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特别是包括曾经一直处在“对峙”关系的美国。中国通过这次高峰论坛收获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利益，同时也为国际和平发展做出了巩固性的作用。
　　回顾从“一带一路”概念提出到现在的4年时间，“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又为沿路国家带来了哪些好处。在建设中，我们应该注意并避免哪些问题正是值得我们总结归纳并引以为戒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电话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执行总监吴维海博士。请他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解答。
　　记者：自2013年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到现在4年的时间里，“一带一路”经历了哪些变化，取得了什么阶段性成果？
　　吴维海：主要变化有以下5点：一是由原来的各国之间相互有争议到逐渐认同。原来是由中国发起，周边国家包括蒙古国、菲律宾等由于政治、领土或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争议，并不积极参与和认可，逐渐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的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认同；二是“一带一路”原来最大的阻力是以美日为主的经贸和同盟机构，美国宣布从TPP的12个国家中退出，TPP的夭折使得“一带一路”有了更多的空间和发展潜力。美国也逐渐认同“一带一路”并参加了本次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时“一带一路”也得到了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认同；三是“一帶一路”由中国单方面的产能输出向更多的产业合作、价值观输出和双向合作互动转变；四是参与国由最初少数关系紧密的国家如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家向更多政治理念不一致，甚至曾经存在较大冲突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五是“一带一路”由中国倡导向多个国家参与、共建、共享的积极变化。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包括：“一带一路”的价值观得到更多国家、国际组织领导人的认可；二是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价值观得到更多分享；三是由中国担起的基础设施建设由项目承包的模式向有多种模式、市场化运作，参与政府引导，包括丝路基金、亚投行支持的混合模式的项目开发的重大变化；四是由单纯的产能输出、基础设施建设向更加广泛的货币互通、文化交流、政策交流、产业聚集等更适应“一带一路”交流的方向变化；五是由单方面的推动向多个国家积极参与、共同优化调整，特别是亚投行，越来越多的国家产生了兴趣，而且中国搭建了平台一起讨论确定机制的模式，可以更好的参与全球经济。
　　记者：近年，我国已与沿线多个国家签署了百余个双边和区域运输协定，在实现了与世界联通联动效果的同时，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
　　吴维海：双边运输协定，提出了中国产能输出和工程建设等，增加了中国参与机构的收入和投资回报。通过双边和区域协定，使中国的价值观和贸易规则等得到了更多相关国家的认可，使中国更多摆脱了欧美国家的贸易限制及壁垒；三是极大拓展了中国海外营销的通道，降低了物流成本，为将来多元化的实现双边及多边的贸易、产品的流动，以及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衔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通过经济推动改善了与他国的关系，为将来的文化交流、政策交流，以及支持中国的政治、经济主张提供了通道和交流的机制。
　　记者：一带一路的建立可以构筑什么样的世界体系？
　　吴维海：从近期来看，第一，“一带一路”战略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世界将会更加开放和共享，全球一体化的理念将会成为主流思想，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共享全球的大市场和大格局；第二，有助于引导或者消除美国特朗普政府相对保守的思维对中国的经贸抵制以及国际贸易的不利政策的推出。引导或者参与全球价值观重构和贸易政策的调整；第三，使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战略，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提升我国的政治和经贸影响力。通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世界责任，提高全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第四，通过“一带一路”的推动使中国更加快速地进行制度革新、文化革新和全球价值观的碰撞，更好地建立中国的大国形象、增强国民信心，也有利于企业走出去，形成国际性的战略合作；第五，“一带一路”的构建可以使中国的企业参与世界行业标准的制定，以此获得更有利的经济交流和经济、政治合作的空间，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记者：“一带一路”的建设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国企混改工作是否有相辅相成的效果，他们在哪些方面可以达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吴维海：“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助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它是从供给侧解决了中国产能输出和中国产能调整的供需矛盾，通过拓展新的通道使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了更多的目标和更多的市场空间。供给侧改革有助于中国“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和技术以及管理模式的输出，推动“一带一路”系统的发展，有助于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国企爆发出创新的活力，推动国企引入民营企业。同时，“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也可以通过国企和社会资本的PPP模式接触到混合所有制的项目公司，来增加国企的经营活力和管理机制的监督性。 “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为国企走出去，更好的实现全球开发、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国际化运作能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同时，国企改革对供给侧而言，也是通过国企改革来适应供给侧发展中的新业态、新模式，使国有企业在生产决策、营销的社会理念等方面，更好的适应供给侧改革。提升国企的能力和效益等等。
　　记者：向丝路基金增资1000亿元，提供600亿元援建民生项目，网上有评论认为这可能会走中国以往援建的老路，属于“烧钱买影响力”，对此您怎么看？
