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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浙江的乡村四处走走，发现垃圾的分类处理做得很有效。安吉县上堡村村民黄爱珍告诉记者：“我们这里，人人都知道垃圾要分类。”
教村民分辨垃圾类别，按照“可烂的”厨余垃圾和“不可烂的”其它垃圾分类。
想起2013年推行垃圾分类的通知刚下发的情形，东阳市琐园村党支部书记严红星说：“大家都满脑子疑惑，村民这么多年的习惯能改得了？”
但基层各种创造性的土方法，愣是将这件事做成了。
农村老人和妇女多，文化水平不高，哪些可回收、哪些不可回收？严红星想出了个法子：按照“可烂的”厨余垃圾和“不可烂的”其它垃圾分类。这个分法通俗易懂，村民们一下子就掌握了。
垃圾分类，谁当领头羊？走进东阳市东雅村，村委会门前的告示栏给出了答案：村里每个党员按“就亲、就近”的原则联系5到10户农户，引导、监督他们开展垃圾分类。“镇、村干部还组成了垃圾分类‘指导组’和‘督查组’，进门入户‘讲’垃圾、查垃圾。”东阳市农办负责人曹正标说。
为了烧旺垃圾分类这把火，不少乡镇还请来“外援”：妇联、团委、工会等团体定期举办活动，组织年轻干部和成员进村入户，一边帮农户清理杂物，一边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衢州，在垃圾袋上“做起了文章”。走进龙游县贺田村，记者发现垃圾桶里的垃圾袋都印着两个代码。老支书劳光荣解释：“一级代码表示卫生责任区，二级代码表示户主代码。袋子有了‘身份证’，谁乱扔就可以查到。”
诸暨市还为落实垃圾分类上了“三重保险”。根据“户集、村收、镇处理”的流程，每天凌晨4点，陶朱街道联合村村民毛校良会开着垃圾车去村子收垃圾。他在收集前会对垃圾进行一次分拣，而在他之前的第一道分拣由农户完成。垃圾清运到镇里后，镇清运员会第三次分拣，确保垃圾精准分类。
几年来，浙江各地多种方法齐上阵，使得垃圾分类从最初的“别扭事”，变成了村民的好习惯。
分类后的垃圾去了哪里？大部分变成有机肥料，其它的被回收或焚烧处理。
走进东阳市湖溪镇有机垃圾集中处理站，记者见到可腐烂的垃圾被投入了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设备中。通过粉碎、添加菌种、加热发酵等程序后，一个个呈块状的有机肥料就出现了。
“杭州的测试中心检测过，这些有机肥有机质的含量比传统堆肥要高。”曹正标说，“农村生活垃圾中大部分是有机垃圾，加工后就能变成肥料。分拣越精，产出的肥料质量就越高，这也是对垃圾精细化分拣的原因。”
因为质量高且价格相对低廉，这些肥料目前已被不少农户订购，剩余的则作为开展垃圾分类的奖励，赠送给了农户。这样，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便落到了实处。
“并非所有的村子都能采用湖溪镇这种模式。”浙江省农办社会发展处处长邵晨曲说，湖溪镇人口密集、垃圾较多，镇里有一定经济能力购买机器进行机械化快速成肥处理。另外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村子，因地制宜采取了其它处理方式。
走进诸暨市赵家镇大柳仙村，村民魏燕江正将“会烂的”垃圾倒进一个太阳能生态处理池。“我们镇主要实行太阳能堆肥站模式，能产出很多沼气，用着也很方便。”魏燕江说。
在赵家镇更为偏远的宣家山村，村民多有堆肥习惯，诸暨市则推行波卡西堆肥模式（通过厌氧发酵来分解厨余垃圾的方法）。户分、村收、就地处置，让村民自家堆肥自家用，大大减少了运输等处理环节。
通过3年持续推进，浙江目前采用机器堆肥设施处理的村有1324个，微生物发酵快速成肥设施处理的省级试点村达到380个。
对不可腐烂的垃圾，记者跟随诸暨市农办副主任蔡建根，来到了浦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塑料等不可腐烂的垃圾一部分被回收公司回收，剩余的都被填入焚烧炉内。“炉里提前加入了烘干预处理设备，使得垃圾焚烧效率达99.9%，剩余炉渣还可成为空心砖的原料。”蔡建根说。
让好做法长效化，政策顶层设计、配套资金支持、村民参与缺一不可。
