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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著名作家王蒙老师到国家图书馆来，一起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题。让我们用掌声感谢王蒙老师的到来并跟我们分享他的真知灼见。
王：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题。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正在日新月异地前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纠结和新的问题，令人忧心。譬如干部作风问题尤其是贪污腐败，社会上一些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也包括一些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以致我们的传媒竟然需要不断讨论：如果碰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上，应不应该把他扶起来？未免有点骇人听闻了。
它使我想起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意思是不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不讲究学习，听到正义之事不去实践，知道不对的地方也不去改，这是我所担忧的。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当今的世道人心和我们的精神生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讨、宣扬与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似乎少有疑义与异议。不过，它能不能使我们对价值的认知更丰富、更充实、更深刻、更心贴心，更富有吸引力、凝聚力与说服力，是目前值得讨论的问题。
主持人：您讲的很有道理，现在所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有意义，关键是如何认知它。
那么核心价值观来源于哪里呢？换句话来说，我们所寻找的核心价值观，应该立足于何处呢？
王：价值观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它的根据是历史、文化、生活，是人民，尤其是人心。人心里面本来就有对于好坏、善恶、美丑、真伪评判的一杆秤。核心价值应该是从人心当中提炼、挖掘、概括出来，然后又经过社会精英、中央，经过许多有志于培育世道人心的人士的研究和准确的、合乎实际的概括，从而成为社会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一个凝聚点、生命线，成为社会认知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我们可以以此分清好坏、善恶、美丑、真伪。
所以，要想把核心价值观倡导好、学习好、践行好，就得想办法去探索人心，发掘人心，优化人心。价值认知要到内心和灵魂里面去找，而不是从文件和书本上，更不是从国外的说法里去找。人心里面价值的积淀和价值的基因，已经成为价值选择的根基，甚至变成了一个本能。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人心的影响潜移默化、陶冶熏染，作用无法估量。
主持人：您倡导核心价值观应该从传统文化提炼和挖掘，那么是不是就是单纯要强调传统文化，又如何看待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呢？
王：今天我着重谈的是传统文化，但是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一提倡传统文化，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得不得了，后来新文化运动、革命文化把这么好的传统文化破坏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今天应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五四”以来以民主、科学、爱国为代表的新文化，和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弘扬的雷锋精神整合而不是对立起来，然后我们的文化才有繁荣和发展的希望。
王：近现代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停滞、封闭以及一些严重问题，有识之士做了严肃、沉痛的反省和批判。国人在吸收世界现代文明，尤其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基础上，正在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一方面，我们要吸收全世界各种好的东西，绝不能停步;另一方面，我们在坚持革命的文化、批判的文化、雄辩的文化的同时，还要发展复兴与创新的文化、渐进与包容的文化、建设性的正能量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倡建设，特别是正能量的建设。过去很多政治运动里面都强调“破”字当头，但是今天，包括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我们是“立”字当头，要寻找我们人心当中最美好、最积极的东西——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的历史使命。
主持人：近现代以来，由于我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传统文化遭受了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我们曾经一度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很多人甚至以为它都消失了。那么今天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一次直面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它是日渐式微还是依然活跃的存在呢？
王蒙：有人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屡遭挫折、批判和嘲笑，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悲惨，甚至有些中国人已经忘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言过其实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面就引用了孔子的话，说：“礼失而求诸野”。由于东周的动乱与分裂，孔子说，表面上看周礼已经不存在了，已经失落了很多，但是周礼在四野的老百姓当中并没有流失。也就是说，在广大的老百姓当中，仍然还保留着古道热肠、仁义道德等古老而美好的人际关系文明。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是说批判一下、骂一下、叹息一下就没了，它不会的。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以地方戏为例，忠孝节义的思想经常有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深入人心。戏里面忠奸是分明的;有节操的人和投机分子是分明的;讲正义、讲道德、讲义气和卖友求荣的卑劣小人、奸贼的区别也是分明的。老百姓很讲究这个。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仍然被人民所肯定，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劝善诫恶仍然被人民所拥戴。
现在的事例也很多。我一个老朋友的妻子，兄弟姊妹5个，她是最小的，家里有一个比她大20来岁的大哥。父母临死时，大哥向老人做了保证照顾好几个弟弟妹妹，之后打工赚钱养家，一直没有结婚。后来弟弟妹妹全都上了大学，成家立业。在他快60岁的时候，把弟弟妹妹都找来了，说：“我今天找你们来，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想结婚。”弟弟妹妹们全都给他跪下了。这个故事让我热泪盈眶。我们或许会说：这位大哥对自己太残酷了。然而，仍然很多中国人首先都会选择重承诺，尤其是对父母重孝心，对幼弱重爱护。这样的人和事，我们都能从民间发掘出来。
