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毫无疑问，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法规的导向密切相关。2007年3月，历经5年8次审议的《物权法》以高票通过，并已经于当年10月1日起实施。对于势头正旺的艺术品市场而言，《物权法》是继2002年颁布的新《文物法》之后又一部重要法律，其影响不可小觑。
一、艺术品市场的制度基础，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经济和法律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是参与市场活动的一切市场主体，在权利、义务、责任、规则等方面，处于平等地位。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正是国家“放权让利”，逐渐打破原有“一体化”模式的过程。
包括《物权法》在内的民法一直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视，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征求意见稿，12月，《物权法》作为其中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被首次提请审议。之后，《物权法》经过2004年10月至2007年3月共7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终获通过。
《物权法》的颁布表明，中国改革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后已经进入所有制核心层面，它在财产所有权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关键词时，廓清了改革的新目标。《物权法》确认物权的归属，拓展财产的利用方式，明确物权的保护规则，为人们行使财产权利提供了行为准则，其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继2004年“新宪法”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规定，使私有财产权上升为宪法赋予的权利之后，《物权法》以“三分法”分别确认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规范了市场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适应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要求，是对改革开放近30年成果的确认和总结。从国家包办一切，而无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概念，到《物权法》庄严确认私人财产权，完善了财产法律制度，有利于鼓励人民爱护财产、创造财富，实现民富国强。
其二，《物权法》以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为原则，让国家、集体财产走下了“神坛”，将私人财产保护提升到与国家、集体财产保护的平等地位。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原则，具有划时代意义。《物权法》对一般民众财产权利的保护建立了一系列强化措施，贯彻了中央提出的保护民权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现了尽力限制公共权力、扩大民权、保障人民基本财产权利的精神，对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三，为发挥“定分止争、物尽其用”功能，《物权法》规定了“公示原则”、“所有权移转规则”、“善意取得制度”等，为市场的公平交易确立了法律依据，对于化解物权纠纷、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等意义重大。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最根本问题，是参与艺术品交易的供给方、买受方、中介方权利的界定。《物权法》虽然不是专门为艺术品市场制定，但它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化和完善，为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又一道法律依据。
二、民间收藏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认可和保护
文物艺术品市场能够繁荣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文物艺术品持有者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得到充分确认。中国新时期的艺术品市场，正是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中，在不断出台的新型文物和市场法规保障下，日益发展起来的。2002年修订的((文物法))根据我国民间文物收藏的现实情况及发展趋势，对民间文物收藏地位作了初步认可。新《文物法》规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从文物商店或者拍卖企业购买、个人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等途径收藏文物。
不过，颁布和实施新《文物法》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文物保护，并非为民间收藏者提供法律保障，加之与其配套的法规相对滞后，导致收藏实践中，民间文物收藏地位仍然多有歧义。例如，因为新《文物法》以“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衡量标准，确立公民个人拥有和流通文物的合法性，所以一般可据其认为，公民合法拥有的非国有、非珍贵文物(珍贵文物指国家一、二级文物和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的三级文物)都有权交换或买卖。但是，国家文物局、国家工商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于1992年5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通知》，却不论价值高低，均以1911年和1949年为界，划定文物是否可以流通、是否需要监管；广东、上海等地的类似地方性法规也仍在适用。此类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文物法》存在的抵触，可能使执法人员在检查和处罚民间文物经营行为时，将大量不具文物价值的“旧货”禁止交易，扩大了文物保护范围。在其束缚和困扰下，经营者和收藏者必然缺乏安全感，可能致使许多不准入市自由交易的文物继续流向海外。再如，新《文物法》规定地下出土文物所有权属国家所有，禁止公民个人拥有和买卖。但事实上，出土文物辗转进入民间流通和收藏领域后，很难分清属于传世还是出土。如果对善意取得者一味打击，显然不利于出土文物的保护和个人捐献，甚至可能导致其大量走私外流。
