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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这个开辟新纪元的历史性时刻,毛泽东不仅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建设做了一番精彩的畅想,还对未来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大胆的预言。他宣告:“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这激动人心的宣言,代表了百年来科技文化落后、受尽歧视屈辱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伟蓝图。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使中国跻身世界文明国家之列。然而到近代,我们的文化衰落了。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近代中国变成了文化上愚昧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亿多人口,其中8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各类知识分子只有区区200万人。大部分知识分子是爱国和革命的,但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的东西,并把它带到新社会来。在国内百废待兴、国外有帝国主义渗透和颠覆的大环境下,文化领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原则,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这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总方针。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贺电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在1950年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1951年 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京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5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至此,戏曲界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此后,以毛泽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为指导,对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进行整理改革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大批传统剧目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许多濒临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
1956年春天,昆曲《十五贯》在北京上演。这部戏在北京待了46天,演了46场,有7万多人观看。 1956年4月17日,毛泽东第一次观赏了这部戏。这出戏演完了以后,毛泽东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鼓掌。第二天就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第一,这出戏改编得很好,演出也很好;第二,全国所有的剧种、剧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演这部戏;第三,对这出戏的改编,对这个剧团要给予奖励。过了没几天,在4月25日,毛泽东又看了一次《十五贯》。两天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特意提到这部戏。5月18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叫《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一出戏”指的就是《十五贯》。对昆剧演员们来说,这个标题是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
1956年2月,中宣部的一份报告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报告中说,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表达了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并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看到报告,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说明:“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一直坚持学术问题可以争论的态度。早在1953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就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发生争论,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讲了4个字:“百家争鸣”。1956年2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些学科中存在的不正常的争论现象,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要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特别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这个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这激动人心的宣言,代表了百年来科技文化落后、受尽歧视屈辱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伟蓝图。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使中国跻身世界文明国家之列。然而到近代,我们的文化衰落了。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近代中国变成了文化上愚昧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亿多人口,其中8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各类知识分子只有区区200万人。大部分知识分子是爱国和革命的,但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的东西,并把它带到新社会来。在国内百废待兴、国外有帝国主义渗透和颠覆的大环境下,文化领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原则,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这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总方针。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贺电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在1950年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1951年 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京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5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至此,戏曲界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此后,以毛泽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为指导,对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进行整理改革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大批传统剧目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许多濒临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
1956年春天,昆曲《十五贯》在北京上演。这部戏在北京待了46天,演了46场,有7万多人观看。 1956年4月17日,毛泽东第一次观赏了这部戏。这出戏演完了以后,毛泽东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鼓掌。第二天就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第一,这出戏改编得很好,演出也很好;第二,全国所有的剧种、剧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演这部戏;第三,对这出戏的改编,对这个剧团要给予奖励。过了没几天,在4月25日,毛泽东又看了一次《十五贯》。两天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特意提到这部戏。5月18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叫《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一出戏”指的就是《十五贯》。对昆剧演员们来说,这个标题是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
1956年2月,中宣部的一份报告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报告中说,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表达了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并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看到报告,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说明:“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一直坚持学术问题可以争论的态度。早在1953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就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发生争论,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讲了4个字:“百家争鸣”。1956年2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些学科中存在的不正常的争论现象,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要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特别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这个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