　　吴维海：这些投资可以使相关国家更加增加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和支持，体现了中国在全球领域的大国责任。通过这些资金把一些项目，用金融手段来实现落地，提升中国走出去或者双向互动的效益或者政治、经济影响。此外，通过民生项目援建，使得相对落后国家的人们更多的接触和认可“一带一路”，更多的愿意与中国合作，中国影响力的增加，通过“一带一路”的模式可以使资金更多的支持全球发展，也是中国应尽的义务。对于网上一些“烧钱买影响”的论调，以及思想的误区，需要通过优化投资机制、合理引导海外投资热潮及适应全球市场变化等方式纠正，这与国家大的方向政策一致。要统筹考虑海外工程的投资回报和风险管理，兼顾国民重大关切，提升海外投资决策透明度和科学性，避免部分海外项目成为政绩工程，或者陷入投资无回报的困境，避免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或者避免大面积形成海外项目的不良债务。另外，还要兼顾和统筹国内的经济不平衡和民生改善，统筹国内的物价、国外资金的投资布局，更加重视国内经济发展和结构性调整，更好地解决国内民生、贫困和国内就业等矛盾，使人民更安心工作和生活。 　　记者：提到投资的商业回报，中国在补齐沿路相关国家短板的同时，在释放自身产能，促进资金流动，开发新市场等方面是否可以达到效果？多久可以初步见效？
　　吴维海：目前来说，“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经济、法律环境和产业基础较薄弱，投资回报相比而言比较低。前期，我们会选择一些政治环境好，或者投资回报较好的项目先行先试。然后，再尝试一些相对亏损不大，能够盈利，或者是风险比较大但盈利性高的示范性项目。同时，可能存在不同国家投资回报进展不一样的现象，要统筹兼顾，注意期限错配。一些政治、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有可能现在就形成盈利或者是最近几年可以实现盈利，有些是政局不稳或者是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只能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才可能盈利，或者单个项目难以盈利，但是属于战略性的投资，必须要投入。从整体来说，要以市场为导向，大的方向还是以市场化、经济性为主来关注海外投资。在补齐外国短板的同时，要充分注重保护国内企业和民族产业。避免对中国企业、产业的巨大冲击，避免导致外部经济发展过快，而国内产业的被动和衰退。在发展对外投资的同时，要搞好国内经济，注重风险控制和评估。避免忽视国内重大产业风险或者产业投资的被动性。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统筹“一带一路”在国内的布局和协调发展，在面向海外投资的同时，要时时评估国内的投资环境对海外投资效果的影响，及时作出战略调整，确保国家核心利益。
　　记者：中国企业（国企及民企）应如何抓住这个走出去的机会？
　　吴维海：一方面，我们要提高企业决策者的水平，培养他们的国际化意识。同时加强对中国企业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研究、风险控制的研究，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撑。中国企业要借用“一带一路”这个全球化趋势，选择发展目标，向目标行业或目标国家走出去，包括贸易营销、海外市场技术输出以及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或者发达国家关联模式的输入，达到双向互动，提升企业发展的模式、水平、能力。同时，通过经营能力的提升，使企业和投资有更多的盈利，避免企业的破产。另外，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避免恶性竞争，或者相互压价的行为，避免造成两败俱伤。这是是目前最大的风险和国际化竞争中需要关注和处理的重大问题。
　　记者：您认为，目前，从国际角度来看，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还存在哪些瓶颈需要突破？
　　吴维海：第一，瓶颈或许存在于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制约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一些相关法律问题，这都需要突破；第二，中外文化的差异、对一些重点项目的观念不同、商业性沟通的误区；第三，是中国国际化人才不足，对海外研究的匮乏，中国的生产经验与外国的不衔接以及各部委对于“一带一路”走出去政策服务的支撑有待提升。从国际角度来说，中国的战略应避免大的投资卡在商业性和政策性的冲突上。要处理好对经济的发展，避免因为单纯注重经济而影响到国家长期的战略安全和产业安全。
　　记者：您认为，目前，从国内角度来看，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我们还有哪些方面亟待加强与完善？
　　吴维海：第一，在顶层设计上，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要统筹考虑，要有长远的谋划，不能只将思想拘泥于經济利益，不能只注重短期的经济回报，而忽视战略性投资；第二，在国家层面上，加大对于“一带一路”宏观战略风险研究，加大跨国合作的机制制定，从机制上避免竞争的内耗；第三，在参与者的布局上，要加强对企业或者机构的引导和约束，使企业协同发展，以共赢、互利的方式来走出去、引进来。避免受到海外的不良影响以及自身的恶性竞争；第四，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感受，换位思考，注重技巧，通过对重点项目的宣传和沟通，在对国内参与企业行为规范的引导上，建立一系列的机制体制，形成正能量，避免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第五，要研究我们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在运营机制上不断提升，形成国家意识、国家核心利益的培养、保护和带动。
　　记者：有媒体文章称，美国曾在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但由于“缺乏资金的区域连通性想法的集合”而失败。这样的教训给中国“一带一路”提供了哪些借鉴？
　　吴维海：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涉及到很多国家的投资利益分配，没有形成明显的成效，一方面是，美国受政治体制和土地、企业的所有制关系等制约，很难做到大范围的战略统筹，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大力的推动与引领。另一方面，美国的投资模式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太一致，他们在联动性上不如中国高效。此外，“一带一路”中，中国周边的大部分国家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他们的政策稳定性、基础设施、政治环境、军事复杂性、项目协调都有很多变数。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都是很大的考验。中国必须积极的引导和说服他们，同时应选择先从政治相对稳定、投资风险可控以及经济、政治长期看好的国家重点树立样板。对于那些在政治、军事上对中国存在恶意或严重对抗的国家或地区，必须适当的坚守我国的投资或者战略布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避免养虎为患。同时，适当考虑中国本土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输出、海外合作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海外市场的影响。从长远的角度进行评估和实施，避免培养了强大的对手，扼杀了民族产业和优势国内企业，避免片面地就海外发展论海外发展，而忽视或者遗忘了国内经济转型和民生改善，要综合评估和统筹考虑国家核心利益，进行“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序布局和推动，从小目标到大目标，立足眼前，兼顾长远，从全球战略入手，与中国梦的建设相融合，共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