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政权社会，人们的情感世界、价值取向均呈现出原始文化和封建社会初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契合，汉代文学因此呈现出特殊的婚恋现象，时代特点鲜明而特殊。汉代女性的爱情婚姻就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寻得生机，并逐渐生根发芽，直至茁壮成长。汉乐府民歌真实地描述了汉代女性的爱情婚姻生活，展现了两汉女性的生活、情感、人格及思想变化。这些诗歌中女性的思想情感、生活态度、命运变化与汉时代思想的发展遥相呼应，体现出汉代女性特有的爱情婚姻观，同时也构建了汉代女性爱情婚姻变化的发展史。遍览漢乐府描述女性爱情婚姻的诗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代女性的爱情婚姻观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热烈大胆，率直质朴
先秦时代，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是纯朴、大胆、率直的。男子追求“窈窕淑女”而“求之不得”时，则会“寤寐思服”，直至“辗转反侧”;而女子“一日不见”男子时，也会直呼“如隔三月兮”“如隔三秋兮”“如隔三岁兮”。汉代女性也承袭了先秦青年的这种爱情婚姻观，汉乐府民歌有不少诗篇描写了女性爱情的热烈大胆、率直质朴，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汉代特别是汉代初期女性追求爱情婚姻时虽受礼教束缚，但仍敢于突破宗法制度，爱了就大胆追求，勇于表达，表现出一种纯真的情感和对个体幸福的强烈追求。
例如，著名情诗《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女子呼天喊地而不委曲婉转，坦荡直白，不避不讳，充分发挥其想象力，连用五件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坚贞追求。清代学者王先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诗中女子这种大胆而热烈对待爱情的态度，不是从身份地位、容貌长相、家境背景等因素出发，而是从纯真情感出发，她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高度坚贞，充分体现了汉代女性敢于追求自己应得的那份爱情的大胆热烈和毫不掩饰的率直质朴的性格。这种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爱情的方式，痛快淋漓，令人倾倒，真可谓是绝唱之作，难怪胡应麟会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
二、纯真浪漫，追求自由
汉初的礼教制度尚未完全巩固，社会环境、道德伦理尚能给予女性选择爱情婚姻的一定的自由度。史书记载，汉代初期，每到农历三月，江南一带春风和煦、杨柳吐翠，少男少女结伴而行，群聚郊外，在男欢女笑中常常会播下爱情的种子。例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莲花”自古以来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国风·陈风》中的《泽陂》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莲。有美一人，硕大且卷。”直接将“莲”比作美女，又因“莲”谐音“怜”“连”，寓意爱情、连理，故“莲”同时也被视为爱情的象征物。《江南》这首诗描绘了青年男女在采莲过程中，相互嬉戏、追逐的劳动场面，爱情的种子顺其自然地得到自由播种、发芽，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女性对爱情婚姻的美好向往和纯洁自然的情感。这种浪漫而纯真的爱情是人性本能和生命欲望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它充满了自由的气息，体现了人类生命中最真挚的性情。
史载，汉代名臣陈平之妻在嫁给他之前，已经嫁过四回，陈平则是她的第五任丈夫;袁术被曹操消灭后，其儿媳甄氏被曹丕封为皇后;蔡文姬初嫁卫钟道，再被匈奴左贤王掳为妻子，最后被曹操赎回嫁给董祀。汉代作为封建社会的初期，原始风俗习惯有所遗存，“三从四德”的思想束缚还不十分严重，社会环境相对开放与宽松，女性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拥有一定的自由度，这主要表现在女性即使被休还可再嫁，她们也不会因再嫁而受歧视。《礼记》记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虽然“守节情不移”“昼夜勤作息”“奉事循公姥”“儿实无罪过”“女行无偏斜”，但她婆婆感觉“不悦”，还是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借口，赶走了自己的媳妇;回到娘家，刘兰芝的婚姻又被哥哥操纵，“处分适兄意”，将她与焦仲卿破镜重圆的美梦彻底打破。