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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的语文课上,最令学生们感到头疼的往往是文言文。那些古代人写的东西,选字生僻怪异、词性变化无常、句式颠倒反复,读之佶屈聱牙,让人忍不住想借用孔明先生的一句名言“不知所云”来感慨。我们的老祖宗脑子是不是有问题,竟然整天这么说话?
不一致的文与言
说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载体和工具,那么按理来说,文言文就应该是用来记录古人语言的工具了。但是古代人,尤其是没什么学问的普通平民,他们真是用这种拗口的方式说话吗?
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你能想象一个村妇对着自己的丈夫说:“肴馔酒浆、诸饮杂食皆备。饭否?”的景象吗?相信正常情况下,村妇说的都是“饭菜做好了,吃不吃?”事实上,即使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和王侯将相,也没有人会以文言文中遣词用句的方式来说话,不然,现在的古装剧也就没有必要拍了,要是影片里面的人物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得琢磨个十分钟才能明白个大概,那看电视剧也就变成找罪受了。
很明显,文言文与古代口语应当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并不符合现代人们对于记叙文字的认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文言文与口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歧呢?
古代的“纸”不给力
现在我们所说的文言文,是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而众所周知,纸张是汉代才出现的,所以先秦时期的文字,并不是以“纸”为载体的。那么,古人要把字写在什么东西上呢?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在出土的良渚文化(公元前33世纪—前22世纪)和龙山文化(公元前25世纪—前20世纪)遗迹中的陶器上,发现了一些简单的文字,这些文字被称为陶文,而陶器则是人工制作的最原始的文字载体;到了商周时期(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人们开始使用龟甲和兽骨来占卜吉凶,并将卜辞和与之有关的记事文字书写在其上,这些文字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与此同时,在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铭文,这些铭文大多记录了与祭祀、战争、契约有关的内容,青铜器是人工制作的第二种文字载体;及至春秋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玉片和石片来记事,山西省侯马晋城遗址就曾出土过大批玉石文书,其上记载着韩、赵、魏三国分晋前夕,晋国世卿赵鞅为战胜敌对势力,同时巩固国内局面,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时订阅的盟约;除此之外,战国时期的人们还在石碑、山体上刻字,称为石雕或石刻。
不过,无论是陶器、青铜器,还是龟甲兽骨和玉石上的文字,都还不能称之为书籍。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商代出现的,那是用竹、木制成的简策。一根竹片称为简,许多简编在一起称为策,直到印刷术发明之后,简策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另一种书籍形式称为帛书,由丝绸作为载体,兴起于春秋,也使用到了三国之后。
总结一下,在纸发明之前,古代人书写汉字的载体有陶器、青铜器、龟甲兽骨、玉石、山石、竹简、丝绸这几种。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些载体分成人工制造载体和自然加工载体两种,人工制造的如陶器、青铜器、丝绸,制作工艺复杂,造价高昂,数量稀少,书写面积有限。自然加工载体的如玉石、山石、竹简,前两者由于质地坚硬,只能用雕刻的方式在其上书写,极为不易,且书写面积同样受限;后者的材料倒是常见而廉价,但竹简本身非常窄小,一片竹简书写不了多少字,只能将许多竹简串在一起变成策,这样一来其体积和重量都大大地增加了,运输和收藏都很不方便。
在这样的条件下,古代人由于没有合适的“纸”作为载体,让自己尽情地挥毫泼墨,所以只好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尽量简化,减少用字的数量,这才形成了简略到让我们难懂的文言文,说起来这也实在是古人的无奈之举。比如青铜铭文,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也不过数百字,但其表达的内容,用语言来说,可能会是一番长篇大论。
