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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晶花
早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水晶晶花》。在这篇小说的开头，我描述了一种被青海当地人称之为“水晶晶花”的野花：
“一个月前吧，在央珍（女主人公）家帐篷门前的那片沼泽地里，水晶晶花开成了片，把整个沼泽地包容在了一片粉红色之中，远远看去，好似一片朦胧的粉红色云雾铺泻在沼泽地上，吞噬了大片的绿色。那完全篡改了草原本色的粉红色云雾，让人会有一种眩晕感。央珍喜欢这种眩晕感。每天，她把牛羊群赶到查美河边的草滩上，当羊们此起彼伏的咩叫声渐渐平息，开始专心致志地享用带着露珠的青草的时候，她就向那片沼泽地走去。她放轻脚步，向那片粉红色的云雾慢慢靠近，似是害怕会惊扰了它们一样。但水晶晶花们还是会在她向它们试图靠近的第一时间发现她，即刻以一种汹涌的态势向她逼近，除非她停下脚步。而央珍也会每走几步就停下来的，這时候，她就会发现水晶晶花们也会惊悚地停下来，迅速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轻盈地随风抖动着，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央珍有意不捅破它们这小儿科样的伎俩，假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继续迈开步子往前走去，水晶晶花们即刻收起它们若无其事的表情，即刻与央珍相向而行。央珍就这样沉醉在这种与水晶晶花之间的默契的游戏之中，沉醉在不断向自己涌来的眩晕中，直到她走进花丛，把自己淹没在这粉红色的云雾中，再从花丛里一步步走出去，让粉红色的云雾在她的身后翻卷起伏。”
我用这样一整段的篇幅，写下了春夏之交在草原上汹涌盛开的水晶晶花们的样子。这种看上去显得有些羸弱的粉红色小花，总是大片大片地盛开着，每每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在草原上一种集群生活的鸟儿——高山岭雀，到了秋冬季节，它们便成群结队地飞翔、觅食，形成浩荡之势，每一群都有成百上千只。藏族把这种鸟儿叫作“玛喜”，意思是兵鸟——像士兵一样集结、行动的鸟。水晶晶花也是这样，小时候，我就认为它们是野花里的“玛喜”。在这段文字里，那个忽走忽停与水晶晶花嬉戏玩耍的女主人公央珍，其实就是我儿时的样子，那时候，我经常和水晶晶花们玩儿这个游戏。
我的家乡铁卜加，是青海湖西岸的一片广袤草原，海拔在3000—3500米，高寒，没有明显的四季，在儿时的记忆里，冗长的冬日总是统领着这片土地，而短暂的夏天，则显得那样珍贵，几乎每一天都成了内心深处的记忆。
那时候，我大概不到十岁的样子，几乎每天都在寻觅着夏天。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夏天什么时候到来，但我却知道，在那些向阳背风的地方，还有那些阳光充足的河岸，只要看到率先冒出的稚嫩的草芽，就证明草原的夏天就要来了。走在去往放牧的路上，我会特别留意这样的地方，每每走近一处墙角，或者是一片低处的洼地，我便会特意走过去看看，看有没有草芽冒出来。有时候我还会蹲下身来，用手拔去地面上的浮土，仔细地寻找哪怕是针尖儿大小的一点点浅绿。而多半时候，我总是失望地站起身来的——浮土之下，是被寒冰板结了的土地，指尖触到它们的瞬间，甚至会有一种触电一样微微的疼痛。现在想来，我多半是弄错了季节，弄错了时间，也许，时间正在走向深冬，而我却南辕北辙，在执拗地寻找着夏天的踪迹。
我说，夏季的每一天都是记忆，许多人会认为这是有意夸大了的说法，其实不单单是我，对那些野生花卉，对那些鸟儿来说，夏季的每一天同样是它们的记忆——恰是因为夏天的短暂，它们需要抓紧每一天的时间，让自己完成之所以为之生物的一次旅程——那些野花，当它们稚嫩的花叶开始舒展，便惦记着自己要在夏季结束之前让自己的花籽成熟、散落。于是，它们便数着夏季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天里的每一个时辰，因为，从花叶初展到花籽成熟，它们还需要走完许多环节，只有抓紧时间，用好夏天的每一刻时光，才有可能让自己完成一次之所以来到这个世上的生命价值。而那些鸟儿，它们在生命演化过程中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从谈情说爱、建立家庭、发情、筑巢、产卵、孵化……每一个过程需要几天、几个时辰都是精确计算好了的，些微的错过或疏忽都意味着它们不能哺育出自己的后代。它们往往从夏天临近的时候便提前进入状态，然后把高原短暂的夏天切割成一个个精准的时间片段，让哺育下一代的每一天都变得忙碌而美好。
每年的五月，是母牦牛刚刚产下小牛犊的季节，被誉为人参果的蕨麻已经让自己的块根饱满、成熟，单等着尚未完全消融的草地再复苏一些，便将自己柔嫩的枝叶蹿出土地，没过几天，就长出几片锯齿状的叶片，紧接着，那几片叶片便会托举起一两朵金黄色的小花。在它们要急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时候，我们便像是与它们比赛一样开始采挖它们的块根，因为随着蕨麻叶子露出地面，它的块根把它所有的营养提供给枝叶，让自己慢慢萎缩下去，只剩下瘦瘦的皮囊。草原上的角百灵、蒙古百灵、凤头百灵、小云雀等似乎便是从母牦牛抑或是从委陵菜属的蕨麻那里得到了启示，把它们产卵的季节也安排在了这个时间。
在这个季节，我的任务便是放牧小牛犊——它们刚刚学会吃草，但母牦牛妈妈的牛奶才是它们最为需要和惦记的。然而，人类要它们做出牺牲，把更多的牛奶提供给人类吃，它们被迫与自己的母亲分开，独立成为一个畜群，尽早学会它生为牛的生活方式，以刚刚冒出地表的青草充饥。作为牧童，我乐意着这样的劳作，因为，我每天盼望的夏天已经到来，我每天都能看到野花的绽放，在那些花草茂盛的地方，偶尔还能找到鸟儿们的巢穴。
在这个季节，最早盛开的，除了蒲公英，就是水晶晶花。
草原上的蒲公英，虽然敢在春夏之交料峭的风里抢先开放。但它又是乖巧的，它让它的花叶贴地生长，完全淹没在逐渐茂密起来的草丛之中，待到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而春寒也慢慢退去之时，便从莲花状的花叶正中升出一枝细细的花茎，悄然托举起一枚恰似菊花的金黄色花冠，使得原本因为浅淡而缺少生气的春草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
蒲公英似乎喜欢“单打独斗”，它们总是独立地站在一片刚刚泛绿的草原上，就像一盏盏小小的酥油灯，远远地闪耀着。它们开得早，成熟得也早，就在水晶晶花以浩荡的粉红色一片片地吞噬起青草们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一片片绿色的时候，蒲公英，那一盏盏酥油灯就像是燃尽了生命一样，金黄的花瓣一瓣瓣凋谢，眼看着就要枯萎了一样，而此时，它们其实开始了它们的第二次生命。不几天，失却了花瓣的花萼慢慢鼓胀起来，像变魔术一样，一只圆圆白白的绒球从花萼上蓬松开来——这才是它们的追求，这时候它们不再怕风，反而渴望着风向它们吹来。那只绒球其实是簇拥在一起的一个个袖珍的降落伞，每一个降落伞上都挂着一粒小小的种子，也像一个个袖珍的伞兵，只要风吹来，这一个个降落伞就会带着它们的“伞兵”飞向任何一个地方。它们甚至渴望一张嘴唇，噘起来，把一口气吹响它们，那一个个降落伞也会乘势起飞，去寻找一个可以降落的地方，让那小小的嘴唇也颇有成就感。这个吹绒球的行为成了草原上许多人孩提时代一种乐此不疲的游戏。 蒲公英因为有了第二次生命，所以它们显得坦然，三三两两散落在草原上，先是一朵金黄的花，继而是一个洁白的绒球，如果不熟悉它们的生长规律，似乎想不到二者之间微妙的关联。而水晶晶花不同于蒲公英的，便是它们的集群行为。或许，所有羸弱的群体都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因为团结，它们反而成了一种强势，在乍暖还寒的草原春夏季节，敢于迎接这个季节的美好的，不是其他野生花卉，反而是它们。青海人口中的水晶晶花，学名粉报春，在青藏高原有好几种：西藏粉报春、雅江粉报春、束花粉报春、苞芽粉报春、薄叶粉报春等。在我的家乡常见的，则是束花粉报春。束花粉报春在藏语里的名字是野摩塘，而这一名字，曾经是广大安多藏区的古地名。以一种花儿的名字，命名一片广大的土地，可以想象，历史上的安多大地，這片以环青海湖草原为中心，辐射到甘肃甘南、四川阿坝以远的广大山水，曾经被这种喜欢密集生长的粉红色野花所侵吞，把整个大地渲染成了一片粉红色。水晶晶花就是以高山岭雀一样集群的力量和势头，拥有了这片春天的大地。
巧合的是，就在发表了我的小说《水晶晶花》的同期杂志上，也发表了我非常敬重的阿来老师的一篇散文，题目叫《西藏的“张大人花”》，文中还提到了我。
在写下这片文字之前，阿来老师首先看到了一种叫波斯菊的花儿在西藏四处盛开的浩荡之势：“最引人注目的是差不多有人烟处就必可见到的波斯菊，不仅开在拉萨罗布林卡，开在江孜白居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就是车行路上，路边出现一丛丛艳丽的波斯菊时，就知道，又一个村庄要出现了。”
这样的现象让他感到意外又新奇，他想厘清这种花卉的来龙去脉，便带着一种求真解惑的执着，开始了他的寻访，并循着不断问询和查阅资料，他一步步逼近真相，并一点点打开了真相。
他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仗着他们的洋枪洋炮，入侵西藏，当时担任驻藏大臣的有泰一味主张委屈投降，使得西藏时局险恶。这时候，清廷委派一位叫张荫棠的人物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来到了西藏。
张荫棠就像是一把利剑，犀利又尖锐。他到了拉萨，经过一番查访，便向朝廷明奏，历数驻藏大臣有泰“媚外乞怜、鱼肉藏民、颟顸误国”等种种罪行，并告知藏族群众“西藏百姓与中国血脉一线，如同胞兄弟一样”。朝廷依据张荫棠所奏，严惩驻藏大臣及其余汉藏官员。张荫棠随之在西藏推行改革，推行他的治藏方略。
阿来老师在他的文字中描述了这段历史：“张荫棠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包括革除神权政治，收回西藏治权;广设学堂，推广教育，创办汉藏文白话报;训练汉藏新军，加强武备;修好打箭炉、江孜、亚东牛车路;开设银行，振兴农工商业，开发矿产资源等。此外，张荫棠还建议在西藏成立隶属于外务部的交涉局，专门负责西藏地方的对外交涉，以此阻止英国与西藏的直接交涉。”
从文字的描述看，张荫棠是一个大胆耿直、行事干练、雷厉风行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热爱自然、钟情花草的人。波斯菊在西藏的最早出现，就是由他怀揣花籽，把它带到拉萨，并在西藏广为种植，使得这种外来的花卉在西藏随处绽放。当地藏民也因此把这种花亲切地称之为“张大人花”。
如此，波斯菊在西藏便有了这样一个意味深浓的名字。
1906年10月张荫棠张大人来到拉萨。随之却是世局突变，大清王朝气数将近，1907年7月他便仓促离开拉萨，时间不足一年。阿来老师在他的这篇文字里这样感叹道，“还不够看到此花一个轮次的出芽长叶，抽茎展枝，开花结籽”。这位受到西藏藏民拥戴的“张大人”虽已经不在西藏了，但以他的名号命名的波斯菊，依然在这片高地上盛开着，并且从西藏拉萨传播到了青海各地。
波斯菊到了青海，并没有把它之前的历史以及“张大人花”这个名字携带而来，在这里，它又有了新的名字。在青海东部农业区，人们把波斯菊叫作“八瓣梅”，是因为它的花冠有八个花瓣;也有人把它叫作“芫荽梅”，是因为它的叶子像极了比它更早进入青藏高原的芫荽（即香菜）。这些明显带有民间地域色彩的名字并没有广泛影响，只有“张大人花”迄今留在了西藏藏民的口头，这个汉语的称谓经常被他们夹杂在藏语中说出来。
而如今，这个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名称，却被人们渐渐遗忘，人们给波斯菊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格桑花。
它们是同一种花吗？阿来老师先见性地预感到这是个错误。
有一次，阿来老师来青海，我们见面时，他便向我问及此事。那时的我自恃过高，无知又无畏，便自信满满地告诉阿来老师，格桑花之“格桑”，是藏语好运、幸福之意，所以，所有带来幸福感的美丽花朵都可以叫作格桑花，因此，格桑花并不是一种确指的花卉。
阿来老师据此把我说的话写入了他的这篇文字里。
然而，所有没有经过实证而信口开河的言辞，终有一天会被赤裸裸地剥离出来示众，让它不能掩去谎言的实质。时隔不久，我去了青海果洛，与在此地工作的藏族著名母语诗人居·格桑先生聊及格桑花的事，居·格桑先生的一席言说，让我立刻意识到，我对阿来老师所说的话，多么缺乏严谨性。居·格桑先生说，格桑花，藏语叫格桑梅朵，此名并非无所确指，而是出之有据。他说，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意即近年来在汉地广受追捧，被讹为“情僧”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之转世，转世出生在四川理塘，他从他的故乡把一种花籽带到了西藏，在西藏广泛种植，人们便以他的名号中的“格桑”命名了这种花儿，所以叫“格桑花”——显然，张荫棠与波斯菊的故事与结果，恰是这个故事与结果的翻版。藏民总是心存感恩，把点滴的美好，用这样一种方式铭记在心，并让这样的记忆以一种命名传承下去，让后世去纪念。居·格桑先生还说，以“格桑”命名的，迄今人们依然传叫的物品，不单单是格桑花，一种形似簸箕，专为僧侣所戴的凉帽，藏语叫作“格桑夏茂”，意即格桑凉帽，还有一种乘凉用的伞幢，称作“格桑斯雅”，皆是因为格桑嘉措从他的家乡理塘带到西藏，并在西藏盛行开来，所以便冠以“格桑”称之。格桑嘉措作为达赖喇嘛的显赫身份，以及“格桑”在藏语中的美好寓意，使得格桑花以及这些物品都被广大藏民所爱。 听了居·格桑先生所言，想起我对阿来老师的胡言乱语，我顷刻间恐慌起来，急忙问居·格桑先生，可有白纸黑字的依据可以证明。居·格桑先生说，他也是听西藏一位信得过的学者所言，并未见到有据可查的文字。回到西宁，我又向多人求证，皆无结果。一次，偶尔查阅《藏英大辞典》及《藏汉大辞典》，赫然发现有“格桑梅朵”词条，但注释极为简单：秋季盛开的一种黄色花朵，汉语的注释是七月菊、延年菊。我继而又查相关汉语资料，但所指含混，至今也没有确认这种黄色花朵到底是哪一种花儿。
多次向西藏的朋友问询，其结果亦如阿来老师所经历的一样，开放在青藏高原的各种野生花卉，都被指为格桑花，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上。
可以肯定的是，波斯菊并不是格桑花。波斯菊的原产地是美洲一些地区，后来经由波斯传入中国，波斯菊之名也是如此而来。它完全是一种外来植物，在西藏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并无分布记录。一百多年前它跟随张荫棠张大人进入西藏，所以它在西藏有了“张大人花”的名字。格桑花早于波斯菊进入西藏，把后来来到西藏的波斯菊称之为格桑花，显然是张冠李戴了。
阿来老师一直沉迷于高原花卉的寻访、拍摄、研究和书写，想来他早已觉知我的随口之言并不可信，但愿他能谅解我的无知无畏。
近年来，波斯菊在西藏、青海及川西北许多地区被广泛种植，单单在我的家乡青海，一些农牧地区为了发展旅游业的需要，把许多原本种植青稞小麦的土地开发成了“花海”，这些花海并无各自不同的特色可言，皆是复制、粘贴，千篇一律，种植最多的便是波斯菊。这种发展态势已经引起相关人士的警惕，波斯菊已经成为一种入侵物种，这样肆意的种植如若失控，很可能会使这种艳丽的花儿成为下一个“飞机草”，抑制本土植物的生长，成为生态灾害。