主持人;通过您刚才聊得那些话，我感觉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宝矿，里面的资源太丰富了，可以丰富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我们应该进一步挖掘它。要说人心不古，那么多的价值失范现象，我想是不是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您可以给我们进一步讲讲二者的联系吗？
王：我很同意。我们可以从儒家的仁政、王道（即政治文明）中加深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解;从恕道、礼治以及老庄的学说中加深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解;从仁的教育、美德的重视中加深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解与认同。所有这些虽然有所区别，但都有相通之处。
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古代的中国梦就是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礼记·礼运》篇里讲的“大同”，是中国古代非常高级的中国梦。不光孔子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也有类似的讲法：“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老子认为，有余的应该稍微往下压一压，要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和群体。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客观上带有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说话的性质，其实与国家消亡、政党消亡的共产主义理想遥相呼应。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来“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也把“大同”当作最高的理想。可见，与欧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并非偶然。
第二，价值观是一种心性之学。
价值在哪里？传统在哪里？在人们心中。我们讲道德、仁义，首先要学着把心治好、培养好、陶冶好、塑造好，让心性充满价值认定，达到高度的自觉和自律，达到慎独的状态，即使是一个人独处，也要用自己所信奉、接受的价值观来行事、选择。如果建立了以仁义为特色的心性，就能从根源上消除荒谬，消除反人类、反社会的种种可能，消除黑暗和愚昧。
为了和人心相结合，就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同时又能够做到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所寻求的价值，不是自我封闭起来的价值，不是一个浅显的口号，而是带着这些价值和美好的心性向全面小康发展，向改革开放发展，向现代化发展，不是停滞，不是复古，而是开拓与创新。
第三，仁、德、礼、义、廉、耻的治国思想。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仁政与礼治的提倡，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对于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正是当下所讲的政治文明。如果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与卜键的《明世宗传》，人们会大为惊奇：皇帝有时候想做一个事儿，底下老臣跪一片，全反对。所以这种文化监督、道德监督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当然，不能仅有这个，我们还必须以法制、制度的监督为基础。今天来说，越是领导干部就越要成为践行核心价值的模范。老子讲“行不言之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身教胜于言教”。权力要关在法律与制度的笼子里，也要关在道德与文化的笼子里，这样就从“不敢”上升到“不想”了。
第四，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就是事事恰到好处，准确正常，过犹不及。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反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第五，“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我做起。
对于公共交通、食品安全、医患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有些人往往一提起就大骂一通。但是请问，骂人的人自己做得怎样呢？也许从来没有反思过。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孔子说“见其过而内自讼”，意思是如果看到什么事做得不好，看到他人的过失，先在自己内心进行思想斗争，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不要碰到不好的事就先骂别人。为什么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孙中山说“知难行易”呢？知与行，确实有一段距离，但你反求诸己，首先你自己的心性向仁德方面靠拢了，你就有了践行的可能，事物就可以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主持人：谢谢您，王蒙老师。从您的讲述中我们领悟到传统文化中有深入人心的价值认知。并且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我想，传统文化中爱人、济众、亲民、义理、仁政、温良恭俭让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就是中国人理想的政治文明。从传统文化中我们还看到了天下为公、恭谨、礼治、信义、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容，这些都有助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实现，也使弘扬雷锋精神，传播雷锋文化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王：是的。但是要明白我们提倡传统文化不是复古，不是照搬传统，不是向后看，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是否定革命文化。我们不能把弘扬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立起来，要通过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充实、丰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知——这本身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转化。
最后，今天给大家讲的可以归结为四句话，每句话四个字：人心可用、世道可兴、传统可取、开拓可新。首先要相信人心，相信人民，相信民族，人心当中能挖掘出美好的东西，能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接与吻合，这样我们的世道和社会就会更加兴旺与发达。其次，传统是可取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能够感动、教育、说服人们的美好东西。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重复老话，背三字经，或者是穿汉服，我们并不是向后看，更不是复古，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缺陷与不足有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认知。总之，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了全面小康的成功，为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的成功。
