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9月17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卫兴华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卫兴华出生于1925年，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
　　在1984年的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名单中，卫兴华获得了论文奖。
　　孙冶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苏联式计划经济体系进行反思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经济改革的前驱人物。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下称孙冶方奖）是我国经济学界公认的最具权威地位、也是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奖项。
　　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经济学学术研究是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一系列实际问题的关注与回应，有助于对现实问题思考的深入化。同时，在一些特殊时刻，学术研究和讨论也会对经济建设实践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
　　事实上，我国经济改革的很多推动者、经济部门的管理者本身就有很深的经济学领域的学术造诣，而且善于学习，善于听取来自市场主体的声音。这些因素无疑让中国的经济建设、经济改革少走了不少弯路。

通胀和稳定

　　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都是头等大事。因此，治理通胀无疑是政府经济工作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告别票证，也意味着中国人数千年来彻底和物质匮乏挥手作别。

　　在我国的经济学术界，通胀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在孙冶方奖的历届获奖名单之中，“通胀”相关著作和论文出现频率非常高。经济学家从货币生成机制、流通过程等方面对通胀进行了深入分析，也对治理通胀以及金融改革的实际工作产生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回溯到20世纪中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彻底溃败，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治理通胀方面的无能。实际上，夸张的货币超发反倒成了国民党政府筹措内战军费，以及高层权贵掠夺国统区人民群众进而中饱私囊的手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恶性通胀得到了根治。解决的办法是充分利用政府“有形的手”，干预市场，但也顺应市场规律—供需关系：一是增加供应，二是减少需求。中央政府利用强大的经济动员能力，从全国各地往大城市调运大米、布匹等主要大宗商品，很快就稳定市场供应。另外，则是在需求端进行严格控制，即减少需求。
　　当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深谙金融管理之道，很快就抓住了“牛鼻子”，通过严控借贷，把货币留在银行内，让现金沉淀为存款，从而控制银行的货币创造行为。当时没有电子转账，减少市面流动的现金即意味着控制了购买力，控制住了“货币老虎”的杀伤力。
　　实际上，控制通胀也只有增加供应和减少需求两个办法，在世界所有国家，控制通胀都离不开这个逻辑。但必须一提的是，控制需求这一策略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后来我国票证制度得以全国推行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1955年，国家发行了第一套全国粮票。之后，油票、布票、肉票、肥皂票和火柴票等相继面世。此外，各级政府、国企也会进行“自主创新”，发行自己的票证，对市民和职工的生活品进行计划供应。
　　当时实施票证制度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质供应不足是一个客观事实。二是也有控制消费，增加投资的政策目的。国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将资源主要投向重工业，而直接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则投资相对缺乏。此外，一些特殊的原因也导致了农产品的供应不足。
　　至1993年，票证才彻底从市场上退出，中国人经历票证时代整整39年。告别票证，也意味着中国人数千年来彻底和物质匮乏挥手作别。

需求与价格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首版时间是1936年。在过去，古典主义经济学侧重于供给端的分析，认为消费者和企业等市场主体通过自身的理性行为，可以让市场自动达到均衡。但古典经济学也承认，要达到均衡的时间会很长。但这个时间跨度到底有多长，他们也没有答案。
　　于是，凯恩斯横空出世。他那句话“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的名言，即是针对古典经济学在应对经济衰退时的无所作为所发。凯恩斯认为，市场主体的理性是有限的，依靠“无形的手”无法达到均衡，“长期”太长了，在市场自动达到均衡之前，经济衰退早已摧毁一个国家。所以，“有形的手”必须对经济加以干涉，而政府调控应从需求端着手，要用财政和货币来刺激经济。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全球经济实情来看，凯恩斯的观点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之后，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信用紧缩，消费者不愿意消费，企业不愿意生产，经济进入一种不断收缩的恶性循环。此时，在罗斯福领导下，果断用公共工程和军需来刺激经济的美国人迅速止住了衰退的步伐。
　　之后，经过其他经济学家的拓展，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宏观经济学正式崛起。此前的微观经济学以研究微观主体即“无形的手”，对市场放任自流，尊重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行为至高原则。而宏观经济学则将经济研究拓展到了政府和国家，以及货币、财政政策运用等“有形的手”的层面。
　　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比如消费者和企业，由于私有产权的硬性约束，政府难以进行过多干预，但财政政策本身即是政府职能，而货币政策也会因国情差异而部分或完全受到政府的影响。因此，始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天生便具有一种职能：它更容易为政府的行为寻找理论支撑或者进行一种合理性的论证。这种本质特征也直接影响了宏观经济学在各国的运用与实践。 　　不容否认，凯恩斯基于需求端的探讨改变了人类对经濟运行的思维方式，它的运用也的确拯救了很多经济体的危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也真正让经济学家们开始有机会在各自的国家“登堂入室”。