在强大的宗法制度面前，也难以维护自己的婚姻，为了抗争封建礼法，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也“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两人成就了一段凄美的千古爱情佳话。换一个角度解读，当刘兰芝被休，“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欲娶兰芝为“年始十八九”的“三郎”为妻;就连太守“娇逸未有婚”的五郎也想娶兰芝，求婚成功后，第三日便急不可待地前来迎亲，而且彩礼丰厚，“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迎亲队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在汉代以后的社会，贫民家被休的已婚女性想获得官宦之家未婚男子的喜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女性所拥有的爱情婚姻土壤是广阔的、肥沃的。
三、忠贞不渝，贫贱不移
汉代男子交游广泛，外界多彩之物、声色之娱对其诱惑巨大，不少男子难以坚守自我，常常迷失纯真的心性，导致抛家别子、嫌贫爱富、喜新厌旧的现象时有发生。相比较于男子，汉代未婚女性对爱情婚姻则是忠贞不渝，情感专一，不夹杂任何杂质，不因外物而影响自己对爱情婚姻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例如，《羽林郎》中的卖酒女胡姬端庄、高贵、典雅，霍家奴冯子都先是以要美酒、摆阔气要引诱她，胡姬不为所动，而是用珍贵的酒具和美味的佳肴来应对。当冯子都无计可施时，其流氓本性便呈现出来，“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欲火，动手动脚开始调戏胡姬。面对“依倚将军势”的冯子都的非礼，胡姬虽然地位低贱，但终究是靠自食其力地生活，在所谓的“高贵者”面前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并义正词严地告诉对方“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如果欺人太甚，自己会“不惜红罗裂”，用生命来抗争，最终抗拒了豪门恶棍的淫威，捍卫了自身的尊严。这也充分证明了汉代女性为了忠贞于爱情，即使在强权面前也敢于一搏，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 如果说一个人要做到“威武不能屈”不难，大不了以死抗争;但当一个人面对荣华富贵而不心动，则是需要强大的精神与定力。汉乐府民歌中塑造的女性对爱情婚姻忠贞不渝的另一个标志是能坚守“富贵不能淫”。例如，《陌上桑》中的罗敷，年轻貌美，采桑路上巧遇太守，太守被罗敷的美色打动，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富贵，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与其“共载”回家。没想到罗敷不仅不领情，反而把他奚落了一番，“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罗敷这一形象至今都赢得历代读者的热爱，她的这种自尊自重、勇敢聪慧的才情和“富贵不能淫”的坚贞，千百年来成为我国妇女的代表，一直激励着中国女性反抗强暴、抵御邪恶、争取自由、维护尊严。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宦官当权，战祸频仍，民不聊生。在《东门行》中，“盎中无斗米储，换视架上无悬衣”，缺衣少食的丈夫被逼“拔剑东门去”，走上反抗的道路。而作为妻子，则是极力反对丈夫铤而走险，宁愿与丈夫同舟共济，过着衣不蔽体、箪瓢屡空的穷困生活，“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艳歌何尝行》，一对新婚夫妻在向东南方向跋涉的过程中，妻子突然患病，生离死别之际，借写一对白鹄的依依不舍情景，来表明要对彼此永不相负，“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丈夫远行，自己将独守空房，一生忠贞于你，即使死后也会在黄泉路上等你。贫贱夫妻生死与共，这也折射出汉代女性心灵深处人性美的光辉和她们对爱情婚姻的忠贞不渝。
四、爱憎分明，敢爱敢恨
汉代的家庭生活并不是简单的“男耕女织”模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她们采桑养蚕、酿酒卖酒、织布裁衣，采莲耕作等等，为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正因如此，汉代女性便拥有了基本的爱与恨的经济基础了。汉乐府民歌中的大多数女子敢于积极追求自己爱和被爱的权利，她们已经意识到男女在爱情婚姻上是平等的、相互的，能纯洁如一地爱就爱，不能相爱则会快刀斩乱麻，而不必心存幻想或苟延残喘。汉代女性找到真爱后，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反之，则会毫不犹豫地与男子决裂，其鲜明的态度令后世女性望之莫及。