如今，曾经的牧童已经是城市中的一员，每天穿行于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背负着工作与生活的压力，忙碌，紧张，患上了焦虑症，对所有的事情都无动于衷。但是，迄今，我依然没有改变寻找夏天的习惯，每每到了季节从春末走向夏天的时候，我心里依然会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我希望某一天走在路上时，忽然在某个墙角处看到几株草芽蹿出了地面，柔柔弱弱地举着针尖儿大小的一点点浅绿。然而，城市的夏天漫长而燥热，这种燥热占据着城市所有的空间，却把它原本的美好减损了，让人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就像是波斯菊，当它的美丽开始无节制地膨胀开来，这种蛮狠的行为，反而遮蔽了它们曾经的鲜艳和芬芳。
但愿波斯菊不要成为“飞机草”，被人们厌恶和唾弃。
我忽然意识到，我所企盼的夏天，是我故乡才有的夏天，而那样的夏天却已经离我远去。也许就是从明白了夏天与故乡的这种辩证关系开始，每年到了夏天，我渴望能有几天的闲暇，去一趟曾经的老家，去挖一次蕨麻，抑或去放牧一次小牛犊，寻找几处可爱的鸟巢。“每逢春天来临，我几乎都有着一种无法抵制的、企盼上路的欲望。这种久违了的游牧者的本能在我的心中激起。”当我读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写下的这几句话，感觉这些话就像是出自我的嘴，是的，这是一个自认为已经完全城市化了的牧童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改变的本能。
馒头花和翠雀花
七八岁时，我在家乡公社的中心小学上学，公社所在地距离我们的铁卜加小牧村有五六公里的石乃亥草原上。那时，我是村里唯一在公社上学的学生，每到周六学校放假周一再上课，每周我都有一来回的孤旅，一路的寂寞和莫名的恐惧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里，甚至成了飘游在我周身的一种气味。至今，当童年的往事不经意间浮现在我的心头时，这种气味就开始出现在我的鼻腔里，久久不能散去。
五公里路程的孤旅，其实也不仅仅是寂寞和恐惧。突然从脚下的草丛跃上天空，扑棱着翅膀悬停在那里，不断发出悠长的鸣叫的小云雀，抑或是鼠兔从草原中探出头来，憨态可掬地看着我，一点也不怕我的花脸臭鼬，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特别是到了夏天，我经常穿行在各种各样的野花丛中，在满眼姹紫嫣红的绚烂色彩里，在若有若无的淡淡花香中，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学校，抑或从学校走到了家里。在这大片大片的野花丛中，最多的便是馒头花。
馒头花，学名狼毒花，在我家乡常见的是瑞香狼毒。这种野花极为好看，还是在花苞的时候，它是浓艳的红色，当红色的花苞绽放开来，顶端的小花却是雪白的，被红色的花柄衬托着，花瓣微小，大概只有四五毫米的样子。这样的小花簇拥成一束，每一束大概有二三十枝，从外围向中间渐次升高，如此，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白馒头。白馒頭其实也很小，大概只有如今的儿童食品旺仔小馒头那么大。旺仔小馒头大小的花束再次形成一束，同样也像它们白色的小花一样簇拥着，便成了一大簇。馒头花就这样一大簇一大簇地盛开在夏天的草原上，形成汹涌之势。
其实，在瑞香狼毒类的馒头花中，还有一种不太一样的，这种花的花柄不是红色的，而是淡黄色的，由于少了红色的浓艳，它们看上去显得淡雅，更为好看。这种淡黄色花苞的馒头花就夹在红色花苞的馒头花里，数量却极少。如果用比例来说，大概只有一百比一的样子，轻易看不到它们。
物以稀为贵。那时候，我的乐趣之一就是在汹涌的馒头花丛中，寻找淡雅的黄色花柄的馒头花，在它的一侧做上记号，等下次路过那里时，再次轻而易举地找到它。
后来我知道，那种黄色花柄的馒头花，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黄花瑞香狼毒，有别于常见的红色花柄的狼毒花。它在藏医药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治疗用途。由大译师、医学家希瓦措撰写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藏医学名著《度母本草》便收入了一剂有关黄花瑞香狼毒的药方：
黄花瑞香狼毒草，
此药叶果配一份，
三热药亦配一份，
治疗寒症毫无疑……
那时候，我从来不去摘花，原因来自我的母亲。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穿行在从学校到家乡的草原上，摘了一大束五颜六色的野花，带回了家里，原本以为会让母亲高兴——至少，她会表示出惊讶吧，没想到，母亲却很生气，她说，花儿是大地的头发，“如果我从你的头上拔掉这么多的头发，你不疼吗？” 从此，我不再去摘草原上的野花。
铺泻着馒头花的地方，青草的长势就会差一点儿。这是因为馒头花用它團团拥抱在一起的花簇以及它肥大的根系，与纤弱的小草争抢阳光、水分和空气，它的势头完全压过了青草。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馒头花造成了草原退化。
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对馒头花的偏爱，虽然，作为牧民的后代，我深知青草之于牛羊，之于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息息相关。后来，我成为城市里工薪阶层的一员，身上的许多东西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有一年，我回到故乡，遇见了儿时一起放牧的伙伴，他现在是一村之长，也是当地经验丰富的牧人。我们坐在草原上，我们的周围便是大片大片的馒头花丛，一缕清淡的花香不断飘来，像极了城市里丁香花的香味。我便问他：这一大片一大片开放着的馒头花造成了草原的退化，难道你们不讨厌它们吗？我的伙伴听了，却一脸的懵懂、惊讶。显然，他是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片刻之后，他才回答我说：牧草让我们的牛羊肥壮，馒头花让我们的牧场美丽！
我听了他的话，半晌无语，但在心里却是非常认同他的说法——我们的生活，除了生活本身以外，也需要美丽。但往往，美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正如馒头花的另一种美，恰是因为它有毒而被利用，并呈现了出来。
馒头花，即狼毒花，藏语叫热甲巴，在我家乡的口语中，前面还要加上“然玛”两个字，叫然玛热甲巴。“然玛”是山羊的意思，我至今不知道这样的叫法有什么缘由。但我知道，馒头花在藏区有着极好的用途，甚至可以说，它为藏文化的延续和传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狼毒花是制造藏纸的主要原料，之所以以它为原料，是因为它的根系有毒，用它制造出来的藏纸，杜绝了鼠类与蚊虫的吞噬叮咬，从而使书写在藏纸上的典籍得以完好地保存。这种藏纸曾经被广泛运用于藏区各个寺院以及民间书写中，至今，依然在运用，并作为非遗项目得到了保护。
从实用主义的眼光出发，草原上野花繁盛，有时候是草原退化的标志。比如，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的馒头花，学名叫瑞香狼毒，多见于我国的东北、青藏高原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其根、茎、叶均含大毒，人畜均不能食之。狼毒花根系大，吸水能力极强，能适应干旱寒冷气候，周围的草本植物很难与之抗争。如此，成片生长和开放的馒头花，其实预示了草原的逐渐荒漠化。
但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蒙藏牧民并没有舍弃对野花的热爱，在他们看来，大自然是生命的主宰，在大自然面前，野花和牧草，以及草原上的牛羊都有着同样平等的生存权利，不能“长此消彼”，为了拯救一个生命而去打击另一个生命。这是一种朴素又和谐的生命态度，在这种生命态度下，牧民们对世间所有的生命都赋予了同样的博爱，以至于在历次的草原灭鼠、草原灭蝗行动中，草原上频频出现牧民们为了偷偷保护草原鼠和蝗虫的生命，而瞒骗县乡干部的笑谈——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根本不是笑谈，只是想给所有的生命一个平等的生存权利。
河南县，旧称河南蒙旗，地处黄河河曲草原，这里是我国著名马种河曲马的故乡，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这里的蒙古人自称是忽必烈部队的后裔，攻打大理国时，留在这里是为了给前方的部队驯养和提供战马。我假想，这些骁勇善战的蒙古族士兵来到这里时，一定是一个野花烂漫的季节，这片肥美的草原上，姹紫嫣红的野花柔美而娇嫩，让他们在长期的征战中变得坚韧甚至邪恶的眼神忽然有了一种水波一样的温柔。这也许成为他们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如今，这里的蒙古人在与周边的藏族人的长期生活中，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穿着藏袍，说着藏语，就连名字也与藏族毫无二致。但他们热爱自然，热爱野花的习性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慈悲为怀的藏传佛教更是强化了他们内心的这份柔情。
记得几年前在泽库草原，一位当地的朋友引领我去辨认草原上的野花。那一天，我们缓步走在草原上，不断地在一簇簇野花面前停下来，看谁抢先说出一个个野花的名字。我们像草原上两个懵懂而又充满好奇心的顽童，从一种野花走向另一种野花，就像是在一一叩访一个个藏身于山野之间的高人雅士。我还拿出记事本，把这一个个花名郑重地记了下来：邦锦梅朵、梅朵赛琼、然玛热却、杂玛孜多……
一朵紫红色的普蓉梅朵——翠雀花被牦牛踩坏了，花茎和花朵深陷在一只牛蹄印里，沾染上了肮脏的污泥。朋友走近这朵野花，蹲下身来，爱怜又惋惜地看着它，又站起身来，从近旁的溪流里掬来一捧水，洗净了花上的污泥，还用一只鹅卵石扶正了歪斜的花茎。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做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慈母一般的光芒。
看着他的眼睛，一种潮热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涌动。或许就是从那一刻起，草原上的野花真实地走近了我的视野，每次去往草原，都忘不了去看望草原上的野花。也就是在那一次，我永远记住了翠雀花的名字。
翠雀花，毛茛科，翠雀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花形别致，色彩淡雅，是青藏高原常见的野生花卉。
次仁顿珠是在河曲草原———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成长起来的蒙古族作家，用藏文写作。一次，与次仁顿珠闲聊，话题由文学转到草原上的野花，他郑重地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藏药晶镜本草》。这是一部大部头的藏医学著作。书中附有草原上具有药用价值的野生花卉的彩色图片，并标有藏汉两文的花卉名称，原本的用意是图文并茂地介绍一些药用植物，无意间，也成了草原野生花卉的普及读物。这本书，让我获益匪浅，我因此时常感念着次仁顿珠——在写作方面，我应该是玛拉沁夫前辈的忠实追随者，我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草原。这本书，为我的写作带来了不少的便利。
就像牧民热爱野花一样，鲜艳芬芳的野花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草原的热爱。草原上温暖的季节虽然短暂，但从初春的五月到晚秋的九月，野花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渐次开放，草原上忽而一片浅粉，忽而一片淡白，忽而一片金黄，忽而一片紫红——野花不是一朵一朵，而是一片一片地装点着草原，丰富着草原。时常在一些描述草原的文字里看到草原一片碧绿的说法，我认为这是以点带面的，有局限性的，没有完整地看到草原真实的面目，或者说，是在一个“不对的时间”遇见了草原。 八月，去了次仁顿珠的家乡河曲草原。从县城所在地优干宁镇出发，沿着河曲草原一路往西，宁木特黄河大峡谷一路伴行，一直到寧木特黄河大桥，长达近六十公里的路途，车窗外平缓起伏的草原上到处都盛开着野花。此刻正是草原上夏末初秋的季节，紫红色的翠雀花开得正艳。远远看去，小小的翠雀花似是点缀在草原上的紫红色的繁星，布满了整个草原，走近一看，又宛若一面面小小的紫红色旗帜，在草丛中高昂着花冠，向着天空张开着它们极富挑逗性的红唇，像是大地在为天空表达着爱情。
草原上的公路刚刚开通，汽车一路颠簸着，走得很慢。在这样的行进中，满山遍野的翠雀花不断映入眼帘，再缓缓移出视线，像是一路等候着我们的到来，当它们慢慢移向车后，我甚至从那柔嫩的紫红中，看到了一种恋恋不舍的神情。天色不好，周边的一切都显得暗淡，只有翠雀花，用它那跳跃和热烈的紫红，成了路途上一种鲜亮的点缀——想当初，那些蒙古族士兵也一定看到翠雀花了吧，这紫红，一定点燃了他们冰冷的血性中犹存的慈爱。就这样，伴随着这鲜亮的紫红色，我和同行的朋友们走进一处处草原上的美景，在美景中感慨，在美景中沉醉。
返回优干宁镇的途中，看到大片金黄色的野花，于是大家欢呼雀跃着，让开车的司机停下车来，走进花丛里留影。这是一种叫马先蒿的草原野花，有着与油菜花一样的颜色，然而比之柔弱的油菜花，又显示出一种坚韧和顽强，张扬出一种野性。静静仰卧在这大片的金黄色花丛中，我突然想，牧民们如此热爱着大自然，热爱着这些野花，而这些野花也是如此尽力地展示着自己的艳丽，挥洒着自己的芬芳，满怀感恩地装点着草原上短暂的花季，抚慰着牧民们孤寂的心灵。这是野花赋予牧民的回报，是大自然赋予牧民的回报。
红尾鸲
我就是在酒店后面的一座小果园里看到了那只红尾鸲。
果园很小，散乱地种植着一些梨树，树上的果实也少，枝叶之间偶尔挂着几只当地特产长把梨。据说，近年来长把梨出现严重退化，不但产量减少，果肉也变得粗硬干涩，让人难以下咽。但人们并没有放弃去种植它，因为如今，它成了花开季节的一种观赏植物了——贵德县每年都要举办的梨花节，便是由此而来。长把梨原本甘甜多汁，如今却酸涩难吃，这种行为，从植物学的角度去看，是对人类的一种背叛。据说，被人类驯化的植物并不甘心被人类长期食用——它们长出果实，原本也不是为了让人类食用的，而是为了哺育后代，繁衍子孙。所以，它们依然努力着逃脱人类，重返荒野，成为一种自由的野生物种。长把梨变得让人不能食用，这种“反叛”，也许就是让自己回归自然的一种“返祖行为”吧。
晨光暗淡，昨夜的犬吠声依然在某处忽然空洞地响起，这让我有些紧张。我一边谨防着野犬可能的袭扰，一边小心地向一棵棵果树走去，希望能够发现一些什么。那只红尾鸲忽然从我近处的一棵树上扑棱着翅膀，飞到了离我稍远的另一棵树上，让我不由惊慌了一下。我的目光立刻跟踪到了它，并从它发出的一声鸣叫中立刻认出了它来。
我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它，它也静静地蹲在一根树枝上，悄无声息，不时地翘一下细长的尾巴。相信它也是在看着我。我们就这样四目相对了许久，它似是忽然想起了什么，飞离了它爪下的枝丫，向着暗淡的晨光飞向了远方。
英国著名探险家特里斯坦·古利认为，从进化论的角度讲，人类最为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两样，即捕食者和猎物，也就是威胁和机会。人类的感官在处理日常接踵而来的各种繁杂信息的时候，最为关注的也是这两样。这位探险家进而论及人类的眼睛，他说：捕食者和猎物都会移动，所以我们在任何场合中最先注意到移动的物体，之后便会发现更加细微的线索。此刻我忽然想起了这位探险家的这句话，不由哑然一笑——我此刻的行为，多么像他所言，一边防备着可能的危险，一边又希望着看到什么啊。人的一生，似乎也是这样，一边防备着捕食者出乎意料的袭击，一边又渴望着一只猎物撞上自己的枪口。
