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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昌村地里种的都是玉米，玉米杆子比邻村的小一号，矮一大截，玉米棒子也要小一号，收成自然少得多。因为那里的土地是盐碱地，盐碱地里长不出东西，所以就穷，穷了光棍就多。关昌村以光棍多而远近闻名。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有人去了广东，包括几个光棍。去的时候土兮兮的，穿一身过了时的衣服，脚上是一双新买的解放鞋，头发乱蓬蓬的，提一只装过化肥的袋子，里面塞满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时有些洋气，皮鞋擦得油亮油亮，有的还穿西装，打领带，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很远也能闻到香味。走路的姿势也和其他人不同了，昂首挺胸，像是高人一等。回来后就忙着修房子，修的都是楼房，有了楼房就忙着娶媳妇，然后带媳妇一起去广东打工。
那时候，我们还都是16岁，但16岁已经能够自己考虑问题，认为自己是大人，就作了一个决定，决定不再读书，去广东打工。家里知道肯定不同意，我们想偷偷走。
那天晚上，月亮分外的好，不用手电筒也可以看得清路。板车上有十几袋玉米，这是三家人半年的口粮，三个人吃力地拉着。到镇上的那条路很难走，一路上都跌跌撞撞。玉米拉到镇上的粮食收购站，白天已说好了价格，一大车玉米卖了700块钱，全是100元一张的。江小军拿钱在灯光下照了几遍，又一张张仔细看过后，把钱塞进了袜子里面。钱是大事，大事都由他做主。然后由朱大常把板车拉回村里，我们在镇上等他。朱大常在三个人中最笨，最笨的人总是做最笨的事。
一切按计划进行，计划得很周密，进行得很顺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到县城，在县城坐汽车到了省城，最后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整个过程是由江小军策划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他比我们有头脑。走之前还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上面写的是相同的内容：我不想读书了，读书要花钱，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我们去广东打工去了，我们要自食其力，那里有我们的同学，你们不要担心。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天黑时到了广州。我们不敢住旅店，怕上当受骗，就在天桥下坐了一整夜。我们都有些兴奋，聊着自己想象的那个未来。那时觉得未来很近，就在眼前，很容易实现。朱大常说了他的未来，他说他要像隔壁李三哥一样，修一幢楼房，买一个大彩电，买一个录音机，买一套音响。话还没有说完，江小军就笑了，我也笑了，笑朱大常没有出息。江小军又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想法，我就说了。我说我想在城里买房子，然后娶一个城里的老婆。江小军没有说什么，但从他的眼光看得出来，他看不起我的这个理想，他的理想是做生意，赚很多钱，他说有了钱什么都有了，他说他将来要买一辆“奔驰”轿车，开着它到处转。
第二天，我们坐车到顺德。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在家里我们就看好了地图。我们在一个镇上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那间房子很小、很窄，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上面是石棉瓦，红砖没有上水泥，里面有两张旧铁床，进屋就觉得热气腾腾。房租不贵，每月90元。又买了一个蜂窝煤炉子，还有锅碗瓢盆，算是有了个家。剩下150元买了一包米，吃了两个月稀饭，稀饭比家里的玉米糊难吃。
（二）
工作很好找，第二天就找到了。那几年正是广东飞速发展的时候，到处都在新建工厂，到处写有招工启事，让人觉得工厂比打工的人多。虽然每天有上万人来广东，但好多厂还是缺人，工人无法满足工厂的需求。填张简历就可以进厂，不看身份证，不问你岁数。
我们见精品玻璃厂写有招工启事，就进去了。一人填了一份简历，交给了主管。招工启事写是要求18岁以上，我们在简历上就写18岁。
人事主管是个50多岁的老头，看了我和江小军的简历，又看了一下人，点了点头说：明天早上八点上班，试用期600，试用一个月。一个月后700，加班另算。朱大常也把简历交了上去，主管盯着简历看了很久，他似乎对朱大常的字不太满意，朱大常写的字像是火柴棍拼起来似的。主管又盯着朱大常的脸看了很久，然后对他的长相也不满意。朱大常的眼睛很小，要仔细看才看得清眼珠，鼻子塌塌的，嘴唇很厚，呆头呆脑的样子。主管看着朱大常的脸想了一会，像是不想要这个人。最后说：已经满了，你愿不愿意做杂工？朱大常说：愿意。主管又说：做杂工很累，工资也不高，你愿不愿意？朱大常说：愿意。主管没有其他办法，朱大常就在玻璃厂做了一个杂工。
就这样，三个人都成了精品玻璃厂的工人。我和江小军在流水线做同样的事，把玻璃边磨平后，包装好放在木箱里面。工作很单调，但不算很累。朱大常就没那么轻松，整个车间都由他打扫，还包括停车场、操场。所以他整天都很忙，身上脏兮兮的，衣服总是汗淋淋的。朱大常人笨，不像其他聪明人那样做事偷懒，他做事太老实，很少见他休息。后来厂里有人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猪脑壳”。叫他“猪脑壳”，他也只是对人笑一笑。
江小军很有交际手腕。书上说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是一门艺术，他就懂得这门艺术，他知道这一点的重要性。进厂几天他就认识了质检部主管，两人关系打得火热。江小军很会说话，很讨主管喜欢，主管认为他很聪明，经常叫他在一起吃饭，总是主管掏钱，主管还教会他打麻将。一个月后，江小军做了质检，工资是1200。整天拿一个本子在厂里逛来逛去，比我轻松，比我工资高500。江小军在厂里干了半年，出厂后在夜市上摆了个摊，卖拖鞋、袜子、毛巾这些常用的东西。他很有经济头脑，一个月下来能赚两三千块。他又另租了一间房，离我们也远了。他在外面结识了很多朋友，那些朋友带他去舞厅发廊玩。两年后，他和一个阿虎的人去了珠海。
我在一年后离开了精品玻璃厂，我认为在那个鸟厂没什么前途，学不到技术，也不涨工资，干下去没意思。我想学点技术，我知道有技术才能拿高工资。出厂后，先是学电焊，后来又认为电焊没有前途，改学车工。前后花了两年时间。学会后就不停换厂，高不成，低不就换了几十家，最后进了一家外资厂。工资还比较满意，慢慢往上涨，涨到2500就卡住了，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认为自己技术这样好，不应该只拿这点工资。
那时候，朱大常还是精品玻璃厂的杂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地，不停的扫，把每个角落都扫得干干净净，有空的时候还帮老板洗车。朱大常洗车也很仔细，也是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包括轮胎钢圈，他都会用毛巾擦干净。前轮擦了，擦后轮，左边擦了，擦右边。这样，老板的车总是一尘不染，不用再出去洗车了，每个月节约了上百块钱。这让老板很高兴，老板给朱大常加了两百块工资。朱大常默默无闻地给老板洗了三年车，三年加在一起没和老板说上十句话。朱大常一直想到车间做一个生产工，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就是他的理想，但他一直没敢对老板说。那天他终于说了，老板同意了，老板喜欢他这样的工人。朱大常如愿以偿，由杂工变成了生产工，提升了一个档次。