中国经济学家大规模参与实际经济问题讨论和探索，是从价格闯关开始的。

　　中国经济学家大规模参与实际经济问题讨论和探索，是从价格闯关开始的。所谓价格闯关，本质上就是一个始于需求端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需求通过票证等管控措施被严格控制，但管控的代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企业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它们的供给积极性并不高，不但产品质量堪忧，而且供应也不足。于是，整个社会容易一直在短缺之中徘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很低。于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我国推出了价格双轨制改革，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双轨制的一条“轨道”是国家计划的轨道，即企业必须要有一部分产品进入国家的统购统销系统，其价格被严格控制。另一条“轨道”则是市场轨道，即允许企业一部分产品自由进入市场销售，价格由市场决定。所谓的双轨制不但包括商品领域，也包括汇率等领域。
　　当年，双轨制也被看作是经济改革的成效之一，因为它达到了一种平衡，既确保国家对重要资源的控制，也刺激了部分行业的发展。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因为对双轨制的学术论证和理论拓展得到了高层的关注。更有趣的是，好几位经济学家之后都一直声称是自己最先提出了双轨制。但到底是谁？一直都没有“官方认证”。显然，这种趣事无疑是窥测中国经济学家生存状态的一个截面。

理论与实践

　　双轨制是一种改革的渐进式方法论，它的问题也是明显的。“计划轨道”的价格往往很低，而“市场轨道”肯定会过高，所以出现了严重的套利现象。生产资料、商品和外汇的黑市交易开始猖獗，而且套利行为还与特权和腐败密切联系。所以，更加彻底的改革势在必行。
　　最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后期，双轨制终于因票证制度彻底取消、汇率并轨以及银行和国企的大改革而终结。这一轮改革让中国人彻底走出了物质短缺的千年命运。
　　改革既关注需求侧，也关注供给侧。
　　以银行体系的改革为例，它既属于需求侧也属于供给侧。在需求侧，通过颁布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规，禁止银行体系直接对政府进行财政透支，比如央行不可直接购买国债，商业银行不可直接对地方政府发放贷款。通过银行体系和货币纪律的重塑，达到了严控通货膨胀的目的，这是控制需求。

　　改革也是供给侧的，因为它让资金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开始变得更加市场化。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革以及上市，更富于市场导向，也成为了相对自负盈亏的主体，必然更加积极地对实体经济进行融资。
　　国企改革也兼具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属性。国企向银行的过度融资曾是国内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极大地减轻了国有银行的“融资任务”，从根本上刹住了货币创造的超级火车。同时，国企逐渐收缩到产业链上游，成为了基础生产要素诸如能源电力的供应者，其效率提高自然惠及整个经济的产出。
　　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改革时期，经济学界的研究者更多是充当学术参谋的角色，而在90年代的财金大改革时期，则呈现出另外一种特征，很多参与改革的官员本身就是出色的经济专家或者说“学者型官员”。比如，李剑阁、周小川等人都曾在90年代中期获得过孙冶方奖。

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改革时期，经济学界的研究者更多是充当学术参谋的角色，而在90年代的财金大改革时期，则呈现出另外一种特征，很多参与改革的官员本身就是出色的经济专家或者说“学者型官员”。

　　李剑阁曾任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秘书，还担任过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监会常务副主席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周小川也是当时的改革“少壮派”官员，他后来先后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6年的第七届孙冶方奖名单中，由李剑阁执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继续推进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度化》获得论文奖。周小川、王林等执笔的“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选择与经济分析”课题组《社会保障：经济分析与体制建议》也同届获奖。此前，周小川执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也获得1994年第六届孙冶方奖。
　　可以看出，这些获奖论文全都与当时的改革议题一一对应，实际上，很多论文直接是改革的“方法论”。孙冶方奖这种与现实议题密切相关的风格几乎是一以贯之。2012年的第十五届孙冶方奖获奖名单中，时任中投公司董事长、后来任财政部长的楼继伟《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一文获论文奖。楼继伟和李剑阁、周小川一样，也曾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金大改革的直接参与者。
　　2015年的十六届孙冶方奖中，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论文奖。彼时，正值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而国内经济增速降低，并进入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期，该论文获奖可以说正得其时。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奖不断回应和关注现实改革的风格，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写照。某种意义上讲，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经世济民的传统理念一脉相承。学术和实践相得益彰，而经济建设者和管理者具备深厚的学养，这无疑是经济建设与改革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