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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力整治乱办滥办酒席的情况下，为什么农村办酒席的现象仍然愈演愈烈？酒席文化的实质是独特中国文化长久产物的形成，社会互动与酒席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本文基于社会互动角度试图探究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发掘农民兴办酒席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社会互动;酒席文化;基层治理
一、现象与问题
W村的酒席文化1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本文选取W村作为研究对象2的原因，其一，村子有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位置优势，交通便利，人气旺盛;其二，村民收入水平相对稳定。农村办酒席本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是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产物。人们通过办酒席来共同庆祝，相互交流，拉近感情。从古至今，村民办酒席主要是红白喜事等，针对一些特殊的事件才办酒席。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办酒席的现象开始流行起来，酒席名目种类繁多，除了必要事项之外，还有满月酒、乔迁酒、入伍宴、升学宴等。与之相对应的是礼金的负担越来越重。在20世纪90年代末，W村礼金以三五十元居多，近年来礼金数额一路飙高到普通亲朋少则几百，近亲朋友甚至上千的境况。酒席的规模也逐渐从十几桌变成几十桌甚至上百桌，从家常菜到大鱼大肉，从普通酒水到名牌白酒。21世纪初，江西省发布了“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通知”，严格规定了农村操办相关事宜的原则与要求，但当地乱办酒席的现象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农村酒席本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维持其人际关系的一种形式，是既存社会结构的影响。正是酒席中的礼金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支配着人们“你来我往”与“礼来礼往”，形成了独特中国文化长久发展的产物。
酒席上的“礼尚往来”“你来我往”既是一种社会群体互动的关系，也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特定的环境下，人们通过这种心理、行为上的相互影响，互相帮助，增近友谊，维持关系。过去，这种关系在家中有事“亲朋邻里”来帮忙的氛围里保持平衡，达到和谐共处。在近几年的酒席文化中，“你来我往”更重视的是物质互动即随礼，反而精神关系不那么被看重。以至于造成“当面道贺背后骂”的尴尬场景，“礼尚往来”的失衡导致兄妹成仇，表亲变路人。其实，本来能维持平衡的酒席互动关系在持续攀高的礼金中被打破，导致多年没办酒的村民送出去的礼金越来越多，却收不回来。因此，村民找各种名目大办酒席，是为了把送出去的钱收回来，维持这个社会互动中的物质平衡。而参与这种找理由来办的酒席的村民则是为了维持这个动态过程中的精神平衡，维持稳定这层关系，况且“收了人家的人情始终要还”。就是这样为了维持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村民们不得不选择大办酒席在精神与物质的资源互动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二、农村办酒席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W村的酒席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出现了脱节，农村酒席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村是呈“差序格局”的结构，即每个家庭以自己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农村吃酒随礼也与乡村结构类似，呈现出“差序格局”，以自家为中心，以亲疏关系画圈，愈亲则送得愈多，愈不亲则送得愈少。以此来说，农村酒席的来往除了亲人还有熟人。
案例一：有一家兄妹二人，均已各自成家，妹妹住在隔壁J村。妹妹家建新房子办酒，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哥哥家贷款3萬元全部送给妹妹家。因哥哥家也在建房子，也将贺新房，也期望妹妹为其撑脸面。因妹妹家将所收礼钱全部用于偿还建房子所用的欠款，无力拿出3万元的礼钱，也未去贷款，最后就送了8千元去，二万二的差价导致兄妹吵架最终闹得不相往来。家家户户都操办酒席，看起来是互有来往，但彼此的关系却未必因此变得更加密切。
