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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来的烦恼
2012年在外企工作时，我与芬兰人曼通宁相恋并结婚。2014年，曼通宁在中国的顾问工作宣告结束，他要求我跟他一起回芬兰生活。虽百般不愿意，但中国女人固有的“嫁鸡随鸡”的观念还是让我跟着他来到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短暂的快乐后，曼通宁去研究所上班了，我则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全职太太。
当初到一个地方的新奇感过去后，我开始感到焦虑， 每天好几个电话追问曼通宁在干什么，何时下班等等。刚开始，曼通宁还很耐心地陪我说话，宽慰我，可时间一长，他渐渐受不了我这种粘人的方式，简单明了地对我说：“静，你是独立的人，当初在中国时，你可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请你尊重我的工作。”说完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我在内心狂喊，为何你就不能哄哄我，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只是撒娇，寻求关注，寻求安慰吗？
小打小闹终有一天会升级到“华山论剑”的地步。那是圣诞节前夕，我们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得不可开交。眼看快转钟了，我们还是怒剑拔张的，曼通宁收拾了下自己的情绪，很冷静地对我说：“我们改天再聊吧，今天彼此都冷静下。”我心中怒气四起，一副不争出个对错不罢休地对着他又是一通大嚷大叫，曼通宁却慢条斯理地说：“你声音太大了，会影响邻居休息的，我也要休息了。晚安！”说完，迈着优雅的步子上了楼。
我满肚子的怒气如一个即将爆炸的高压锅，我朝着楼上大叫道：“没人听我说话，是吧？那好，我现在就走！”说完，我摔门而出。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已经完全没有了脾气，心中暗想，说不定，曼通宁正在家喝着闷酒等我回家呢。然而，黑乎乎的客厅与我走之前一模一样，根本没有我期盼中的那张担忧愧疚的脸。
愤怒的小火苗腾地窜起，我冲到卧室摇醒已熟睡的曼通宁：“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出门了？”他睡眼惺忪地答道：“知道啊。你关门的声音那么大我当然听见了。出去平静一下很好嘛。”我更加气不打一处来：“这么晚了，你就不担心我在外面有危险？”“我们小区很安全。你是一个成年人，难道还要别人担心你的安全吗？”他气定神闲地说完后，又躺下呼呼大睡了。
我整个人都懵了，他说的每句话我都无可反驳，但我的心为什么又堵得慌呢？中国男人都知道，吵架时女人闹着离家出走，只要说点软话，死死拉着就完事了。为什么这出戏码在我与芬兰老公的婚姻里却百试不灵呢？
作出来的惊险
来芬兰这么久，最让我兴奋的是，我认识了薛琴。她来自浙江，和我一样也嫁给了一个芬兰人。共同的经历，让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2015年5月的一个周末晚上，薛琴突然来到我家，哭着告诉我，她和老公马克吵架了。马克不仅不哄她，还一个劲地指责她的不是。我正在替好友愤愤不平时，马克的电话追到了我家。马克在电话里礼貌地问我，薛琴是不是来找我时，薛琴却在一旁拼命地对我摇着头。我立刻明白了薛琴的意思，告诉马克我压根没见过薛琴。
薛琴一边拭着泪水，一边气鼓鼓地说：“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什么去了？就让他着急。今天我能在这里借宿一晚吗？”想到曼通宁出差了，我立刻大方地说：“那有什么问题，我们两个正好过个逍遥的周末。”那两天，我们逛街、看电影、享受美食，惬意不已。
哪知周一一大早，邻居欧林太太就来敲门，慌忙地问我：“静，周末和你一起的那个中国女人还在你家里吗？”我纳闷地点了点头。欧林太太神色严肃地说：“那你赶快和警察联系吧。电视里播她的寻人启事呢！”我赶忙打开电视机调到寻人栏目，果然看到薛琴的照片正在滚动播出。我和薛琴瞬间石化，她又气又急地给马克打电话，让马克赶紧去警察局销案。可马克却告诉她，如今警方已经正式介入，无法销案。
来到警局后，我彻底傻眼了。原来薛琴和马克吵架时，不仅摔坏了家里的电视机和马克的手机，还插了把刀在两人的合影上，随后离家出走。过了24小时仍无音信后，马克不得不选择了报警，他甚至对警察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吵架的过程。警察认为薛琴情绪极不稳定，是个有暴力倾向的女人，这样的人可能会干出危害社会的事。于是出于慎重，进行了寻人广播，并请全城的市民小心。
警察的话让薛琴万般震惊，她嘟囔道：“夫妻吵架不都是这样嘛，至于那么严重吗？”然而事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警察断定薛琴需要接受心理评估，并联系了她的工作单位，导致薛琴和老公吵架的事人尽皆知。而我则需要向警察解释，明明她在我家，为何我要骗马克说她不在。
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曼通宁出差回来了，他也被叫到了警察局。然而，令我万分诧异的是，面对警察的闻讯，他说自己在外出差，完全不知情。见他这么急着撇清自己，我心都凉了。所幸，在听闻我说明情况后，警察只是很温和地教育了我几句。