（三）
三个人分开了，我去了中山，朱大常留在精品玻璃厂，两人相距20公里。精品玻璃厂经常缺货，没事干就放假，每个月只有三四百块工资。他经常过来向我借钱。江小军去了珠海，来找了我几次，我觉得他一次比一次风光。
朱大常每次来找我都是为了借钱。来的时候骑一辆烂自行车。他的自行车和其他人的不同，明显的大一号，是从一家废品收购站买来的。那种自行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很流行，如今车身和钢圈已经是锈迹斑斑的。他就骑那辆自行车上下班。他来找我又总是穿一身厂服，蓝色的，洗得发白，背后有“精品玻璃厂”五个鲜红的大字，下面还有电话号码，像是在告诉其他人自己的身份。脚上穿一双开了口的皮鞋。
朱大常会在厂门口等我下班。下班的时候人很多，他会很远望着我笑，然后喊我的名字，把其他人的目光吸引过去。看他的同时，也会看看我，让我在人前很没面子。每一个人从朱大常身边走过，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看他的烂自行车，看他洗得发白的厂服，还有那双开了口的皮鞋。看过之后都露出满足的笑容，自己也像高贵了许多。那笑容也像是冲我来的，把我也看低了几分。那些人都是以貌取人，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和朱大常相比都是些无用之辈。
如果朱大常厂里没事做，就会在我那里住几天。我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铺过地板砖的，有彩电，有空调。我发觉朱大常比以前瘦了很多，脸上的骨头也突了出来。每次我都会炖一只鸡，炒几个菜，我知道他过得不好。
朱大常会向我说起厂里的事。他说厂里每个月只开几天工，每月只有三百多块工资，厂里很多人都走了。说那些话时，头总是垂得很低。他还说他现在当上了组长，每个月比其他人多100块。我望着他笑了笑，他又把头低了下去。
江小军去了珠海，来找过我几次，每次都叫我跟他去珠海。他说打工没有前途，只有做生意才有出路。当我问他做什么生意时，他又总是不说。最后一次叫我去珠海，我没有答应。那次我还暗示过他，叫他不要动歪脑筋。后来，他再也没有来过。
最后一次来找我，江小军开的是一辆凌志车。他认识了一些有钱的朋友，他说车是向朋友借的。我们老板也有一辆凌志车，但江小军开的是一辆新款的凌志，比老板的车高一个档次。后来，厂里有人问我，那个开车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些人对我就有点刮目相看。
那天下班后，我就看见门口停有一辆车，江小军从里面探出脑袋叫我上车。我还看见车上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二十来岁，穿一件薄得透明的衣服，把身子勒得紧紧的。那个女的还对着镜子化妆。江小军告诉我这是他的女朋友，叫小倩。小倩比较漂亮，但我不喜欢这类型的女人，身上有一股妖气，有可能正是这股妖气迷住了江小军，一路上她都和他打情骂俏。我看着也只是笑笑。
江小军开车到了一家酒店，点了一大桌菜，没有吃多少，全浪费了。我向他说起我最近的情况，他很不在乎地听着，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就是那次他还是叫我跟他去珠海，我没有答应他。我说我只想老老实实打工，不想去赚那些钱。他于是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四）
江小军跟的那个叫阿虎的人在珠海开了一家制衣厂，衣服做好后贴上名牌商标，然后把那些衣服运往全国各地。当然，这些事只能偷偷摸摸地做。
阿虎对江小军很好，比他爹娘对他还好。花钱很大方，经常带江小军去舞厅，发廊里玩，江小军叫他虎哥。他认为虎哥很讲江湖义气，他对虎哥也很崇拜，把虎哥当成偶像，当成英雄。后来，江小军和虎哥结拜为兄弟，两人在一起喝了血酒，拜了天，拜了地。之后，两人的关系就更好了。
江小军主要是给虎哥送货，虎哥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虎哥说，我这辈子只信得过你一个人。这让江小军很感动。虎哥供他吃住，供他玩，每个月给他几千块钱。
两年后，虎哥的制假窝点被警察端了，所有的假货被销毁，虎哥赚的黑钱也被没收了，被判入狱两年。江小军只是虎哥的跟随者，没有前科，拘留了一个月，放了出来。
虎哥坐牢那段时间，江小军也想过改邪归正。他又像原来那样在夜市上摆了一个摊，想从此不跟虎哥来往。他又常常想起虎哥给他说的话，虎哥常给他讲江湖义气，江湖义气在江小军心里生了根。他又想起结拜时说的话，结拜时说：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今虎哥落难自己却置之不理。
江小军没有回头，他每个月都去看望虎哥，带上三条虎哥喜欢的“玉溪”烟。虎哥每次都很激动，虎哥说：兄弟，我这辈子没有看错你。虎哥还对他说：在外面如果有人找你麻烦，你只要报上我的名字，他就不敢动你，如果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出去之后，我要他跪下来说好话。虎哥说话时斩钉截铁的，有些霸道。江小军就喜欢虎哥的那种霸道，他把虎哥当成一个英雄。那时候，他太年轻了，辨不清是非，一直还和虎哥保持着原来那种关系。
两年后，虎哥出狱了。那家伙就是一个社会的人渣，出来后也没想着干什么好事，开始贩卖毒品，他想和江小军一起干。江小军没有同意，他知道那是掉脑袋的事情。虎哥说：你不干，我不勉强你，我们还是兄弟，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说句话。虎哥说话很爽快。
最后，虎哥还是把他拉下了水。虎哥拿加了粉的香烟给江小军吸，江小军就上瘾了。没有那东西，他就像一个快死的人一样，没有一点精神，那东西让他飘飘然，感觉像是在天上飞，吸上两口，精神百倍。他每天都离不了，后来瘾越来越大，由吸食变成注射。虎哥不沾那东西，他知道沾上那东西就等于成了一个废人。江小军刚吸上的时候有些害怕，他问虎哥这个会不会上瘾，虎哥说：没事，那只是外面的传说，吓唬人的。虎哥就点了支没粉的烟，虎哥说：我也经常吸。
这样，江小军成了虎哥的一条狗，他还是帮虎哥送货。虎哥把毒品包成小包，江小军把那小包的东西送出去。虎哥还把一些重要的事交给江小军。江小军去过几次云南，从那里带回了虎哥想要的东西，虎哥就靠那东西发财。
虎哥每次在“眼镜蛇”手上拿货，“眼镜蛇”把毒品交给江小军，江小军把它带回广东。“眼镜蛇”是个大毒贩，贩卖了十多年毒品，经过他手上的毒品有上百公斤。那家伙相当狡猾，相当凶残，最终被击毙了。两名阻击手同时击中了“眼镜蛇”那颗罪恶的脑袋，其中一颗子弹中了靶心，在“眼镜蛇”的额头上点了一颗大大的，非常难看的“美人痣”，子弹继续前进，穿过了颅骨，又穿过了那颗罪恶的大脑，然后又穿过颅骨，从“眼镜蛇”后脑勺飞了出去，击中了一颗树，深深地没在树干里，“眼镜蛇”被当场击毙，没有叫唤一声，连嘴也没张一下，像是一个试靶的模型。“眼镜蛇”狗一样瘫在地上，这个结果早已注定：从“眼镜蛇”沾上毒品的第一天，就注定有两颗子弹将穿过他的脑袋。“眼镜蛇”的几个手下举手投降了。警察顺藤摸瓜把虎哥和江小军抓了起来，在虎哥家里搜出半斤海洛因。
虎哥被判了死刑，一颗子弹给他罪恶一生画了个句号。江小军是个从犯，被判了无期徒刑。那时他已染上了艾滋病，国家又没有关押艾滋病犯人的监狱，被送回了家，一直住在医院。那时候，他离死已经不远了。