新颁布的《物权法》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强调了对公私财产权利不分政治地位的平等保护，改变了私有财产在道德上受指责、法律上被贬低的地位，也避免了地方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对私人合法利益的侵害。《物权法》第5条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要求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而不能由政府的行政规章创设，避免了私人基本财产权利被施加不合理限制。这在为行政机关处理收藏品的物权纷争提供了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对其在执法时全面保护私人权利提出了更高规范，特别是在追赃、扣押、查封等过程中，要求必须严格依法进行。
《物权法》第64至66条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国家依法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物权法》对公私财产基本范围的离析，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将增强收藏者的投资动力和信心。由此，文物艺术品购藏者在藏品遭遇所有权和处置权争议时，将拥有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并且，“产权激励”机制可能使国内的“私博”业得到进一步推进。因为，虽然新《文物法》突破了只保护全民所有制收藏单位馆藏文物的局限，把文物收藏单位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但是由于过去法律的约束， 私人博物馆从民间古玩市场的收购还没有完全解除“倒卖文物”嫌疑，致使国内“私博”为数不多，规模极小，与西方的博物馆业通常的4：6公私比例相距甚远。国内私人博物馆可能因为《物权法》的促动，顺应世界博物馆业的民营化趋势，地位日益显著。
此外，为了防止以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征收权力现象的发生，《物权法》对征收、征用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条件和程序作了严格的界定，并对补偿原则和补偿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虽然《物权法》还没有具体涉及动产的征收补偿，但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国家征收征用私有财产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意义深远。如果未来相关的单行法律能够据其修订，购藏者善意取得的出土文物被国家征收时，将有望得到充分补偿。
三、艺术品市场的操作，将进一步开放和规范
民间收藏文物能否在私人之间依法流通，一直在中国立法界争议很大。改革开放前，各地文物公司和文物商店的买卖是唯一合法的、主流性的商业行为。因为国家禁止其他市场流通途径，独家经营的文物公司和文物商店处于民间文物收售的黄金时代。直至1982年颁布的《文物法》，在私人买卖文物方面仍有严格的禁止性规定。改革开放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后，民间文物收藏活动趋热，民间文物交易焕发生机，全国各地出现多处艺术品旧货市场。但由于原《文物法》的禁止，所有的民间文物流通渠道只能处于“地下”状态。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文物交易市场才得以初步放开。因为文物艺术品交易的市场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而原有法规已经难以规范收藏市场现实，不仅使仿制品公开出售扰乱市场，也使一些国家严禁出售的珍贵文物涌向“黑市”，流失海外，所以新《文物法》规定，公民个人合法持有的文物可以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对文物行政管理一直奉行“统一经营”的实质性突破，承认了已经存在多年的文物拍卖企业和拍卖行为的合法性，也对文物价格确定的市场化给予了认可。新《文物法》的出台，表明了国家对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开放态度，不仅为“实力派藏家”建构了更好的购藏平台，使长期处于“地下”的私人文物市场走到“地上”，也为打击文物“黑市”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伴随其他法规政策的不断实施，传统的行业垄断和独家专营模式，已被目前多方参与的经营体制取代。文物艺术品经营来源和领域的不断扩展，以及价格和流通的解禁，使文物的高价值、低价位局面大大改观，不仅结束了文物只卖给外国人的历史，还使境外回流文物在拍卖市场上逐年增加。开放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对促进文物依法流通、满足公众鉴藏需要、繁荣文化市场发挥了良好作用。由此，民间的文物收藏和保护意识极大提升，文物艺术品受到普遍重视，收藏队伍规模空前。越来越多各界高端人士的大量资金注入，使文物艺术品市场成为多方参与、多种资金支撑的行业。
不过，由于某些现行文物市场法规还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与物权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市场交易中依然存在某些混乱现象。例如，虽然当前多数购藏者都在古玩市场，而不是在文物商店或拍卖市场交易，而且个人古玩经营对文物市场推动力巨大，但新《文物法》对这一事实仍然采取不承认态度和回避政策，致使其规范文物市场经营目的难以实现。再如，因为新《文物法》对民间收藏的内容仍不够具体和充实，使民间文物收藏者顾虑重重，担心基层管理者干涉正常的文物交易活动，所以，许多民间文物收藏和交易依旧在隐蔽之中。
幸运的是，《物权法》“确定物的所属”目的是“发挥物的效用”，意在促进资源的有效使用，增进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民间私人收藏所有权认定和保护的结果，将促使艺术品市场更趋开放，也使艺术品市场将成为收藏利益最大化的合法且有效的途径。在此情势下，因为单纯依靠《文物法》已经不能解决文物市场的所有问题，所以未来可能出台“文物市场法”，用以承认古玩市场和个人古玩经销商的存在，并将其纳入文物行政管理的范围。
此外，《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将在艺术品市场发挥化解纠纷作用。《物权法》第2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的变动生效要件，使物权的设立和移转公开透明，便于第三人了解有关物权的信息，从而保护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原则：“如果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第107条还对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追回遗失物作出规定：“如果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善意取得制度”在真权利人与善意受让人发生利益冲突时，保护后者，将使市场交易更加公平、安全、有序，以避免购买行为中人人自危，会对艺术品市场的稳定和谐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以上只是对《物权法》的意义作初步解读，《物权法》对于艺术品市场也并非万能。因为作为一般性法律，它涉及的许多制度难以细致入微，并且，与其他的一般法和特别法存在的冲突之处，也需要逐渐磨合衔接。但是，《物权法》所体现的基本精神，给当前火爆的艺术品市场添加了助燃剂，开拓了广阔未来。
