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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深圳博物馆、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深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玄色之美—中国历代黑釉瓷器珍品展”与“融汇释儒 法效百工—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特展”俱已完美落幕。刘新园、刘涛与任志录为两个展览的顾问，策展人郭学雷。另外，两个展览的图录已由文物出版社于2012年2月出版。现将两个展览的大致情况及一些代表展品简要介绍如下。
玄色之美—中国历代黑釉瓷器珍品展
《玄色之美》参展方包括深圳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婺源博物馆及上海高悟楼、九砚山房、观叶楼、广州红苒精舍、暂得楼、深圳宝光艺术等多十多家公私收藏机构。展品年代上迄东汉黑瓷，下至清代黑瓷名品乌金釉，时代跨度近两千年，体系完备，参展瓷器规模空前，品种丰富多样。展览分为“鸿蒙初开-汉魏六朝的黑釉瓷”、“盛世气象-隋唐五代的黑釉瓷”、“各擅胜场-宋辽金元的黑釉瓷”、“玄色余韵-明清时期的黑釉瓷”四个单元，共展出145件（组）黑釉瓷器。展品包括德清窑、长安醴泉坊窑、黄堡窑、长沙窑、寿州窑、建窑、遇林亭窑、赣州窑、吉州窑、耀州窑、介休窑、浑源窑、大同青瓷窑等数十个窑口的黑釉产品。
展品中上海高悟楼收藏的东晋黑釉鸡首壶（图1）是浙江德清窑的产品，高24.6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4.7厘米。黑釉瓷是一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釉瓷。自原始瓷诞生以来，窑工们已偶然利用含铁较高的釉料，生产出了接近黑釉瓷的酱褐釉瓷。于东汉晚期真正青瓷出现的同时，浙江宁绍地区的黑釉瓷亦渐趋成熟。至东晋时，伴随着北方门阀大族的南迁和玄佛之风的兴盛，以浙江德清窑为代表的黑釉瓷工艺更趋完善，成为风行一时的瓷器品种，如此类鸡首壶是该窑最具代表性的器型。
唐代鲁山窑花瓷瓶（图2）也由高悟楼提供。该瓶高11.6厘米，口径3.8厘米，底径4.3厘米。隋唐时期，北方黑釉瓷兴起并取得长足进步。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佛教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这一时期黑釉瓷生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形成了黑釉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唐代黑釉瓷一改以往單一沉稳的格调，装饰手法丰富多变，风格大胆泼辣，蕴含了唐代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流行的花瓷。该品种的瓷器，一如此器一样，在黑色等釉面上施以天蓝或月白釉彩，或任意挥洒，或规则排列，或自然流淌，颇能体现唐人凝重豪放的审美意趣。
高悟楼参展的北宋黑釉酱斑长瓶（图3）高45厘米，口径6.3厘米，底径9.4厘米。宋辽金元是黑釉瓷发展的黄金时期。两宋以来，饮茶之风的盛行及瓶装酒的普及，促使以茶酒之器为主流的黑釉瓷生产获得空前发展。宋代之前，沽酒多用升斗之类，入宋后则大量使用酒瓶。因黑釉酒瓶最适宜酒的保存，故两宋以来，造型各异和装饰多样的黑釉酒瓶变成为南北各大窑场的主流产品。
展品中的清康熙乌金釉笔筒（图4）是广东省博物馆的藏品，高12.8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10.6厘米。元以后的中国窑场尽管只把黑釉用于民间日用瓷，但明清两代的帝王似乎没有把它忘记。景德镇永、宣御窑遗址上出土的黑釉炉与靶盏就是实证，而清康熙时的乌金釉则将黑釉瓷发展到一个极致。所谓乌金釉是用景德镇特有的乌金土与优质青料配制而成，是由铁、锰、钴三大着色剂共同呈色的。乌金釉不仅颜色漆黑，表面光泽度也比较好，并且烧成容易，受窑内气氛、温度干扰比较小。乌金釉以其完全不同于以往黑瓷的样貌延续了黑釉瓷的发展。
融汇释儒 法效百工—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特展