谁都知道艾滋病是治不好的，染上那病就只能等死。但江小军的父母还是到处凑钱，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欠了一大笔债。他父母带着他到处求医，总抱着一线希望。他父亲因为伤心过度，早早离世，江小军并不知道。有时他躺在病床上问母亲：爸爸去哪里了？他母亲会说：你爸去了广东，在一个厂里守门，每个月1000块，要过年才会回来。江小军到死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
（五）
朱大常没有离开过精品玻璃厂，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九年，在第九年时当上了组长。但那个组长当得很窝囊，如果货多，上30天班，有八九百块，相当于我的三分之一；货少还是会来向我借钱。
在厂里最困难的时候，朱大常回过一次老家，说是有人给他介绍对象。那时他已25岁，曾经有人给介绍了几个都没成。原因是朱大常家里太穷，只有三间瓦房，而且还是当年的地主留下来的，历经沧桑，如今是伤痕累累，像是受保护的文物古迹。朱大常长相丑陋，又不像其他人那样能说会道，让人觉得笨，没多大出息。
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有点残疾的女孩。女孩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长相不太好看，却能做一般的事情，朱大常就同意了。就在准备结婚的时候，对方却临时变卦，改嫁给了镇上一个哑巴。哑巴家里有钱，在镇上开了个小商店，而且会做生意，会算帐，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他就会伸出几个指头。瘸子没有看上朱大常，嫁给了哑巴。这样，村里说闲话的就有了话题，那些人总爱下结论，他们认为朱大常不如哑巴，没哑巴聪明，没哑巴会算帐，长相也不如哑巴，哑巴长得比朱大常有福气。总之就是朱大常各方面都不如哑巴，连瘸子都看不上，认为朱大常只能打一辈子光棍。
瘸子让朱大常有些伤心，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他不得不回到广东。走的那天，正逢哑巴和瘸子结婚，在镇上大摆酒席。哑巴穿一套西装，显得很精神，瘸子一身红装，站在哑巴身边，很幸福的样子。哑巴逢人就笑，一脸喜气。朱大常在车上看到了这一幕，哑巴还冲着他笑了一下，像是在对他炫耀，又像是在蔑视他。
朱大常又回到了精品玻璃厂。这时候的精品玻璃厂就像是个艾滋病患者，情况是一天不如一天。知情的人认为这个厂迟早要关门，所以，跟随老板多年的经理走了，车间主任走了，好多老员工也走了，这让老板很头疼。厂门口天天贴有招工启事，上面写的是：本厂大量招收生产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地区不限，生熟手均可，请有意者前来面试。但精品玻璃厂早已是臭名远扬，招工启事贴出去却没人问津。外面的人都知道那个厂不好，工资低，而且没一点保障。
办公室里空荡荡的，老板不停地用手梳理自己的头发，遇到了头疼的事老板就会这样。老板中年谢顶，头发不多，梳理的时候，头发就一根根往下掉。老板想摆脱目前的困境，但他想不出任何办法。请人吃过饭，也送过礼，都没有解决问题。
就在老板梳理头发，考虑问题的时候，朱大常进来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建议老板换两台新的机器。他认为设备太差，做出来的产品达不到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又只能当废品处理，这增加了材料的损耗，增加了成本。他说质量是关键，而设备太差直接影响了质量，设备非换不可，可以把几台用不上的机器卖了，换两台新的。老板没有答应他。朱大常从不对人发火，这次他对老板发火了。朱大常一拳砸在桌子上，把老板茶杯砸在了地上，给老板留下一句话走了。朱大常说：像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伟人邓小平说过：中国如果不搞改革开放，走其他任何都是死路。朱大常把伟人的话搬了过来，把老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朱大常那时是车间主任，刚上任两三天。因为全厂老员工走完了，老板只认识他一个人，老板无人可用，就委以重任。那时还有二三十个工人在厂里敲敲打打，车间主任却拍屁股走了，其他工人看形势不太对头，也都走了。老板成了个“光杆司令”。
老板以前只是个卖米粉的，被人吆来喝去，还要点头赔笑。能做上老板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好，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就办了一个厂。那时没这么大的竞争，也就慢慢做大了。其实老板没什么能力，他的能力只适合卖米粉，不能适应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现在把厂卖了，还一部分债，余下的钱，还可以开一个米粉店，那时候仍然有人叫他老板。但是老板不愿意回到过去，想起过去他就伤心。
朱大常在老板手下干了九年，是老板见过的最好的工人，做事卖力，工资不高，却没提过任何要求。他对老板忠心耿耿，简直是愚忠。朱大常走了，老板有些内疚。老板一直在想朱大常说的那句话，他知道，这样下去的确只有死路一条。老板想把朱大常找回来。
老板不知道朱大常住在哪里，就开车在附近的出租屋转来转去地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老板找到了朱大常，他正踩着一辆烂自行车。老板就开车跟了上去。老板叫了一声“小朱”，朱大常没有应他，老板开着车一直跟着。朱大常开门进屋去了，进去后门也关上了。老板敲了很久的门，一边敲门一边说：小朱，不要闹情绪，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慢慢的商量。朱大常把门开了，老板进来了，满脸堆笑。老板在朱大常的床上坐下，他四处看了一下，找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一辆烂自行车，衣服很旧，床上的被单很旧，地上有几只烂拖鞋，老板看到这些有点心酸。
就在那天，老板把厂里的事交给了朱大常，朱大常从那一天起开始大显身手。
后来人们才不得不承认，朱大常天生就是干大事的，只有干大事的才有他那样的头脑，那样的智慧。干大事的人只适合干大事，只有干大事的时候，他的能力才能够显示出来。朱大常是一块金子，是一块玉，价值连城，却一直深藏不露，没被人发现。过去他在等待时机，他等了九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朱大常很有胆识，很有魄力。厂里没有一分钱，为了增加两条生产线，他把厂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旧的机器卖了，厂里的车卖了，还包括老板的别克轿车，老板认为那是他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朱大常把那些东西换成了钱。他知道做大事，要集中精力，集中一切力量去做。就像我们国家当年搞原子弹那样，要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起来。
朱大常知道厂里的问题出在哪里，知道如何解决，那些问题不是其他人能够看到的，只有他才有那种眼光。他先是把厂房装修，装修后焕然一新，形象比以前好多了。那时新的机器买回来也安装好了。然后招了一批工人，在工资上他给了工人一个承诺。他亲自培训了那批工人，培训之后再上岗。