一、艺术品市场的制度基础，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经济和法律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是参与市场活动的一切市场主体，在权利、义务、责任、规则等方面，处于平等地位。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正是国家“放权让利”，逐渐打破原有“一体化”模式的过程。
包括《物权法》在内的民法一直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视，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征求意见稿，12月，《物权法》作为其中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被首次提请审议。之后，《物权法》经过2004年10月至2007年3月共7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终获通过。
《物权法》的颁布表明，中国改革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后已经进入所有制核心层面，它在财产所有权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关键词时，廓清了改革的新目标。《物权法》确认物权的归属，拓展财产的利用方式，明确物权的保护规则，为人们行使财产权利提供了行为准则，其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继2004年“新宪法”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规定，使私有财产权上升为宪法赋予的权利之后，《物权法》以“三分法”分别确认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规范了市场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适应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要求，是对改革开放近30年成果的确认和总结。从国家包办一切，而无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概念，到《物权法》庄严确认私人财产权，完善了财产法律制度，有利于鼓励人民爱护财产、创造财富，实现民富国强。
其二，《物权法》以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为原则，让国家、集体财产走下了“神坛”，将私人财产保护提升到与国家、集体财产保护的平等地位。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原则，具有划时代意义。《物权法》对一般民众财产权利的保护建立了一系列强化措施，贯彻了中央提出的保护民权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现了尽力限制公共权力、扩大民权、保障人民基本财产权利的精神，对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三，为发挥“定分止争、物尽其用”功能，《物权法》规定了“公示原则”、“所有权移转规则”、“善意取得制度”等，为市场的公平交易确立了法律依据，对于化解物权纠纷、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等意义重大。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最根本问题，是参与艺术品交易的供给方、买受方、中介方权利的界定。《物权法》虽然不是专门为艺术品市场制定，但它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化和完善，为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又一道法律依据。
二、民间收藏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认可和保护
文物艺术品市场能够繁荣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文物艺术品持有者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得到充分确认。中国新时期的艺术品市场，正是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中，在不断出台的新型文物和市场法规保障下，日益发展起来的。2002年修订的((文物法))根据我国民间文物收藏的现实情况及发展趋势，对民间文物收藏地位作了初步认可。新《文物法》规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从文物商店或者拍卖企业购买、个人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等途径收藏文物。
不过，颁布和实施新《文物法》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文物保护，并非为民间收藏者提供法律保障，加之与其配套的法规相对滞后，导致收藏实践中，民间文物收藏地位仍然多有歧义。例如，因为新《文物法》以“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衡量标准，确立公民个人拥有和流通文物的合法性，所以一般可据其认为，公民合法拥有的非国有、非珍贵文物(珍贵文物指国家一、二级文物和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的三级文物)都有权交换或买卖。但是，国家文物局、国家工商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于1992年5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通知》，却不论价值高低，均以1911年和1949年为界，划定文物是否可以流通、是否需要监管；广东、上海等地的类似地方性法规也仍在适用。此类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文物法》存在的抵触，可能使执法人员在检查和处罚民间文物经营行为时，将大量不具文物价值的“旧货”禁止交易，扩大了文物保护范围。在其束缚和困扰下，经营者和收藏者必然缺乏安全感，可能致使许多不准入市自由交易的文物继续流向海外。再如，新《文物法》规定地下出土文物所有权属国家所有，禁止公民个人拥有和买卖。但事实上，出土文物辗转进入民间流通和收藏领域后，很难分清属于传世还是出土。如果对善意取得者一味打击，显然不利于出土文物的保护和个人捐献，甚至可能导致其大量走私外流。
新颁布的《物权法》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强调了对公私财产权利不分政治地位的平等保护，改变了私有财产在道德上受指责、法律上被贬低的地位，也避免了地方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对私人合法利益的侵害。《物权法》第5条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要求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而不能由政府的行政规章创设，避免了私人基本财产权利被施加不合理限制。这在为行政机关处理收藏品的物权纷争提供了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对其在执法时全面保护私人权利提出了更高规范，特别是在追赃、扣押、查封等过程中，要求必须严格依法进行。
