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红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赶回来，一坐下就开始激情“分享”。他这段时间一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有时一整天忘记吃饭，回家上床就睡，其余时间跟几个老板一块儿，在各个企业义务“诊断”。
　　当天上午，他刚参与了一个做钢材的家族企业的诊断会，发现那位老板执行力不够，他们当场逼着他写了承诺书，目的是让各个分公司的员工一起做预算，定出今年的任务和利润，责权明确到个人，如果一周内定不出结果，公司立刻解散。接着那位老板还提出了一个惩罚措施：如果完不成，他个人拿出6万元给现场的4个见证人。最后大家都在承诺书上按了手印。
　　像这样的诊断会这段时间几乎没停过，前几天在邢台，还有一个二十多位老板参加的分享会，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上到68岁的老妈妈，下到20岁的小老板，他们无一不心存疑惑，于是大家坐下来相互帮助，类似西方的戒烟戒酒互助会。他们的问题大同小异：财富增长越快，内心越焦虑。
　　在这点上，王平红曾经深有体会。
　　90年代末，他因为义气犯了事，被关进拘留所，一关就是两年零一个月。相比监狱，看守所更是人吃人的地方，无论死刑犯还是大刑小刑犯，所有人都处于审查期，每个人弦绷得都很紧，王平红进去一个月当了纪律委员，3个月后成了号长，掌管着40个人。
　　在他当号长的两年里只发生过一起斗殴事件，从此他就建立了内部机制，每周五组织犯人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并且每周分组评比优秀犯人，奖品虽然只是一块肥皂或者一只牙刷，但在那种环境里确实感动了不少人。
　　他的号里有5个死刑犯，其中一个上诉无望，回到屋子里非常不服气，王平红就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认清罪行，坦然伏法。那个犯人在拉出去行刑前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冲着他的号，磕了仨头，直接走了。
　　从看守所出来，他借了30万在石家庄开了一个500平米的麻辣烫店，一串只卖5毛，2003年开业的时候一天的销售额是两千元，到2006年已经翻到了1万6，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不可一世，翘尾巴了。”
　　随后是疯狂的扩张，7个月里开了8家分店，跑市场调研、选址、签合同、装修设计全是他一个人负责。那段时间，他觉得自己“特别伟大”，似乎马上就能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可等待他的却是十几家分店的生意每况愈下，他有点懵了。
　　2008年，他的手机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同一个号码的好几条短信，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他虽然很反感这种骚扰行为，但看到对自己有帮助的短信都会存下来。说到这，他掏出手机，读了其中几条。
　　“应该用感情投资，而不是用钱。”
　　“领导者常犯的错误：拒绝承担责任，只强调结果，不关心过程，在内部造对立。”
　　“天气突然转冷，注意身体，不要感冒。”
　　一年后他被攻克，去上了短信里时常提到的培训课程。
　　“那感觉太舒服了，这么多年没有敢于真实地面对社会、面对员工、面对家人朋友，全是用总经理、董事长的外皮把自己包装起来，裹得紧紧的。进入课堂突然释放了。一旦放下，这个泉门就刹不住了，开始自动往外喷。它跟听课有什么关系，跟培训公司有什么关系？这种感觉太美了。”王平红坐在他如今惟一一家火锅店里，手舞足蹈地说起那段闪亮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