例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诗中女子与心上人处于热恋时，她精心准备头簪爱情信物;但听到心上人变心之后，她没有呼天抢地地去责备负心人，而是断然“拉杂摧烧之”，犹不解恨，还要“当风扬其灰”，最后主动发出刚烈誓言：“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不留一点余念，也绝不拖泥带水、缠缠绵绵，正所谓“爱至诚”而“恨至极”。清代诗词评论家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從今以后，勿复相思！”一刀两断，又何等决绝！非如此，不足以状其“望之深，怨之切”。《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把爱情的真诚与专一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允许爱情和婚姻有半点瑕疵，为了自己心中的“愿得一心人，白发不相离”的爱情理想，面对负心男子，她不仅没有哀求男子，反而是主动向用情不专的男子表示决裂，“故来相决绝”，态度也极为蔑视：“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觉得痴迷财势的男子玷污了自己纯洁的感情，这是为了爱情而不是为了谋求婚姻的依附地位，自尊自爱，大义凛然，神圣不可侵犯。
五、自强自立，自尊自重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秩序开始走向规范化。虽然男性社会地位还是明显高于女性，但汉代妇女不仅在家庭能自立门户，还能参与社会活动，地位相比于秦朝有了显著提高，这就给她们择偶时创造了较为自由的天地，即使自己婚姻破裂，她们也能坦然面对。自尊自爱、人格独立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更是千百年来中国女性为之奋斗的目标。汉乐府民歌对汉代女性追求人格独立、自尊自爱的心路历程也做了真实的记录，对她们的操守、品格也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诗中突出了女性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脊梁。
例如，《陇西行》中没有背弃的哀怨，没有爱情的盟誓，没有痛苦缠绵的依恋，更没有对妇女的歧视。诗中只是塑造了一位“健妇”形象，她不仅美丽高贵有见识，“齐姜亦不如”;而且自强自立，操持门户井然有序，应酬宾客落落大方。诗歌以赞赏和诙谐的笔触给描述了“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的情形，渗透出一股强健豪爽之气。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无疑给予了崇高评价，赞叹之情浸透在字里行间。
又如，《上山采蘼芜》中的女主人秀美、勤劳、柔顺，却遭到了休弃，她坦然接受被抛弃的现状，不抱怨、不抗争。在遇到前夫问及“新人复何如”时，她没有愤怒、哀怨，只是带着讥诮、自得，也裹挟着惆怅、苦涩，她是自信满满、居高临下地审视负心汉。《艳歌行》描述了女主人公为流浪汉主动缝补破烂的衣服，被突然回家的夫婿看见，男主人公做出了一个异常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反应—“斜柯西北眄”。此时的流浪汉坦然：“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自己和女主人公的关系如清水白石，不必多心。从中也反映了女主人公是一位自重而贤德的妻子。汉代女性在结婚之后，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自尊自重。《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以死抗拒县令之子、太守之郎的求婚，《陌上桑》中的罗敷巧妙严拒太守的诱惑，《羽林郎》中的胡姬誓死叱责冯子都的调戏，等等，无不反映了汉代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自尊自重。在汉乐府民歌中几乎看不到淫妇形象，怨妇诗、闺怨诗比较少，或者这就是其原因所在。
总之，汉乐府民歌中的女子，无论是恋爱中大胆追求爱情，还是婚姻中要求双方忠贞不渝;无论是恋爱中被负，还是婚姻中被遗弃，女性在爱情婚姻中多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敢爱敢恨，一旦发现对方对爱情不忠，便会“慧剑斩情丝”。为了爱情，她们蔑视富贵利禄;为了婚姻，她们生死不渝，永远把爱的真诚和专一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整体而论，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的爱情婚姻多姿多彩，积极健康，具有浓郁的意蕴、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意义。