这只红尾鸲成了我眼睛的猎物。
红尾鸲在青海广泛分布，有褐红尾鸲、北红尾鸲、红腹红尾鸲、蓝额红尾鸲等多个品种。这种鸟十分勤快，似乎是草原鸟禽中起得最早的鸟儿。记得小时候，我去上学，每天要走五六公里的路，到了清晨六点时，母亲便开始催促我起床。后来我发现，每天早上，母亲喊我起床时，我首先便听到了红尾鸲的鸣叫声。这只勤劳的鸟儿，已经开始工作了。在小学四年级的作文里，我便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每天早上，当我懒得起床的时候，就听到窗外一只火焰燕——这是青海汉语方言对红尾鸲的叫法——欢快的鸣叫声，它催促我赶快起床，也鼓励我赶快去学校好好学习。
把红尾鸲叫作火焰燕，显然是因为红尾鸲的颜色，而把它误认为是燕子，可能是因为红尾鸲降落在一处时，有着和燕子一样不断抖动尾部的习惯。无独有偶，环青海湖地区草原上的牧民，也用同样的经验和想象命名了红尾鸲，他们把红尾鸲叫作“喜尼策”，意思是被火烧焦的鸟儿。这个名字十分形象，且来源于牧民们熟悉的生活。红尾鸲有着橙红色的腹部和尾羽，整个背部则是黑褐色，间杂着灰白色，看上去就像是一团燃烧着的干牛粪：橙红色是熊熊的火焰，黑褐色是即将要燃烧且热量十足的部分，而灰白色，则是边缘燃烧后的灰烬。牧民们熟悉炉灶里牛粪燃烧的火焰，或许，红尾鸲的色彩让他们联想到了自己平日里庸常的生活。
而在贵德地区，当地藏族则把红尾鸲叫作“喜万德”，“喜”是鸟儿之意，而“万德”在安多藏语方言中特指小沙弥，意思就是，像小沙弥一样的鸟。在藏地，出家的小沙弥，身穿褐红色的袈裟，把自己整个儿裹拥在袈裟里，头部和四肢却裸露在外面。因为刚刚出家，他们还没学会出家人的沉稳和庄重，四处跑来跑去，还真的像一只红尾鸲。这一命名，紧贴大地，让庸常的生活升华到了生活一样庸常的信仰里。
在青海青南藏区，红尾鸲还有一个名字，叫“喜沃玛”，意思是新娘鸟，这是因为，每每到了求偶季节，红尾鸲身上的羽毛就会变得艳丽无比，就像是待嫁的新娘换上了新装——藏族牧民不但深谙生活与信仰之道，对大自然的观察也细致入微，了如指掌，他们就用这样的知识，命名着他们的世界。 在藏地，这样的例子似乎很多。
黄鹡鸰、黄头鹡鸰和白鹡鸰是三江源地区及环青海湖地区常见的鸟儿，分布广泛。牧民们把黄鹡鸰或黄头鹡鸰，叫“智喜”，而把白鹡鸰叫“沃喜”。这样的命名里，也隐含着牧民们深刻的生活经验和想象。
“智喜”，意思是牛初乳般的鸟儿。牛初乳，是母牛产下小牛犊后的头一两天所产的牛奶，产量很低，与普通牛奶明显不同，呈淡黄色，且鲜亮无比，有着浓稠的黏性。据说，牛初乳是母牛为了让自己的小牛犊在新生环境下抵抗外来病毒及细菌感染而合成的天然抗体，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免疫因子和生长因子，牛初乳因此而金贵。而被叫作“智喜”的黄鹡鸰、黄头鹡鸰，平时也很少见，较为稀有。
记得小时候，放牧在草原，每每看到谁家的母牦牛产下了小牛犊，便偷偷约上三五伙伴，找一块有凹坑的石头作为容器，去挤刚刚做了母亲的母牦牛的初乳，再用牛粪生火，把石头架在牛粪火上烧烤，牛初乳被烤成一张饼状的东西，小伙伴们便开始抢着分食。那种绝美的味道，至今还在舌尖上。
“沃喜”，意思是白牛奶鸟。这样的命名，除了白鹡鸰羽毛的颜色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它比起黃鹡鸰、黄头鹡鸰来更为常见，就像是白牛奶一样，比牛初乳产量高很多，因此在牧民的生活中也稀松平常。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当我回身走向房间时，听到了那只红尾鸲啁啾的鸣叫声。这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在西宁，朋友带我去参观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的情景。这家标本馆，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院内，平时不对外开放，朋友知道我平时喜欢花鸟，便通过熟人引领，进入了这家标本馆。
在标本馆里，当我看到那些鸟儿的标本时，心里却有一种不适感。它们被剥夺了生命，小小的身躯里填充着东西，装上了再也看不见东西的所谓“义眼”，或置于墙角，或挂在墙面，它们永远失去了作为鸟儿最为重要的技能——飞翔与鸣唱，也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生境。
我就像逃离一般走出了标本馆，朋友看着我有些意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搪塞说，尿急，要上厕所。
从标本馆出来，就在生物研究所外墙的角落里，却意外地见到了一只红尾鸲，它似乎并没意识到它要降落的地方会有人经过，当它落在一根我们可以平视的铁丝绳上之后，才发现有人离它只有咫尺之遥。我的朋友先我发现了它，便急忙喊我快看，当我的目光落在这只小鸟身上时，我发现了它眼中的警惕与惊恐。那一刻，它似乎忘记了飞离，愣怔着，一动不动，甚至忘记了它平时的标志性动作：不断上下摆动尾巴。
我和朋友停下脚步，看着那只红尾鸲。大概几十秒过去，它这才展翅飞走了。
刚从标本馆出来，就见到这样一幕，我对这个情景印象深刻，我甚至认为这其中包含着某种预示。
后来有一天，我读到英国鸟类学家、散文家赫德逊笔下的一篇散文，题目是《最佳状态下的鸟类》。令我惊讶的是，在这篇散文里，他描写了当他看到在一家博物馆里被做成标本的鸟儿们小小的尸体后的厌恶和失望，他甚至讲了一个故事，对标本这种东西的存在表达了他深刻的怀疑。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某处有一座教堂，这座设计独特，外观十分漂亮的建筑却没有窗户，教堂内部因此漆黑一片，以至于来做祷告的人都彼此看不见对方。为了解除教堂里的黑暗，神父便雇用了一名老农，让这位老农每天拿着一只袋子，把外面的阳光装入口袋背进教堂里，“他蹒跚地走到教堂墓地中央站住不动，抓住袋子的口，伸出胳膊打开，约有五分钟，接着用一个突然的动作把袋口封上，可是依旧紧攥着，匆匆回到教堂……”那位老农每天重复着这样的举动，试图用从外面背入教堂的阳光照亮教堂内部。
这个故事是决绝的，偏执的，完全否定了标本可能的作用。他认为，把鸟儿做成标本，就像是那位农夫装在口袋里带到教堂里的“阳光”，是毫无作用也毫无意义的。他继而断言，最佳状态下的鸟儿永远属于自然，为此他还不厌其烦地举出各种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这样写下了有一天他看到一群银喉长尾山雀时的情景：十二只银喉长尾山雀正在以它们通常散漫的方式飞行或滑翔到了我观望着的灌木，一只接着一只……披着淡白色夹着玫瑰色和灰色的羽毛，尾巴长而优美，头部小而圆像鹦鹉似的小鸟，栖息在垂悬的深红色柔荑花花间，有的刚好安静地歇落在水面之上，其它的则四处跳动，偶尔吊在细瘦的枝梢，在下方的河面上倒映出来，河水和阳光给予了这幅景观一种仿佛童话般的魅力，几乎是梦幻似的特色。
依照赫德逊先生的说法，观看鸟儿，必须要到大自然之中，只有大自然中的它们才是鲜活的、自由的，大自然赐予的每一个美好瞬间都没有重复性，而这样的美好，在博物馆、标本馆是看不到的。他的话也的确不无道理。然而，当我们把这样的观点放置在三江源区，却也让我们陷入了矛盾和纠结之中。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这里的保护段位大大提升，如今这里几乎处于关闭状态，人类即将完全撤离这里，把这里的一切交给这里的鸟兽花草，我们不再打扰它们的生活。
这将是三江源的最佳状态，但这样的最佳状态是孤独的，是拒绝人们去欣赏的。
从黄河源区回来，我对跟随我们一起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组织者说，在此次的各种邀约中，我做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再一次领略了黄河源区的壮美，以不同的视野，从细节上看到了更多的美好。三江源之行，每一次走进，其实都是第一次，因为它呈现出来的万千景观，一只鸟，一朵花，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三江源之行，每一次走进，也许就是最后一次，因为机遇难得、路途遥远，加上，人与自然定下的和谐共生的契约，将来，我们不再轻易走进它……
我想起了此行在三江源，在黄河源区看到的情景。有一天，在去往扎陵湖、鄂陵湖的路途中，我看到在粗通的马路两侧的电线杆上，落着许多大鵟。有关专家说，这些电线杆的高度，恰好适合它们蹲坐在上面，观察地上的猎物，一旦看到猎物进入了它们的“射程”，它们便会立刻启动飞行程序，扑向猎物。但它们对我们的车辆却视而不见，这是因为它们已经知道进入这里的人们不会伤害它们。出于好奇，我让司机师傅停下车，拿出照相机对准了其中的一只大鵟，这时候，司机师傅问我：你是不是想拍到它起飞的样子？出于贪婪和好奇，我惯性地点了一下头，司机师傅便按响了汽车喇叭……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向那只受惊的大鵟说声对不起，我由于紧张，并没有拍下你起飞的样子，即便拍到了，我也不会示人。 我还发现，作为猛禽的大鵟，并不在意落在它身边的戴胜鸟，它们之间为何不是弱肉强食的生物链关系，为何可以相安无事，和睦相处？我想知道其中的答案。
从三江源区回来，才刚刚一月有余的样子，我却时时会想起它。想起这些，其实是对三江源的思念，对三江源的思念是永远的。
最近读到英国探险家特里斯坦·古利曾写的一篇题为《如何在池塘中看见太平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详细描述了在他家门前的池塘里看到水的涟漪在一块石头周围反射和弯曲的情形，继而他想象那块平时用作踏脚的石头是浩瀚太平洋中的一座岛屿，而当轻风吹过，在它周围形成的涟漪，是太平洋中浩荡的涌浪，石头下风区平静的池水，则是太平洋中在岛屿阻挡下，形成的无浪区。如此，他从他家的池塘里看到了太平洋。其实，这样的观察与想象并非空穴来风，那些优秀的航海家和水手正是像特里斯坦·古利先生一样观察海面上看似毫无规律的水波和涌浪，发现航船前方的岛屿甚至掩藏在水面下的暗礁的。对他们来说，海面上繁复无序的各种水纹，其实是一张指明了航向的海洋地图。
或许，这是与鸟类学家、散文家赫德逊先生截然不同的观念，特里斯坦·古利或许能够教会我们从展陈着三江源区各种花草和鸟类标本的博物馆、标本馆里去看到三江源，但这显然需要知识的支撑，需要想象力，从而获得见一斑而窥全豹的能力。
雪雀
阿妈是家里最早起床的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洗手——阿妈拿起家里的大铜勺，从水缸里舀上半勺水，把铜勺把儿牢牢夹在腋窝里，勺头微微上翘，她一弓腰，铜勺里的水便徐徐流了下来，阿妈用双手接住，不断地搓揉起来，哗啦啦的水声便响起来了。
阿妈洗手是为了挤牛奶，这也是她每天早晨要做的第一件事儿，也是她忙碌的一天的开始。
这是一个叫铁卜加的小牧村，家家户户都养着牦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牦牛，天黑时分，把它们赶回家里，拴在离自家黄泥小屋不远的拴牛绳上。这种拴牛绳，藏语叫“当”：一条用牦牛毛搓成的牛毛绳抑或一条用切割牦牛皮做成的牛皮绳足足有十几米长，它被两根粗大的木橛子或铁橛子从两头固定在草地上。在这“当”上，按着比例，每隔一两米又系着一根根一米左右的栓绳，拴绳的顶端做成了一个环，环眼直径三四厘米。与这个环眼相配套的，则是每头牦牛的脖子上像项链一样系了一条绳子，绳子下端又系着一个用木头或牛角做成的绊扣，藏语叫“恰如”。“恰如”始终向地面下垂着耷拉在牛脖子下。拴牦牛时，把它赶到属于它位置的拴绳处——每一头母牛都有它固定的拴绳——把“恰如”扣在拴绳上的环眼内，它就跑不掉了。需要解开它时，把它脖子下的“恰如”从属于它的那根栓绳顶端的环眼中退出即可——后来我知道，唐古拉山，藏语叫当拉，就是拴牛绳山的意思。偶尔查阅相关资料，惊奇地发现，唐古拉山绵延千里，主山脉高大粗重，纵横的沟壑以一定的规则分布在主山脉左右，像极了一根被我们叫作“当”的拴牛绳。我还发现，长江的南源叫当曲，此处的“当”与当拉山的“当”是同一藏语的汉语记音，即是牦牛绳河的意思。当曲河，纵横的溪流在一条主河道上形成了辫状河网，也像极了一条我们叫“当”的拴牛绳。
阿妈挤牛奶，我需要做一些辅助工作。所以，每天早上听到哗啦啦的水声，我就会醒过来，与鱼群嬉戏的美梦也瞬即结束，留下一缕没有捕捉到鱼儿的遗憾和不甘隐约在心头。我的辅助工作就是把拴在“当”上的小牛犊解开，让它吃几口母牦牛的奶，接着再把它拴起来。
小牛犊们的“当”在离它们的母亲稍远一点儿的地方。
挤牛奶的时候，阿妈走到一头母牛前，我急忙把属于这头母牛的小牛犊解开，小牛犊便迫不及待地冲向它的阿妈，俯身在它的阿妈的肚皮下，开始吃奶。我站在一边，看着小牛犊。当它欢快地摇动起尾巴——这说明母牛的乳头开始下奶了，我便一把把它拽开，拖着它走到属于它的拴绳的地方，再把它拴起来。小牛犊意犹未尽地而又无奈地看着它的阿妈。我的阿妈便蹲在它的阿妈的一侧，开始挤牛奶——贪婪的人类，便是这样掠夺着原本属于小牛犊的乳汁。
挤完牛奶，阿妈把牛奶集中在一只木桶里，收拾妥当，便把母牛解开，把它们赶到前方的草原上。它们的小牛犊这会儿还被拴着，母牛和小牛犊互相呼唤着，依依不舍地告别着。我和阿妈回身进了房屋。
阿妈用刚刚挤来的新鲜牦牛奶烧了奶茶。早饭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在碗中抓一把糌粑，放些许酥油，一小撮颗粒状的干奶酪——我们把它叫“曲拉”，再在碗里注满滚烫的奶茶。食用时，一边将融化后漂浮在奶茶表面的酥油吹到一边，一边喝奶茶，直到碗中剩下适合把碗底的糌粑搅拌成团的奶茶时，伸出右手中指，把奶茶与糌粑搅拌起来，揉成一团，在空出来的碗中再添满奶茶，就着奶茶，吃完糌粑。这种吃法，在我的家乡牧区叫“甲塞”，而在农业区，则叫“豆玛”。
等母牦牛走远，已经从视野中消失了的时候，我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放牧小牛犊，这是在挤奶季节我每天一成不变的工作。就像刚才阿妈把每一头母牛从“当”上解开一样，我也把一头头小牛犊从“当”上解开，把它们赶到与它们的阿妈相反的地方去吃草。我的工作的重点，便是谨防小牛犊与它们的阿妈见面——如果它们见了面，小牛犊就会冲上去吃奶，等晚上把母牦牛赶回来，阿妈也就无牛奶可挤。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我也免不了阿妈的一顿暴揍。
太陽睁着惺忪的眼睛坐在东方的山头上，刚刚起床的样子。与太阳一起起床的，还有那些麻雀，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飞到母牛和小牛犊们的“当”那里。这会儿，“当”那里空空荡荡，留下了牛们的一堆堆牛粪。麻雀们便在牛粪里搜寻着，开始了它们的集体会餐。它们一边觅食，一边警觉地注意着我。而我对它们却是视而不见的，不断从它们觅食的地方走过，它们便在我走近时起飞，待我走远了又落下来。这其实是人与鸟之间的一种默契，它们知道人并没伤害它们的恶意，不断地起飞与落下，似乎只是以一种示弱的方式，表达着对人的尊重。
麻雀是一种很粘人的鸟儿，但它同时对人类充满了高度的警惕，它们从来不接受人类的饲养，却始终活动在人类活动的区域，不论是城市和乡村，总能看到麻雀在飞来飞去。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只要有村舍，或者搭起了几顶帐篷，那些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麻雀也立刻出现在这里——这个被英国著名鸟类学家、散文家赫德逊称之为“家宅地带”的所在。一旦离开“家宅地带”，走入旷野，麻雀便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百灵、云雀、鸲、鹡鸰等，而更多的是雪雀。 雪雀，在环青海湖草原上有一个奇怪的名字，生活在当地的汉族人称之为“邪乎儿”。“邪乎儿”在青海汉语方言中，同时也指蜥蜴、壁虎等。一种鸟儿，何以与它们同名呢？后来我才发现，“邪乎儿”其实是蒙古语中“小鸟”之意。蒙古语谓小鸟音近“邪乎”，而后面的“儿”则是北方汉语中的儿化音所致。