文与言分道扬镳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文言文刚“出生”时那么惜字如金,实在是因为古代的“纸张”不怎么给力。但是汉朝之后,纸就问世并流传开来了,人们的语言也变得更加口语化和生动化,按理来说,文言文也应该随着纸张的问世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自唐宋以后,白话书面文开始萌芽,但是直至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难登大雅之堂,而文言文仍旧唯我独尊,牢牢占据通用书面语的交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方面,从汉武帝开始,封建统治者就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记载儒学思想的文言文,从此成了后世儒家学子奉为神明的经典,而文言文这种写作形式就随之流传并推广开来,慢慢演变成儒生们写作的范本和模板。另一方面,秦始皇“书同文”的决策使得全国各地都使用相同的文字,这对于文言文的推广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此一来,文言文就在华夏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文言文和口语间的差异,并没有像如今这样显著,倒不是因为古代的文言文浅显易懂,而是当时人们的口语风格比较接近文言文。但是,随着历史上几次人口迁移,再加上外来民族间的民族融合,使得口语不断向着简单、易懂、生活化的方向演变。口语演变的速度是很快的,可能在一两代人之间就有很大变化。但是与之相对,书面语则一直比较稳定,沿袭着过去的风格,并未随着口语一起发生太大的变化,甚至由于人们一直以来崇古、复古的思潮,文言文在某些时期,还有着“逆演化”的现象。
正是口语和书面语演化速度的不同,使得文与言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甚至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
大势所趋的白话文
在为文言文头疼的学生,肯定有人会埋怨:既然几千年大家都写文言文写惯了,何必要改成白话文呢?如果我们从小接触的就都是文言文,那现在也不用这样为它纠结了。这种想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文与言分离,并不仅仅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同时,它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虽然过去文言文一直是官方的通用写作方式,但是那也仅仅是针对读书认字的学子和官员贵胄而言。而普通百姓往往是根本不认字,也写不出、听不懂文言文内容的。
由于文言文与口语有着很大差异,使得人们在学习时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这不利于文化知识的推广和普及,也不利于人们认识了解世界。如果没有20世纪初的那场白话文运动,今天的中国人,怕是还有一大半文盲。白话文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开发民智”,将文与言一致化,这也是思想解放的基础。
可以说,中国发展到了今天,将文与言相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在我们还在学习文言文,一是学习古代的这种写作方式,以便未来有机会更好地了解古代的历史与文化,更重要的则是学习蕴含在文言文当中的古代人的睿智思想。不拘泥于文言文的形式,也不否定古人的智慧,这才是正确的学习之道吧。
不一致的文与言
说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载体和工具,那么按理来说,文言文就应该是用来记录古人语言的工具了。但是古代人,尤其是没什么学问的普通平民,他们真是用这种拗口的方式说话吗?
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你能想象一个村妇对着自己的丈夫说:“肴馔酒浆、诸饮杂食皆备。饭否?”的景象吗?相信正常情况下,村妇说的都是“饭菜做好了,吃不吃?”事实上,即使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和王侯将相,也没有人会以文言文中遣词用句的方式来说话,不然,现在的古装剧也就没有必要拍了,要是影片里面的人物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得琢磨个十分钟才能明白个大概,那看电视剧也就变成找罪受了。
很明显,文言文与古代口语应当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并不符合现代人们对于记叙文字的认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文言文与口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歧呢?