基金项目：江西省宜春市社会科学规划2021年度一般课题“汉乐府民歌中的汉代女性爱情婚姻观研究”（项目编号：Ycskl—104）。
一、热烈大胆，率直质朴
先秦时代，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是纯朴、大胆、率直的。男子追求“窈窕淑女”而“求之不得”时，则会“寤寐思服”，直至“辗转反侧”;而女子“一日不见”男子时，也会直呼“如隔三月兮”“如隔三秋兮”“如隔三岁兮”。汉代女性也承袭了先秦青年的这种爱情婚姻观，汉乐府民歌有不少诗篇描写了女性爱情的热烈大胆、率直质朴，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汉代特别是汉代初期女性追求爱情婚姻时虽受礼教束缚，但仍敢于突破宗法制度，爱了就大胆追求，勇于表达，表现出一种纯真的情感和对个体幸福的强烈追求。
例如，著名情诗《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女子呼天喊地而不委曲婉转，坦荡直白，不避不讳，充分发挥其想象力，连用五件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坚贞追求。清代学者王先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诗中女子这种大胆而热烈对待爱情的态度，不是从身份地位、容貌长相、家境背景等因素出发，而是从纯真情感出发，她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高度坚贞，充分体现了汉代女性敢于追求自己应得的那份爱情的大胆热烈和毫不掩饰的率直质朴的性格。这种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爱情的方式，痛快淋漓，令人倾倒，真可谓是绝唱之作，难怪胡应麟会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
二、纯真浪漫，追求自由
汉初的礼教制度尚未完全巩固，社会环境、道德伦理尚能给予女性选择爱情婚姻的一定的自由度。史书记载，汉代初期，每到农历三月，江南一带春风和煦、杨柳吐翠，少男少女结伴而行，群聚郊外，在男欢女笑中常常会播下爱情的种子。例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莲花”自古以来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国风·陈风》中的《泽陂》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莲。有美一人，硕大且卷。”直接将“莲”比作美女，又因“莲”谐音“怜”“连”，寓意爱情、连理，故“莲”同时也被视为爱情的象征物。《江南》这首诗描绘了青年男女在采莲过程中，相互嬉戏、追逐的劳动场面，爱情的种子顺其自然地得到自由播种、发芽，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女性对爱情婚姻的美好向往和纯洁自然的情感。这种浪漫而纯真的爱情是人性本能和生命欲望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它充满了自由的气息，体现了人类生命中最真挚的性情。
史载，汉代名臣陈平之妻在嫁给他之前，已经嫁过四回，陈平则是她的第五任丈夫;袁术被曹操消灭后，其儿媳甄氏被曹丕封为皇后;蔡文姬初嫁卫钟道，再被匈奴左贤王掳为妻子，最后被曹操赎回嫁给董祀。汉代作为封建社会的初期，原始风俗习惯有所遗存，“三从四德”的思想束缚还不十分严重，社会环境相对开放与宽松，女性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拥有一定的自由度，这主要表现在女性即使被休还可再嫁，她们也不会因再嫁而受歧视。《礼记》记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虽然“守节情不移”“昼夜勤作息”“奉事循公姥”“儿实无罪过”“女行无偏斜”，但她婆婆感觉“不悦”，还是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借口，赶走了自己的媳妇;回到娘家，刘兰芝的婚姻又被哥哥操纵，“处分适兄意”，将她与焦仲卿破镜重圆的美梦彻底打破。在强大的宗法制度面前，也难以维护自己的婚姻，为了抗争封建礼法，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也“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两人成就了一段凄美的千古爱情佳话。换一个角度解读，当刘兰芝被休，“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欲娶兰芝为“年始十八九”的“三郎”为妻;就连太守“娇逸未有婚”的五郎也想娶兰芝，求婚成功后，第三日便急不可待地前来迎亲，而且彩礼丰厚，“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迎亲队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在汉代以后的社会，贫民家被休的已婚女性想获得官宦之家未婚男子的喜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女性所拥有的爱情婚姻土壤是广阔的、肥沃的。