“吉州窑瓷器特展”由上海高悟楼、观叶楼、九砚山房以及江西省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吉安县博物馆、婺源博物馆、樟树市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等十余家公私收藏机构共同协办。该展分为“禅茶一味”、“士人逸趣”、“世俗风情”、“法效百工”、“蒙元新象”、“南粤余响”六个单元，共展出宋元时期吉州窑瓷器95件（组）及重要标本46件，其中许多珍贵文物属首次亮相,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展览在系统展示吉州窑瓷器工艺之美的同时，通过深入开掘、揭示吉州窑与宋元时期社会文化、宗教生活的深层关系，使观众充分领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非凡创造力，进一步推进吉州窑的研究。
吉州窑位于江西中部的吉安市永和镇。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元代始称吉安，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永和镇旧名东昌，吉州窑因州冠名，或以地名为永和窑或东昌窑。该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发展于北宋，南宋时达到鼎盛，元代后期逐渐衰落。吉州窑陶瓷艺术特色鲜明，以具有禅意之美的桑叶盏、别具一格的漏花工艺、夺造化之美的玳瑁釉及质朴秀雅的釉下彩绘等最负盛名。其产品融会禅儒、法效百工、迎合世俗，造型与装饰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宗教、士人与世俗文化等宋元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对宋元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展品中的南宋漏花薝葡（卜）纹盏(图5）由上海观叶楼提供。该盏口径12.1厘米，底径4.5厘米，高5.7厘米。吉州窑瓷器中，有一类人们习称的“剪纸漏花梅花纹盏”。此类盏外壁多施黑釉，造型分斗笠盏和弧壁盏两种。刘新园先生认为，此类盏中所谓“梅花”，实为花中禅友—薝葡。薝葡，原产印度，据说释迦牟尼成道时，其背后即有此花。而宋人所称之薝葡，已非印度所产，而是中国化的薝葡，又称栀子花，花瓣六出，与五瓣“梅花”明显不同。吉州窑葡薝纹装饰，除盏以外，还有梅瓶、罐等。
南宋黑釉漏花一枝梅与桃花纹梅瓶（图6）也由观叶楼提供。瓶口径4.4厘米，底径7.4厘米，高20.2厘米。南宋吉州窑瓷器流行梅花纹。其装饰技法，或以釉下彩绘，或以黑地釉绘，或以漏花，或以黑釉漏花、划花、绘画复合手法，装点于各类瓷器之上；构图上，或一枝梅，或梅梢月，或梅竹双清，或梅鹊报喜，体现了南宋吉州窑瓷器特有的文人气韵。一枝梅装饰工艺较为复杂。首先，以漏花工艺形成梅花及主枝干，然后刻出细小枝条，接着以黑彩在花朵上描绘花蕊，最后在花朵部位补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吉州窑瓷器的桃花纹，多为黑釉漏花品种。这件观叶楼所藏黑釉梅瓶，将桃花与折枝梅集于一身，为目前仅见一例。
南宋釉下黑彩开光奔鹿纹盖罐（图7）是江西省博物馆的藏品，口径10.4厘米，通高19厘米，1970年江西南昌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陈氏墓出土。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虽说宋代是以士人精英文化为代表并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但在市井文化熏染之下，宋代工艺美术不免同时兼具市井文化世俗和功利的特质。吉州窑瓷器装饰当然也不例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吉祥寓意装饰的普遍流行。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被视为祥瑞之物。其既被看做古代君王的瑞征，也被道教视为“寿千岁”之仙兽。在古代俗信中，鹿还是高官之兆。在以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宋代，出仕为官成为世俗社会的普遍追求。因“鹿”“禄”谐音，鹿遂被宋人视为“禄”的化身，并受到士人尊崇，这大概就是吉州窑鹿纹流行的真正原因。
