建国前后的英模资料，筹建县“英烈纪念馆”。当时组织力量对全县的优抚对象做了详细摸底调查，内容涉及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生活情况、工作情况以及战斗经历等。李文祥老人在他填报的表格中，只填了本人的基本情况，对参加的各种战役和家里的困难，却只字没填。
十几年来，范县先后多次遭受旱、涝等自然灾害，为了做好救济、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对前来反映生活困难的每一名优抚对象，都进行了登记。在这些登记册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李文祥的名字。
历史档案的空白，往往意味着档案主人的简单与平凡，可李文祥老人的空白，却书写着无言的非凡，无声的震撼！
就是那次省委书记的偶然造访，人们才从李文祥的一摞证书中，找到了他确切的入党时间——1949年2月火线入党。看到一枚枚军功章和解放前的入党证明，民政局的同志不解地问李文祥老人：“您老为什么不早点说出那些真实的情况啊？那可以早点享受到应得的待遇啊！”
老人回答很平静：“想想死去的战友，我很知足，不需要什么特殊待遇。”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福建省建设厅的同志辗转来到范县，专门为李文祥落实待遇。当时，他家只有两间破草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外，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看到昔日的同事家境如此清贫，福建的两位同志眼睛湿润了：“老李，没想到你回来后生活这么苦啊！”他们紧紧抓住李文祥的手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组织已经决定，恢复你的干部身份，请你回福建工作，不用在农村受苦了！”听到这个消息，李文祥十分激动：“没想到，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组织还惦记着我呢。”随后又平静地说：“我在农村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再说，我是生产队长，村里的群众也需要我。要是大家都去富的地方，穷地方没人来，那不就更穷啦？！”
1984年，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退职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工作。为了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时落到实处，福建的同志再次专程来到范县，为李文祥发放了生活补助费，以后每季度给他寄一次。时隔不久，范县民政局也根据相关政策，给李文祥办理了定期生活补助。他知道后，立马拿出福建方面给他寄来的生活补助费凭证，找到民政部门说：“福建给我发着钱呢，咱不能昧着良心拿双份，让国家吃亏啊。”
浮躁的社会，因为你，变得清澈而宁静。
2010年初，卢展工提出要看望和慰问几位老复转军人，范县顺便选了距离公路较近的两户人家，其中一户是白衣阁乡北街村87岁高龄的老复转军人李文祥家。
在李文祥家，卢书记盯着条案上方挂着的一幅胸前挂满军功奖章的青年军官画像，向他提出看看他的军功章。老人拄着拐杖走进里屋，从老式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一个陈旧的木箱，摸出了一个已经泛黄的小布包，颤巍巍地放在卢书记面前。
看着那一枚枚虽已褪色、但依然闪着亮光的军功章、纪念章，省委书记动情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啊！”
李文祥老人的故事就这样传遍了中原大地。
李文祥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先后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和平潭岛等10多次战役。
1948年9月20日凌晨，济南战役发起总攻，济南城西的永镇门是李文祥所在83师247团2营6连的主攻方向。战斗打得异常艰苦，6连伤亡很大，担任该连“敢死队员”的李文祥推着装有炸药的独轮车，冒着密集的炮火，机智迂回到城门下，拉响炸药包炸开了城门，我军7个主力纵队从这里冲进城内，攻下了济南城，从此拉开了解放军“三大战役”的序幕……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李文祥无比珍视地将一枚枚军功章悄悄包进了小布包收藏起来，这一包就是半个世纪。
1956年，李文祥转业到福建省建设厅建筑工程总公司当保卫干部。那时的李文祥，雪白的上装，笔挺的裤子，手腕上带着闪亮的手表，每月66.2元的高工资，是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在福建，李文祥与闽南农村姑娘陈宝珍喜结连理。
1962年，党和国家发出党员干部回乡支农的号召。回乡支农，就意味着脱离干部身份，变成农民。当时，3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农村生活条件艰苦。李文祥有点犹豫。
他结婚不久的妻子没有北方农村的生活习惯，坐在床边上悄悄的抹起泪来。尽管不愿意，但她心里清楚，回乡支农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是大事。她抹一把眼泪，对李文祥说：“回去吧，你走到哪里俺就跟到哪里！”
