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爱华大姐出席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劳模群英大会。
　　四年前清明节前夕，95岁高龄的爱华大姐安然辞世。就在爱华大姐逝前不久，我和大姐的孩子们围坐在她身旁观看央视电影频道播放的电影“炮兵司令朱瑞”，爱华大姐边看电影边给我们讲抗战时期朱瑞在保定和父亲一段交往的故事，还评论说“演员演得不像朱瑞”。
　　爱华大姐出生于国家内忧外患、神州大地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1919年，父母为她取名“爱华”，就是耍让女儿一生热爱中华、好好为百姓做事。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在保定同仁中学任教的父亲结识了一些从东北进关宣传抗日的地下党朋友，他们利用家里孩子多作掩护，经常来姚家“串门”进行抗日秘密活动，时年在同仁中学读书的爱华大姐为他们跑腿传送情报、协助父母为他们洗衣做饭。当他们商谈抗日大事时，爱华大姐就在家门口为他们站岗放哨。有一次被邻居坏人告密，深夜父亲和地下党朋友们被警察局抓捕，懂事的爱华大姐沉着应对，找校长托人解救，最后就是通过时任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二战区联络处处长朱瑞做国民党高层人士统战工作后让警察局“放人”出狱的。
　　爱华大姐年长我19岁，是八个弟兄姐妹中的老大，我是老七。虽然在我1938年出生前爱华大姐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战场，直到抗战胜利后我_上小学才与大姐见上面，但爱华大姐疼爱我胜过对她的长子（外甥仅小我一岁），夏天给我们洗澡时总是先把干净水给我洗，然后才给外甥洗，甥舅发生争执，在我“不当舅舅了”的“要挟”下，爱华大姐总是先说外甥的不是。冬天买羽缄服也是一式两件：我一件，外甥一件。小学、中学我和外甥都在同一所学校念书，爱华大姐时常把我叫成外甥的名字，把外甥喊成我的名字。父母过世后，工作、生活上遇到难事都会首先想到向爱华大姐求助，大姐就像父母一样呵护我这个小弟弟。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汇文中学读初中时，什刹海修建了北京最早的露天游泳池，为了尽陕享受到游泳的乐趣，我拿着一张空白游泳证让时任五十中学校医的爱华大姐在体检栏盖个校医院的章，爱华大姐悄悄塞给我五角钱，让我到别的医院正规体检盖章后再去游泳，区区一件小事爱华大姐给不懂事的弟弟做出了表率，羞愧之余让我联想到为什么爱华大姐在1960年能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劳模群英大会。
　　有着丰富医护经验的爱华大姐，退休后没有到待遇优厚的医疗机构去“补差”，而是一头扎进住地社区红医站，为街道家庭病人送医送药、排忧解难，这一千就是22年，被评为全国红十字会先进工作者，一件件感人的救死扶伤和助人为乐的动人事迹不时见诸报端。一个冬天傍晚我去看望大姐，等到六七点钟也不见大姐回来，直到爱华大姐拖着疲惫身躯进屋，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零钱，待点清并记录在专用本子上送到红医站办公室后，我们才一起吃饭聊天。
　　1981年夏天我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参加教育部为公派留学生举办的英语口语培训，爱华大姐也去西安某军医大学探望二姐，偶遇二姐淘气的四岁外孙子掉进校内建筑工地的一个石灰坑，多亏一位雷锋式学员奋不顾身把孩子從石灰坑里捞出来送回了家，这下家里像炸了锅一样，忙乱起来，为保护孩子的眼睛，姥爷赶紧吩咐小外孙的舅舅去科里取硼酸溶液，临出门还提醒“别忘了拿来罩筒！”此时有着在抗日战场冒着敌机轰炸、扫射抢救伤员经历的爱华大姐说了声“来不及了！”急忙奔向厨房拿来食用醋，凭经验兑上一定罩的凉开水，立刻给孩子冲洗眼睛，不愧是在枪林弹雨中见过“大世面”的爱华大姐，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保住了孩子的眼睛。
　　爱华大姐在平凡的医疗卫生事业岗位上，没有辜负父母为她取的“爱华”这个名字。爱华大姐虽离开我们几年了，但心中却总也抹不去对她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