南宋釉绘仿剔犀如意云纹瓶（图8）上海高悟楼提供。瓶口径5.2厘米，腹径7厘米，底径4.8厘米，高12.5厘米。南宋以来，丰富多彩的织锦、花罗、缬染纹样，对吉州窑装饰影响很大。而金银器、漆器以及龟背、玳瑁等珍稀材料制作的奢侈品，在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流行，更是直接刺激了吉州窑模仿其质感和表面肌理工艺的发展。漆器在宋代属富贵之家的奢侈品，其制作工序复杂，产量非常低。与当时瓷器等工艺品相比，其价格不菲。正因如此，漆器自然成为成本低廉瓷器的追模对象。吉州窑对南宋漆器的模仿，主要是当时比较贵重的剔犀漆器上的花纹。不过，这类纹饰同样流行于南宋银器之上。这一现象，一方面反应了作为宋代奢侈品的金银器同样是吉州窑的追模对象，另也说明南宋各类工艺间的互相仿效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观叶楼提供的另一件展品元釉下褐彩波涛纹四系盖罐（图9）口径8.3厘米，底径8.1厘米，通高11.8厘米。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南下，吉州窑生产一度受到影响，但未遭受大的破坏。在经历了赵宋灭亡的短暂阵痛之后，吉州窑很快恢复了生产，并在大德年间达到了鼎盛，形成了其瓷器生产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元代吉州窑最突出的成就是釉下彩瓷器的大发展。受外族侵入带来审美风尚变化的影响，此时釉下彩瓷器装饰风格变得繁缛细密，纹饰多布满器身，不留丝毫空间，如精工细绘的卷草纹、各种锦地纹、波涛纹，其精细程度甚至超越了南宋。至于波涛纹流行背后的社会原因，从宋邵雍《梦林玄解》卷二十九原·山川条“江海波涛为财富之薮”的记述可知，在当时商品社会追财逐利的背景下，这种波涛纹的设计，或有可能正好迎合了人们普遍渴求财富的期盼。
展品中的元素胎褐彩龟背锦开光折枝花纹梅瓶（图10）是深圳博物馆的藏品。该瓶口径6.5厘米，底径14.3厘米，高36.6厘米，深圳南头后海出土 。宋元时期的吉州窑产品沿内陆河流南下，从广州通商口岸销往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各国。吉州窑由此影响了南粤地区的陶瓷生产，如广东地区佛山的奇石窑、番禹的南海窑、雷州半岛的海康窑等重要窑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吉州窑釉下彩绘工艺的影响。
以展示中国历代黑釉瓷风采的两场展览虽已在南国谢幕，但余音绕梁，余韵犹存，关于黑釉瓷的思考、讨论还将继续下去。（责编：雨岚）
玄色之美—中国历代黑釉瓷器珍品展
《玄色之美》参展方包括深圳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婺源博物馆及上海高悟楼、九砚山房、观叶楼、广州红苒精舍、暂得楼、深圳宝光艺术等多十多家公私收藏机构。展品年代上迄东汉黑瓷，下至清代黑瓷名品乌金釉，时代跨度近两千年，体系完备，参展瓷器规模空前，品种丰富多样。展览分为“鸿蒙初开-汉魏六朝的黑釉瓷”、“盛世气象-隋唐五代的黑釉瓷”、“各擅胜场-宋辽金元的黑釉瓷”、“玄色余韵-明清时期的黑釉瓷”四个单元，共展出145件（组）黑釉瓷器。展品包括德清窑、长安醴泉坊窑、黄堡窑、长沙窑、寿州窑、建窑、遇林亭窑、赣州窑、吉州窑、耀州窑、介休窑、浑源窑、大同青瓷窑等数十个窑口的黑釉产品。
展品中上海高悟楼收藏的东晋黑釉鸡首壶（图1）是浙江德清窑的产品，高24.6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4.7厘米。黑釉瓷是一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釉瓷。自原始瓷诞生以来，窑工们已偶然利用含铁较高的釉料，生产出了接近黑釉瓷的酱褐釉瓷。于东汉晚期真正青瓷出现的同时，浙江宁绍地区的黑釉瓷亦渐趋成熟。至东晋时，伴随着北方门阀大族的南迁和玄佛之风的兴盛，以浙江德清窑为代表的黑釉瓷工艺更趋完善，成为风行一时的瓷器品种，如此类鸡首壶是该窑最具代表性的器型。