三、忠贞不渝，贫贱不移
汉代男子交游广泛，外界多彩之物、声色之娱对其诱惑巨大，不少男子难以坚守自我，常常迷失纯真的心性，导致抛家别子、嫌贫爱富、喜新厌旧的现象时有发生。相比较于男子，汉代未婚女性对爱情婚姻则是忠贞不渝，情感专一，不夹杂任何杂质，不因外物而影响自己对爱情婚姻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例如，《羽林郎》中的卖酒女胡姬端庄、高贵、典雅，霍家奴冯子都先是以要美酒、摆阔气要引诱她，胡姬不为所动，而是用珍贵的酒具和美味的佳肴来应对。当冯子都无计可施时，其流氓本性便呈现出来，“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欲火，动手动脚开始调戏胡姬。面对“依倚将军势”的冯子都的非礼，胡姬虽然地位低贱，但终究是靠自食其力地生活，在所谓的“高贵者”面前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并义正词严地告诉对方“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如果欺人太甚，自己会“不惜红罗裂”，用生命来抗争，最终抗拒了豪门恶棍的淫威，捍卫了自身的尊严。这也充分证明了汉代女性为了忠贞于爱情，即使在强权面前也敢于一搏，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 如果说一个人要做到“威武不能屈”不难，大不了以死抗争;但当一个人面对荣华富贵而不心动，则是需要强大的精神与定力。汉乐府民歌中塑造的女性对爱情婚姻忠贞不渝的另一个标志是能坚守“富贵不能淫”。例如，《陌上桑》中的罗敷，年轻貌美，采桑路上巧遇太守，太守被罗敷的美色打动，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富贵，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与其“共载”回家。没想到罗敷不仅不领情，反而把他奚落了一番，“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罗敷这一形象至今都赢得历代读者的热爱，她的这种自尊自重、勇敢聪慧的才情和“富贵不能淫”的坚贞，千百年来成为我国妇女的代表，一直激励着中国女性反抗强暴、抵御邪恶、争取自由、维护尊严。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宦官当权，战祸频仍，民不聊生。在《东门行》中，“盎中无斗米储，换视架上无悬衣”，缺衣少食的丈夫被逼“拔剑东门去”，走上反抗的道路。而作为妻子，则是极力反对丈夫铤而走险，宁愿与丈夫同舟共济，过着衣不蔽体、箪瓢屡空的穷困生活，“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艳歌何尝行》，一对新婚夫妻在向东南方向跋涉的过程中，妻子突然患病，生离死别之际，借写一对白鹄的依依不舍情景，来表明要对彼此永不相负，“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丈夫远行，自己将独守空房，一生忠贞于你，即使死后也会在黄泉路上等你。贫贱夫妻生死与共，这也折射出汉代女性心灵深处人性美的光辉和她们对爱情婚姻的忠贞不渝。
四、爱憎分明，敢爱敢恨
汉代的家庭生活并不是简单的“男耕女织”模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她们采桑养蚕、酿酒卖酒、织布裁衣，采莲耕作等等，为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正因如此，汉代女性便拥有了基本的爱与恨的经济基础了。汉乐府民歌中的大多数女子敢于积极追求自己爱和被爱的权利，她们已经意识到男女在爱情婚姻上是平等的、相互的，能纯洁如一地爱就爱，不能相爱则会快刀斩乱麻，而不必心存幻想或苟延残喘。汉代女性找到真爱后，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反之，则会毫不犹豫地与男子决裂，其鲜明的态度令后世女性望之莫及。