后来我发现的名字很多很多。
已故著名藏学家南喀诺布所著《北方游牧志》（藏文）中详细记述了一种叫“阿达嘎玉”的小鸟，我把这一段描述翻译成了汉文。书中这样写道：令人惊奇的是，在被鼠兔所占据的地方，就会有一种叫“阿达嘎玉”的小鸟。这是一种全身灰色，长着黑色嘴喙和深灰色爪子的小鸟，身长比卡纳日（疑指麻雀）小鸟略大一些。这种小鸟数以千计，它们分散地与鼠兔生活在一起，像鼠兔一样居于洞穴之中，鸟蛋也产在洞穴深处。平日里，这些小鸟从洞穴爬出时，便趴在鼠兔的背上让其代步，当鼠兔返回洞穴时，它们因为洞口的阻挡便从鼠兔背上滑落下来，看上去十分可笑。当地牧人说，这种叫“阿达嘎玉“的小鸟，会带着鼠兔翻山越河。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我却从未亲眼目睹。牧人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原本没有鼠兔的地方忽然会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鼠兔大军”，随之也会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鼠兔洞穴，使得一片新的草场很快变成一片不长草的黑土滩，牧人们因为牲畜没有牧草吃而不得不迁徙到别的地方。这些鼠兔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依靠它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是做不到的，牧人们便认为，它们能够翻山越河到达另一个地方，是得到了阿达嘎玉小鸟的帮助。也多次听到一些牧人说，他们亲眼见过阿达嘎玉抓着鼠兔飞过山岗。总之，牧人把“鼠兔大军”看成是一个地方最大的灾难，只要有“鼠兔大军”到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牧人便将各地的喇嘛（禅师）邀请而来，举行各种驱散、击退“鼠兔大军”的禳解仪式。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原野上有些牧场和草山尚没有一只鼠兔，而有的地方已遍地都是鼠兔;有的地方刚刚被鼠兔控制，而有的地方的鼠兔已逾百万，变得满目疮痍;多年前已经变成黑土滩的地方，鼠兔越来越少，又开始恢复生机，长出了新的牧草。到了冬天，鼠兔不再走出洞穴，它们在夏秋季节就储备好了草料，特别是营养丰富的蕨麻和野胡萝卜，它们便享用着这些，在洞穴深处度过冬天。深秋季节，牧人们也会挖开鼠兔洞穴，寻取鼠兔储备起来的蕨麻和野胡萝卜。我牧人朋友家的一个牧童说，一些大的鼠兔“储备库”，可以挖到足有一驮子的蕨麻或野胡萝卜。
在青海湖畔采风，向家乡的一位老人聊及此事，老人说，此鸟名中的“阿达”二字，是“鼠兔之马”之意，正是因为它驮着鼠兔飞行而得名。听后恍然又惊讶，心里赞叹民间真有高人。南喀诺布作为享誉世界的藏学大家，只用民间语言的发音拼写出了这一鸟名，却没有明了其意，因此出现了一个同音的别字。
从文中描述看，南喀诺布先生提及的“阿达嘎玉”，便是《尚书》《山海经》等中所记的“鸟鼠同穴”之“鸟”，亦即草原上的雪雀。
在我的家乡环湖草原，雪雀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藏雪雀、白腰雪雀、棕颈雪雀、棕背雪雀、褐翅雪雀等，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很细微，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分辨它们。但草原上的牧民却能够区分它们，并给了它们不同的命名。比如白腰雪雀，藏语为“阿达”或“扎达”，意思是鼠兔之马;棕颈雪雀，藏语叫“扎喜”，意思是鼠兔之鸟——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如《尚书》《山海经》所记载的一样，当地牧民早就发现了这种鸟儿与鼠兔之间的关系，并如南喀诺布先生所描述的一样，在草原上流传着关于雪雀与鼠兔的诸种说法与传说。
古籍中的记载与藏族民间的传说高度重合，这样的巧合让我心生好奇，于是我在民间乡野间行走，在故纸资料里查询，寻找雪雀的踪迹。其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民间对这种鸟儿有着诸多的命名，而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掩藏着一段历史。
先从一些史料说起，说说“鸟鼠同穴”这个词。
根据有关资料，“鸟鼠同穴”这个词最早见于《尚书》，该书中有“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的记载。在这里，“鸟鼠同穴”是一个地理名词，指的是一座山。那么，这座山在哪里呢？因为提到了渭河，又说明了这座山所在的位置是它的源头，由此人们推断它就在甘肃渭源一带，但此说一直有争议。至今，此山的确切位置一直是个谜。
古籍中提及这座叫“鸟鼠同穴”的山，但都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一座山叫作“鸟鼠同穴”。据专家考证，对这一叫法做出解释的，当属《洛阳伽蓝记》一书，在该书卷五中有“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的记载。这种说法，虽然玄乎，但它指明了这座山之所以叫作“鸟鼠同穴”，是因为在此地发现了“鸟鼠共居一穴”的现象。
再后来的一些文献里，还出现了“鸟鼠同穴”到底是一座山还是两座山的争议。有些记载认为，“鸟鼠同穴”是“鸟鼠”和其附近的“同穴”两座山的名字。却又有史料即刻纠正此说，如《禹贡锥指》，便认为“鸟鼠同穴四字为一山之名”。
上述记载中，虽然已经有了“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这样充满想象力的说法，但都没有提及所谓“鳥鼠同穴”指的是哪一种鸟，哪一种鼠。
据史料，在《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上》中，有“鸟鼠山，今名青雀山”的记载。可以说，这一记载首次提及“鸟鼠同穴”中的鸟，叫作“青雀”。那么，“青雀”又是什么样一种鸟呢？
明顾起元《说略》中出现了这样一条记载：今鸟鼠同穴山在渭源县二十里，俗呼为青雀山，实有鸟与鼠同处于穴，又甘肃永昌卫山中亦有此异鸟，则灰白色，夷名本周儿——就在人们追溯青雀是什么样的鸟儿的时候，这条记载大致描述了它的样子，却又给它换了个名字。接着，这种被称作是“夷名”的名字，又出现在其他史料中，却又是不同的叫法。清方观承《从军杂记》中说：鸟鼠同穴，科布多河以东遍地有之。方午鼠蹲穴口，鸟立鼠背，鼠名鄂克托奈，译曰野鼠，色黄。雀名达兰克勒，译曰长胫雀。
除了这些“夷名”，在史料中也出现了端庄正式的汉语名字，例如在《尔雅·释鸟》中，有“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这两个笔画繁杂的汉字，似是专门为“鸟鼠同穴”之“鸟鼠”而创造。 如今的科考和田野调查，愈来愈证明，《尚书》《山海经》中记载的“鸟鼠同穴”，并非猎奇的怪谈，在青藏高原，这是一种常见的普遍现象，只是其中的“鼠”，是一种兔目动物，在青藏高原上有藏鼠兔、喜马拉雅鼠兔等。但在民间却好似认定这种兔目动物为“鼠”。鼠兔对草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在青藏高原的草原上也一直进行着“灭鼠运动”——其实就是针对鼠兔的——即便是官方，也把它称为“鼠”。
如此，从“邪乎儿”到藏学大师南喀诺布提及的“阿达嘎玉”，再到古籍中记载的青雀、本周儿、达兰克勒，还有藏语中的“扎达”“扎喜”以及那个繁杂的汉字“鵌”，这种在青藏草原上极为普通的鸟儿，因为自己的一个不同于其他鸟类的“异常”行为，在人类中，却有了如此众多的说法与叫法。
我们的汽车带着一种逃离的心情驶出了西宁，沿着宁贵公里一路向西，便进入了拉脊山的腹部。拉脊山是横亘在青海贵德县境内的一座大山，其主峰制高点海拔近5000米。据说，山头曾经有一座拉泽（藏地祭祀山神之所在），拉脊之名，据说是拉泽的另一汉语记音，拉脊山由此得名。如今，拉脊山主峰上又重新修了一座拉泽，高大雄奇，叫“宗喀拉泽”。
拉脊山隧道是近几年修建贯通的，双线全长11公里，是青海最长的公路隧道。我们的汽车进入隧道，像是一只蠕虫隐没在大山的身体里，穿肠而过，随即便从大山的另一头钻了出来。过了拉脊山，眼前豁然洞开。阴雨不见了，明亮的天光预示着天气将放晴，我们一车人一下子心情大好。
果然，当我们的车行驶到贵德县城时，云开雾散，似乎是历经了一场突围的太阳显得有些疲累，拖着几缕云丝，出现在一小片蓝天上，云团感受到了太阳的执着与威猛，放弃了方才对太阳的合围，悄然四散。
出了贵德县，汽车开始爬坡，路畔的庄禾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草原。农牧过渡地带，刚刚脱离了农业风景的草原依然遗留着某些田野的样貌：平缓的斜坡，被风从田野上吹来的一些油菜籽儿落在了草丛间，长出了枝叶，开出了花儿。那花儿之前已经习惯了人类的饲养，忽然遗落在无人管护的野草中，显露出了几分惊恐和不适，在生机盎然的野草丛中小心又低调地摇曳着羸弱的金黄，不再是油菜花地里那种大片的妖冶和霸气。但很快，野花出现了，大片的狼毒花在无边的绿意中渲染出一片白色，淡粉或紫红的马先蒿则使草原有了色彩和层次，还有星星点点的蒲公英，就像是一个个黄金的星星，耀眼地闪耀着，让那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油菜花更加显得没有底气，似乎不敢声张自己也是金黄色的。
太阳似乎懂得我们的心情，放射出一道道光芒，驱赶走了在它身边试图遮住它的几朵乱云，把一片阳光斜斜地洒在我们脚下的草原上，似是一个好客的牧民，把家里熬煮好的酥油茶端到了客人面前，滚烫而又热情。
在野花与牦牛的草原上，牧牛的汉子斜倚在一片向阳背风的草坡上，从这里放眼望去，方圆几十里再看不到第二个人影，这使牧牛汉子污脏的圆顶遮阳帽下的那张黝黑的脸有了几分王者的威严。我拿起手中的相机，把镜头对准了一簇狼毒花。而就在此刻，从我的镜头的景深里，我看到一只鸟儿飞过的模糊身影，同时也听到了熟悉的鸟叫声，那是白腰雪雀的声音，也就是小时候我从家门前的“当”抛开那些觅食的麻雀，走向草原的时候，经常见到的鸟儿。于是，我拿起相机，循着声音走去。
我很快发现了那只鸟，那只鸟儿也很快发现了我。只见它急促地鸣叫着，飞向远处，但很快它又飞到了离我不远的地方，扑棱着翅膀，做出各种惊恐状。它的行为也惊动了另一只鸟儿，这只鸟儿不知从哪里飞来，落在先前那只鸟儿的身边。它们似乎交换了一下眼神，后来的鸟儿便也紧张起来，它们鸣叫着，急切地点头，翘尾，动作默契。显然，它们是一对鸟夫妻，前者是丈夫，后者是妻子。或许是因为妻子的到来，丈夫想在妻子面前显摆一下，做出了一个意外的舉动：它忽然向我靠近，不是飞，而是迈着碎步跑，瞬间就进入了我的镜头“打鸟”的射程。我即刻按下了相机快门，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一对鸟儿的异常行为，是因为它们的幼鸟就在近处。于是，我停下来，稍稍后退了几步，开始观察它们。很快，它们飞向一个草原鼠兔的洞穴处，一只小鸟即刻从洞中爬了出来。小鸟显然以为是父母为它衔来了吃食，张开嘴喙迎向父母，才发现它们的嘴喙里空空如也。我急忙蹲伏在地上，小心迈动着步子，几乎以匍匐的方式慢慢靠近，并把相机架了起来。但警觉的鸟夫妻很快发现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按下快门时，它们便飞走了，留下那只小鸟愣怔着，依然呆在原地，仿似方才它的爸爸闯入我镜头的样子，我急忙把它拍了下来。而就在此时，奇迹出现了。一只鼠兔幼仔从方才小鸟爬出的洞中探出了头，原本站在洞口的小鸟从愣怔中回过神来，转头看了一眼小鼠兔。
“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大喜过望，轻松地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幅雪雀与鼠兔同框的画面。
《尚书》《山海经》等古籍中频频提及“鸟鼠同穴”，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这只是《山海经》这样的玄幻之书的猎奇之说，也有人以讹传讹，说它们是鸟鼠同体，或说它们是互为雌雄。其实，这只是大自然动物之间的一种共生现象，它们相互合作，达成了如何摄取食物，如何预防天敌的利益关系。我从小就看到雪雀和鼠兔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说对这一现象熟视无睹。但当我向人们谈及此事时，许多人表示难以相信，于是，我也一直想拍下一张照片来证明。虽然雪雀与鼠兔形影不离，但真的拍一张让它们同框的照片却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次，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拍到了，所以我说“得来全不费功夫”。
除了“鸟鼠同穴”现象，雪雀还有一种奇怪的行为，便是经常打架。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曾经详细地记述一对知更鸟的雄鸟在草地上相互追逐、打斗：“它们举止尊严，彬彬有礼”，继而它们飞上天空，“嘴喙相对，爪子相对”，但它们并没有大打出手，一阵打斗之后，双方“羽毛完好无损”。
小时候，我就经常见到白腰雪雀一对一地打斗，它们的行为一如约翰·巴勒斯所描述的那一对知更鸟，但似乎比知更鸟更激烈一些，在它们打斗时，甚至顾不上有人接近它们。有一年初秋，一家电视台到我的家乡录制一台节目，去了我家乡的一处古城遗址，我作为嘉宾跟随他们一同前往。就在古城遗址中拍摄画面时，我便看到了一对正在打斗的白腰雪雀。那一天我刚好带着相机，便急忙跑过去，把镜头对准了它们。它们对我的镜头毫不在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了打斗之中，看上去是那样的执着、坚决，互不相让。它们在地上抱成一团，用各自的嘴喙和爪子攻击对方，继而又飞到离地面一米高的空中，依然不停地打斗着。有时候，我的镜头离它们只有四五米远，它们毫无惧色，全身心地沉静在打斗之中。但它们显然又是克制的、隐忍的，正如约翰·巴勒斯所描述的那样，尽管它们一刻不停地纠缠在一起，但它们的“羽毛完好无损”，更没有出现流血事件。它们的打斗似乎有些虚张声势——表面上表现出那种互不相让，甚至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气势，却并没有造成任何后果，直到它们忽然停下来，各自飞走。
那么它们为什么打斗，又为什么让这种打斗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难分真假？约翰·巴勒斯认为，这种打斗，是雄鸟间为了得到雌鸟而进行的比试，在这样的比试中，“雄鸟们似乎进行了它们之间的所有决斗”。但这位自然文学大师的话并没有解除我的疑惑。首先，我难以确定打斗的双方都是雄鸟——雪雀的雌雄，不像其他鸟儿那样有明显区别。再者，即便是在寒冬，在雪地里，仍然能够看到打斗不止的雪雀。按照常理，雄鸟之间的打斗，最有可能发生在求偶期。在寒冷的冬天，离求偶期尚远，它们又为何打斗呢？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有关专家，这位专家也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那一天，拍到了雪雀与鼠兔同框的画面，我兴奋不已。上了车，我特地打开相机的显示屏，并不厌其烦地讲起了“鸟鼠同穴”的故事，同车的伙伴们都听得入迷，开车的师傅韦小宝，还让我把照片发给他，说他要发一个朋友圈。是夜，我们到了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青海贵南县沙沟乡石乃亥村，我们在主人的带领下走进生了火炉，洋溢着温暖的屋子里，围坐在火炉旁，准备吃饭时，同行的作家告诉我，她已经通过网络，查阅资料，基本了解了“鸟鼠同穴”的来龙去脉。
