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23日星期天，一早我坐上自然之友的羚羊车，和张师傅、孙师傅、首钢的王宏生等共11人一起出发，到延庆县井庄镇三司村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卫桂英大姐那里去植树。
　　天公作美，一连几个阴天，今天恰逢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大好天气，又恰是世界气象日，今天植树显得格外有意义。全球变暖使世界各地不断出现极端天气，自然灾害明显增多，恶劣天气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如果我们去种树，能减少碳排放，间接减少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岂不是一件大好事。
　　坐了近两个小时的车，我们来到卫大姐家。卫大姐是一位76岁高龄的老人，二十四年前，她承包了这片5500亩面积的荒山。老人坚持亲手栽下一棵棵树苗，如今杏树、苹果树、松树满山遍野，年过七旬的卫大姐每天仍然还在辛辛苦苦前山后山的种树。卫大姐和自然之友的关系很好，2004年自然之友的会员就曾到她承包的荒山种树，梁先生还代表自然之友捐赠给卫大姐1万块钱，鼓励她绿化荒山的壮举。我们一行之中的四位都曾到这里来植过树，有人还来过两次。
　　在卫大姐承包的荒山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竟是那条白色的，砌得十分整齐的水渠。这条水渠本来是引白河水来浇地的，但是水渠干得连一滴水都没有，好像一个摆设。卫大姐说，现在白河水库不往这儿放水，水都进密云水库了。我明白今年开奥运会，当然得保证供应北京的用水。卫大姐自己在山上修了一个小蓄水池，因为冬天没下雪，春天也没下什么雨，自建的小蓄水池是干干的。我们只好用汽油桶往山上抬水。幸好头一天下了一点点雪，树坑才比较好挖。但是因为抬到山上的水不多，只够我们每人种两棵树。
　　我数了一下，卫大姐的奖状、奖牌、聘书就有132个。她告诉我们，她并不想要这些，要是能给她一些树苗就好了。我们种下的小松树都是她自己育的树苗。由于缺水，育这些树苗很是不易。上了山，王宏生他们惊讶道：您这看山的小屋，门怎么还没有安上！卫大姐说，没钱，先搁着吧。别看她当了二十多年劳模，各种奖状、奖牌大大小小76个，而政府每月只给她150块钱，这其中还包括医药费。她老头儿去年上山种树，从山上摔下来，走路都得拄拐，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看着这位一辈子在为祖国绿化荒山的贫寒朴素的卫大姐，我不由得心生一份敬意。
　　


　　离开卫大姐家，一路上我都在和王宏生聊天，我企图说服他。他是十年前加入自然之友的，是一个颇为投入的会员。那会儿他是一名首钢的炼钢工人，因为保护野鸭子，加盟了自然之友。他还介绍了他的许多同事、哥们儿一起参加自然之友的活动。比如珍妮·古道尔到北大去做讲座，他就和一群以前在一起炼钢的哥们儿百十号人去北大站脚助威，心里充满了使命感、责任感 。他曾经十分热心地参加到陕西、内蒙种树，到北京的公园去挂鸟巢，参加观鸟组与植物组的许多活动。以前他从报纸上看到过外国人做环保事业，他总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就没人来做这样的事？！加入了自然之友，梁先生和他促膝谈心，他感觉到一种信任和嘱托，对自然之友的工作很是积极。
　　但是，随着自然之友组织的内部变动，他觉得自己越发地困惑起来。以前办公室里事情知道应该找谁，可是现在慢慢地和办公室关系疏远了，他有一些好的建议，却没办法实现。比如建议把植物组的活动做成DV拍摄活动，把种树和生活旅游结合在一起，种完树大家到附近的景区玩一玩，这样参与者会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工人，并不是不想服从谁，只是觉得现在的活动存在一些问题，希望有所改变。也有其他环保组织希望他和他的朋友加盟，可是他心里犹豫不决，对自然之友有一定的感情，心里很矛盾。
　　路上我一直在努力说服王宏生改变自己的想法，我告诉他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工人怎么了？工人参加社会活动为什么就一定只是服从的角色？我想我们在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之下待得太久了，总是习惯于接受别人的安排，而很少去想自己来当一个组织者。你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份担当？！能不能不仅仅想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自己只是跟着干。跟着较为省力，但也很容易失望。因为找到一个合自己心愿的领导者，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将来的中国必是公民社会，人们就会有更多的渠道，更多的途径，更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各种愿望。会有更多的人自愿成为组织者。你为什么不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这个过程呢？你有热情，想做事，组织活动会有核心成员，这些都是很有利的条件。你想建一个观鸟基地，为什么不提出来试一试？当你把自己摆在组织者的位置，也许不满会变成有效的建议。你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如何操作最能实现自己，就如何去做。不必有任何顾虑。人的生命属于自己，怎么活得充实，怎么样有价值，就怎么发挥。自然之友应该变成公众涂抹勾勒深绿浅绿的画布，变成一个公众参与环保的平台。王宏生表示他要再好好想一想。
　　车进城了。我们结束了一天愉快而有意义的植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