唐代鲁山窑花瓷瓶（图2）也由高悟楼提供。该瓶高11.6厘米，口径3.8厘米，底径4.3厘米。隋唐时期，北方黑釉瓷兴起并取得长足进步。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佛教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这一时期黑釉瓷生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形成了黑釉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唐代黑釉瓷一改以往單一沉稳的格调，装饰手法丰富多变，风格大胆泼辣，蕴含了唐代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流行的花瓷。该品种的瓷器，一如此器一样，在黑色等釉面上施以天蓝或月白釉彩，或任意挥洒，或规则排列，或自然流淌，颇能体现唐人凝重豪放的审美意趣。
高悟楼参展的北宋黑釉酱斑长瓶（图3）高45厘米，口径6.3厘米，底径9.4厘米。宋辽金元是黑釉瓷发展的黄金时期。两宋以来，饮茶之风的盛行及瓶装酒的普及，促使以茶酒之器为主流的黑釉瓷生产获得空前发展。宋代之前，沽酒多用升斗之类，入宋后则大量使用酒瓶。因黑釉酒瓶最适宜酒的保存，故两宋以来，造型各异和装饰多样的黑釉酒瓶变成为南北各大窑场的主流产品。
展品中的清康熙乌金釉笔筒（图4）是广东省博物馆的藏品，高12.8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10.6厘米。元以后的中国窑场尽管只把黑釉用于民间日用瓷，但明清两代的帝王似乎没有把它忘记。景德镇永、宣御窑遗址上出土的黑釉炉与靶盏就是实证，而清康熙时的乌金釉则将黑釉瓷发展到一个极致。所谓乌金釉是用景德镇特有的乌金土与优质青料配制而成，是由铁、锰、钴三大着色剂共同呈色的。乌金釉不仅颜色漆黑，表面光泽度也比较好，并且烧成容易，受窑内气氛、温度干扰比较小。乌金釉以其完全不同于以往黑瓷的样貌延续了黑釉瓷的发展。
融汇释儒 法效百工—宋元时代吉州窑瓷器特展
“吉州窑瓷器特展”由上海高悟楼、观叶楼、九砚山房以及江西省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吉安县博物馆、婺源博物馆、樟树市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等十余家公私收藏机构共同协办。该展分为“禅茶一味”、“士人逸趣”、“世俗风情”、“法效百工”、“蒙元新象”、“南粤余响”六个单元，共展出宋元时期吉州窑瓷器95件（组）及重要标本46件，其中许多珍贵文物属首次亮相,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展览在系统展示吉州窑瓷器工艺之美的同时，通过深入开掘、揭示吉州窑与宋元时期社会文化、宗教生活的深层关系，使观众充分领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非凡创造力，进一步推进吉州窑的研究。
吉州窑位于江西中部的吉安市永和镇。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元代始称吉安，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永和镇旧名东昌，吉州窑因州冠名，或以地名为永和窑或东昌窑。该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发展于北宋，南宋时达到鼎盛，元代后期逐渐衰落。吉州窑陶瓷艺术特色鲜明，以具有禅意之美的桑叶盏、别具一格的漏花工艺、夺造化之美的玳瑁釉及质朴秀雅的釉下彩绘等最负盛名。其产品融会禅儒、法效百工、迎合世俗，造型与装饰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宗教、士人与世俗文化等宋元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对宋元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展品中的南宋漏花薝葡（卜）纹盏(图5）由上海观叶楼提供。该盏口径12.1厘米，底径4.5厘米，高5.7厘米。吉州窑瓷器中，有一类人们习称的“剪纸漏花梅花纹盏”。此类盏外壁多施黑釉，造型分斗笠盏和弧壁盏两种。刘新园先生认为，此类盏中所谓“梅花”，实为花中禅友—薝葡。薝葡，原产印度，据说释迦牟尼成道时，其背后即有此花。而宋人所称之薝葡，已非印度所产，而是中国化的薝葡，又称栀子花，花瓣六出，与五瓣“梅花”明显不同。吉州窑葡薝纹装饰，除盏以外，还有梅瓶、罐等。