“习惯成自然。现在垃圾分类人人都能做到。从城里回村的人都说，卫生比城里的小区一点都不差。”严红星说，“以垃圾分类为主的村庄整治工作，成为最受农民欢迎、也让农民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
百姓对垃圾分类工作肯定的背后，是浙江完备的顶层设计、各级政府配套的资金支持以及所有村民亲身参与的共同结果。
早在13年前，浙江省委、省政府即做出决策：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从2014年至今，浙江已出台《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和《浙江省餐厨垃圾管理办法》等政策，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出要求，同时编制完成了《浙江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和《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五年行动规划》。
政策既定，配套资金也相继到位。“目前，浙江各级财政每年投入资金44亿元，配置农村垃圾中转站近3000个，垃圾车6.7万台，全省农村保洁员13万人。”浙江省農办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为了争取更多资金投入，各地频出奇招：在永康市，有的乡村采取与有车、有劳动力的农户签订垃圾清理和运输承包合同的方法，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村环境整治；在杭州桐庐县，通过对全县146个资源化利用站生产的垃圾有机肥统一管理，生产“世外桃源”牌垃圾有机肥每年的效益有600多万元，成为支持垃圾分类工作的一笔重要收入。
垃圾分类离不开群众广泛参与。浙江各级政府组织妇联、团委、工会等团体进村入户做宣讲，考核评出农户“红黑榜”，高分农户挂三星级示范户牌，垃圾分类可换取生活用品……一系列宣传、引导、奖励机制把农户充分发动了起来。
现在，浙江村庄里“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室外脏乱差”的景象已经很难见到，“污水有了家、垃圾有人拉、室外开鲜花”成了浙江农村的新写照。
教村民分辨垃圾类别，按照“可烂的”厨余垃圾和“不可烂的”其它垃圾分类。
想起2013年推行垃圾分类的通知刚下发的情形，东阳市琐园村党支部书记严红星说：“大家都满脑子疑惑，村民这么多年的习惯能改得了？”
但基层各种创造性的土方法，愣是将这件事做成了。
农村老人和妇女多，文化水平不高，哪些可回收、哪些不可回收？严红星想出了个法子：按照“可烂的”厨余垃圾和“不可烂的”其它垃圾分类。这个分法通俗易懂，村民们一下子就掌握了。
垃圾分类，谁当领头羊？走进东阳市东雅村，村委会门前的告示栏给出了答案：村里每个党员按“就亲、就近”的原则联系5到10户农户，引导、监督他们开展垃圾分类。“镇、村干部还组成了垃圾分类‘指导组’和‘督查组’，进门入户‘讲’垃圾、查垃圾。”东阳市农办负责人曹正标说。
为了烧旺垃圾分类这把火，不少乡镇还请来“外援”：妇联、团委、工会等团体定期举办活动，组织年轻干部和成员进村入户，一边帮农户清理杂物，一边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衢州，在垃圾袋上“做起了文章”。走进龙游县贺田村，记者发现垃圾桶里的垃圾袋都印着两个代码。老支书劳光荣解释：“一级代码表示卫生责任区，二级代码表示户主代码。袋子有了‘身份证’，谁乱扔就可以查到。”
诸暨市还为落实垃圾分类上了“三重保险”。根据“户集、村收、镇处理”的流程，每天凌晨4点，陶朱街道联合村村民毛校良会开着垃圾车去村子收垃圾。他在收集前会对垃圾进行一次分拣，而在他之前的第一道分拣由农户完成。垃圾清运到镇里后，镇清运员会第三次分拣，确保垃圾精准分类。
几年来，浙江各地多种方法齐上阵，使得垃圾分类从最初的“别扭事”，变成了村民的好习惯。
分类后的垃圾去了哪里？大部分变成有机肥料，其它的被回收或焚烧处理。
走进东阳市湖溪镇有机垃圾集中处理站，记者见到可腐烂的垃圾被投入了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设备中。通过粉碎、添加菌种、加热发酵等程序后，一个个呈块状的有机肥料就出现了。