回到家，我朝曼通宁叫囔着要离婚：“我是看出来了，关键时刻，你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只管把自己撇清。”曼通宁却用无辜的眼神望着我道：“你们的事，我的确不知情啊，为什么要说谎呢？”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曼通宁接着说：“我先把自己撇清，也是因为好有个清白的人保护你啊。”我仍旧嘴硬道：“说得好听，我知道你是肯定不会陪着我坐牢的。”曼通宁更加迷茫道：“你在说什么啊？为什么我要陪你坐牢？我们为什么要坐牢？”我半天答不上话来，心想，我不就随便比喻下嘛，干嘛这么认真。
不作才幸福
在中国，女人之间的这种小谎言，这些作的举动，中国男人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然而，我忘了，这是芬兰，这里的男人无比理智、客观，他们做事永远把道德和法律放在第一位，我们特有的作，他们完全视而不见。
有了前几次惨烈的教训，我告诉自己，要想在芬兰生活得好，绝不能没事找事，更不能作。正所谓，不作不死，生活才会幸福。
我开始改变思维，让自己变得像个大女人。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我首先会考虑，我能拿下多少东西，而不是狂买一大堆后，给曼通宁打电话求助，让他赶紧来帮自己。干完家务后，我也不会为了得到他的表扬，而处心积虑地让他看看家里有什么变化，或者让他摸着我的手，感觉是不是变粗糙了。现在的我，会直白地告诉他：“亲爱的，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修整花园，你应该夸赞我。”
切菜时不小心伤了手，我会镇定地让曼通宁拿来创口贴给我包扎，而不是故意小题大做，哭哭啼啼地让他看着伤口。生病时，我也会简单明了地告诉曼通宁，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而不是一病三吟，把自己当成弱不禁风的林黛玉。
又一次生日时，当曼通宁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时，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嘴里说着无所谓，送什么都喜欢，心里却希望他能猜出我的心意。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想要一个最新款的扫地机器人。曼通宁反而松了口气似的笑着说：“我真怕你又让我猜。你的想法那么多，我真的不知道猜什么才是正确的。幸好你说了，不然我又准备送条项链给你。”我笑着说：“亲爱的，如果又是项链，我将会收到第三条项链。”
其实在芬兰，男人大都很尊重自己的妻子，他们给予妻子绝对的自由和信任。在他们眼里，女人与男人是完全平等的，他们能做的事女人一样做得到。出于礼貌，他们会很绅士地优待女性，但绝不是纵容。当我把我的心得告诉薛琴时，没想到薛琴跟我的感触一样，芬兰男人不解风情，女人在他们面前根本作不起来，一作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烦恼。
2012年在外企工作时，我与芬兰人曼通宁相恋并结婚。2014年，曼通宁在中国的顾问工作宣告结束，他要求我跟他一起回芬兰生活。虽百般不愿意，但中国女人固有的“嫁鸡随鸡”的观念还是让我跟着他来到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短暂的快乐后，曼通宁去研究所上班了，我则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全职太太。
当初到一个地方的新奇感过去后，我开始感到焦虑， 每天好几个电话追问曼通宁在干什么，何时下班等等。刚开始，曼通宁还很耐心地陪我说话，宽慰我，可时间一长，他渐渐受不了我这种粘人的方式，简单明了地对我说：“静，你是独立的人，当初在中国时，你可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请你尊重我的工作。”说完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我在内心狂喊，为何你就不能哄哄我，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只是撒娇，寻求关注，寻求安慰吗？
小打小闹终有一天会升级到“华山论剑”的地步。那是圣诞节前夕，我们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得不可开交。眼看快转钟了，我们还是怒剑拔张的，曼通宁收拾了下自己的情绪，很冷静地对我说：“我们改天再聊吧，今天彼此都冷静下。”我心中怒气四起，一副不争出个对错不罢休地对着他又是一通大嚷大叫，曼通宁却慢条斯理地说：“你声音太大了，会影响邻居休息的，我也要休息了。晚安！”说完，迈着优雅的步子上了楼。
我满肚子的怒气如一个即将爆炸的高压锅，我朝着楼上大叫道：“没人听我说话，是吧？那好，我现在就走！”说完，我摔门而出。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已经完全没有了脾气，心中暗想，说不定，曼通宁正在家喝着闷酒等我回家呢。然而，黑乎乎的客厅与我走之前一模一样，根本没有我期盼中的那张担忧愧疚的脸。
愤怒的小火苗腾地窜起，我冲到卧室摇醒已熟睡的曼通宁：“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出门了？”他睡眼惺忪地答道：“知道啊。你关门的声音那么大我当然听见了。出去平静一下很好嘛。”我更加气不打一处来：“这么晚了，你就不担心我在外面有危险？”“我们小区很安全。你是一个成年人，难道还要别人担心你的安全吗？”他气定神闲地说完后，又躺下呼呼大睡了。
我整个人都懵了，他说的每句话我都无可反驳，但我的心为什么又堵得慌呢？中国男人都知道，吵架时女人闹着离家出走，只要说点软话，死死拉着就完事了。为什么这出戏码在我与芬兰老公的婚姻里却百试不灵呢？