朱大常只用了这么简简单单的几招，那几招却相当高明，普通人根本看不出它的高明之处。就那么简单的几招改变了整个局面，质量上去了，客户多了，客户多了效益自然就好了。
第二年，精品玻璃厂扭亏为盈，彻底扭转了局势，朱大常坐上了经理位置。他掌握着整个厂的局势，他不仅把握住了，还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朱大常的成绩人人都看得到，工人在增加，工人的工资在增加，厂里又添了些新设备，还买了几台新车，当然亦包括老板的新车，老板已不管厂里的事，只是有空时来逛逛。
（六）
朱大常当上了经理，彻底的超越了我，把我远远抛在身后，这让我很没面子。但后来的事让我更没面子，让我和他的差距越来越远，让我对他很妒忌，我的妒忌心很强。后来，朱大常娶了老板的女儿，不久老板退休了，他又取代了老板的位置。
精品玻璃厂的老板还是算个人精，他见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好，朱大常的权力越来越大，就有些担心，他担心朱大常会以权谋私，老板就想找个可靠的人把他看着，看着他他就不敢乱来。老板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他认为让女儿去最合适，老板只有一个独生女，那个厂迟早是她的，早一天去比晚一天去好。老板认为这个主意很高明，是一举两得。女儿去了厂里，在厂里管理财务，老板睡觉也踏实多了。
厂里人都知道小雪是老板的女儿，知道老板只有一个女儿，有的人就对她想入非非。他们知道，如果把老板的女儿搞定，能和她结婚就用不着那么辛辛苦苦打工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能在电视里看得到。老板的女儿就在他们眼前，这要比买彩票中特等奖的几率大得多，所以有的人就想试一试。我去过朱大常那里玩，见过几次小雪，那时她刚来不久，当时我就有这种想法。小雪上过大学，是学外语的，人很漂亮，身材很好，脸蛋很好，皮肤没一点瑕疵，更有一种高贵、脱俗的气质。那是其他人学不会的。我见了小雪就对她有感觉，她后来却嫁给了朱大常。
小雪来厂里不久，就有人追求她。小伙子是厂里的业务员，上过大学，长得很帅。他没事就在小雪身边转来转去，还经常给小雪讲一些笑话。朱大常看那个家伙很不顺眼。爱情本来就是一场游戏，是游戏就应该公平竞争。朱大常违反了游戏规则，朱大常没有和他公平竞争，也没有给他竞争的机会。朱大常大权在握，找了个机会把那家伙炒掉了，一个人进入了决赛。最后，小雪嫁给了朱大常，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因为两个人的差距太大了。朱大常眼睛小小的，小雪的眼大大的；他只上过初中，她却上过大学；他连普通话也说不标准，她却能说外国话；他如此丑陋，她却如此漂亮。不相配却已经配上了。小雪很有眼光，她认为朱大常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种魅力在其他男人身上看不到，从她进厂的第一天就感觉到，她对他是一见钟情。这个结果完全在老板的意料之外，但老板认为这个结果很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这几年，我不停的换厂，工资却越来越低，开始走下坡路。在其他方面也不太如意，最不如意的是我将要娶的那个老婆。再过几年就三十岁了，家里人就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在此之前，我追过厂里的一个文员，女孩子是广西桂林的，上过大学，长得是文文静静的。最后没有成功，两个在一起手也没有拉一下，整个故事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总是想方设法去接近她，她却总是重复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各方面都不合适，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她说不合适只不过是为了说出来好听点，她根本就看不起我，她嫌我没文化。我长得又不帅，更重要的是我没钱，不像朱大常那样做经理。
家里托人给我介绍的那个女孩子也在中山附近打工，在一家制衣厂上班。她没读什么书，只上过小学五年级，人长得矮矮的，胖墩墩的，远处看像一个大“冬瓜”，平时，我就叫她“冬瓜”。把“冬瓜”和小雪放在一起时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很难接受。不过“冬瓜”对我很好，经常抽时间帮我洗衣服，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有时还熬一点鸡汤给我送过来。交往一段时间后，我对“冬瓜”也有些喜欢，我打算和“冬瓜”过一辈子。“冬瓜”老实本分，用钱也很节约，在制衣厂每个月只有八百块，加班另算，五年她存了五万块钱。
听说江小军的病越来越重，我和朱大常回家见了他最后一面。
江小军躺在病床上，已经一个月没吃东西了。医生说他的食道已经完全萎缩了。他常常会觉得口渴，口渴的时候，他母亲会剥一瓣桔子，把桔子水挤出来，滴在他嘴里，他已经没有力气喝水，只能一滴一滴的喂进去。然后他母亲会用纸巾帮他把嘴擦干，对他笑一笑，问他还要不要喝，他总是无力地摇摇头。
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但前一天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医生，我问江小军的病还有没有希望？医生摇了摇头说：不行了，可能就这两天了。我和朱大常决定住在医院，照顾他几天。
早上，江小军说他想晒晒太阳。他说话的声音很小，说了几遍我也没听清。我把耳朵贴到他嘴边，听见他说想晒晒太阳。
朱大常把他从病床上抱了起来，坐在窗边。我拉开了窗帘，阳光正照在江小军的脸上。今天的阳光很美，他眯着眼睛笑了。江小军又动了动嘴唇，这次我听清了他说的什么，他说：阳光真美！阳光真美！重复了几遍。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一只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江小军的母亲买桔子去了，还没有回来。江小军静静的躺在病床上。医生来了，用听诊器在胸前听了一会儿，又用手打开眼睛。医生没有说话，摇了摇头走了。医生叫来了一个老头，老头把江小军放在一架手推车上，盖上了一张白布，推着车慢慢往前走，我和朱大常跟在后面。在走廊遇到了江小军的母亲，她手里提着几个桔子，一脸的痛苦。她对我们笑了一下，笑容也是那样的痛苦。我们从她身边走过，她回过头来看，她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瞬间定在那里——脚步停了下来，像是迈不动了，张嘴要叫什么却没有声音。我叫老头停一下，老头停了下来。
老头拉开了那张白布，江小军的样子很安静。他母亲先是大叫了一声，然后撕心裂肺地哭了。母亲伏在他身上哭了很久，她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还给江小军剥了一个桔子，母亲说：娃儿，你醒醒，妈给你买的桔子。她拿起一瓣桔子喂他，桔子水滴在江小军的嘴唇上，江小军没有张口，桔子水流向了嘴角……
我在窗口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窗外是一条公路，弯弯曲曲的通向南方。这时，一辆去广东的长途汽车开了过去，车上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对我笑，一脸的天真，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在窗口流泪……