古代的“纸”不给力
现在我们所说的文言文,是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而众所周知,纸张是汉代才出现的,所以先秦时期的文字,并不是以“纸”为载体的。那么,古人要把字写在什么东西上呢?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在出土的良渚文化(公元前33世纪—前22世纪)和龙山文化(公元前25世纪—前20世纪)遗迹中的陶器上,发现了一些简单的文字,这些文字被称为陶文,而陶器则是人工制作的最原始的文字载体;到了商周时期(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人们开始使用龟甲和兽骨来占卜吉凶,并将卜辞和与之有关的记事文字书写在其上,这些文字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与此同时,在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铭文,这些铭文大多记录了与祭祀、战争、契约有关的内容,青铜器是人工制作的第二种文字载体;及至春秋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玉片和石片来记事,山西省侯马晋城遗址就曾出土过大批玉石文书,其上记载着韩、赵、魏三国分晋前夕,晋国世卿赵鞅为战胜敌对势力,同时巩固国内局面,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时订阅的盟约;除此之外,战国时期的人们还在石碑、山体上刻字,称为石雕或石刻。
不过,无论是陶器、青铜器,还是龟甲兽骨和玉石上的文字,都还不能称之为书籍。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商代出现的,那是用竹、木制成的简策。一根竹片称为简,许多简编在一起称为策,直到印刷术发明之后,简策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另一种书籍形式称为帛书,由丝绸作为载体,兴起于春秋,也使用到了三国之后。
总结一下,在纸发明之前,古代人书写汉字的载体有陶器、青铜器、龟甲兽骨、玉石、山石、竹简、丝绸这几种。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些载体分成人工制造载体和自然加工载体两种,人工制造的如陶器、青铜器、丝绸,制作工艺复杂,造价高昂,数量稀少,书写面积有限。自然加工载体的如玉石、山石、竹简,前两者由于质地坚硬,只能用雕刻的方式在其上书写,极为不易,且书写面积同样受限;后者的材料倒是常见而廉价,但竹简本身非常窄小,一片竹简书写不了多少字,只能将许多竹简串在一起变成策,这样一来其体积和重量都大大地增加了,运输和收藏都很不方便。
在这样的条件下,古代人由于没有合适的“纸”作为载体,让自己尽情地挥毫泼墨,所以只好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尽量简化,减少用字的数量,这才形成了简略到让我们难懂的文言文,说起来这也实在是古人的无奈之举。比如青铜铭文,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也不过数百字,但其表达的内容,用语言来说,可能会是一番长篇大论。
文与言分道扬镳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文言文刚“出生”时那么惜字如金,实在是因为古代的“纸张”不怎么给力。但是汉朝之后,纸就问世并流传开来了,人们的语言也变得更加口语化和生动化,按理来说,文言文也应该随着纸张的问世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自唐宋以后,白话书面文开始萌芽,但是直至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难登大雅之堂,而文言文仍旧唯我独尊,牢牢占据通用书面语的交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方面,从汉武帝开始,封建统治者就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记载儒学思想的文言文,从此成了后世儒家学子奉为神明的经典,而文言文这种写作形式就随之流传并推广开来,慢慢演变成儒生们写作的范本和模板。另一方面,秦始皇“书同文”的决策使得全国各地都使用相同的文字,这对于文言文的推广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此一来,文言文就在华夏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文言文和口语间的差异,并没有像如今这样显著,倒不是因为古代的文言文浅显易懂,而是当时人们的口语风格比较接近文言文。但是,随着历史上几次人口迁移,再加上外来民族间的民族融合,使得口语不断向着简单、易懂、生活化的方向演变。口语演变的速度是很快的,可能在一两代人之间就有很大变化。但是与之相对,书面语则一直比较稳定,沿袭着过去的风格,并未随着口语一起发生太大的变化,甚至由于人们一直以来崇古、复古的思潮,文言文在某些时期,还有着“逆演化”的现象。
正是口语和书面语演化速度的不同,使得文与言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甚至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
大势所趋的白话文
在为文言文头疼的学生,肯定有人会埋怨:既然几千年大家都写文言文写惯了,何必要改成白话文呢?如果我们从小接触的就都是文言文,那现在也不用这样为它纠结了。这种想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文与言分离,并不仅仅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同时,它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虽然过去文言文一直是官方的通用写作方式,但是那也仅仅是针对读书认字的学子和官员贵胄而言。而普通百姓往往是根本不认字,也写不出、听不懂文言文内容的。
由于文言文与口语有着很大差异,使得人们在学习时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这不利于文化知识的推广和普及,也不利于人们认识了解世界。如果没有20世纪初的那场白话文运动,今天的中国人,怕是还有一大半文盲。白话文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开发民智”,将文与言一致化,这也是思想解放的基础。
可以说,中国发展到了今天,将文与言相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在我们还在学习文言文,一是学习古代的这种写作方式,以便未来有机会更好地了解古代的历史与文化,更重要的则是学习蕴含在文言文当中的古代人的睿智思想。不拘泥于文言文的形式,也不否定古人的智慧,这才是正确的学习之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