作出来的惊险
来芬兰这么久，最让我兴奋的是，我认识了薛琴。她来自浙江，和我一样也嫁给了一个芬兰人。共同的经历，让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2015年5月的一个周末晚上，薛琴突然来到我家，哭着告诉我，她和老公马克吵架了。马克不仅不哄她，还一个劲地指责她的不是。我正在替好友愤愤不平时，马克的电话追到了我家。马克在电话里礼貌地问我，薛琴是不是来找我时，薛琴却在一旁拼命地对我摇着头。我立刻明白了薛琴的意思，告诉马克我压根没见过薛琴。
薛琴一边拭着泪水，一边气鼓鼓地说：“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什么去了？就让他着急。今天我能在这里借宿一晚吗？”想到曼通宁出差了，我立刻大方地说：“那有什么问题，我们两个正好过个逍遥的周末。”那两天，我们逛街、看电影、享受美食，惬意不已。
哪知周一一大早，邻居欧林太太就来敲门，慌忙地问我：“静，周末和你一起的那个中国女人还在你家里吗？”我纳闷地点了点头。欧林太太神色严肃地说：“那你赶快和警察联系吧。电视里播她的寻人启事呢！”我赶忙打开电视机调到寻人栏目，果然看到薛琴的照片正在滚动播出。我和薛琴瞬间石化，她又气又急地给马克打电话，让马克赶紧去警察局销案。可马克却告诉她，如今警方已经正式介入，无法销案。
来到警局后，我彻底傻眼了。原来薛琴和马克吵架时，不仅摔坏了家里的电视机和马克的手机，还插了把刀在两人的合影上，随后离家出走。过了24小时仍无音信后，马克不得不选择了报警，他甚至对警察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吵架的过程。警察认为薛琴情绪极不稳定，是个有暴力倾向的女人，这样的人可能会干出危害社会的事。于是出于慎重，进行了寻人广播，并请全城的市民小心。
警察的话让薛琴万般震惊，她嘟囔道：“夫妻吵架不都是这样嘛，至于那么严重吗？”然而事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警察断定薛琴需要接受心理评估，并联系了她的工作单位，导致薛琴和老公吵架的事人尽皆知。而我则需要向警察解释，明明她在我家，为何我要骗马克说她不在。
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曼通宁出差回来了，他也被叫到了警察局。然而，令我万分诧异的是，面对警察的闻讯，他说自己在外出差，完全不知情。见他这么急着撇清自己，我心都凉了。所幸，在听闻我说明情况后，警察只是很温和地教育了我几句。
回到家，我朝曼通宁叫囔着要离婚：“我是看出来了，关键时刻，你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只管把自己撇清。”曼通宁却用无辜的眼神望着我道：“你们的事，我的确不知情啊，为什么要说谎呢？”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曼通宁接着说：“我先把自己撇清，也是因为好有个清白的人保护你啊。”我仍旧嘴硬道：“说得好听，我知道你是肯定不会陪着我坐牢的。”曼通宁更加迷茫道：“你在说什么啊？为什么我要陪你坐牢？我们为什么要坐牢？”我半天答不上话来，心想，我不就随便比喻下嘛，干嘛这么认真。
不作才幸福
在中国，女人之间的这种小谎言，这些作的举动，中国男人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然而，我忘了，这是芬兰，这里的男人无比理智、客观，他们做事永远把道德和法律放在第一位，我们特有的作，他们完全视而不见。
有了前几次惨烈的教训，我告诉自己，要想在芬兰生活得好，绝不能没事找事，更不能作。正所谓，不作不死，生活才会幸福。
我开始改变思维，让自己变得像个大女人。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我首先会考虑，我能拿下多少东西，而不是狂买一大堆后，给曼通宁打电话求助，让他赶紧来帮自己。干完家务后，我也不会为了得到他的表扬，而处心积虑地让他看看家里有什么变化，或者让他摸着我的手，感觉是不是变粗糙了。现在的我，会直白地告诉他：“亲爱的，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修整花园，你应该夸赞我。”
切菜时不小心伤了手，我会镇定地让曼通宁拿来创口贴给我包扎，而不是故意小题大做，哭哭啼啼地让他看着伤口。生病时，我也会简单明了地告诉曼通宁，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而不是一病三吟，把自己当成弱不禁风的林黛玉。
又一次生日时，当曼通宁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时，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嘴里说着无所谓，送什么都喜欢，心里却希望他能猜出我的心意。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想要一个最新款的扫地机器人。曼通宁反而松了口气似的笑着说：“我真怕你又让我猜。你的想法那么多，我真的不知道猜什么才是正确的。幸好你说了，不然我又准备送条项链给你。”我笑着说：“亲爱的，如果又是项链，我将会收到第三条项链。”
其实在芬兰，男人大都很尊重自己的妻子，他们给予妻子绝对的自由和信任。在他们眼里，女人与男人是完全平等的，他们能做的事女人一样做得到。出于礼貌，他们会很绅士地优待女性，但绝不是纵容。当我把我的心得告诉薛琴时，没想到薛琴跟我的感触一样，芬兰男人不解风情，女人在他们面前根本作不起来，一作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