责编：李京春
早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水晶晶花》。在这篇小说的开头，我描述了一种被青海当地人称之为“水晶晶花”的野花：
“一个月前吧，在央珍（女主人公）家帐篷门前的那片沼泽地里，水晶晶花开成了片，把整个沼泽地包容在了一片粉红色之中，远远看去，好似一片朦胧的粉红色云雾铺泻在沼泽地上，吞噬了大片的绿色。那完全篡改了草原本色的粉红色云雾，让人会有一种眩晕感。央珍喜欢这种眩晕感。每天，她把牛羊群赶到查美河边的草滩上，当羊们此起彼伏的咩叫声渐渐平息，开始专心致志地享用带着露珠的青草的时候，她就向那片沼泽地走去。她放轻脚步，向那片粉红色的云雾慢慢靠近，似是害怕会惊扰了它们一样。但水晶晶花们还是会在她向它们试图靠近的第一时间发现她，即刻以一种汹涌的态势向她逼近，除非她停下脚步。而央珍也会每走几步就停下来的，這时候，她就会发现水晶晶花们也会惊悚地停下来，迅速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轻盈地随风抖动着，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央珍有意不捅破它们这小儿科样的伎俩，假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继续迈开步子往前走去，水晶晶花们即刻收起它们若无其事的表情，即刻与央珍相向而行。央珍就这样沉醉在这种与水晶晶花之间的默契的游戏之中，沉醉在不断向自己涌来的眩晕中，直到她走进花丛，把自己淹没在这粉红色的云雾中，再从花丛里一步步走出去，让粉红色的云雾在她的身后翻卷起伏。”
我用这样一整段的篇幅，写下了春夏之交在草原上汹涌盛开的水晶晶花们的样子。这种看上去显得有些羸弱的粉红色小花，总是大片大片地盛开着，每每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在草原上一种集群生活的鸟儿——高山岭雀，到了秋冬季节，它们便成群结队地飞翔、觅食，形成浩荡之势，每一群都有成百上千只。藏族把这种鸟儿叫作“玛喜”，意思是兵鸟——像士兵一样集结、行动的鸟。水晶晶花也是这样，小时候，我就认为它们是野花里的“玛喜”。在这段文字里，那个忽走忽停与水晶晶花嬉戏玩耍的女主人公央珍，其实就是我儿时的样子，那时候，我经常和水晶晶花们玩儿这个游戏。
我的家乡铁卜加，是青海湖西岸的一片广袤草原，海拔在3000—3500米，高寒，没有明显的四季，在儿时的记忆里，冗长的冬日总是统领着这片土地，而短暂的夏天，则显得那样珍贵，几乎每一天都成了内心深处的记忆。
那时候，我大概不到十岁的样子，几乎每天都在寻觅着夏天。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夏天什么时候到来，但我却知道，在那些向阳背风的地方，还有那些阳光充足的河岸，只要看到率先冒出的稚嫩的草芽，就证明草原的夏天就要来了。走在去往放牧的路上，我会特别留意这样的地方，每每走近一处墙角，或者是一片低处的洼地，我便会特意走过去看看，看有没有草芽冒出来。有时候我还会蹲下身来，用手拔去地面上的浮土，仔细地寻找哪怕是针尖儿大小的一点点浅绿。而多半时候，我总是失望地站起身来的——浮土之下，是被寒冰板结了的土地，指尖触到它们的瞬间，甚至会有一种触电一样微微的疼痛。现在想来，我多半是弄错了季节，弄错了时间，也许，时间正在走向深冬，而我却南辕北辙，在执拗地寻找着夏天的踪迹。
我说，夏季的每一天都是记忆，许多人会认为这是有意夸大了的说法，其实不单单是我，对那些野生花卉，对那些鸟儿来说，夏季的每一天同样是它们的记忆——恰是因为夏天的短暂，它们需要抓紧每一天的时间，让自己完成之所以为之生物的一次旅程——那些野花，当它们稚嫩的花叶开始舒展，便惦记着自己要在夏季结束之前让自己的花籽成熟、散落。于是，它们便数着夏季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天里的每一个时辰，因为，从花叶初展到花籽成熟，它们还需要走完许多环节，只有抓紧时间，用好夏天的每一刻时光，才有可能让自己完成一次之所以来到这个世上的生命价值。而那些鸟儿，它们在生命演化过程中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从谈情说爱、建立家庭、发情、筑巢、产卵、孵化……每一个过程需要几天、几个时辰都是精确计算好了的，些微的错过或疏忽都意味着它们不能哺育出自己的后代。它们往往从夏天临近的时候便提前进入状态，然后把高原短暂的夏天切割成一个个精准的时间片段，让哺育下一代的每一天都变得忙碌而美好。
每年的五月，是母牦牛刚刚产下小牛犊的季节，被誉为人参果的蕨麻已经让自己的块根饱满、成熟，单等着尚未完全消融的草地再复苏一些，便将自己柔嫩的枝叶蹿出土地，没过几天，就长出几片锯齿状的叶片，紧接着，那几片叶片便会托举起一两朵金黄色的小花。在它们要急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时候，我们便像是与它们比赛一样开始采挖它们的块根，因为随着蕨麻叶子露出地面，它的块根把它所有的营养提供给枝叶，让自己慢慢萎缩下去，只剩下瘦瘦的皮囊。草原上的角百灵、蒙古百灵、凤头百灵、小云雀等似乎便是从母牦牛抑或是从委陵菜属的蕨麻那里得到了启示，把它们产卵的季节也安排在了这个时间。
在这个季节，我的任务便是放牧小牛犊——它们刚刚学会吃草，但母牦牛妈妈的牛奶才是它们最为需要和惦记的。然而，人类要它们做出牺牲，把更多的牛奶提供给人类吃，它们被迫与自己的母亲分开，独立成为一个畜群，尽早学会它生为牛的生活方式，以刚刚冒出地表的青草充饥。作为牧童，我乐意着这样的劳作，因为，我每天盼望的夏天已经到来，我每天都能看到野花的绽放，在那些花草茂盛的地方，偶尔还能找到鸟儿们的巢穴。
在这个季节，最早盛开的，除了蒲公英，就是水晶晶花。
草原上的蒲公英，虽然敢在春夏之交料峭的风里抢先开放。但它又是乖巧的，它让它的花叶贴地生长，完全淹没在逐渐茂密起来的草丛之中，待到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而春寒也慢慢退去之时，便从莲花状的花叶正中升出一枝细细的花茎，悄然托举起一枚恰似菊花的金黄色花冠，使得原本因为浅淡而缺少生气的春草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
蒲公英似乎喜欢“单打独斗”，它们总是独立地站在一片刚刚泛绿的草原上，就像一盏盏小小的酥油灯，远远地闪耀着。它们开得早，成熟得也早，就在水晶晶花以浩荡的粉红色一片片地吞噬起青草们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一片片绿色的时候，蒲公英，那一盏盏酥油灯就像是燃尽了生命一样，金黄的花瓣一瓣瓣凋谢，眼看着就要枯萎了一样，而此时，它们其实开始了它们的第二次生命。不几天，失却了花瓣的花萼慢慢鼓胀起来，像变魔术一样，一只圆圆白白的绒球从花萼上蓬松开来——这才是它们的追求，这时候它们不再怕风，反而渴望着风向它们吹来。那只绒球其实是簇拥在一起的一个个袖珍的降落伞，每一个降落伞上都挂着一粒小小的种子，也像一个个袖珍的伞兵，只要风吹来，这一个个降落伞就会带着它们的“伞兵”飞向任何一个地方。它们甚至渴望一张嘴唇，噘起来，把一口气吹响它们，那一个个降落伞也会乘势起飞，去寻找一个可以降落的地方，让那小小的嘴唇也颇有成就感。这个吹绒球的行为成了草原上许多人孩提时代一种乐此不疲的游戏。 蒲公英因为有了第二次生命，所以它们显得坦然，三三两两散落在草原上，先是一朵金黄的花，继而是一个洁白的绒球，如果不熟悉它们的生长规律，似乎想不到二者之间微妙的关联。而水晶晶花不同于蒲公英的，便是它们的集群行为。或许，所有羸弱的群体都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因为团结，它们反而成了一种强势，在乍暖还寒的草原春夏季节，敢于迎接这个季节的美好的，不是其他野生花卉，反而是它们。青海人口中的水晶晶花，学名粉报春，在青藏高原有好几种：西藏粉报春、雅江粉报春、束花粉报春、苞芽粉报春、薄叶粉报春等。在我的家乡常见的，则是束花粉报春。束花粉报春在藏语里的名字是野摩塘，而这一名字，曾经是广大安多藏区的古地名。以一种花儿的名字，命名一片广大的土地，可以想象，历史上的安多大地，這片以环青海湖草原为中心，辐射到甘肃甘南、四川阿坝以远的广大山水，曾经被这种喜欢密集生长的粉红色野花所侵吞，把整个大地渲染成了一片粉红色。水晶晶花就是以高山岭雀一样集群的力量和势头，拥有了这片春天的大地。
巧合的是，就在发表了我的小说《水晶晶花》的同期杂志上，也发表了我非常敬重的阿来老师的一篇散文，题目叫《西藏的“张大人花”》，文中还提到了我。
在写下这片文字之前，阿来老师首先看到了一种叫波斯菊的花儿在西藏四处盛开的浩荡之势：“最引人注目的是差不多有人烟处就必可见到的波斯菊，不仅开在拉萨罗布林卡，开在江孜白居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就是车行路上，路边出现一丛丛艳丽的波斯菊时，就知道，又一个村庄要出现了。”
这样的现象让他感到意外又新奇，他想厘清这种花卉的来龙去脉，便带着一种求真解惑的执着，开始了他的寻访，并循着不断问询和查阅资料，他一步步逼近真相，并一点点打开了真相。
他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仗着他们的洋枪洋炮，入侵西藏，当时担任驻藏大臣的有泰一味主张委屈投降，使得西藏时局险恶。这时候，清廷委派一位叫张荫棠的人物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来到了西藏。
张荫棠就像是一把利剑，犀利又尖锐。他到了拉萨，经过一番查访，便向朝廷明奏，历数驻藏大臣有泰“媚外乞怜、鱼肉藏民、颟顸误国”等种种罪行，并告知藏族群众“西藏百姓与中国血脉一线，如同胞兄弟一样”。朝廷依据张荫棠所奏，严惩驻藏大臣及其余汉藏官员。张荫棠随之在西藏推行改革，推行他的治藏方略。
阿来老师在他的文字中描述了这段历史：“张荫棠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包括革除神权政治，收回西藏治权;广设学堂，推广教育，创办汉藏文白话报;训练汉藏新军，加强武备;修好打箭炉、江孜、亚东牛车路;开设银行，振兴农工商业，开发矿产资源等。此外，张荫棠还建议在西藏成立隶属于外务部的交涉局，专门负责西藏地方的对外交涉，以此阻止英国与西藏的直接交涉。”
从文字的描述看，张荫棠是一个大胆耿直、行事干练、雷厉风行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热爱自然、钟情花草的人。波斯菊在西藏的最早出现，就是由他怀揣花籽，把它带到拉萨，并在西藏广为种植，使得这种外来的花卉在西藏随处绽放。当地藏民也因此把这种花亲切地称之为“张大人花”。
如此，波斯菊在西藏便有了这样一个意味深浓的名字。
1906年10月张荫棠张大人来到拉萨。随之却是世局突变，大清王朝气数将近，1907年7月他便仓促离开拉萨，时间不足一年。阿来老师在他的这篇文字里这样感叹道，“还不够看到此花一个轮次的出芽长叶，抽茎展枝，开花结籽”。这位受到西藏藏民拥戴的“张大人”虽已经不在西藏了，但以他的名号命名的波斯菊，依然在这片高地上盛开着，并且从西藏拉萨传播到了青海各地。
波斯菊到了青海，并没有把它之前的历史以及“张大人花”这个名字携带而来，在这里，它又有了新的名字。在青海东部农业区，人们把波斯菊叫作“八瓣梅”，是因为它的花冠有八个花瓣;也有人把它叫作“芫荽梅”，是因为它的叶子像极了比它更早进入青藏高原的芫荽（即香菜）。这些明显带有民间地域色彩的名字并没有广泛影响，只有“张大人花”迄今留在了西藏藏民的口头，这个汉语的称谓经常被他们夹杂在藏语中说出来。
而如今，这个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名称，却被人们渐渐遗忘，人们给波斯菊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格桑花。
它们是同一种花吗？阿来老师先见性地预感到这是个错误。
有一次，阿来老师来青海，我们见面时，他便向我问及此事。那时的我自恃过高，无知又无畏，便自信满满地告诉阿来老师，格桑花之“格桑”，是藏语好运、幸福之意，所以，所有带来幸福感的美丽花朵都可以叫作格桑花，因此，格桑花并不是一种确指的花卉。
阿来老师据此把我说的话写入了他的这篇文字里。
然而，所有没有经过实证而信口开河的言辞，终有一天会被赤裸裸地剥离出来示众，让它不能掩去谎言的实质。时隔不久，我去了青海果洛，与在此地工作的藏族著名母语诗人居·格桑先生聊及格桑花的事，居·格桑先生的一席言说，让我立刻意识到，我对阿来老师所说的话，多么缺乏严谨性。居·格桑先生说，格桑花，藏语叫格桑梅朵，此名并非无所确指，而是出之有据。他说，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意即近年来在汉地广受追捧，被讹为“情僧”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之转世，转世出生在四川理塘，他从他的故乡把一种花籽带到了西藏，在西藏广泛种植，人们便以他的名号中的“格桑”命名了这种花儿，所以叫“格桑花”——显然，张荫棠与波斯菊的故事与结果，恰是这个故事与结果的翻版。藏民总是心存感恩，把点滴的美好，用这样一种方式铭记在心，并让这样的记忆以一种命名传承下去，让后世去纪念。居·格桑先生还说，以“格桑”命名的，迄今人们依然传叫的物品，不单单是格桑花，一种形似簸箕，专为僧侣所戴的凉帽，藏语叫作“格桑夏茂”，意即格桑凉帽，还有一种乘凉用的伞幢，称作“格桑斯雅”，皆是因为格桑嘉措从他的家乡理塘带到西藏，并在西藏盛行开来，所以便冠以“格桑”称之。格桑嘉措作为达赖喇嘛的显赫身份，以及“格桑”在藏语中的美好寓意，使得格桑花以及这些物品都被广大藏民所爱。 听了居·格桑先生所言，想起我对阿来老师的胡言乱语，我顷刻间恐慌起来，急忙问居·格桑先生，可有白纸黑字的依据可以证明。居·格桑先生说，他也是听西藏一位信得过的学者所言，并未见到有据可查的文字。回到西宁，我又向多人求证，皆无结果。一次，偶尔查阅《藏英大辞典》及《藏汉大辞典》，赫然发现有“格桑梅朵”词条，但注释极为简单：秋季盛开的一种黄色花朵，汉语的注释是七月菊、延年菊。我继而又查相关汉语资料，但所指含混，至今也没有确认这种黄色花朵到底是哪一种花儿。
多次向西藏的朋友问询，其结果亦如阿来老师所经历的一样，开放在青藏高原的各种野生花卉，都被指为格桑花，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上。
可以肯定的是，波斯菊并不是格桑花。波斯菊的原产地是美洲一些地区，后来经由波斯传入中国，波斯菊之名也是如此而来。它完全是一种外来植物，在西藏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并无分布记录。一百多年前它跟随张荫棠张大人进入西藏，所以它在西藏有了“张大人花”的名字。格桑花早于波斯菊进入西藏，把后来来到西藏的波斯菊称之为格桑花，显然是张冠李戴了。
阿来老师一直沉迷于高原花卉的寻访、拍摄、研究和书写，想来他早已觉知我的随口之言并不可信，但愿他能谅解我的无知无畏。
近年来，波斯菊在西藏、青海及川西北许多地区被广泛种植，单单在我的家乡青海，一些农牧地区为了发展旅游业的需要，把许多原本种植青稞小麦的土地开发成了“花海”，这些花海并无各自不同的特色可言，皆是复制、粘贴，千篇一律，种植最多的便是波斯菊。这种发展态势已经引起相关人士的警惕，波斯菊已经成为一种入侵物种，这样肆意的种植如若失控，很可能会使这种艳丽的花儿成为下一个“飞机草”，抑制本土植物的生长，成为生态灾害。
如今，曾经的牧童已经是城市中的一员，每天穿行于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背负着工作与生活的压力，忙碌，紧张，患上了焦虑症，对所有的事情都无动于衷。但是，迄今，我依然没有改变寻找夏天的习惯，每每到了季节从春末走向夏天的时候，我心里依然会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我希望某一天走在路上时，忽然在某个墙角处看到几株草芽蹿出了地面，柔柔弱弱地举着针尖儿大小的一点点浅绿。然而，城市的夏天漫长而燥热，这种燥热占据着城市所有的空间，却把它原本的美好减损了，让人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就像是波斯菊，当它的美丽开始无节制地膨胀开来，这种蛮狠的行为，反而遮蔽了它们曾经的鲜艳和芬芳。