责任编辑：宋世安
关昌村地里种的都是玉米，玉米杆子比邻村的小一号，矮一大截，玉米棒子也要小一号，收成自然少得多。因为那里的土地是盐碱地，盐碱地里长不出东西，所以就穷，穷了光棍就多。关昌村以光棍多而远近闻名。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有人去了广东，包括几个光棍。去的时候土兮兮的，穿一身过了时的衣服，脚上是一双新买的解放鞋，头发乱蓬蓬的，提一只装过化肥的袋子，里面塞满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时有些洋气，皮鞋擦得油亮油亮，有的还穿西装，打领带，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很远也能闻到香味。走路的姿势也和其他人不同了，昂首挺胸，像是高人一等。回来后就忙着修房子，修的都是楼房，有了楼房就忙着娶媳妇，然后带媳妇一起去广东打工。
那时候，我们还都是16岁，但16岁已经能够自己考虑问题，认为自己是大人，就作了一个决定，决定不再读书，去广东打工。家里知道肯定不同意，我们想偷偷走。
那天晚上，月亮分外的好，不用手电筒也可以看得清路。板车上有十几袋玉米，这是三家人半年的口粮，三个人吃力地拉着。到镇上的那条路很难走，一路上都跌跌撞撞。玉米拉到镇上的粮食收购站，白天已说好了价格，一大车玉米卖了700块钱，全是100元一张的。江小军拿钱在灯光下照了几遍，又一张张仔细看过后，把钱塞进了袜子里面。钱是大事，大事都由他做主。然后由朱大常把板车拉回村里，我们在镇上等他。朱大常在三个人中最笨，最笨的人总是做最笨的事。
一切按计划进行，计划得很周密，进行得很顺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到县城，在县城坐汽车到了省城，最后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整个过程是由江小军策划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他比我们有头脑。走之前还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上面写的是相同的内容：我不想读书了，读书要花钱，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我们去广东打工去了，我们要自食其力，那里有我们的同学，你们不要担心。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天黑时到了广州。我们不敢住旅店，怕上当受骗，就在天桥下坐了一整夜。我们都有些兴奋，聊着自己想象的那个未来。那时觉得未来很近，就在眼前，很容易实现。朱大常说了他的未来，他说他要像隔壁李三哥一样，修一幢楼房，买一个大彩电，买一个录音机，买一套音响。话还没有说完，江小军就笑了，我也笑了，笑朱大常没有出息。江小军又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想法，我就说了。我说我想在城里买房子，然后娶一个城里的老婆。江小军没有说什么，但从他的眼光看得出来，他看不起我的这个理想，他的理想是做生意，赚很多钱，他说有了钱什么都有了，他说他将来要买一辆“奔驰”轿车，开着它到处转。
第二天，我们坐车到顺德。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在家里我们就看好了地图。我们在一个镇上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那间房子很小、很窄，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上面是石棉瓦，红砖没有上水泥，里面有两张旧铁床，进屋就觉得热气腾腾。房租不贵，每月90元。又买了一个蜂窝煤炉子，还有锅碗瓢盆，算是有了个家。剩下150元买了一包米，吃了两个月稀饭，稀饭比家里的玉米糊难吃。
（二）
工作很好找，第二天就找到了。那几年正是广东飞速发展的时候，到处都在新建工厂，到处写有招工启事，让人觉得工厂比打工的人多。虽然每天有上万人来广东，但好多厂还是缺人，工人无法满足工厂的需求。填张简历就可以进厂，不看身份证，不问你岁数。
我们见精品玻璃厂写有招工启事，就进去了。一人填了一份简历，交给了主管。招工启事写是要求18岁以上，我们在简历上就写18岁。
人事主管是个50多岁的老头，看了我和江小军的简历，又看了一下人，点了点头说：明天早上八点上班，试用期600，试用一个月。一个月后700，加班另算。朱大常也把简历交了上去，主管盯着简历看了很久，他似乎对朱大常的字不太满意，朱大常写的字像是火柴棍拼起来似的。主管又盯着朱大常的脸看了很久，然后对他的长相也不满意。朱大常的眼睛很小，要仔细看才看得清眼珠，鼻子塌塌的，嘴唇很厚，呆头呆脑的样子。主管看着朱大常的脸想了一会，像是不想要这个人。最后说：已经满了，你愿不愿意做杂工？朱大常说：愿意。主管又说：做杂工很累，工资也不高，你愿不愿意？朱大常说：愿意。主管没有其他办法，朱大常就在玻璃厂做了一个杂工。
就这样，三个人都成了精品玻璃厂的工人。我和江小军在流水线做同样的事，把玻璃边磨平后，包装好放在木箱里面。工作很单调，但不算很累。朱大常就没那么轻松，整个车间都由他打扫，还包括停车场、操场。所以他整天都很忙，身上脏兮兮的，衣服总是汗淋淋的。朱大常人笨，不像其他聪明人那样做事偷懒，他做事太老实，很少见他休息。后来厂里有人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猪脑壳”。叫他“猪脑壳”，他也只是对人笑一笑。
江小军很有交际手腕。书上说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是一门艺术，他就懂得这门艺术，他知道这一点的重要性。进厂几天他就认识了质检部主管，两人关系打得火热。江小军很会说话，很讨主管喜欢，主管认为他很聪明，经常叫他在一起吃饭，总是主管掏钱，主管还教会他打麻将。一个月后，江小军做了质检，工资是1200。整天拿一个本子在厂里逛来逛去，比我轻松，比我工资高500。江小军在厂里干了半年，出厂后在夜市上摆了个摊，卖拖鞋、袜子、毛巾这些常用的东西。他很有经济头脑，一个月下来能赚两三千块。他又另租了一间房，离我们也远了。他在外面结识了很多朋友，那些朋友带他去舞厅发廊玩。两年后，他和一个阿虎的人去了珠海。
我在一年后离开了精品玻璃厂，我认为在那个鸟厂没什么前途，学不到技术，也不涨工资，干下去没意思。我想学点技术，我知道有技术才能拿高工资。出厂后，先是学电焊，后来又认为电焊没有前途，改学车工。前后花了两年时间。学会后就不停换厂，高不成，低不就换了几十家，最后进了一家外资厂。工资还比较满意，慢慢往上涨，涨到2500就卡住了，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认为自己技术这样好，不应该只拿这点工资。
那时候，朱大常还是精品玻璃厂的杂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地，不停的扫，把每个角落都扫得干干净净，有空的时候还帮老板洗车。朱大常洗车也很仔细，也是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包括轮胎钢圈，他都会用毛巾擦干净。前轮擦了，擦后轮，左边擦了，擦右边。这样，老板的车总是一尘不染，不用再出去洗车了，每个月节约了上百块钱。这让老板很高兴，老板给朱大常加了两百块工资。朱大常默默无闻地给老板洗了三年车，三年加在一起没和老板说上十句话。朱大常一直想到车间做一个生产工，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就是他的理想，但他一直没敢对老板说。那天他终于说了，老板同意了，老板喜欢他这样的工人。朱大常如愿以偿，由杂工变成了生产工，提升了一个档次。