主持人：非常感谢。
王蒙 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王：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题。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正在日新月异地前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纠结和新的问题，令人忧心。譬如干部作风问题尤其是贪污腐败，社会上一些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也包括一些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以致我们的传媒竟然需要不断讨论：如果碰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上，应不应该把他扶起来？未免有点骇人听闻了。
它使我想起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意思是不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不讲究学习，听到正义之事不去实践，知道不对的地方也不去改，这是我所担忧的。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当今的世道人心和我们的精神生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讨、宣扬与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似乎少有疑义与异议。不过，它能不能使我们对价值的认知更丰富、更充实、更深刻、更心贴心，更富有吸引力、凝聚力与说服力，是目前值得讨论的问题。
主持人：您讲的很有道理，现在所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有意义，关键是如何认知它。
那么核心价值观来源于哪里呢？换句话来说，我们所寻找的核心价值观，应该立足于何处呢？
王：价值观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它的根据是历史、文化、生活，是人民，尤其是人心。人心里面本来就有对于好坏、善恶、美丑、真伪评判的一杆秤。核心价值应该是从人心当中提炼、挖掘、概括出来，然后又经过社会精英、中央，经过许多有志于培育世道人心的人士的研究和准确的、合乎实际的概括，从而成为社会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一个凝聚点、生命线，成为社会认知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我们可以以此分清好坏、善恶、美丑、真伪。
所以，要想把核心价值观倡导好、学习好、践行好，就得想办法去探索人心，发掘人心，优化人心。价值认知要到内心和灵魂里面去找，而不是从文件和书本上，更不是从国外的说法里去找。人心里面价值的积淀和价值的基因，已经成为价值选择的根基，甚至变成了一个本能。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人心的影响潜移默化、陶冶熏染，作用无法估量。
主持人：您倡导核心价值观应该从传统文化提炼和挖掘，那么是不是就是单纯要强调传统文化，又如何看待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呢？
王：今天我着重谈的是传统文化，但是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一提倡传统文化，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得不得了，后来新文化运动、革命文化把这么好的传统文化破坏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今天应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五四”以来以民主、科学、爱国为代表的新文化，和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弘扬的雷锋精神整合而不是对立起来，然后我们的文化才有繁荣和发展的希望。
王：近现代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停滞、封闭以及一些严重问题，有识之士做了严肃、沉痛的反省和批判。国人在吸收世界现代文明，尤其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基础上，正在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一方面，我们要吸收全世界各种好的东西，绝不能停步;另一方面，我们在坚持革命的文化、批判的文化、雄辩的文化的同时，还要发展复兴与创新的文化、渐进与包容的文化、建设性的正能量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倡建设，特别是正能量的建设。过去很多政治运动里面都强调“破”字当头，但是今天，包括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我们是“立”字当头，要寻找我们人心当中最美好、最积极的东西——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的历史使命。
主持人：近现代以来，由于我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传统文化遭受了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我们曾经一度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很多人甚至以为它都消失了。那么今天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一次直面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它是日渐式微还是依然活跃的存在呢？
王蒙：有人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屡遭挫折、批判和嘲笑，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悲惨，甚至有些中国人已经忘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言过其实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面就引用了孔子的话，说：“礼失而求诸野”。由于东周的动乱与分裂，孔子说，表面上看周礼已经不存在了，已经失落了很多，但是周礼在四野的老百姓当中并没有流失。也就是说，在广大的老百姓当中，仍然还保留着古道热肠、仁义道德等古老而美好的人际关系文明。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是说批判一下、骂一下、叹息一下就没了，它不会的。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以地方戏为例，忠孝节义的思想经常有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深入人心。戏里面忠奸是分明的;有节操的人和投机分子是分明的;讲正义、讲道德、讲义气和卖友求荣的卑劣小人、奸贼的区别也是分明的。老百姓很讲究这个。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仍然被人民所肯定，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劝善诫恶仍然被人民所拥戴。
现在的事例也很多。我一个老朋友的妻子，兄弟姊妹5个，她是最小的，家里有一个比她大20来岁的大哥。父母临死时，大哥向老人做了保证照顾好几个弟弟妹妹，之后打工赚钱养家，一直没有结婚。后来弟弟妹妹全都上了大学，成家立业。在他快60岁的时候，把弟弟妹妹都找来了，说：“我今天找你们来，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想结婚。”弟弟妹妹们全都给他跪下了。这个故事让我热泪盈眶。我们或许会说：这位大哥对自己太残酷了。然而，仍然很多中国人首先都会选择重承诺，尤其是对父母重孝心，对幼弱重爱护。这样的人和事，我们都能从民间发掘出来。