但愿波斯菊不要成为“飞机草”，被人们厌恶和唾弃。
我忽然意识到，我所企盼的夏天，是我故乡才有的夏天，而那样的夏天却已经离我远去。也许就是从明白了夏天与故乡的这种辩证关系开始，每年到了夏天，我渴望能有几天的闲暇，去一趟曾经的老家，去挖一次蕨麻，抑或去放牧一次小牛犊，寻找几处可爱的鸟巢。“每逢春天来临，我几乎都有着一种无法抵制的、企盼上路的欲望。这种久违了的游牧者的本能在我的心中激起。”当我读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写下的这几句话，感觉这些话就像是出自我的嘴，是的，这是一个自认为已经完全城市化了的牧童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改变的本能。
馒头花和翠雀花
七八岁时，我在家乡公社的中心小学上学，公社所在地距离我们的铁卜加小牧村有五六公里的石乃亥草原上。那时，我是村里唯一在公社上学的学生，每到周六学校放假周一再上课，每周我都有一来回的孤旅，一路的寂寞和莫名的恐惧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里，甚至成了飘游在我周身的一种气味。至今，当童年的往事不经意间浮现在我的心头时，这种气味就开始出现在我的鼻腔里，久久不能散去。
五公里路程的孤旅，其实也不仅仅是寂寞和恐惧。突然从脚下的草丛跃上天空，扑棱着翅膀悬停在那里，不断发出悠长的鸣叫的小云雀，抑或是鼠兔从草原中探出头来，憨态可掬地看着我，一点也不怕我的花脸臭鼬，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特别是到了夏天，我经常穿行在各种各样的野花丛中，在满眼姹紫嫣红的绚烂色彩里，在若有若无的淡淡花香中，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学校，抑或从学校走到了家里。在这大片大片的野花丛中，最多的便是馒头花。
馒头花，学名狼毒花，在我家乡常见的是瑞香狼毒。这种野花极为好看，还是在花苞的时候，它是浓艳的红色，当红色的花苞绽放开来，顶端的小花却是雪白的，被红色的花柄衬托着，花瓣微小，大概只有四五毫米的样子。这样的小花簇拥成一束，每一束大概有二三十枝，从外围向中间渐次升高，如此，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白馒头。白馒頭其实也很小，大概只有如今的儿童食品旺仔小馒头那么大。旺仔小馒头大小的花束再次形成一束，同样也像它们白色的小花一样簇拥着，便成了一大簇。馒头花就这样一大簇一大簇地盛开在夏天的草原上，形成汹涌之势。
其实，在瑞香狼毒类的馒头花中，还有一种不太一样的，这种花的花柄不是红色的，而是淡黄色的，由于少了红色的浓艳，它们看上去显得淡雅，更为好看。这种淡黄色花苞的馒头花就夹在红色花苞的馒头花里，数量却极少。如果用比例来说，大概只有一百比一的样子，轻易看不到它们。
物以稀为贵。那时候，我的乐趣之一就是在汹涌的馒头花丛中，寻找淡雅的黄色花柄的馒头花，在它的一侧做上记号，等下次路过那里时，再次轻而易举地找到它。
后来我知道，那种黄色花柄的馒头花，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黄花瑞香狼毒，有别于常见的红色花柄的狼毒花。它在藏医药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治疗用途。由大译师、医学家希瓦措撰写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藏医学名著《度母本草》便收入了一剂有关黄花瑞香狼毒的药方：
黄花瑞香狼毒草，
此药叶果配一份，
三热药亦配一份，
治疗寒症毫无疑……
那时候，我从来不去摘花，原因来自我的母亲。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穿行在从学校到家乡的草原上，摘了一大束五颜六色的野花，带回了家里，原本以为会让母亲高兴——至少，她会表示出惊讶吧，没想到，母亲却很生气，她说，花儿是大地的头发，“如果我从你的头上拔掉这么多的头发，你不疼吗？” 从此，我不再去摘草原上的野花。
铺泻着馒头花的地方，青草的长势就会差一点儿。这是因为馒头花用它團团拥抱在一起的花簇以及它肥大的根系，与纤弱的小草争抢阳光、水分和空气，它的势头完全压过了青草。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馒头花造成了草原退化。
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对馒头花的偏爱，虽然，作为牧民的后代，我深知青草之于牛羊，之于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息息相关。后来，我成为城市里工薪阶层的一员，身上的许多东西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有一年，我回到故乡，遇见了儿时一起放牧的伙伴，他现在是一村之长，也是当地经验丰富的牧人。我们坐在草原上，我们的周围便是大片大片的馒头花丛，一缕清淡的花香不断飘来，像极了城市里丁香花的香味。我便问他：这一大片一大片开放着的馒头花造成了草原的退化，难道你们不讨厌它们吗？我的伙伴听了，却一脸的懵懂、惊讶。显然，他是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片刻之后，他才回答我说：牧草让我们的牛羊肥壮，馒头花让我们的牧场美丽！
我听了他的话，半晌无语，但在心里却是非常认同他的说法——我们的生活，除了生活本身以外，也需要美丽。但往往，美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正如馒头花的另一种美，恰是因为它有毒而被利用，并呈现了出来。
馒头花，即狼毒花，藏语叫热甲巴，在我家乡的口语中，前面还要加上“然玛”两个字，叫然玛热甲巴。“然玛”是山羊的意思，我至今不知道这样的叫法有什么缘由。但我知道，馒头花在藏区有着极好的用途，甚至可以说，它为藏文化的延续和传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狼毒花是制造藏纸的主要原料，之所以以它为原料，是因为它的根系有毒，用它制造出来的藏纸，杜绝了鼠类与蚊虫的吞噬叮咬，从而使书写在藏纸上的典籍得以完好地保存。这种藏纸曾经被广泛运用于藏区各个寺院以及民间书写中，至今，依然在运用，并作为非遗项目得到了保护。
从实用主义的眼光出发，草原上野花繁盛，有时候是草原退化的标志。比如，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的馒头花，学名叫瑞香狼毒，多见于我国的东北、青藏高原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其根、茎、叶均含大毒，人畜均不能食之。狼毒花根系大，吸水能力极强，能适应干旱寒冷气候，周围的草本植物很难与之抗争。如此，成片生长和开放的馒头花，其实预示了草原的逐渐荒漠化。
但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蒙藏牧民并没有舍弃对野花的热爱，在他们看来，大自然是生命的主宰，在大自然面前，野花和牧草，以及草原上的牛羊都有着同样平等的生存权利，不能“长此消彼”，为了拯救一个生命而去打击另一个生命。这是一种朴素又和谐的生命态度，在这种生命态度下，牧民们对世间所有的生命都赋予了同样的博爱，以至于在历次的草原灭鼠、草原灭蝗行动中，草原上频频出现牧民们为了偷偷保护草原鼠和蝗虫的生命，而瞒骗县乡干部的笑谈——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根本不是笑谈，只是想给所有的生命一个平等的生存权利。
河南县，旧称河南蒙旗，地处黄河河曲草原，这里是我国著名马种河曲马的故乡，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这里的蒙古人自称是忽必烈部队的后裔，攻打大理国时，留在这里是为了给前方的部队驯养和提供战马。我假想，这些骁勇善战的蒙古族士兵来到这里时，一定是一个野花烂漫的季节，这片肥美的草原上，姹紫嫣红的野花柔美而娇嫩，让他们在长期的征战中变得坚韧甚至邪恶的眼神忽然有了一种水波一样的温柔。这也许成为他们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如今，这里的蒙古人在与周边的藏族人的长期生活中，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穿着藏袍，说着藏语，就连名字也与藏族毫无二致。但他们热爱自然，热爱野花的习性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慈悲为怀的藏传佛教更是强化了他们内心的这份柔情。
记得几年前在泽库草原，一位当地的朋友引领我去辨认草原上的野花。那一天，我们缓步走在草原上，不断地在一簇簇野花面前停下来，看谁抢先说出一个个野花的名字。我们像草原上两个懵懂而又充满好奇心的顽童，从一种野花走向另一种野花，就像是在一一叩访一个个藏身于山野之间的高人雅士。我还拿出记事本，把这一个个花名郑重地记了下来：邦锦梅朵、梅朵赛琼、然玛热却、杂玛孜多……
一朵紫红色的普蓉梅朵——翠雀花被牦牛踩坏了，花茎和花朵深陷在一只牛蹄印里，沾染上了肮脏的污泥。朋友走近这朵野花，蹲下身来，爱怜又惋惜地看着它，又站起身来，从近旁的溪流里掬来一捧水，洗净了花上的污泥，还用一只鹅卵石扶正了歪斜的花茎。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做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慈母一般的光芒。
看着他的眼睛，一种潮热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涌动。或许就是从那一刻起，草原上的野花真实地走近了我的视野，每次去往草原，都忘不了去看望草原上的野花。也就是在那一次，我永远记住了翠雀花的名字。
翠雀花，毛茛科，翠雀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花形别致，色彩淡雅，是青藏高原常见的野生花卉。
次仁顿珠是在河曲草原———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成长起来的蒙古族作家，用藏文写作。一次，与次仁顿珠闲聊，话题由文学转到草原上的野花，他郑重地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藏药晶镜本草》。这是一部大部头的藏医学著作。书中附有草原上具有药用价值的野生花卉的彩色图片，并标有藏汉两文的花卉名称，原本的用意是图文并茂地介绍一些药用植物，无意间，也成了草原野生花卉的普及读物。这本书，让我获益匪浅，我因此时常感念着次仁顿珠——在写作方面，我应该是玛拉沁夫前辈的忠实追随者，我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草原。这本书，为我的写作带来了不少的便利。
就像牧民热爱野花一样，鲜艳芬芳的野花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草原的热爱。草原上温暖的季节虽然短暂，但从初春的五月到晚秋的九月，野花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渐次开放，草原上忽而一片浅粉，忽而一片淡白，忽而一片金黄，忽而一片紫红——野花不是一朵一朵，而是一片一片地装点着草原，丰富着草原。时常在一些描述草原的文字里看到草原一片碧绿的说法，我认为这是以点带面的，有局限性的，没有完整地看到草原真实的面目，或者说，是在一个“不对的时间”遇见了草原。 八月，去了次仁顿珠的家乡河曲草原。从县城所在地优干宁镇出发，沿着河曲草原一路往西，宁木特黄河大峡谷一路伴行，一直到寧木特黄河大桥，长达近六十公里的路途，车窗外平缓起伏的草原上到处都盛开着野花。此刻正是草原上夏末初秋的季节，紫红色的翠雀花开得正艳。远远看去，小小的翠雀花似是点缀在草原上的紫红色的繁星，布满了整个草原，走近一看，又宛若一面面小小的紫红色旗帜，在草丛中高昂着花冠，向着天空张开着它们极富挑逗性的红唇，像是大地在为天空表达着爱情。
草原上的公路刚刚开通，汽车一路颠簸着，走得很慢。在这样的行进中，满山遍野的翠雀花不断映入眼帘，再缓缓移出视线，像是一路等候着我们的到来，当它们慢慢移向车后，我甚至从那柔嫩的紫红中，看到了一种恋恋不舍的神情。天色不好，周边的一切都显得暗淡，只有翠雀花，用它那跳跃和热烈的紫红，成了路途上一种鲜亮的点缀——想当初，那些蒙古族士兵也一定看到翠雀花了吧，这紫红，一定点燃了他们冰冷的血性中犹存的慈爱。就这样，伴随着这鲜亮的紫红色，我和同行的朋友们走进一处处草原上的美景，在美景中感慨，在美景中沉醉。
返回优干宁镇的途中，看到大片金黄色的野花，于是大家欢呼雀跃着，让开车的司机停下车来，走进花丛里留影。这是一种叫马先蒿的草原野花，有着与油菜花一样的颜色，然而比之柔弱的油菜花，又显示出一种坚韧和顽强，张扬出一种野性。静静仰卧在这大片的金黄色花丛中，我突然想，牧民们如此热爱着大自然，热爱着这些野花，而这些野花也是如此尽力地展示着自己的艳丽，挥洒着自己的芬芳，满怀感恩地装点着草原上短暂的花季，抚慰着牧民们孤寂的心灵。这是野花赋予牧民的回报，是大自然赋予牧民的回报。
红尾鸲
我就是在酒店后面的一座小果园里看到了那只红尾鸲。
果园很小，散乱地种植着一些梨树，树上的果实也少，枝叶之间偶尔挂着几只当地特产长把梨。据说，近年来长把梨出现严重退化，不但产量减少，果肉也变得粗硬干涩，让人难以下咽。但人们并没有放弃去种植它，因为如今，它成了花开季节的一种观赏植物了——贵德县每年都要举办的梨花节，便是由此而来。长把梨原本甘甜多汁，如今却酸涩难吃，这种行为，从植物学的角度去看，是对人类的一种背叛。据说，被人类驯化的植物并不甘心被人类长期食用——它们长出果实，原本也不是为了让人类食用的，而是为了哺育后代，繁衍子孙。所以，它们依然努力着逃脱人类，重返荒野，成为一种自由的野生物种。长把梨变得让人不能食用，这种“反叛”，也许就是让自己回归自然的一种“返祖行为”吧。
晨光暗淡，昨夜的犬吠声依然在某处忽然空洞地响起，这让我有些紧张。我一边谨防着野犬可能的袭扰，一边小心地向一棵棵果树走去，希望能够发现一些什么。那只红尾鸲忽然从我近处的一棵树上扑棱着翅膀，飞到了离我稍远的另一棵树上，让我不由惊慌了一下。我的目光立刻跟踪到了它，并从它发出的一声鸣叫中立刻认出了它来。
我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它，它也静静地蹲在一根树枝上，悄无声息，不时地翘一下细长的尾巴。相信它也是在看着我。我们就这样四目相对了许久，它似是忽然想起了什么，飞离了它爪下的枝丫，向着暗淡的晨光飞向了远方。
英国著名探险家特里斯坦·古利认为，从进化论的角度讲，人类最为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两样，即捕食者和猎物，也就是威胁和机会。人类的感官在处理日常接踵而来的各种繁杂信息的时候，最为关注的也是这两样。这位探险家进而论及人类的眼睛，他说：捕食者和猎物都会移动，所以我们在任何场合中最先注意到移动的物体，之后便会发现更加细微的线索。此刻我忽然想起了这位探险家的这句话，不由哑然一笑——我此刻的行为，多么像他所言，一边防备着可能的危险，一边又希望着看到什么啊。人的一生，似乎也是这样，一边防备着捕食者出乎意料的袭击，一边又渴望着一只猎物撞上自己的枪口。
这只红尾鸲成了我眼睛的猎物。