“宁荒一年田，不丢人情场”，刘玉兰，系N市L镇W村的村民，在当地承包了一个鱼塘养鱼，会有人专门来收鱼，其中一部分会被酒店收走，另一部分则转向市场。她说：“经常村里有人办酒都会来这买鱼，要的多了，乡里乡亲的能少都会少。”一年算下来，刘女士一家的收入较为可观。但是，也挡不住村里的各种酒席，平时，各种各样的酒席也不少，盖房子的办个新房酒，孩子去部队当兵的办个参军酒，考上专科的也要办个“升学”宴，刘女士表示：“邀请了就得去，去了就得随礼，就算人不去礼也要到。”从这个过程来看，酒席文化的氛围越来越淡。虽然人们依然会在饭桌上吃席，但是除了送礼和吃席以外，大家的参与程度不大如从前。从前，谁家请酒都会提前通知村里人，亲戚朋友、邻里乡亲总会不约而同来帮忙，每个人都当成自己家的事情一样3。然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在形式上送完礼金吃席后就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案例二：有两家是堂表关系，堂表哥家先前办孩子升学酒，堂表弟送去了800元礼钱。后堂表弟家办酒，堂表哥未翻看礼金簿就直接送去500元，觉着已经可以了。事后，堂表弟翻看礼金簿便在遇到堂表哥时“问罪”，结果以吵架收场，险些打架，多亏被在场旁人劝下。最后堂表哥再掏出300元补与堂表弟便忿忿离场。除了人情账恶性循环以外，办酒席也是一次低成本的家庭融资手段。村里大多数村民选择孩子升学、新房落成、四十岁生日时办酒席。孩子升学必须支付不少的学费、新房建成也必将花费大量的积蓄、四十岁正是一个年轻家庭创业转型急需资金的时候，选择此时操办酒席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办酒席不仅仅是村里人的人情往来，更重要的是它自古至今就是代代相传的农村人在进行利益算计与索求回报的约定俗成和行为选择。它运行于中国传统的由血缘、乡缘、学缘、业缘构成类似涟漪一样逐步扩大的人情网之中，成为以利益分配为核心的特殊交往方式。
“一年送出去这么多，不收回来就亏了”，堂表弟说道。人们为了“收回送出去的钱”小酒席大办，没酒席找酒席办。在农村酒席中，以一场酒席10万元的随礼来看，有近3万元的成本和7万元的实际收益。假设因家庭需要从银行贷一笔10万元5年内还请的贷款，其实际收益=10w-（4.75×1000×5）w=7.625w，与通过办酒席获得的实际收益相差不大。于是，大家经过理性的思考，得出办一场酒席的变动成本大于机会成本4，最终，大家还是不得不选择操办酒席以获取短期资金。 三、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
社会互动关系实质是角色关系，角色是人们行动的规范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特定人和群体的行为期待，是社会群体或组织良性运行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治理主体间角色问题突出，难以互动，农村治理面临困境。
（一）农民的角色不清
城市化的加快，发达的乡村市场，将传统的民间互助合作习俗替代掉。当前，农民至少可以分化为三类。第一类是已经进城安居的，第二类是正在进城中的，第三类是留在农村中的。农民高度分化后，由于利益上的不统一，他们很难达成公共事务上的合作。这给基层治理带来难度，社会的正式机制比非正式机制更重要，基于血缘关系和家庭群体的相关性大大降低，赋予了农民的社会角色新的内容。农村是农民的生活共同体，农村不仅是农民生活的场所，也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农民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共同参与增进农村公共利益，实现自身利益。因此，农民是基层活动的组织者、操作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从当前现状来看，与理想的乡村治理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要靠基层组织。农民缺乏对基层组织的心理认同，被动的参与比较多，主动参与的比较少。当农民有利益和服务方面的需求，他们更加愿意求助于既有的关系网络，而不是通过基层组织的渠道来实现。农民的角色不清和角色认同度低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农村发展。
（二）政府角色的越位
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因此政府的理念直接决定着农村基层治理的方向。从治理角度看，政府是外在于基层组织的，是农村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外部条件，是农村不可缺少的主体。作为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的政府僅仅承担一些非他承担不可的公共事务，例如计划生育、基础设施、公共教育等。政府不是农村治理的中心角色，其与农村的利益主体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是协调和支持，而不是命令、主导。在实际的农村治理中，由于制度使然，政府不愿改变原来和基层组织之间的“上下级”的支配关系，越位现象严重。政府往往从维护稳定角度出发，控制掌握着农村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不仅农村自治章程由政府制定，政府还掌握着农村的各项工作进行考核奖惩权，使得基层组织对政府产生制度依赖。这样政府就可以轻易将本应由自己来完成的各项事务转移到基层组织，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初衷，不利于农村的治理和发展。
（三）基层组织的缺失