南宋黑釉漏花一枝梅与桃花纹梅瓶（图6）也由观叶楼提供。瓶口径4.4厘米，底径7.4厘米，高20.2厘米。南宋吉州窑瓷器流行梅花纹。其装饰技法，或以釉下彩绘，或以黑地釉绘，或以漏花，或以黑釉漏花、划花、绘画复合手法，装点于各类瓷器之上；构图上，或一枝梅，或梅梢月，或梅竹双清，或梅鹊报喜，体现了南宋吉州窑瓷器特有的文人气韵。一枝梅装饰工艺较为复杂。首先，以漏花工艺形成梅花及主枝干，然后刻出细小枝条，接着以黑彩在花朵上描绘花蕊，最后在花朵部位补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吉州窑瓷器的桃花纹，多为黑釉漏花品种。这件观叶楼所藏黑釉梅瓶，将桃花与折枝梅集于一身，为目前仅见一例。
南宋釉下黑彩开光奔鹿纹盖罐（图7）是江西省博物馆的藏品，口径10.4厘米，通高19厘米，1970年江西南昌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陈氏墓出土。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虽说宋代是以士人精英文化为代表并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但在市井文化熏染之下，宋代工艺美术不免同时兼具市井文化世俗和功利的特质。吉州窑瓷器装饰当然也不例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吉祥寓意装饰的普遍流行。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被视为祥瑞之物。其既被看做古代君王的瑞征，也被道教视为“寿千岁”之仙兽。在古代俗信中，鹿还是高官之兆。在以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宋代，出仕为官成为世俗社会的普遍追求。因“鹿”“禄”谐音，鹿遂被宋人视为“禄”的化身，并受到士人尊崇，这大概就是吉州窑鹿纹流行的真正原因。
南宋釉绘仿剔犀如意云纹瓶（图8）上海高悟楼提供。瓶口径5.2厘米，腹径7厘米，底径4.8厘米，高12.5厘米。南宋以来，丰富多彩的织锦、花罗、缬染纹样，对吉州窑装饰影响很大。而金银器、漆器以及龟背、玳瑁等珍稀材料制作的奢侈品，在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流行，更是直接刺激了吉州窑模仿其质感和表面肌理工艺的发展。漆器在宋代属富贵之家的奢侈品，其制作工序复杂，产量非常低。与当时瓷器等工艺品相比，其价格不菲。正因如此，漆器自然成为成本低廉瓷器的追模对象。吉州窑对南宋漆器的模仿，主要是当时比较贵重的剔犀漆器上的花纹。不过，这类纹饰同样流行于南宋银器之上。这一现象，一方面反应了作为宋代奢侈品的金银器同样是吉州窑的追模对象，另也说明南宋各类工艺间的互相仿效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观叶楼提供的另一件展品元釉下褐彩波涛纹四系盖罐（图9）口径8.3厘米，底径8.1厘米，通高11.8厘米。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南下，吉州窑生产一度受到影响，但未遭受大的破坏。在经历了赵宋灭亡的短暂阵痛之后，吉州窑很快恢复了生产，并在大德年间达到了鼎盛，形成了其瓷器生产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元代吉州窑最突出的成就是釉下彩瓷器的大发展。受外族侵入带来审美风尚变化的影响，此时釉下彩瓷器装饰风格变得繁缛细密，纹饰多布满器身，不留丝毫空间，如精工细绘的卷草纹、各种锦地纹、波涛纹，其精细程度甚至超越了南宋。至于波涛纹流行背后的社会原因，从宋邵雍《梦林玄解》卷二十九原·山川条“江海波涛为财富之薮”的记述可知，在当时商品社会追财逐利的背景下，这种波涛纹的设计，或有可能正好迎合了人们普遍渴求财富的期盼。
展品中的元素胎褐彩龟背锦开光折枝花纹梅瓶（图10）是深圳博物馆的藏品。该瓶口径6.5厘米，底径14.3厘米，高36.6厘米，深圳南头后海出土 。宋元时期的吉州窑产品沿内陆河流南下，从广州通商口岸销往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各国。吉州窑由此影响了南粤地区的陶瓷生产，如广东地区佛山的奇石窑、番禹的南海窑、雷州半岛的海康窑等重要窑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吉州窑釉下彩绘工艺的影响。
以展示中国历代黑釉瓷风采的两场展览虽已在南国谢幕，但余音绕梁，余韵犹存，关于黑釉瓷的思考、讨论还将继续下去。（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