红尾鸲在青海广泛分布，有褐红尾鸲、北红尾鸲、红腹红尾鸲、蓝额红尾鸲等多个品种。这种鸟十分勤快，似乎是草原鸟禽中起得最早的鸟儿。记得小时候，我去上学，每天要走五六公里的路，到了清晨六点时，母亲便开始催促我起床。后来我发现，每天早上，母亲喊我起床时，我首先便听到了红尾鸲的鸣叫声。这只勤劳的鸟儿，已经开始工作了。在小学四年级的作文里，我便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每天早上，当我懒得起床的时候，就听到窗外一只火焰燕——这是青海汉语方言对红尾鸲的叫法——欢快的鸣叫声，它催促我赶快起床，也鼓励我赶快去学校好好学习。
把红尾鸲叫作火焰燕，显然是因为红尾鸲的颜色，而把它误认为是燕子，可能是因为红尾鸲降落在一处时，有着和燕子一样不断抖动尾部的习惯。无独有偶，环青海湖地区草原上的牧民，也用同样的经验和想象命名了红尾鸲，他们把红尾鸲叫作“喜尼策”，意思是被火烧焦的鸟儿。这个名字十分形象，且来源于牧民们熟悉的生活。红尾鸲有着橙红色的腹部和尾羽，整个背部则是黑褐色，间杂着灰白色，看上去就像是一团燃烧着的干牛粪：橙红色是熊熊的火焰，黑褐色是即将要燃烧且热量十足的部分，而灰白色，则是边缘燃烧后的灰烬。牧民们熟悉炉灶里牛粪燃烧的火焰，或许，红尾鸲的色彩让他们联想到了自己平日里庸常的生活。
而在贵德地区，当地藏族则把红尾鸲叫作“喜万德”，“喜”是鸟儿之意，而“万德”在安多藏语方言中特指小沙弥，意思就是，像小沙弥一样的鸟。在藏地，出家的小沙弥，身穿褐红色的袈裟，把自己整个儿裹拥在袈裟里，头部和四肢却裸露在外面。因为刚刚出家，他们还没学会出家人的沉稳和庄重，四处跑来跑去，还真的像一只红尾鸲。这一命名，紧贴大地，让庸常的生活升华到了生活一样庸常的信仰里。
在青海青南藏区，红尾鸲还有一个名字，叫“喜沃玛”，意思是新娘鸟，这是因为，每每到了求偶季节，红尾鸲身上的羽毛就会变得艳丽无比，就像是待嫁的新娘换上了新装——藏族牧民不但深谙生活与信仰之道，对大自然的观察也细致入微，了如指掌，他们就用这样的知识，命名着他们的世界。 在藏地，这样的例子似乎很多。
黄鹡鸰、黄头鹡鸰和白鹡鸰是三江源地区及环青海湖地区常见的鸟儿，分布广泛。牧民们把黄鹡鸰或黄头鹡鸰，叫“智喜”，而把白鹡鸰叫“沃喜”。这样的命名里，也隐含着牧民们深刻的生活经验和想象。
“智喜”，意思是牛初乳般的鸟儿。牛初乳，是母牛产下小牛犊后的头一两天所产的牛奶，产量很低，与普通牛奶明显不同，呈淡黄色，且鲜亮无比，有着浓稠的黏性。据说，牛初乳是母牛为了让自己的小牛犊在新生环境下抵抗外来病毒及细菌感染而合成的天然抗体，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免疫因子和生长因子，牛初乳因此而金贵。而被叫作“智喜”的黄鹡鸰、黄头鹡鸰，平时也很少见，较为稀有。
记得小时候，放牧在草原，每每看到谁家的母牦牛产下了小牛犊，便偷偷约上三五伙伴，找一块有凹坑的石头作为容器，去挤刚刚做了母亲的母牦牛的初乳，再用牛粪生火，把石头架在牛粪火上烧烤，牛初乳被烤成一张饼状的东西，小伙伴们便开始抢着分食。那种绝美的味道，至今还在舌尖上。
“沃喜”，意思是白牛奶鸟。这样的命名，除了白鹡鸰羽毛的颜色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它比起黃鹡鸰、黄头鹡鸰来更为常见，就像是白牛奶一样，比牛初乳产量高很多，因此在牧民的生活中也稀松平常。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当我回身走向房间时，听到了那只红尾鸲啁啾的鸣叫声。这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在西宁，朋友带我去参观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的情景。这家标本馆，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院内，平时不对外开放，朋友知道我平时喜欢花鸟，便通过熟人引领，进入了这家标本馆。
在标本馆里，当我看到那些鸟儿的标本时，心里却有一种不适感。它们被剥夺了生命，小小的身躯里填充着东西，装上了再也看不见东西的所谓“义眼”，或置于墙角，或挂在墙面，它们永远失去了作为鸟儿最为重要的技能——飞翔与鸣唱，也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生境。
我就像逃离一般走出了标本馆，朋友看着我有些意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搪塞说，尿急，要上厕所。
从标本馆出来，就在生物研究所外墙的角落里，却意外地见到了一只红尾鸲，它似乎并没意识到它要降落的地方会有人经过，当它落在一根我们可以平视的铁丝绳上之后，才发现有人离它只有咫尺之遥。我的朋友先我发现了它，便急忙喊我快看，当我的目光落在这只小鸟身上时，我发现了它眼中的警惕与惊恐。那一刻，它似乎忘记了飞离，愣怔着，一动不动，甚至忘记了它平时的标志性动作：不断上下摆动尾巴。
我和朋友停下脚步，看着那只红尾鸲。大概几十秒过去，它这才展翅飞走了。
刚从标本馆出来，就见到这样一幕，我对这个情景印象深刻，我甚至认为这其中包含着某种预示。
后来有一天，我读到英国鸟类学家、散文家赫德逊笔下的一篇散文，题目是《最佳状态下的鸟类》。令我惊讶的是，在这篇散文里，他描写了当他看到在一家博物馆里被做成标本的鸟儿们小小的尸体后的厌恶和失望，他甚至讲了一个故事，对标本这种东西的存在表达了他深刻的怀疑。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某处有一座教堂，这座设计独特，外观十分漂亮的建筑却没有窗户，教堂内部因此漆黑一片，以至于来做祷告的人都彼此看不见对方。为了解除教堂里的黑暗，神父便雇用了一名老农，让这位老农每天拿着一只袋子，把外面的阳光装入口袋背进教堂里，“他蹒跚地走到教堂墓地中央站住不动，抓住袋子的口，伸出胳膊打开，约有五分钟，接着用一个突然的动作把袋口封上，可是依旧紧攥着，匆匆回到教堂……”那位老农每天重复着这样的举动，试图用从外面背入教堂的阳光照亮教堂内部。
这个故事是决绝的，偏执的，完全否定了标本可能的作用。他认为，把鸟儿做成标本，就像是那位农夫装在口袋里带到教堂里的“阳光”，是毫无作用也毫无意义的。他继而断言，最佳状态下的鸟儿永远属于自然，为此他还不厌其烦地举出各种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这样写下了有一天他看到一群银喉长尾山雀时的情景：十二只银喉长尾山雀正在以它们通常散漫的方式飞行或滑翔到了我观望着的灌木，一只接着一只……披着淡白色夹着玫瑰色和灰色的羽毛，尾巴长而优美，头部小而圆像鹦鹉似的小鸟，栖息在垂悬的深红色柔荑花花间，有的刚好安静地歇落在水面之上，其它的则四处跳动，偶尔吊在细瘦的枝梢，在下方的河面上倒映出来，河水和阳光给予了这幅景观一种仿佛童话般的魅力，几乎是梦幻似的特色。
依照赫德逊先生的说法，观看鸟儿，必须要到大自然之中，只有大自然中的它们才是鲜活的、自由的，大自然赐予的每一个美好瞬间都没有重复性，而这样的美好，在博物馆、标本馆是看不到的。他的话也的确不无道理。然而，当我们把这样的观点放置在三江源区，却也让我们陷入了矛盾和纠结之中。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这里的保护段位大大提升，如今这里几乎处于关闭状态，人类即将完全撤离这里，把这里的一切交给这里的鸟兽花草，我们不再打扰它们的生活。
这将是三江源的最佳状态，但这样的最佳状态是孤独的，是拒绝人们去欣赏的。
从黄河源区回来，我对跟随我们一起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组织者说，在此次的各种邀约中，我做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再一次领略了黄河源区的壮美，以不同的视野，从细节上看到了更多的美好。三江源之行，每一次走进，其实都是第一次，因为它呈现出来的万千景观，一只鸟，一朵花，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三江源之行，每一次走进，也许就是最后一次，因为机遇难得、路途遥远，加上，人与自然定下的和谐共生的契约，将来，我们不再轻易走进它……
我想起了此行在三江源，在黄河源区看到的情景。有一天，在去往扎陵湖、鄂陵湖的路途中，我看到在粗通的马路两侧的电线杆上，落着许多大鵟。有关专家说，这些电线杆的高度，恰好适合它们蹲坐在上面，观察地上的猎物，一旦看到猎物进入了它们的“射程”，它们便会立刻启动飞行程序，扑向猎物。但它们对我们的车辆却视而不见，这是因为它们已经知道进入这里的人们不会伤害它们。出于好奇，我让司机师傅停下车，拿出照相机对准了其中的一只大鵟，这时候，司机师傅问我：你是不是想拍到它起飞的样子？出于贪婪和好奇，我惯性地点了一下头，司机师傅便按响了汽车喇叭……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向那只受惊的大鵟说声对不起，我由于紧张，并没有拍下你起飞的样子，即便拍到了，我也不会示人。 我还发现，作为猛禽的大鵟，并不在意落在它身边的戴胜鸟，它们之间为何不是弱肉强食的生物链关系，为何可以相安无事，和睦相处？我想知道其中的答案。
从三江源区回来，才刚刚一月有余的样子，我却时时会想起它。想起这些，其实是对三江源的思念，对三江源的思念是永远的。
最近读到英国探险家特里斯坦·古利曾写的一篇题为《如何在池塘中看见太平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详细描述了在他家门前的池塘里看到水的涟漪在一块石头周围反射和弯曲的情形，继而他想象那块平时用作踏脚的石头是浩瀚太平洋中的一座岛屿，而当轻风吹过，在它周围形成的涟漪，是太平洋中浩荡的涌浪，石头下风区平静的池水，则是太平洋中在岛屿阻挡下，形成的无浪区。如此，他从他家的池塘里看到了太平洋。其实，这样的观察与想象并非空穴来风，那些优秀的航海家和水手正是像特里斯坦·古利先生一样观察海面上看似毫无规律的水波和涌浪，发现航船前方的岛屿甚至掩藏在水面下的暗礁的。对他们来说，海面上繁复无序的各种水纹，其实是一张指明了航向的海洋地图。
或许，这是与鸟类学家、散文家赫德逊先生截然不同的观念，特里斯坦·古利或许能够教会我们从展陈着三江源区各种花草和鸟类标本的博物馆、标本馆里去看到三江源，但这显然需要知识的支撑，需要想象力，从而获得见一斑而窥全豹的能力。
雪雀
阿妈是家里最早起床的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洗手——阿妈拿起家里的大铜勺，从水缸里舀上半勺水，把铜勺把儿牢牢夹在腋窝里，勺头微微上翘，她一弓腰，铜勺里的水便徐徐流了下来，阿妈用双手接住，不断地搓揉起来，哗啦啦的水声便响起来了。
阿妈洗手是为了挤牛奶，这也是她每天早晨要做的第一件事儿，也是她忙碌的一天的开始。
这是一个叫铁卜加的小牧村，家家户户都养着牦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牦牛，天黑时分，把它们赶回家里，拴在离自家黄泥小屋不远的拴牛绳上。这种拴牛绳，藏语叫“当”：一条用牦牛毛搓成的牛毛绳抑或一条用切割牦牛皮做成的牛皮绳足足有十几米长，它被两根粗大的木橛子或铁橛子从两头固定在草地上。在这“当”上，按着比例，每隔一两米又系着一根根一米左右的栓绳，拴绳的顶端做成了一个环，环眼直径三四厘米。与这个环眼相配套的，则是每头牦牛的脖子上像项链一样系了一条绳子，绳子下端又系着一个用木头或牛角做成的绊扣，藏语叫“恰如”。“恰如”始终向地面下垂着耷拉在牛脖子下。拴牦牛时，把它赶到属于它位置的拴绳处——每一头母牛都有它固定的拴绳——把“恰如”扣在拴绳上的环眼内，它就跑不掉了。需要解开它时，把它脖子下的“恰如”从属于它的那根栓绳顶端的环眼中退出即可——后来我知道，唐古拉山，藏语叫当拉，就是拴牛绳山的意思。偶尔查阅相关资料，惊奇地发现，唐古拉山绵延千里，主山脉高大粗重，纵横的沟壑以一定的规则分布在主山脉左右，像极了一根被我们叫作“当”的拴牛绳。我还发现，长江的南源叫当曲，此处的“当”与当拉山的“当”是同一藏语的汉语记音，即是牦牛绳河的意思。当曲河，纵横的溪流在一条主河道上形成了辫状河网，也像极了一条我们叫“当”的拴牛绳。
阿妈挤牛奶，我需要做一些辅助工作。所以，每天早上听到哗啦啦的水声，我就会醒过来，与鱼群嬉戏的美梦也瞬即结束，留下一缕没有捕捉到鱼儿的遗憾和不甘隐约在心头。我的辅助工作就是把拴在“当”上的小牛犊解开，让它吃几口母牦牛的奶，接着再把它拴起来。
小牛犊们的“当”在离它们的母亲稍远一点儿的地方。
挤牛奶的时候，阿妈走到一头母牛前，我急忙把属于这头母牛的小牛犊解开，小牛犊便迫不及待地冲向它的阿妈，俯身在它的阿妈的肚皮下，开始吃奶。我站在一边，看着小牛犊。当它欢快地摇动起尾巴——这说明母牛的乳头开始下奶了，我便一把把它拽开，拖着它走到属于它的拴绳的地方，再把它拴起来。小牛犊意犹未尽地而又无奈地看着它的阿妈。我的阿妈便蹲在它的阿妈的一侧，开始挤牛奶——贪婪的人类，便是这样掠夺着原本属于小牛犊的乳汁。
挤完牛奶，阿妈把牛奶集中在一只木桶里，收拾妥当，便把母牛解开，把它们赶到前方的草原上。它们的小牛犊这会儿还被拴着，母牛和小牛犊互相呼唤着，依依不舍地告别着。我和阿妈回身进了房屋。
阿妈用刚刚挤来的新鲜牦牛奶烧了奶茶。早饭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在碗中抓一把糌粑，放些许酥油，一小撮颗粒状的干奶酪——我们把它叫“曲拉”，再在碗里注满滚烫的奶茶。食用时，一边将融化后漂浮在奶茶表面的酥油吹到一边，一边喝奶茶，直到碗中剩下适合把碗底的糌粑搅拌成团的奶茶时，伸出右手中指，把奶茶与糌粑搅拌起来，揉成一团，在空出来的碗中再添满奶茶，就着奶茶，吃完糌粑。这种吃法，在我的家乡牧区叫“甲塞”，而在农业区，则叫“豆玛”。
等母牦牛走远，已经从视野中消失了的时候，我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放牧小牛犊，这是在挤奶季节我每天一成不变的工作。就像刚才阿妈把每一头母牛从“当”上解开一样，我也把一头头小牛犊从“当”上解开，把它们赶到与它们的阿妈相反的地方去吃草。我的工作的重点，便是谨防小牛犊与它们的阿妈见面——如果它们见了面，小牛犊就会冲上去吃奶，等晚上把母牦牛赶回来，阿妈也就无牛奶可挤。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我也免不了阿妈的一顿暴揍。
太陽睁着惺忪的眼睛坐在东方的山头上，刚刚起床的样子。与太阳一起起床的，还有那些麻雀，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飞到母牛和小牛犊们的“当”那里。这会儿，“当”那里空空荡荡，留下了牛们的一堆堆牛粪。麻雀们便在牛粪里搜寻着，开始了它们的集体会餐。它们一边觅食，一边警觉地注意着我。而我对它们却是视而不见的，不断从它们觅食的地方走过，它们便在我走近时起飞，待我走远了又落下来。这其实是人与鸟之间的一种默契，它们知道人并没伤害它们的恶意，不断地起飞与落下，似乎只是以一种示弱的方式，表达着对人的尊重。
麻雀是一种很粘人的鸟儿，但它同时对人类充满了高度的警惕，它们从来不接受人类的饲养，却始终活动在人类活动的区域，不论是城市和乡村，总能看到麻雀在飞来飞去。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只要有村舍，或者搭起了几顶帐篷，那些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麻雀也立刻出现在这里——这个被英国著名鸟类学家、散文家赫德逊称之为“家宅地带”的所在。一旦离开“家宅地带”，走入旷野，麻雀便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百灵、云雀、鸲、鹡鸰等，而更多的是雪雀。 雪雀，在环青海湖草原上有一个奇怪的名字，生活在当地的汉族人称之为“邪乎儿”。“邪乎儿”在青海汉语方言中，同时也指蜥蜴、壁虎等。一种鸟儿，何以与它们同名呢？后来我才发现，“邪乎儿”其实是蒙古语中“小鸟”之意。蒙古语谓小鸟音近“邪乎”，而后面的“儿”则是北方汉语中的儿化音所致。
后来我发现的名字很多很多。