《物权法》第64至66条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国家依法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物权法》对公私财产基本范围的离析，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将增强收藏者的投资动力和信心。由此，文物艺术品购藏者在藏品遭遇所有权和处置权争议时，将拥有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并且，“产权激励”机制可能使国内的“私博”业得到进一步推进。因为，虽然新《文物法》突破了只保护全民所有制收藏单位馆藏文物的局限，把文物收藏单位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但是由于过去法律的约束， 私人博物馆从民间古玩市场的收购还没有完全解除“倒卖文物”嫌疑，致使国内“私博”为数不多，规模极小，与西方的博物馆业通常的4：6公私比例相距甚远。国内私人博物馆可能因为《物权法》的促动，顺应世界博物馆业的民营化趋势，地位日益显著。
此外，为了防止以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征收权力现象的发生，《物权法》对征收、征用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条件和程序作了严格的界定，并对补偿原则和补偿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虽然《物权法》还没有具体涉及动产的征收补偿，但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国家征收征用私有财产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意义深远。如果未来相关的单行法律能够据其修订，购藏者善意取得的出土文物被国家征收时，将有望得到充分补偿。
三、艺术品市场的操作，将进一步开放和规范
民间收藏文物能否在私人之间依法流通，一直在中国立法界争议很大。改革开放前，各地文物公司和文物商店的买卖是唯一合法的、主流性的商业行为。因为国家禁止其他市场流通途径，独家经营的文物公司和文物商店处于民间文物收售的黄金时代。直至1982年颁布的《文物法》，在私人买卖文物方面仍有严格的禁止性规定。改革开放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后，民间文物收藏活动趋热，民间文物交易焕发生机，全国各地出现多处艺术品旧货市场。但由于原《文物法》的禁止，所有的民间文物流通渠道只能处于“地下”状态。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文物交易市场才得以初步放开。因为文物艺术品交易的市场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而原有法规已经难以规范收藏市场现实，不仅使仿制品公开出售扰乱市场，也使一些国家严禁出售的珍贵文物涌向“黑市”，流失海外，所以新《文物法》规定，公民个人合法持有的文物可以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对文物行政管理一直奉行“统一经营”的实质性突破，承认了已经存在多年的文物拍卖企业和拍卖行为的合法性，也对文物价格确定的市场化给予了认可。新《文物法》的出台，表明了国家对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开放态度，不仅为“实力派藏家”建构了更好的购藏平台，使长期处于“地下”的私人文物市场走到“地上”，也为打击文物“黑市”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伴随其他法规政策的不断实施，传统的行业垄断和独家专营模式，已被目前多方参与的经营体制取代。文物艺术品经营来源和领域的不断扩展，以及价格和流通的解禁，使文物的高价值、低价位局面大大改观，不仅结束了文物只卖给外国人的历史，还使境外回流文物在拍卖市场上逐年增加。开放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对促进文物依法流通、满足公众鉴藏需要、繁荣文化市场发挥了良好作用。由此，民间的文物收藏和保护意识极大提升，文物艺术品受到普遍重视，收藏队伍规模空前。越来越多各界高端人士的大量资金注入，使文物艺术品市场成为多方参与、多种资金支撑的行业。
不过，由于某些现行文物市场法规还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与物权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市场交易中依然存在某些混乱现象。例如，虽然当前多数购藏者都在古玩市场，而不是在文物商店或拍卖市场交易，而且个人古玩经营对文物市场推动力巨大，但新《文物法》对这一事实仍然采取不承认态度和回避政策，致使其规范文物市场经营目的难以实现。再如，因为新《文物法》对民间收藏的内容仍不够具体和充实，使民间文物收藏者顾虑重重，担心基层管理者干涉正常的文物交易活动，所以，许多民间文物收藏和交易依旧在隐蔽之中。
幸运的是，《物权法》“确定物的所属”目的是“发挥物的效用”，意在促进资源的有效使用，增进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民间私人收藏所有权认定和保护的结果，将促使艺术品市场更趋开放，也使艺术品市场将成为收藏利益最大化的合法且有效的途径。在此情势下，因为单纯依靠《文物法》已经不能解决文物市场的所有问题，所以未来可能出台“文物市场法”，用以承认古玩市场和个人古玩经销商的存在，并将其纳入文物行政管理的范围。
此外，《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将在艺术品市场发挥化解纠纷作用。《物权法》第2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的变动生效要件，使物权的设立和移转公开透明，便于第三人了解有关物权的信息，从而保护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原则：“如果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第107条还对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追回遗失物作出规定：“如果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善意取得制度”在真权利人与善意受让人发生利益冲突时，保护后者，将使市场交易更加公平、安全、有序，以避免购买行为中人人自危，会对艺术品市场的稳定和谐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以上只是对《物权法》的意义作初步解读，《物权法》对于艺术品市场也并非万能。因为作为一般性法律，它涉及的许多制度难以细致入微，并且，与其他的一般法和特别法存在的冲突之处，也需要逐渐磨合衔接。但是，《物权法》所体现的基本精神，给当前火爆的艺术品市场添加了助燃剂，开拓了广阔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