（三）
三个人分开了，我去了中山，朱大常留在精品玻璃厂，两人相距20公里。精品玻璃厂经常缺货，没事干就放假，每个月只有三四百块工资。他经常过来向我借钱。江小军去了珠海，来找了我几次，我觉得他一次比一次风光。
朱大常每次来找我都是为了借钱。来的时候骑一辆烂自行车。他的自行车和其他人的不同，明显的大一号，是从一家废品收购站买来的。那种自行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很流行，如今车身和钢圈已经是锈迹斑斑的。他就骑那辆自行车上下班。他来找我又总是穿一身厂服，蓝色的，洗得发白，背后有“精品玻璃厂”五个鲜红的大字，下面还有电话号码，像是在告诉其他人自己的身份。脚上穿一双开了口的皮鞋。
朱大常会在厂门口等我下班。下班的时候人很多，他会很远望着我笑，然后喊我的名字，把其他人的目光吸引过去。看他的同时，也会看看我，让我在人前很没面子。每一个人从朱大常身边走过，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看他的烂自行车，看他洗得发白的厂服，还有那双开了口的皮鞋。看过之后都露出满足的笑容，自己也像高贵了许多。那笑容也像是冲我来的，把我也看低了几分。那些人都是以貌取人，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和朱大常相比都是些无用之辈。
如果朱大常厂里没事做，就会在我那里住几天。我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铺过地板砖的，有彩电，有空调。我发觉朱大常比以前瘦了很多，脸上的骨头也突了出来。每次我都会炖一只鸡，炒几个菜，我知道他过得不好。
朱大常会向我说起厂里的事。他说厂里每个月只开几天工，每月只有三百多块工资，厂里很多人都走了。说那些话时，头总是垂得很低。他还说他现在当上了组长，每个月比其他人多100块。我望着他笑了笑，他又把头低了下去。
江小军去了珠海，来找过我几次，每次都叫我跟他去珠海。他说打工没有前途，只有做生意才有出路。当我问他做什么生意时，他又总是不说。最后一次叫我去珠海，我没有答应。那次我还暗示过他，叫他不要动歪脑筋。后来，他再也没有来过。
最后一次来找我，江小军开的是一辆凌志车。他认识了一些有钱的朋友，他说车是向朋友借的。我们老板也有一辆凌志车，但江小军开的是一辆新款的凌志，比老板的车高一个档次。后来，厂里有人问我，那个开车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些人对我就有点刮目相看。
那天下班后，我就看见门口停有一辆车，江小军从里面探出脑袋叫我上车。我还看见车上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二十来岁，穿一件薄得透明的衣服，把身子勒得紧紧的。那个女的还对着镜子化妆。江小军告诉我这是他的女朋友，叫小倩。小倩比较漂亮，但我不喜欢这类型的女人，身上有一股妖气，有可能正是这股妖气迷住了江小军，一路上她都和他打情骂俏。我看着也只是笑笑。
江小军开车到了一家酒店，点了一大桌菜，没有吃多少，全浪费了。我向他说起我最近的情况，他很不在乎地听着，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就是那次他还是叫我跟他去珠海，我没有答应他。我说我只想老老实实打工，不想去赚那些钱。他于是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四）
江小军跟的那个叫阿虎的人在珠海开了一家制衣厂，衣服做好后贴上名牌商标，然后把那些衣服运往全国各地。当然，这些事只能偷偷摸摸地做。
阿虎对江小军很好，比他爹娘对他还好。花钱很大方，经常带江小军去舞厅，发廊里玩，江小军叫他虎哥。他认为虎哥很讲江湖义气，他对虎哥也很崇拜，把虎哥当成偶像，当成英雄。后来，江小军和虎哥结拜为兄弟，两人在一起喝了血酒，拜了天，拜了地。之后，两人的关系就更好了。
江小军主要是给虎哥送货，虎哥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虎哥说，我这辈子只信得过你一个人。这让江小军很感动。虎哥供他吃住，供他玩，每个月给他几千块钱。
两年后，虎哥的制假窝点被警察端了，所有的假货被销毁，虎哥赚的黑钱也被没收了，被判入狱两年。江小军只是虎哥的跟随者，没有前科，拘留了一个月，放了出来。
虎哥坐牢那段时间，江小军也想过改邪归正。他又像原来那样在夜市上摆了一个摊，想从此不跟虎哥来往。他又常常想起虎哥给他说的话，虎哥常给他讲江湖义气，江湖义气在江小军心里生了根。他又想起结拜时说的话，结拜时说：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今虎哥落难自己却置之不理。
江小军没有回头，他每个月都去看望虎哥，带上三条虎哥喜欢的“玉溪”烟。虎哥每次都很激动，虎哥说：兄弟，我这辈子没有看错你。虎哥还对他说：在外面如果有人找你麻烦，你只要报上我的名字，他就不敢动你，如果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出去之后，我要他跪下来说好话。虎哥说话时斩钉截铁的，有些霸道。江小军就喜欢虎哥的那种霸道，他把虎哥当成一个英雄。那时候，他太年轻了，辨不清是非，一直还和虎哥保持着原来那种关系。
两年后，虎哥出狱了。那家伙就是一个社会的人渣，出来后也没想着干什么好事，开始贩卖毒品，他想和江小军一起干。江小军没有同意，他知道那是掉脑袋的事情。虎哥说：你不干，我不勉强你，我们还是兄弟，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说句话。虎哥说话很爽快。
最后，虎哥还是把他拉下了水。虎哥拿加了粉的香烟给江小军吸，江小军就上瘾了。没有那东西，他就像一个快死的人一样，没有一点精神，那东西让他飘飘然，感觉像是在天上飞，吸上两口，精神百倍。他每天都离不了，后来瘾越来越大，由吸食变成注射。虎哥不沾那东西，他知道沾上那东西就等于成了一个废人。江小军刚吸上的时候有些害怕，他问虎哥这个会不会上瘾，虎哥说：没事，那只是外面的传说，吓唬人的。虎哥就点了支没粉的烟，虎哥说：我也经常吸。
这样，江小军成了虎哥的一条狗，他还是帮虎哥送货。虎哥把毒品包成小包，江小军把那小包的东西送出去。虎哥还把一些重要的事交给江小军。江小军去过几次云南，从那里带回了虎哥想要的东西，虎哥就靠那东西发财。
虎哥每次在“眼镜蛇”手上拿货，“眼镜蛇”把毒品交给江小军，江小军把它带回广东。“眼镜蛇”是个大毒贩，贩卖了十多年毒品，经过他手上的毒品有上百公斤。那家伙相当狡猾，相当凶残，最终被击毙了。两名阻击手同时击中了“眼镜蛇”那颗罪恶的脑袋，其中一颗子弹中了靶心，在“眼镜蛇”的额头上点了一颗大大的，非常难看的“美人痣”，子弹继续前进，穿过了颅骨，又穿过了那颗罪恶的大脑，然后又穿过颅骨，从“眼镜蛇”后脑勺飞了出去，击中了一颗树，深深地没在树干里，“眼镜蛇”被当场击毙，没有叫唤一声，连嘴也没张一下，像是一个试靶的模型。“眼镜蛇”狗一样瘫在地上，这个结果早已注定：从“眼镜蛇”沾上毒品的第一天，就注定有两颗子弹将穿过他的脑袋。“眼镜蛇”的几个手下举手投降了。警察顺藤摸瓜把虎哥和江小军抓了起来，在虎哥家里搜出半斤海洛因。
虎哥被判了死刑，一颗子弹给他罪恶一生画了个句号。江小军是个从犯，被判了无期徒刑。那时他已染上了艾滋病，国家又没有关押艾滋病犯人的监狱，被送回了家，一直住在医院。那时候，他离死已经不远了。