主持人;通过您刚才聊得那些话，我感觉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宝矿，里面的资源太丰富了，可以丰富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我们应该进一步挖掘它。要说人心不古，那么多的价值失范现象，我想是不是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您可以给我们进一步讲讲二者的联系吗？
王：我很同意。我们可以从儒家的仁政、王道（即政治文明）中加深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解;从恕道、礼治以及老庄的学说中加深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解;从仁的教育、美德的重视中加深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解与认同。所有这些虽然有所区别，但都有相通之处。
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古代的中国梦就是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礼记·礼运》篇里讲的“大同”，是中国古代非常高级的中国梦。不光孔子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也有类似的讲法：“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老子认为，有余的应该稍微往下压一压，要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和群体。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客观上带有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说话的性质，其实与国家消亡、政党消亡的共产主义理想遥相呼应。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来“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也把“大同”当作最高的理想。可见，与欧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理念，并非偶然。
第二，价值观是一种心性之学。
价值在哪里？传统在哪里？在人们心中。我们讲道德、仁义，首先要学着把心治好、培养好、陶冶好、塑造好，让心性充满价值认定，达到高度的自觉和自律，达到慎独的状态，即使是一个人独处，也要用自己所信奉、接受的价值观来行事、选择。如果建立了以仁义为特色的心性，就能从根源上消除荒谬，消除反人类、反社会的种种可能，消除黑暗和愚昧。
为了和人心相结合，就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同时又能够做到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所寻求的价值，不是自我封闭起来的价值，不是一个浅显的口号，而是带着这些价值和美好的心性向全面小康发展，向改革开放发展，向现代化发展，不是停滞，不是复古，而是开拓与创新。
第三，仁、德、礼、义、廉、耻的治国思想。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仁政与礼治的提倡，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对于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正是当下所讲的政治文明。如果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与卜键的《明世宗传》，人们会大为惊奇：皇帝有时候想做一个事儿，底下老臣跪一片，全反对。所以这种文化监督、道德监督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当然，不能仅有这个，我们还必须以法制、制度的监督为基础。今天来说，越是领导干部就越要成为践行核心价值的模范。老子讲“行不言之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身教胜于言教”。权力要关在法律与制度的笼子里，也要关在道德与文化的笼子里，这样就从“不敢”上升到“不想”了。
第四，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就是事事恰到好处，准确正常，过犹不及。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反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第五，“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我做起。
对于公共交通、食品安全、医患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有些人往往一提起就大骂一通。但是请问，骂人的人自己做得怎样呢？也许从来没有反思过。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孔子说“见其过而内自讼”，意思是如果看到什么事做得不好，看到他人的过失，先在自己内心进行思想斗争，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不要碰到不好的事就先骂别人。为什么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孙中山说“知难行易”呢？知与行，确实有一段距离，但你反求诸己，首先你自己的心性向仁德方面靠拢了，你就有了践行的可能，事物就可以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主持人：谢谢您，王蒙老师。从您的讲述中我们领悟到传统文化中有深入人心的价值认知。并且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我想，传统文化中爱人、济众、亲民、义理、仁政、温良恭俭让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就是中国人理想的政治文明。从传统文化中我们还看到了天下为公、恭谨、礼治、信义、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容，这些都有助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实现，也使弘扬雷锋精神，传播雷锋文化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王：是的。但是要明白我们提倡传统文化不是复古，不是照搬传统，不是向后看，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是否定革命文化。我们不能把弘扬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立起来，要通过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充实、丰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知——这本身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转化。
最后，今天给大家讲的可以归结为四句话，每句话四个字：人心可用、世道可兴、传统可取、开拓可新。首先要相信人心，相信人民，相信民族，人心当中能挖掘出美好的东西，能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接与吻合，这样我们的世道和社会就会更加兴旺与发达。其次，传统是可取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能够感动、教育、说服人们的美好东西。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重复老话，背三字经，或者是穿汉服，我们并不是向后看，更不是复古，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缺陷与不足有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认知。总之，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了全面小康的成功，为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的成功。
主持人：非常感谢。
王蒙 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