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参与乡村事务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组织独立性差，大部分基层组织都是从政府系统中剥离出来，行政色彩浓厚;二是经费不足，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和收费是基层组织的主要来源，由于基层组织资金管理不够透明和公开，加上缺乏必要的监督，群众对基层组织信任度较低，社会捐赠减少，缺乏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的经费;三是专业化程度低，基层组织的工作多是由爱心的志愿人士担任，使得基层组织专业程度低，难以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培育和发展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其基层组织的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亟待克服的难题。
四、结语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不高，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乡村治理需要破解的难题还不少。农村酒席是乡土生活中重要的一环，各种变了味的酒席如雨后春笋般的束缚着人们的正常生活，整治不良风气不得不提上农村基层管理的日程。要充分发挥当地村民的自觉意识，在保留人们情感上普遍认同的酒席的同时，首先，提升治理制度化水平，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其次，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基层组织可以有效地填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留下巨大空间，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社区治理中，政府应当将农村治理的权利交还给农民自己的手中，将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真正赋予农村居民，使农民切实地体验到自己是农村的主人。
参考文献
[1]冯俊锋.乡村振兴与中国乡村治理[M].西南财大出版社，2018.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余月正.浅析农村酒席泛滥之现象[D].社会科学，2019，3.
[4]金晓彤，陈艺妮.我国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的动机分析[J].消费经济.2018（5）：16.
[5]强舸.制度环境与治理需要如何塑造中国官场的酒文化[J].社会学研究.2019.4：170-192
[6]赵婧.高平市酒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地域文化，2019，8.
[7]牟晓明.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突破[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5，（1）.
关键词：社会互动;酒席文化;基层治理
一、现象与问题
W村的酒席文化1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本文选取W村作为研究对象2的原因，其一，村子有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位置优势，交通便利，人气旺盛;其二，村民收入水平相对稳定。农村办酒席本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是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产物。人们通过办酒席来共同庆祝，相互交流，拉近感情。从古至今，村民办酒席主要是红白喜事等，针对一些特殊的事件才办酒席。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办酒席的现象开始流行起来，酒席名目种类繁多，除了必要事项之外，还有满月酒、乔迁酒、入伍宴、升学宴等。与之相对应的是礼金的负担越来越重。在20世纪90年代末，W村礼金以三五十元居多，近年来礼金数额一路飙高到普通亲朋少则几百，近亲朋友甚至上千的境况。酒席的规模也逐渐从十几桌变成几十桌甚至上百桌，从家常菜到大鱼大肉，从普通酒水到名牌白酒。21世纪初，江西省发布了“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通知”，严格规定了农村操办相关事宜的原则与要求，但当地乱办酒席的现象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农村酒席本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维持其人际关系的一种形式，是既存社会结构的影响。正是酒席中的礼金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支配着人们“你来我往”与“礼来礼往”，形成了独特中国文化长久发展的产物。