“杭州的测试中心检测过，这些有机肥有机质的含量比传统堆肥要高。”曹正标说，“农村生活垃圾中大部分是有机垃圾，加工后就能变成肥料。分拣越精，产出的肥料质量就越高，这也是对垃圾精细化分拣的原因。”
因为质量高且价格相对低廉，这些肥料目前已被不少农户订购，剩余的则作为开展垃圾分类的奖励，赠送给了农户。这样，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便落到了实处。
“并非所有的村子都能采用湖溪镇这种模式。”浙江省农办社会发展处处长邵晨曲说，湖溪镇人口密集、垃圾较多，镇里有一定经济能力购买机器进行机械化快速成肥处理。另外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村子，因地制宜采取了其它处理方式。
走进诸暨市赵家镇大柳仙村，村民魏燕江正将“会烂的”垃圾倒进一个太阳能生态处理池。“我们镇主要实行太阳能堆肥站模式，能产出很多沼气，用着也很方便。”魏燕江说。
在赵家镇更为偏远的宣家山村，村民多有堆肥习惯，诸暨市则推行波卡西堆肥模式（通过厌氧发酵来分解厨余垃圾的方法）。户分、村收、就地处置，让村民自家堆肥自家用，大大减少了运输等处理环节。
通过3年持续推进，浙江目前采用机器堆肥设施处理的村有1324个，微生物发酵快速成肥设施处理的省级试点村达到380个。
对不可腐烂的垃圾，记者跟随诸暨市农办副主任蔡建根，来到了浦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塑料等不可腐烂的垃圾一部分被回收公司回收，剩余的都被填入焚烧炉内。“炉里提前加入了烘干预处理设备，使得垃圾焚烧效率达99.9%，剩余炉渣还可成为空心砖的原料。”蔡建根说。
让好做法长效化，政策顶层设计、配套资金支持、村民参与缺一不可。
“习惯成自然。现在垃圾分类人人都能做到。从城里回村的人都说，卫生比城里的小区一点都不差。”严红星说，“以垃圾分类为主的村庄整治工作，成为最受农民欢迎、也让农民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
百姓对垃圾分类工作肯定的背后，是浙江完备的顶层设计、各级政府配套的资金支持以及所有村民亲身参与的共同结果。
早在13年前，浙江省委、省政府即做出决策：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从2014年至今，浙江已出台《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和《浙江省餐厨垃圾管理办法》等政策，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出要求，同时编制完成了《浙江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和《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五年行动规划》。
政策既定，配套资金也相继到位。“目前，浙江各级财政每年投入资金44亿元，配置农村垃圾中转站近3000个，垃圾车6.7万台，全省农村保洁员13万人。”浙江省農办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为了争取更多资金投入，各地频出奇招：在永康市，有的乡村采取与有车、有劳动力的农户签订垃圾清理和运输承包合同的方法，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村环境整治；在杭州桐庐县，通过对全县146个资源化利用站生产的垃圾有机肥统一管理，生产“世外桃源”牌垃圾有机肥每年的效益有600多万元，成为支持垃圾分类工作的一笔重要收入。
垃圾分类离不开群众广泛参与。浙江各级政府组织妇联、团委、工会等团体进村入户做宣讲，考核评出农户“红黑榜”，高分农户挂三星级示范户牌，垃圾分类可换取生活用品……一系列宣传、引导、奖励机制把农户充分发动了起来。
现在，浙江村庄里“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室外脏乱差”的景象已经很难见到，“污水有了家、垃圾有人拉、室外开鲜花”成了浙江农村的新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