李文祥第一个报了名。领导对他说：“你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又是单位业务骨干，可以留在单位。”可李文祥态度坚决，他毅然咬破手指，按下了鲜红的指印。
当年7月，李文祥带着妻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
当年的北街村，到处都是一片片盐碱地。“春冬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只听蛤蟆叫，就是不打粮。”村里的老少爷们，认为李文祥打过仗，走南闯北见识多，就推选他当了村党支部书记。
面对这片贫瘠的土地，面对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的父老乡亲，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汉子横下一条心：“我就不信，改变贫穷比打仗攻山头还难！”李文祥顶酷暑冒严寒，带领乡亲辛勤劳作，引进新品种，改良盐碱地。
这时，恰逢政府号召推广水稻种植，李文祥得知后异常兴奋：北街村地处背河洼地，适宜水稻种植。为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他三下信阳寻访水稻专家，在县技术人员指导下，制订了稻改方案，并主动担任“稻改队长”，带领群众全力推行稻改工程。
种植水稻，水源是个大问题。李文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开挖渠道引黄河水。在当时缺少机械设备的情况下，这可是个浩大工程，也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乡亲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李文祥带领众乡亲用锨铲镢刨，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困了就在河堤上打个盹儿。经过一个冬春苦战，引水渠修成了，黄河水流进了那片嗷嗷待垦的土地。
水源解决了，新的难题又来了。当时的北街村村民们根本就不知道水稻是个啥东西，更别说种稻了。李文祥的妻子陈宝珍在南方稻乡长大，育秧、插秧样样在行，她被推选为妇女队长。在她的悉心指导下，乡亲们很快掌握了育秧、插秧技能。
在大伙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两年时间，原本亩产只有一二百斤小麦的低产田，全部种上了水稻，产量也增长到400多斤。村民们吃上了白花花的大米，结束了全村吃救济粮的历史。如今，这里的优质水稻全国驰名，范县也成了“国家优质水稻示范区”。
稻改成功后，李文祥又带领大伙把村前村后的路修平了、拓宽了，还从村里修了一条通省道的宽马路，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还领着大伙种西瓜、改良玉米、发展小麦加工，经济农业也撒着欢儿往上窜，村民们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兜里的钱也鼓起来了，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可是直到1983年，李文祥才盖起了自己的3间瓦房。
后来，大家联名推荐他连任村党支部书记，李文祥婉言谢绝：“我年龄大，文化低，还是让年轻人干吧，我做好配合就行啦。”就这样，他由村支书到副支书，由民兵连长再到生产队长，最后成为社员，“官”越做越小。
妻子陈宝珍，这位当年美丽清纯的闽南姑娘，如今已经年近八旬，50年过去了，因为拿不起路费，她只回过一次南方老家，还是卖了一头猪换来的路费！
李文祥53岁上才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叫李金英。
李金英初中毕业时，父亲已经70岁了，播种时，父亲弓着腰，一步一步艰难地拉着犁，肩膀都被绳子勒破了。母亲在后面吃力地扶着耧，因为力气小扶不稳，一次一次被带倒在地。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李金英决定不再上学了。
李金英出去打工，因年纪小没有人用，只好跟着父亲下地干活。邻居帮她找了个卖咸菜的活儿。每天，她步行几十里路卖咸菜，脸被晒的通红通红，手被盐水泡得裂了一道道口子。父亲看在眼里，啥也说不出，只是每天天一亮就把女儿送到大门外，天黑后再站到村口等她回来。
李文祥外出干活，有时会挣个白馒头，就把它揣在怀里，热乎乎的带回家给女儿吃。他说他不喜欢吃白馒头，就喜欢吃窝窝头。女儿知道，父亲说的是假话。 李金英上小学到初中毕业，除了书和文具，父亲几乎没给她买过其他东西，哪怕是一块糖，一个玩具。父亲自己除了剃头和买几盒便宜的烟，几乎不怎么花钱。过年时，人家的大人换了新钱是给孩子们压岁的，可李文祥换来的新钱，除了只给女儿一块钱，其余的是用来交党费的。他说，当年他火线入党时部队领导告诉他，党费都是用在紧急的大事上，新钱好花。61年来，李文祥总是把新钱交给组织，把旧钱留给自己用。
李文祥一年到头就两件衣服：冬天一件黑棉大衣，夏天一件短袖布衫。黑大衣父亲穿了多半辈子，后来破得实在不能再补了，才用它给儿子改成了一条棉裤。李金英利用农闲时去县城打工，学会缝纫技术，挣了点钱，做的第一件衣服，是花20块钱给李文祥做了一件蓝色中山装。尽管做工粗糙，布料也不好，父亲还是把这件衣服看得很珍贵，只有逢年过节、走亲戚时，他才舍得拿出来穿一穿。
