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儿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作证主体之一,其证言的审查认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司法机关的实践难题.在学界,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厘清作证资格、作证能力等基础概念以及如何构建儿童证言的特殊取证程序等方面.然而,目前我国儿童证人作证制度并未有效区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从而导致该制度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和具体标准,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对此,应将研究视角转换至儿童证言的关联性上,通过借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关联性的相关概念,为我国儿童证言的审查设置逻辑关联性和法律关联性的“两步走”审查模式:首先确定儿童证言是否满足事实
【机 构】
：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儿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作证主体之一,其证言的审查认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司法机关的实践难题.在学界,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厘清作证资格、作证能力等基础概念以及如何构建儿童证言的特殊取证程序等方面.然而,目前我国儿童证人作证制度并未有效区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从而导致该制度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和具体标准,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对此,应将研究视角转换至儿童证言的关联性上,通过借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关联性的相关概念,为我国儿童证言的审查设置逻辑关联性和法律关联性的“两步走”审查模式:首先确定儿童证言是否满足事实上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法律关联性中具体要素的个案审查来实现对儿童证人的特殊保护.
其他文献
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的传播效果受到多重并发因素的共同影响,从组态视角探讨应急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利于从理论上系统把握应急信息传播效果的因果关系,更对管理部门做好应急沟通具有实践指导价值.本文以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安徽疾控”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情况为例,结合信息生态理论提炼包含信息环境、信息主体和信息三个层面的五个前因条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97条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信息进行分析,以探求影响应急信息传播效果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产生高阅读量的五条解释路径可以归纳为时间策略
政府绩效评价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本文从大城市公共管理的满意度、完成度和效率三个方面入手,利用上海城市综合执法大数据的一个微观样本,构建度量城市公共管理的整体绩效指标.同时,本文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剥离出外部客观环境约束对绩效造成的影响,构造工作绩效指标用于政府内部工作绩效评价或考核.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建立起评价政府整体绩效和工作绩效的不同评价体系,能够引导城市公共管理绩效水平提升.同时,本文还在建立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以效率为例,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公共管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常住人口规模或密度增加反
游戏画面的作品构成和权利归属是游戏产业著作权治理的核心问题.对此,我国各界的研究缺乏体系,应当依循类型化的路径予以进一步深入.游戏画面应当区分为游戏运行画面和游戏直播画面,针对前者,不同类型下游戏运行画面的作品属性结论各异,但是类型化思维本身也存在缺陷;围绕后者,游戏直播画面可能构成汇编作品或者视听作品,甚至可以在立法上增设新的多媒体作品类型.但是独创性要件的天然障碍呼吁各界重新重视邻接权模式的制度安排.游戏画面的著作权归属亟需正视玩家的角色地位,警惕过分随意地使用其他单一主体或者权利共享的权属模式.在类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属构建是实现生成物价值,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产业开发,契合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发展的制度保障.人工智能生成行为模拟了人类的创作行为,而著作权范式的权属结构则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属构建提供了制度性参照.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权范式下构建权属规则面临不能回避的法律问题,但生成物的应用价值和权属结构需要通过构建而实现其使用、开发、保护等方面的稳定性.权属构建需要从微观层面考察不同主体在生成行为中的利益诉求,同时兼顾各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宏观层面,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属构建要为技术与行业发展提供制度性
涉互联网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的无形性,权利与权利载体的分离等特点决定了权利人在知识产权维权诉讼中难以完整举证证明侵权行为及损害后果.控制证据方利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妨碍应当完成的证明义务,本质上是一种违反诉讼诚信的行为,阻碍了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亦损害了被妨碍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从而威胁到民事诉讼的结果公正.针对知识产权诉讼特点,在特定情形下适用证据妨碍排除规则旨在“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判决”的技术以实现实质的诉讼公正.虽然相关部门法对证据妨碍排除作了规定,但具体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路径,司法实践通过
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中出现了经济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化的现象,诞生了一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数字化信息业务的跨国数字化平台企业.这些跨国数字化平台企业一方面为全球用户提供了数字化信息服务,另一方面又利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用户创造的内容以及获得的各种用户信息,定向开发相应的产品、投放广告,从而赚取了巨额利润.“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复杂的税收问题.”1通过双边国际条约确立的、以外国经济主体在本国有实体性存在和物理性的连接为课税依据的国际税收体制已经不合时宜.2
刑事案件事实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案件大致特定法律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导致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法律事实.刑事案件事实内部因其所涉诉讼利益的不同形成刑事案件之本体事实与程序事实宏观分化,本体事实包括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以及相应的微观划分,程序事实以重大、一般与其他为基本结构并可以进一步细化.对于不同层次案件事实因其证明价值不同应采取从最高到低度的四级证明标准进行分层证明.
近年来,因当事人不当履行或怠于履行刑事和解协议而产生民事纠纷的情形屡见不鲜.虽然协议结果对刑事处罚有一定影响力,但协议缔约主体和内容决定了其性质仍属民事契约.协议自缔约时生效,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是对效力的预裁决而非生效要件.协议不当履行时,不宜撤销缓刑等生效判决,但对经刑事判决确认采纳的民事部分应可申请强制执行.下一步,刑事和解协议可以从认罪认罚、减刑假释、司法救助和探索暂缓起诉制度等刑事方面,以及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明确为典型合同、完善代保管制度等民事方面予以规制.
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模式与英美法人犯罪的归责模式存在本质区别,这决定了我国企业犯罪的治理不能全盘复刻英美国家的策略.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企业刑事合规的探讨,忽视了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在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模式下不具有借助刑事合规为企业“松绑”的实体法路径.通过扩大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范围从而令企业为其员工的行为承担责任尚缺乏充分的法理支撑;借鉴英美法系的企业刑事合规有违反责任主义、破坏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嫌疑.企业刑事合规并非企业的出罪事由,只属于企业向内自治的手段之一,无须重构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以迎
农村“村霸”治理是一项基础工作,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根本.由于“村霸”现象所具有的持续性、广泛性、隐蔽性等特征,“村霸”违法犯罪曾一度猖獗,乡村社会治理任务重、难度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面对“村霸”治理的相关工作难点,不断总结“村霸”治理的基本经验,在实施专项整治、强化宣传教育、开展执纪问责、创新治理经验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在未来的农村“村霸”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开展,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为我国农村“村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