例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诗中女子与心上人处于热恋时，她精心准备头簪爱情信物;但听到心上人变心之后，她没有呼天抢地地去责备负心人，而是断然“拉杂摧烧之”，犹不解恨，还要“当风扬其灰”，最后主动发出刚烈誓言：“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不留一点余念，也绝不拖泥带水、缠缠绵绵，正所谓“爱至诚”而“恨至极”。清代诗词评论家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從今以后，勿复相思！”一刀两断，又何等决绝！非如此，不足以状其“望之深，怨之切”。《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把爱情的真诚与专一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允许爱情和婚姻有半点瑕疵，为了自己心中的“愿得一心人，白发不相离”的爱情理想，面对负心男子，她不仅没有哀求男子，反而是主动向用情不专的男子表示决裂，“故来相决绝”，态度也极为蔑视：“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觉得痴迷财势的男子玷污了自己纯洁的感情，这是为了爱情而不是为了谋求婚姻的依附地位，自尊自爱，大义凛然，神圣不可侵犯。
五、自强自立，自尊自重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秩序开始走向规范化。虽然男性社会地位还是明显高于女性，但汉代妇女不仅在家庭能自立门户，还能参与社会活动，地位相比于秦朝有了显著提高，这就给她们择偶时创造了较为自由的天地，即使自己婚姻破裂，她们也能坦然面对。自尊自爱、人格独立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更是千百年来中国女性为之奋斗的目标。汉乐府民歌对汉代女性追求人格独立、自尊自爱的心路历程也做了真实的记录，对她们的操守、品格也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诗中突出了女性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脊梁。
例如，《陇西行》中没有背弃的哀怨，没有爱情的盟誓，没有痛苦缠绵的依恋，更没有对妇女的歧视。诗中只是塑造了一位“健妇”形象，她不仅美丽高贵有见识，“齐姜亦不如”;而且自强自立，操持门户井然有序，应酬宾客落落大方。诗歌以赞赏和诙谐的笔触给描述了“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的情形，渗透出一股强健豪爽之气。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无疑给予了崇高评价，赞叹之情浸透在字里行间。
又如，《上山采蘼芜》中的女主人秀美、勤劳、柔顺，却遭到了休弃，她坦然接受被抛弃的现状，不抱怨、不抗争。在遇到前夫问及“新人复何如”时，她没有愤怒、哀怨，只是带着讥诮、自得，也裹挟着惆怅、苦涩，她是自信满满、居高临下地审视负心汉。《艳歌行》描述了女主人公为流浪汉主动缝补破烂的衣服，被突然回家的夫婿看见，男主人公做出了一个异常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反应—“斜柯西北眄”。此时的流浪汉坦然：“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自己和女主人公的关系如清水白石，不必多心。从中也反映了女主人公是一位自重而贤德的妻子。汉代女性在结婚之后，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自尊自重。《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以死抗拒县令之子、太守之郎的求婚，《陌上桑》中的罗敷巧妙严拒太守的诱惑，《羽林郎》中的胡姬誓死叱责冯子都的调戏，等等，无不反映了汉代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自尊自重。在汉乐府民歌中几乎看不到淫妇形象，怨妇诗、闺怨诗比较少，或者这就是其原因所在。
总之，汉乐府民歌中的女子，无论是恋爱中大胆追求爱情，还是婚姻中要求双方忠贞不渝;无论是恋爱中被负，还是婚姻中被遗弃，女性在爱情婚姻中多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敢爱敢恨，一旦发现对方对爱情不忠，便会“慧剑斩情丝”。为了爱情，她们蔑视富贵利禄;为了婚姻，她们生死不渝，永远把爱的真诚和专一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整体而论，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的爱情婚姻多姿多彩，积极健康，具有浓郁的意蕴、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意义。
基金项目：江西省宜春市社会科学规划2021年度一般课题“汉乐府民歌中的汉代女性爱情婚姻观研究”（项目编号：Ycskl—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