2000年底，邻居的儿子打算春节结婚，可是手头钱紧巴。李文祥听说后，二话没说就把家里仅有的200块钱给了他家。女儿问父亲，你把钱都给了人家，咱家咋过年？他说，咱过年不当紧，人家娶媳妇是大事，遇到难处了咱一定要帮。这年春节，全家没买一斤肉，吃的饺子是纯萝卜馅的。
2005年，李金英表姐夫告诉她说，老复员军人可以到民政局领钱。李金英知道爹的脾气，没敢跟他说，趁他不在家，找出他的复员证，和表姐夫一起到民政局领了钱。腊月二十五那天赶集，她破例多买了几斤肉。父亲看见后就问钱是从哪里来的，女儿只好跟他说了实话。父亲一听，气得指着李金英说：“你咋能这样？！你咋能这样？！”
李金英从来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就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任凭父亲数落。娘看不下去了，站起来说：“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啥？平时咱家仨俩月不沾肉腥，过年了，孩子多买几斤肉，过分啦？再说，孩子领的钱也是按照国家规定，该咱领的。当初，咱要是留在城里不回来，咋能这么苦？咱就这一个闺女，看看咱村里的孩子，哪个不比英子过得好……”说着抹起了眼泪。李文祥口气软了下来，他说，“这么大的事，也不给我说一声，咱家不是在福建领着钱吗，咋能领两份？做人要讲良心，不能给党和政府添麻烦呐！”
李文祥老人出名后，很多人都在追问：为什么几十年来他的事迹一直没有被发现？为什么他能够安贫乐道50年？记者们发现，他们翻阅县民政和组织部门的历史档案，涉及老党员、老退伍军人的登记统计，李文祥名字的下面，几乎都是空白。
建国后，党和国家十分牵挂老干部、老党员、老军人的生活和待遇，先后于1979年和2001年两次对优抚对象进行全国性普查。几十年来，为了掌握准确情况，县民政局对优抚对象曾进行过12次核查。在这些普查、核查中，李文祥的辉煌历史始终没有任何记载。
1993年，范县对全县建国前的老党员进行排查，寻访人员到李文祥家里了解情况，李文祥拿出的却是建国后的党费证。2005年，李文祥已年过八旬，家境依然不宽裕。这一年，国家对建国前的老党员再次进行普查，为他们发放生活补助费。组织部门找到李文祥时，他拿出的仍旧是建国后交党费的小册子。
2009年，范县民政局开展“红色记忆、追忆英烈”活动，广泛收集建国前后的英模资料，筹建县“英烈纪念馆”。当时组织力量对全县的优抚对象做了详细摸底调查，内容涉及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生活情况、工作情况以及战斗经历等。李文祥老人在他填报的表格中，只填了本人的基本情况，对参加的各种战役和家里的困难，却只字没填。
十几年来，范县先后多次遭受旱、涝等自然灾害，为了做好救济、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对前来反映生活困难的每一名优抚对象，都进行了登记。在这些登记册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李文祥的名字。
历史档案的空白，往往意味着档案主人的简单与平凡，可李文祥老人的空白，却书写着无言的非凡，无声的震撼！
就是那次省委书记的偶然造访，人们才从李文祥的一摞证书中，找到了他确切的入党时间——1949年2月火线入党。看到一枚枚军功章和解放前的入党证明，民政局的同志不解地问李文祥老人：“您老为什么不早点说出那些真实的情况啊？那可以早点享受到应得的待遇啊！”
老人回答很平静：“想想死去的战友，我很知足，不需要什么特殊待遇。”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福建省建设厅的同志辗转来到范县，专门为李文祥落实待遇。当时，他家只有两间破草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外，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看到昔日的同事家境如此清贫，福建的两位同志眼睛湿润了：“老李，没想到你回来后生活这么苦啊！”他们紧紧抓住李文祥的手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组织已经决定，恢复你的干部身份，请你回福建工作，不用在农村受苦了！”听到这个消息，李文祥十分激动：“没想到，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组织还惦记着我呢。”随后又平静地说：“我在农村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再说，我是生产队长，村里的群众也需要我。要是大家都去富的地方，穷地方没人来，那不就更穷啦？！”
1984年，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退职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工作。为了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时落到实处，福建的同志再次专程来到范县，为李文祥发放了生活补助费，以后每季度给他寄一次。时隔不久，范县民政局也根据相关政策，给李文祥办理了定期生活补助。他知道后，立马拿出福建方面给他寄来的生活补助费凭证，找到民政部门说：“福建给我发着钱呢，咱不能昧着良心拿双份，让国家吃亏啊。”
浮躁的社会，因为你，变得清澈而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