谁都知道艾滋病是治不好的，染上那病就只能等死。但江小军的父母还是到处凑钱，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欠了一大笔债。他父母带着他到处求医，总抱着一线希望。他父亲因为伤心过度，早早离世，江小军并不知道。有时他躺在病床上问母亲：爸爸去哪里了？他母亲会说：你爸去了广东，在一个厂里守门，每个月1000块，要过年才会回来。江小军到死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
（五）
朱大常没有离开过精品玻璃厂，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九年，在第九年时当上了组长。但那个组长当得很窝囊，如果货多，上30天班，有八九百块，相当于我的三分之一；货少还是会来向我借钱。
在厂里最困难的时候，朱大常回过一次老家，说是有人给他介绍对象。那时他已25岁，曾经有人给介绍了几个都没成。原因是朱大常家里太穷，只有三间瓦房，而且还是当年的地主留下来的，历经沧桑，如今是伤痕累累，像是受保护的文物古迹。朱大常长相丑陋，又不像其他人那样能说会道，让人觉得笨，没多大出息。
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有点残疾的女孩。女孩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长相不太好看，却能做一般的事情，朱大常就同意了。就在准备结婚的时候，对方却临时变卦，改嫁给了镇上一个哑巴。哑巴家里有钱，在镇上开了个小商店，而且会做生意，会算帐，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他就会伸出几个指头。瘸子没有看上朱大常，嫁给了哑巴。这样，村里说闲话的就有了话题，那些人总爱下结论，他们认为朱大常不如哑巴，没哑巴聪明，没哑巴会算帐，长相也不如哑巴，哑巴长得比朱大常有福气。总之就是朱大常各方面都不如哑巴，连瘸子都看不上，认为朱大常只能打一辈子光棍。
瘸子让朱大常有些伤心，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他不得不回到广东。走的那天，正逢哑巴和瘸子结婚，在镇上大摆酒席。哑巴穿一套西装，显得很精神，瘸子一身红装，站在哑巴身边，很幸福的样子。哑巴逢人就笑，一脸喜气。朱大常在车上看到了这一幕，哑巴还冲着他笑了一下，像是在对他炫耀，又像是在蔑视他。
朱大常又回到了精品玻璃厂。这时候的精品玻璃厂就像是个艾滋病患者，情况是一天不如一天。知情的人认为这个厂迟早要关门，所以，跟随老板多年的经理走了，车间主任走了，好多老员工也走了，这让老板很头疼。厂门口天天贴有招工启事，上面写的是：本厂大量招收生产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地区不限，生熟手均可，请有意者前来面试。但精品玻璃厂早已是臭名远扬，招工启事贴出去却没人问津。外面的人都知道那个厂不好，工资低，而且没一点保障。
办公室里空荡荡的，老板不停地用手梳理自己的头发，遇到了头疼的事老板就会这样。老板中年谢顶，头发不多，梳理的时候，头发就一根根往下掉。老板想摆脱目前的困境，但他想不出任何办法。请人吃过饭，也送过礼，都没有解决问题。
就在老板梳理头发，考虑问题的时候，朱大常进来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建议老板换两台新的机器。他认为设备太差，做出来的产品达不到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又只能当废品处理，这增加了材料的损耗，增加了成本。他说质量是关键，而设备太差直接影响了质量，设备非换不可，可以把几台用不上的机器卖了，换两台新的。老板没有答应他。朱大常从不对人发火，这次他对老板发火了。朱大常一拳砸在桌子上，把老板茶杯砸在了地上，给老板留下一句话走了。朱大常说：像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伟人邓小平说过：中国如果不搞改革开放，走其他任何都是死路。朱大常把伟人的话搬了过来，把老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朱大常那时是车间主任，刚上任两三天。因为全厂老员工走完了，老板只认识他一个人，老板无人可用，就委以重任。那时还有二三十个工人在厂里敲敲打打，车间主任却拍屁股走了，其他工人看形势不太对头，也都走了。老板成了个“光杆司令”。
老板以前只是个卖米粉的，被人吆来喝去，还要点头赔笑。能做上老板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好，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就办了一个厂。那时没这么大的竞争，也就慢慢做大了。其实老板没什么能力，他的能力只适合卖米粉，不能适应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现在把厂卖了，还一部分债，余下的钱，还可以开一个米粉店，那时候仍然有人叫他老板。但是老板不愿意回到过去，想起过去他就伤心。
朱大常在老板手下干了九年，是老板见过的最好的工人，做事卖力，工资不高，却没提过任何要求。他对老板忠心耿耿，简直是愚忠。朱大常走了，老板有些内疚。老板一直在想朱大常说的那句话，他知道，这样下去的确只有死路一条。老板想把朱大常找回来。
老板不知道朱大常住在哪里，就开车在附近的出租屋转来转去地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老板找到了朱大常，他正踩着一辆烂自行车。老板就开车跟了上去。老板叫了一声“小朱”，朱大常没有应他，老板开着车一直跟着。朱大常开门进屋去了，进去后门也关上了。老板敲了很久的门，一边敲门一边说：小朱，不要闹情绪，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慢慢的商量。朱大常把门开了，老板进来了，满脸堆笑。老板在朱大常的床上坐下，他四处看了一下，找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一辆烂自行车，衣服很旧，床上的被单很旧，地上有几只烂拖鞋，老板看到这些有点心酸。
就在那天，老板把厂里的事交给了朱大常，朱大常从那一天起开始大显身手。
后来人们才不得不承认，朱大常天生就是干大事的，只有干大事的才有他那样的头脑，那样的智慧。干大事的人只适合干大事，只有干大事的时候，他的能力才能够显示出来。朱大常是一块金子，是一块玉，价值连城，却一直深藏不露，没被人发现。过去他在等待时机，他等了九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朱大常很有胆识，很有魄力。厂里没有一分钱，为了增加两条生产线，他把厂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旧的机器卖了，厂里的车卖了，还包括老板的别克轿车，老板认为那是他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朱大常把那些东西换成了钱。他知道做大事，要集中精力，集中一切力量去做。就像我们国家当年搞原子弹那样，要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起来。
朱大常知道厂里的问题出在哪里，知道如何解决，那些问题不是其他人能够看到的，只有他才有那种眼光。他先是把厂房装修，装修后焕然一新，形象比以前好多了。那时新的机器买回来也安装好了。然后招了一批工人，在工资上他给了工人一个承诺。他亲自培训了那批工人，培训之后再上岗。
朱大常只用了这么简简单单的几招，那几招却相当高明，普通人根本看不出它的高明之处。就那么简单的几招改变了整个局面，质量上去了，客户多了，客户多了效益自然就好了。