酒席上的“礼尚往来”“你来我往”既是一种社会群体互动的关系，也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特定的环境下，人们通过这种心理、行为上的相互影响，互相帮助，增近友谊，维持关系。过去，这种关系在家中有事“亲朋邻里”来帮忙的氛围里保持平衡，达到和谐共处。在近几年的酒席文化中，“你来我往”更重视的是物质互动即随礼，反而精神关系不那么被看重。以至于造成“当面道贺背后骂”的尴尬场景，“礼尚往来”的失衡导致兄妹成仇，表亲变路人。其实，本来能维持平衡的酒席互动关系在持续攀高的礼金中被打破，导致多年没办酒的村民送出去的礼金越来越多，却收不回来。因此，村民找各种名目大办酒席，是为了把送出去的钱收回来，维持这个社会互动中的物质平衡。而参与这种找理由来办的酒席的村民则是为了维持这个动态过程中的精神平衡，维持稳定这层关系，况且“收了人家的人情始终要还”。就是这样为了维持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村民们不得不选择大办酒席在精神与物质的资源互动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二、农村办酒席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W村的酒席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出现了脱节，农村酒席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村是呈“差序格局”的结构，即每个家庭以自己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农村吃酒随礼也与乡村结构类似，呈现出“差序格局”，以自家为中心，以亲疏关系画圈，愈亲则送得愈多，愈不亲则送得愈少。以此来说，农村酒席的来往除了亲人还有熟人。
案例一：有一家兄妹二人，均已各自成家，妹妹住在隔壁J村。妹妹家建新房子办酒，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哥哥家贷款3萬元全部送给妹妹家。因哥哥家也在建房子，也将贺新房，也期望妹妹为其撑脸面。因妹妹家将所收礼钱全部用于偿还建房子所用的欠款，无力拿出3万元的礼钱，也未去贷款，最后就送了8千元去，二万二的差价导致兄妹吵架最终闹得不相往来。家家户户都操办酒席，看起来是互有来往，但彼此的关系却未必因此变得更加密切。
“宁荒一年田，不丢人情场”，刘玉兰，系N市L镇W村的村民，在当地承包了一个鱼塘养鱼，会有人专门来收鱼，其中一部分会被酒店收走，另一部分则转向市场。她说：“经常村里有人办酒都会来这买鱼，要的多了，乡里乡亲的能少都会少。”一年算下来，刘女士一家的收入较为可观。但是，也挡不住村里的各种酒席，平时，各种各样的酒席也不少，盖房子的办个新房酒，孩子去部队当兵的办个参军酒，考上专科的也要办个“升学”宴，刘女士表示：“邀请了就得去，去了就得随礼，就算人不去礼也要到。”从这个过程来看，酒席文化的氛围越来越淡。虽然人们依然会在饭桌上吃席，但是除了送礼和吃席以外，大家的参与程度不大如从前。从前，谁家请酒都会提前通知村里人，亲戚朋友、邻里乡亲总会不约而同来帮忙，每个人都当成自己家的事情一样3。然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在形式上送完礼金吃席后就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案例二：有两家是堂表关系，堂表哥家先前办孩子升学酒，堂表弟送去了800元礼钱。后堂表弟家办酒，堂表哥未翻看礼金簿就直接送去500元，觉着已经可以了。事后，堂表弟翻看礼金簿便在遇到堂表哥时“问罪”，结果以吵架收场，险些打架，多亏被在场旁人劝下。最后堂表哥再掏出300元补与堂表弟便忿忿离场。除了人情账恶性循环以外，办酒席也是一次低成本的家庭融资手段。村里大多数村民选择孩子升学、新房落成、四十岁生日时办酒席。孩子升学必须支付不少的学费、新房建成也必将花费大量的积蓄、四十岁正是一个年轻家庭创业转型急需资金的时候，选择此时操办酒席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办酒席不仅仅是村里人的人情往来，更重要的是它自古至今就是代代相传的农村人在进行利益算计与索求回报的约定俗成和行为选择。它运行于中国传统的由血缘、乡缘、学缘、业缘构成类似涟漪一样逐步扩大的人情网之中，成为以利益分配为核心的特殊交往方式。
“一年送出去这么多，不收回来就亏了”，堂表弟说道。人们为了“收回送出去的钱”小酒席大办，没酒席找酒席办。在农村酒席中，以一场酒席10万元的随礼来看，有近3万元的成本和7万元的实际收益。假设因家庭需要从银行贷一笔10万元5年内还请的贷款，其实际收益=10w-（4.75×1000×5）w=7.625w，与通过办酒席获得的实际收益相差不大。于是，大家经过理性的思考，得出办一场酒席的变动成本大于机会成本4，最终，大家还是不得不选择操办酒席以获取短期资金。 三、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
社会互动关系实质是角色关系，角色是人们行动的规范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特定人和群体的行为期待，是社会群体或组织良性运行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治理主体间角色问题突出，难以互动，农村治理面临困境。
（一）农民的角色不清