已故著名藏学家南喀诺布所著《北方游牧志》（藏文）中详细记述了一种叫“阿达嘎玉”的小鸟，我把这一段描述翻译成了汉文。书中这样写道：令人惊奇的是，在被鼠兔所占据的地方，就会有一种叫“阿达嘎玉”的小鸟。这是一种全身灰色，长着黑色嘴喙和深灰色爪子的小鸟，身长比卡纳日（疑指麻雀）小鸟略大一些。这种小鸟数以千计，它们分散地与鼠兔生活在一起，像鼠兔一样居于洞穴之中，鸟蛋也产在洞穴深处。平日里，这些小鸟从洞穴爬出时，便趴在鼠兔的背上让其代步，当鼠兔返回洞穴时，它们因为洞口的阻挡便从鼠兔背上滑落下来，看上去十分可笑。当地牧人说，这种叫“阿达嘎玉“的小鸟，会带着鼠兔翻山越河。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我却从未亲眼目睹。牧人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原本没有鼠兔的地方忽然会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鼠兔大军”，随之也会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鼠兔洞穴，使得一片新的草场很快变成一片不长草的黑土滩，牧人们因为牲畜没有牧草吃而不得不迁徙到别的地方。这些鼠兔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依靠它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是做不到的，牧人们便认为，它们能够翻山越河到达另一个地方，是得到了阿达嘎玉小鸟的帮助。也多次听到一些牧人说，他们亲眼见过阿达嘎玉抓着鼠兔飞过山岗。总之，牧人把“鼠兔大军”看成是一个地方最大的灾难，只要有“鼠兔大军”到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牧人便将各地的喇嘛（禅师）邀请而来，举行各种驱散、击退“鼠兔大军”的禳解仪式。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原野上有些牧场和草山尚没有一只鼠兔，而有的地方已遍地都是鼠兔;有的地方刚刚被鼠兔控制，而有的地方的鼠兔已逾百万，变得满目疮痍;多年前已经变成黑土滩的地方，鼠兔越来越少，又开始恢复生机，长出了新的牧草。到了冬天，鼠兔不再走出洞穴，它们在夏秋季节就储备好了草料，特别是营养丰富的蕨麻和野胡萝卜，它们便享用着这些，在洞穴深处度过冬天。深秋季节，牧人们也会挖开鼠兔洞穴，寻取鼠兔储备起来的蕨麻和野胡萝卜。我牧人朋友家的一个牧童说，一些大的鼠兔“储备库”，可以挖到足有一驮子的蕨麻或野胡萝卜。
在青海湖畔采风，向家乡的一位老人聊及此事，老人说，此鸟名中的“阿达”二字，是“鼠兔之马”之意，正是因为它驮着鼠兔飞行而得名。听后恍然又惊讶，心里赞叹民间真有高人。南喀诺布作为享誉世界的藏学大家，只用民间语言的发音拼写出了这一鸟名，却没有明了其意，因此出现了一个同音的别字。
从文中描述看，南喀诺布先生提及的“阿达嘎玉”，便是《尚书》《山海经》等中所记的“鸟鼠同穴”之“鸟”，亦即草原上的雪雀。
在我的家乡环湖草原，雪雀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藏雪雀、白腰雪雀、棕颈雪雀、棕背雪雀、褐翅雪雀等，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很细微，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分辨它们。但草原上的牧民却能够区分它们，并给了它们不同的命名。比如白腰雪雀，藏语为“阿达”或“扎达”，意思是鼠兔之马;棕颈雪雀，藏语叫“扎喜”，意思是鼠兔之鸟——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如《尚书》《山海经》所记载的一样，当地牧民早就发现了这种鸟儿与鼠兔之间的关系，并如南喀诺布先生所描述的一样，在草原上流传着关于雪雀与鼠兔的诸种说法与传说。
古籍中的记载与藏族民间的传说高度重合，这样的巧合让我心生好奇，于是我在民间乡野间行走，在故纸资料里查询，寻找雪雀的踪迹。其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民间对这种鸟儿有着诸多的命名，而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掩藏着一段历史。
先从一些史料说起，说说“鸟鼠同穴”这个词。
根据有关资料，“鸟鼠同穴”这个词最早见于《尚书》，该书中有“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的记载。在这里，“鸟鼠同穴”是一个地理名词，指的是一座山。那么，这座山在哪里呢？因为提到了渭河，又说明了这座山所在的位置是它的源头，由此人们推断它就在甘肃渭源一带，但此说一直有争议。至今，此山的确切位置一直是个谜。
古籍中提及这座叫“鸟鼠同穴”的山，但都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一座山叫作“鸟鼠同穴”。据专家考证，对这一叫法做出解释的，当属《洛阳伽蓝记》一书，在该书卷五中有“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的记载。这种说法，虽然玄乎，但它指明了这座山之所以叫作“鸟鼠同穴”，是因为在此地发现了“鸟鼠共居一穴”的现象。
再后来的一些文献里，还出现了“鸟鼠同穴”到底是一座山还是两座山的争议。有些记载认为，“鸟鼠同穴”是“鸟鼠”和其附近的“同穴”两座山的名字。却又有史料即刻纠正此说，如《禹贡锥指》，便认为“鸟鼠同穴四字为一山之名”。
上述记载中，虽然已经有了“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这样充满想象力的说法，但都没有提及所谓“鳥鼠同穴”指的是哪一种鸟，哪一种鼠。
据史料，在《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上》中，有“鸟鼠山，今名青雀山”的记载。可以说，这一记载首次提及“鸟鼠同穴”中的鸟，叫作“青雀”。那么，“青雀”又是什么样一种鸟呢？
明顾起元《说略》中出现了这样一条记载：今鸟鼠同穴山在渭源县二十里，俗呼为青雀山，实有鸟与鼠同处于穴，又甘肃永昌卫山中亦有此异鸟，则灰白色，夷名本周儿——就在人们追溯青雀是什么样的鸟儿的时候，这条记载大致描述了它的样子，却又给它换了个名字。接着，这种被称作是“夷名”的名字，又出现在其他史料中，却又是不同的叫法。清方观承《从军杂记》中说：鸟鼠同穴，科布多河以东遍地有之。方午鼠蹲穴口，鸟立鼠背，鼠名鄂克托奈，译曰野鼠，色黄。雀名达兰克勒，译曰长胫雀。
除了这些“夷名”，在史料中也出现了端庄正式的汉语名字，例如在《尔雅·释鸟》中，有“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这两个笔画繁杂的汉字，似是专门为“鸟鼠同穴”之“鸟鼠”而创造。 如今的科考和田野调查，愈来愈证明，《尚书》《山海经》中记载的“鸟鼠同穴”，并非猎奇的怪谈，在青藏高原，这是一种常见的普遍现象，只是其中的“鼠”，是一种兔目动物，在青藏高原上有藏鼠兔、喜马拉雅鼠兔等。但在民间却好似认定这种兔目动物为“鼠”。鼠兔对草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在青藏高原的草原上也一直进行着“灭鼠运动”——其实就是针对鼠兔的——即便是官方，也把它称为“鼠”。
如此，从“邪乎儿”到藏学大师南喀诺布提及的“阿达嘎玉”，再到古籍中记载的青雀、本周儿、达兰克勒，还有藏语中的“扎达”“扎喜”以及那个繁杂的汉字“鵌”，这种在青藏草原上极为普通的鸟儿，因为自己的一个不同于其他鸟类的“异常”行为，在人类中，却有了如此众多的说法与叫法。
我们的汽车带着一种逃离的心情驶出了西宁，沿着宁贵公里一路向西，便进入了拉脊山的腹部。拉脊山是横亘在青海贵德县境内的一座大山，其主峰制高点海拔近5000米。据说，山头曾经有一座拉泽（藏地祭祀山神之所在），拉脊之名，据说是拉泽的另一汉语记音，拉脊山由此得名。如今，拉脊山主峰上又重新修了一座拉泽，高大雄奇，叫“宗喀拉泽”。
拉脊山隧道是近几年修建贯通的，双线全长11公里，是青海最长的公路隧道。我们的汽车进入隧道，像是一只蠕虫隐没在大山的身体里，穿肠而过，随即便从大山的另一头钻了出来。过了拉脊山，眼前豁然洞开。阴雨不见了，明亮的天光预示着天气将放晴，我们一车人一下子心情大好。
果然，当我们的车行驶到贵德县城时，云开雾散，似乎是历经了一场突围的太阳显得有些疲累，拖着几缕云丝，出现在一小片蓝天上，云团感受到了太阳的执着与威猛，放弃了方才对太阳的合围，悄然四散。
出了贵德县，汽车开始爬坡，路畔的庄禾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草原。农牧过渡地带，刚刚脱离了农业风景的草原依然遗留着某些田野的样貌：平缓的斜坡，被风从田野上吹来的一些油菜籽儿落在了草丛间，长出了枝叶，开出了花儿。那花儿之前已经习惯了人类的饲养，忽然遗落在无人管护的野草中，显露出了几分惊恐和不适，在生机盎然的野草丛中小心又低调地摇曳着羸弱的金黄，不再是油菜花地里那种大片的妖冶和霸气。但很快，野花出现了，大片的狼毒花在无边的绿意中渲染出一片白色，淡粉或紫红的马先蒿则使草原有了色彩和层次，还有星星点点的蒲公英，就像是一个个黄金的星星，耀眼地闪耀着，让那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油菜花更加显得没有底气，似乎不敢声张自己也是金黄色的。
太阳似乎懂得我们的心情，放射出一道道光芒，驱赶走了在它身边试图遮住它的几朵乱云，把一片阳光斜斜地洒在我们脚下的草原上，似是一个好客的牧民，把家里熬煮好的酥油茶端到了客人面前，滚烫而又热情。
在野花与牦牛的草原上，牧牛的汉子斜倚在一片向阳背风的草坡上，从这里放眼望去，方圆几十里再看不到第二个人影，这使牧牛汉子污脏的圆顶遮阳帽下的那张黝黑的脸有了几分王者的威严。我拿起手中的相机，把镜头对准了一簇狼毒花。而就在此刻，从我的镜头的景深里，我看到一只鸟儿飞过的模糊身影，同时也听到了熟悉的鸟叫声，那是白腰雪雀的声音，也就是小时候我从家门前的“当”抛开那些觅食的麻雀，走向草原的时候，经常见到的鸟儿。于是，我拿起相机，循着声音走去。
我很快发现了那只鸟，那只鸟儿也很快发现了我。只见它急促地鸣叫着，飞向远处，但很快它又飞到了离我不远的地方，扑棱着翅膀，做出各种惊恐状。它的行为也惊动了另一只鸟儿，这只鸟儿不知从哪里飞来，落在先前那只鸟儿的身边。它们似乎交换了一下眼神，后来的鸟儿便也紧张起来，它们鸣叫着，急切地点头，翘尾，动作默契。显然，它们是一对鸟夫妻，前者是丈夫，后者是妻子。或许是因为妻子的到来，丈夫想在妻子面前显摆一下，做出了一个意外的舉动：它忽然向我靠近，不是飞，而是迈着碎步跑，瞬间就进入了我的镜头“打鸟”的射程。我即刻按下了相机快门，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一对鸟儿的异常行为，是因为它们的幼鸟就在近处。于是，我停下来，稍稍后退了几步，开始观察它们。很快，它们飞向一个草原鼠兔的洞穴处，一只小鸟即刻从洞中爬了出来。小鸟显然以为是父母为它衔来了吃食，张开嘴喙迎向父母，才发现它们的嘴喙里空空如也。我急忙蹲伏在地上，小心迈动着步子，几乎以匍匐的方式慢慢靠近，并把相机架了起来。但警觉的鸟夫妻很快发现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按下快门时，它们便飞走了，留下那只小鸟愣怔着，依然呆在原地，仿似方才它的爸爸闯入我镜头的样子，我急忙把它拍了下来。而就在此时，奇迹出现了。一只鼠兔幼仔从方才小鸟爬出的洞中探出了头，原本站在洞口的小鸟从愣怔中回过神来，转头看了一眼小鼠兔。
“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大喜过望，轻松地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幅雪雀与鼠兔同框的画面。
《尚书》《山海经》等古籍中频频提及“鸟鼠同穴”，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这只是《山海经》这样的玄幻之书的猎奇之说，也有人以讹传讹，说它们是鸟鼠同体，或说它们是互为雌雄。其实，这只是大自然动物之间的一种共生现象，它们相互合作，达成了如何摄取食物，如何预防天敌的利益关系。我从小就看到雪雀和鼠兔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说对这一现象熟视无睹。但当我向人们谈及此事时，许多人表示难以相信，于是，我也一直想拍下一张照片来证明。虽然雪雀与鼠兔形影不离，但真的拍一张让它们同框的照片却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次，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拍到了，所以我说“得来全不费功夫”。
除了“鸟鼠同穴”现象，雪雀还有一种奇怪的行为，便是经常打架。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曾经详细地记述一对知更鸟的雄鸟在草地上相互追逐、打斗：“它们举止尊严，彬彬有礼”，继而它们飞上天空，“嘴喙相对，爪子相对”，但它们并没有大打出手，一阵打斗之后，双方“羽毛完好无损”。
小时候，我就经常见到白腰雪雀一对一地打斗，它们的行为一如约翰·巴勒斯所描述的那一对知更鸟，但似乎比知更鸟更激烈一些，在它们打斗时，甚至顾不上有人接近它们。有一年初秋，一家电视台到我的家乡录制一台节目，去了我家乡的一处古城遗址，我作为嘉宾跟随他们一同前往。就在古城遗址中拍摄画面时，我便看到了一对正在打斗的白腰雪雀。那一天我刚好带着相机，便急忙跑过去，把镜头对准了它们。它们对我的镜头毫不在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了打斗之中，看上去是那样的执着、坚决，互不相让。它们在地上抱成一团，用各自的嘴喙和爪子攻击对方，继而又飞到离地面一米高的空中，依然不停地打斗着。有时候，我的镜头离它们只有四五米远，它们毫无惧色，全身心地沉静在打斗之中。但它们显然又是克制的、隐忍的，正如约翰·巴勒斯所描述的那样，尽管它们一刻不停地纠缠在一起，但它们的“羽毛完好无损”，更没有出现流血事件。它们的打斗似乎有些虚张声势——表面上表现出那种互不相让，甚至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气势，却并没有造成任何后果，直到它们忽然停下来，各自飞走。
那么它们为什么打斗，又为什么让这种打斗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难分真假？约翰·巴勒斯认为，这种打斗，是雄鸟间为了得到雌鸟而进行的比试，在这样的比试中，“雄鸟们似乎进行了它们之间的所有决斗”。但这位自然文学大师的话并没有解除我的疑惑。首先，我难以确定打斗的双方都是雄鸟——雪雀的雌雄，不像其他鸟儿那样有明显区别。再者，即便是在寒冬，在雪地里，仍然能够看到打斗不止的雪雀。按照常理，雄鸟之间的打斗，最有可能发生在求偶期。在寒冷的冬天，离求偶期尚远，它们又为何打斗呢？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有关专家，这位专家也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那一天，拍到了雪雀与鼠兔同框的画面，我兴奋不已。上了车，我特地打开相机的显示屏，并不厌其烦地讲起了“鸟鼠同穴”的故事，同车的伙伴们都听得入迷，开车的师傅韦小宝，还让我把照片发给他，说他要发一个朋友圈。是夜，我们到了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青海贵南县沙沟乡石乃亥村，我们在主人的带领下走进生了火炉，洋溢着温暖的屋子里，围坐在火炉旁，准备吃饭时，同行的作家告诉我，她已经通过网络，查阅资料，基本了解了“鸟鼠同穴”的来龙去脉。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