第二年，精品玻璃厂扭亏为盈，彻底扭转了局势，朱大常坐上了经理位置。他掌握着整个厂的局势，他不仅把握住了，还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朱大常的成绩人人都看得到，工人在增加，工人的工资在增加，厂里又添了些新设备，还买了几台新车，当然亦包括老板的新车，老板已不管厂里的事，只是有空时来逛逛。
（六）
朱大常当上了经理，彻底的超越了我，把我远远抛在身后，这让我很没面子。但后来的事让我更没面子，让我和他的差距越来越远，让我对他很妒忌，我的妒忌心很强。后来，朱大常娶了老板的女儿，不久老板退休了，他又取代了老板的位置。
精品玻璃厂的老板还是算个人精，他见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好，朱大常的权力越来越大，就有些担心，他担心朱大常会以权谋私，老板就想找个可靠的人把他看着，看着他他就不敢乱来。老板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他认为让女儿去最合适，老板只有一个独生女，那个厂迟早是她的，早一天去比晚一天去好。老板认为这个主意很高明，是一举两得。女儿去了厂里，在厂里管理财务，老板睡觉也踏实多了。
厂里人都知道小雪是老板的女儿，知道老板只有一个女儿，有的人就对她想入非非。他们知道，如果把老板的女儿搞定，能和她结婚就用不着那么辛辛苦苦打工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能在电视里看得到。老板的女儿就在他们眼前，这要比买彩票中特等奖的几率大得多，所以有的人就想试一试。我去过朱大常那里玩，见过几次小雪，那时她刚来不久，当时我就有这种想法。小雪上过大学，是学外语的，人很漂亮，身材很好，脸蛋很好，皮肤没一点瑕疵，更有一种高贵、脱俗的气质。那是其他人学不会的。我见了小雪就对她有感觉，她后来却嫁给了朱大常。
小雪来厂里不久，就有人追求她。小伙子是厂里的业务员，上过大学，长得很帅。他没事就在小雪身边转来转去，还经常给小雪讲一些笑话。朱大常看那个家伙很不顺眼。爱情本来就是一场游戏，是游戏就应该公平竞争。朱大常违反了游戏规则，朱大常没有和他公平竞争，也没有给他竞争的机会。朱大常大权在握，找了个机会把那家伙炒掉了，一个人进入了决赛。最后，小雪嫁给了朱大常，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因为两个人的差距太大了。朱大常眼睛小小的，小雪的眼大大的；他只上过初中，她却上过大学；他连普通话也说不标准，她却能说外国话；他如此丑陋，她却如此漂亮。不相配却已经配上了。小雪很有眼光，她认为朱大常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种魅力在其他男人身上看不到，从她进厂的第一天就感觉到，她对他是一见钟情。这个结果完全在老板的意料之外，但老板认为这个结果很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这几年，我不停的换厂，工资却越来越低，开始走下坡路。在其他方面也不太如意，最不如意的是我将要娶的那个老婆。再过几年就三十岁了，家里人就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在此之前，我追过厂里的一个文员，女孩子是广西桂林的，上过大学，长得是文文静静的。最后没有成功，两个在一起手也没有拉一下，整个故事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总是想方设法去接近她，她却总是重复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各方面都不合适，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她说不合适只不过是为了说出来好听点，她根本就看不起我，她嫌我没文化。我长得又不帅，更重要的是我没钱，不像朱大常那样做经理。
家里托人给我介绍的那个女孩子也在中山附近打工，在一家制衣厂上班。她没读什么书，只上过小学五年级，人长得矮矮的，胖墩墩的，远处看像一个大“冬瓜”，平时，我就叫她“冬瓜”。把“冬瓜”和小雪放在一起时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很难接受。不过“冬瓜”对我很好，经常抽时间帮我洗衣服，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有时还熬一点鸡汤给我送过来。交往一段时间后，我对“冬瓜”也有些喜欢，我打算和“冬瓜”过一辈子。“冬瓜”老实本分，用钱也很节约，在制衣厂每个月只有八百块，加班另算，五年她存了五万块钱。
听说江小军的病越来越重，我和朱大常回家见了他最后一面。
江小军躺在病床上，已经一个月没吃东西了。医生说他的食道已经完全萎缩了。他常常会觉得口渴，口渴的时候，他母亲会剥一瓣桔子，把桔子水挤出来，滴在他嘴里，他已经没有力气喝水，只能一滴一滴的喂进去。然后他母亲会用纸巾帮他把嘴擦干，对他笑一笑，问他还要不要喝，他总是无力地摇摇头。
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但前一天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医生，我问江小军的病还有没有希望？医生摇了摇头说：不行了，可能就这两天了。我和朱大常决定住在医院，照顾他几天。
早上，江小军说他想晒晒太阳。他说话的声音很小，说了几遍我也没听清。我把耳朵贴到他嘴边，听见他说想晒晒太阳。
朱大常把他从病床上抱了起来，坐在窗边。我拉开了窗帘，阳光正照在江小军的脸上。今天的阳光很美，他眯着眼睛笑了。江小军又动了动嘴唇，这次我听清了他说的什么，他说：阳光真美！阳光真美！重复了几遍。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一只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江小军的母亲买桔子去了，还没有回来。江小军静静的躺在病床上。医生来了，用听诊器在胸前听了一会儿，又用手打开眼睛。医生没有说话，摇了摇头走了。医生叫来了一个老头，老头把江小军放在一架手推车上，盖上了一张白布，推着车慢慢往前走，我和朱大常跟在后面。在走廊遇到了江小军的母亲，她手里提着几个桔子，一脸的痛苦。她对我们笑了一下，笑容也是那样的痛苦。我们从她身边走过，她回过头来看，她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瞬间定在那里——脚步停了下来，像是迈不动了，张嘴要叫什么却没有声音。我叫老头停一下，老头停了下来。
老头拉开了那张白布，江小军的样子很安静。他母亲先是大叫了一声，然后撕心裂肺地哭了。母亲伏在他身上哭了很久，她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还给江小军剥了一个桔子，母亲说：娃儿，你醒醒，妈给你买的桔子。她拿起一瓣桔子喂他，桔子水滴在江小军的嘴唇上，江小军没有张口，桔子水流向了嘴角……
我在窗口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窗外是一条公路，弯弯曲曲的通向南方。这时，一辆去广东的长途汽车开了过去，车上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对我笑，一脸的天真，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在窗口流泪……
责任编辑：宋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