城市化的加快，发达的乡村市场，将传统的民间互助合作习俗替代掉。当前，农民至少可以分化为三类。第一类是已经进城安居的，第二类是正在进城中的，第三类是留在农村中的。农民高度分化后，由于利益上的不统一，他们很难达成公共事务上的合作。这给基层治理带来难度，社会的正式机制比非正式机制更重要，基于血缘关系和家庭群体的相关性大大降低，赋予了农民的社会角色新的内容。农村是农民的生活共同体，农村不仅是农民生活的场所，也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农民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共同参与增进农村公共利益，实现自身利益。因此，农民是基层活动的组织者、操作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从当前现状来看，与理想的乡村治理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要靠基层组织。农民缺乏对基层组织的心理认同，被动的参与比较多，主动参与的比较少。当农民有利益和服务方面的需求，他们更加愿意求助于既有的关系网络，而不是通过基层组织的渠道来实现。农民的角色不清和角色认同度低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农村发展。
（二）政府角色的越位
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因此政府的理念直接决定着农村基层治理的方向。从治理角度看，政府是外在于基层组织的，是农村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外部条件，是农村不可缺少的主体。作为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的政府僅仅承担一些非他承担不可的公共事务，例如计划生育、基础设施、公共教育等。政府不是农村治理的中心角色，其与农村的利益主体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是协调和支持，而不是命令、主导。在实际的农村治理中，由于制度使然，政府不愿改变原来和基层组织之间的“上下级”的支配关系，越位现象严重。政府往往从维护稳定角度出发，控制掌握着农村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不仅农村自治章程由政府制定，政府还掌握着农村的各项工作进行考核奖惩权，使得基层组织对政府产生制度依赖。这样政府就可以轻易将本应由自己来完成的各项事务转移到基层组织，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初衷，不利于农村的治理和发展。
（三）基层组织的缺失
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参与乡村事务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组织独立性差，大部分基层组织都是从政府系统中剥离出来，行政色彩浓厚;二是经费不足，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和收费是基层组织的主要来源，由于基层组织资金管理不够透明和公开，加上缺乏必要的监督，群众对基层组织信任度较低，社会捐赠减少，缺乏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的经费;三是专业化程度低，基层组织的工作多是由爱心的志愿人士担任，使得基层组织专业程度低，难以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培育和发展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其基层组织的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亟待克服的难题。
四、结语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不高，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乡村治理需要破解的难题还不少。农村酒席是乡土生活中重要的一环，各种变了味的酒席如雨后春笋般的束缚着人们的正常生活，整治不良风气不得不提上农村基层管理的日程。要充分发挥当地村民的自觉意识，在保留人们情感上普遍认同的酒席的同时，首先，提升治理制度化水平，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其次，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基层组织可以有效地填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留下巨大空间，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社区治理中，政府应当将农村治理的权利交还给农民自己的手中，将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真正赋予农村居民，使农民切实地体验到自己是农村的主人。
参考文献
[1]冯俊锋.乡村振兴与中国乡村治理[M].西南财大出版社，2018.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余月正.浅析农村酒席泛滥之现象[D].社会科学，2019，3.
[4]金晓彤，陈艺妮.我国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的动机分析[J].消费经济.2018（5）：16.
[5]强舸.制度环境与治理需要如何塑造中国官场的酒文化[J].社会学研究.2019.4：170-192
[6]赵婧.高平市酒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地域文化，2019，8.
[7]牟晓明.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突破[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