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走进地坛书市，总会看见一箱箱表面装璜不错的大部头被二折、三折地贱价卖，而买者似乎又那麽傍若无书。面对此情此境，突然想起二位享誉世界的名人关於"大部头"的说法。一位是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的"前言"中，引用了古希腊诗人卡里马瞿斯的一句话："一部大书是一大灾难"。另一位是西方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以来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凯西尔，凯西尔在《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作者序"中，也引用了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剧作家莱辛的话："一本大书，就是一桩大罪"。卡里马瞿斯把"大部头"视为"灾难"，莱辛则把"大部头"视为"大罪"。看来，对"大部头"的成见，并颇有微词者多，而罗素与凯西尔只不过是承袭了前人的观点而已。
　　而在抵制"大部头"方面，罗素与凯西尔更是身体力行的。说起罗素（1872--1970年）和凯西尔（1874--1945年），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并且都是非常有名望的哲学着述家。其共同特点是，在撰写哲学着作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由厚到薄的过程，最终着眼於着述要精，着眼于引导读者思维。罗素说："把一本范围广泛的书读得再仔细，也难变成专家。的确，靠阅读本身是不能提高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力的。在获得见闻之外，还要对其中的若干问题作相当深刻的反思。"他的《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主题是相同的，较之《西方哲学史》，而《西方的智慧》在篇幅上缩减了一半以上，读起来让人感觉"是一部全新的着作"。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附上数百幅插图，用他自己的话说，目的是"尽量设法把通常用文字表达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图解，用几何的隐喻来传达同样的资讯。"《西方的智慧》图文一体，互相印证，给人以直观的感觉，更能启发人思考，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创新。
　　凯西尔的《人论》是一部阐述人类哲学体系的书。凯西尔为什麽要写《人论》，原因是一些外国朋友多次要求出版他的《符号形式的哲学》英译本。他认为：让读者阅读一本研究一个非常困难而又抽象的课题的三卷本着作，是极为费神的。站在作者的立场上看，重复出版一部远在25年前构思写作出版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也几乎是不可接受或不可取的。再说自己一直未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因此他决定写一部新书给读者。凯西尔说，以往写《符号形式的哲学》时，忘记或忽视了莱辛所讲的"一部大书，就是一桩大罪"这一文风准则，所以当他写《人论》时，"不去详细地叙述事实，也不罗罗嗦嗦地论证理论，而是全力集中於在我看是具有特别的哲学重要性的少数论点上，并且尽可能地筒明扼要地表达我的思想。他的愿望是不把一种用教条主义的作风来表达的现成理论强加给读者，并一向渴望读者能够自己独立地作出判断。可以说《人论》是有别於《符号形式的哲学》的"全新的书"，"即使是老问题，也被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正因为如此，《人论》是凯西尔着作中被译成外文文种最多，流传最广，影响甚大的一本书。
　　罗素和凯西尔承袭了前人的见解，把大部头的书视为灾难，视为大罪，而自己身体力行地给读者以全新的、简明扼要的、让读者有所思索、有所回味的书，的确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文风，於我们确有借鉴作用。时下，似乎陷入一种书不厚不足以见水准的怪圈。因而一是大部头、大题目、遑遑几大卷的书比比皆是，样子吓人，其实不少是书厚价贵内容空。二是花样翻新，出了单篇出选集，出了选集出全集，炒来炒去，总是那几篇，人家说回锅肉好吃，而回了三四次以至五六次之多，弄得满锅都是油时，谁见了都起腻。三是所谓追赶国际标准，上十万字的文章，文不够，照片凑，用"国际标准"一包装，厚厚一大本，卖到上百元。美其名曰追求"国际标准"，实际上是威逼读者掏腰包。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最重要的学习。自古以来，学诗之人，从来没有一个傻到去把厚达九百卷，多达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首的《全唐诗》诵读一遍，因为经验告诉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呤诗也会呤。"对於治国之事，宋朝的赵普曾经大言不惭地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潜意思是，他读的是《论语》中有关治国、治事、治人的精华，关键在运用智慧，审时度势而行事。赵普的确读书不多，但他把书用到了极致，因而三度为相，并为一代名臣。
　　杜绝"灾难"，防止"大罪"。需要着述家们有自知之明，有罗素、凯西尔般胸怀者，就会用选材严、开掘深的货真价实的着述面对读者。而如果把着述当作一种商业行为，将一点点琐碎而又没有意思的故事填成一篇，拼凑成一部，以创作丰富自乐；小则换点烟酒钱，大则凑个车房钱，那是另作别论。不过当国人对"大部头"已经显示出极大反感时，无论是真着述家，或属冒牌的喜欢"注水"的着述家，读一读《西方的智慧》和《人论》这两本书，倒是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