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火爆,是“馅饼”还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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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今年来微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在部分地区蔓延。有专家指出,若不及时化解企业的经营困境,将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活力。
  今年前9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民间借贷纠纷案高达408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三成多。近期,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导致90多家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的新闻。民间借贷盛行,一方面反映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严重匮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融资难带来的巨大风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温州视察时也指出,要认真落实并完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延长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
  
  低头埋单,更要抬头看路
  文/薛红伟
  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其中40%的资金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10月8日 《新京报》)
  近期,随着大量的温州企业主“外逃”和“跳楼”,温州的全民高利贷终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10月4日,温家宝总理到温州调查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并明确提出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以及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等措施。数据显示温州89%的家庭或个人参与了民间借贷,称之为全民借贷也不为过,最后只有政府和人民来低头埋单。
  民间高利贷就像传销一般蔓延,正如金字塔一样的结构:上层获利,下一层就需要更多数量的下层来维持。而今,接力棒已经传到几乎每个温州人手中,结局可想而知,泡沫破裂的时刻到了,能为这埋单的只有国家和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相信国家一定能解决温州的问题,只是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是惨痛的,痛定思痛更要问,中小企业的路在何方?
  倒闭的中小企业无一例外都属于第三产业,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众所周知,农业是第一产业,工业是第二产业,而真正的经济主体实际上是第三产业。判断经济状况的一个风向标就是人民的购买力,购买力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上。援引中国年鉴网的统计,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般为70% ,美国更高达75.3%,而且这一比例近年来都是比较稳定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世界500强排在第一位的不是石油大鳄,也不是汽车巨头,而是沃尔玛。也说明了为什么温州的企业倒闭潮会刺痛这么多人的神经。
  再提一下那个著名的“睡莲长满池塘”问题:一种睡莲,每天面积可增长一倍,十天能长满整个池塘,长满一半池塘需要几天?答案是九天。第九天的时候,睡莲只长了一半的池塘面积,看似还有很大的余地,实际上第二天就没有空间了。要制止睡莲占领真个池塘,在第五天(睡莲只占1/32)的时候就应该未雨绸缪了,只是谁能想到?温州民间借贷已经涉及九成的温州人,现在只能“亡羊补牢”了。
  即使亡羊补牢,羊群的损失也已然不小。民间借贷泛滥的根源值得反思,直接原因就是银行贷款偏向国企、房地产,银行贷款难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断链,势必催生“另辟蹊径”,而企业纷纷放弃无利可图的服装、打火机、眼镜等实业,将民间信贷作为“主业”无异于饮鸩止渴。更深层的原因,银行的倾向自然是看国家政策了,国际经济危机期间,国家四万亿救市政策几乎把银行贷款“一锅端”,一下断了中小企业的后路。
  眼看着一个个国企肆无忌惮的巨亏,一个个海外投资血本无归,大量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怎不眼红?如今温总理已经明确要求政府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第三产业的繁荣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定的繁荣,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央的优惠政策能够对中小企业长期大力稳定的扶持,迈出藏富于民的重要一步。(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拿什么来拯救温州
  文/马光远
  种种迹象表明,在出现90多个中小企业主“跑路”、有企业主因无法偿债而跳楼之后,防止温州中小企业倒闭和民间借贷崩盘的重任落到了官方的手中。对于温州的民间借贷,听之任之,让其自生自灭,恐怕风险波及到实体经济。但是,对于温州因高利贷引发的老板跑路、企业倒闭等种种困境,国家是否需要去救,该不该救,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去深思的话题。
  反对救助者认为,温州目前面临的民间借贷崩盘的风险,完全是咎由自取。其一,在炒作之风盛行之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令人瞠目结舌的180%,从常理而言,这无疑是赌博,既然是赌博,就没有必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一帮赌徒;其二,民间借贷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导致全国房价高烧不退的原因之一,就是温州的炒房团的炒作,在房地产调控严厉的情况下,如果去救助这些利用高利贷的炒房客,缺乏说服力;其三,即使有一部分民间借贷流入了中小企业,但很多中小企业现在也不做实业,他们利用高利贷的目的是以钱生钱,玩危险的财富传销游戏;其四,媒体多次报道,温州民间借贷资金中,八成以上的人为当地公务员,这些人通过一定的关系,让银行的资金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扰乱当地金融秩序,如果成立救助基金救他们,无疑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质疑,绝非没有任何道理。笔者也一直强调,对于那些利用民间借贷不搞实业,而是搞房地产投资等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资金提供者,的确没有任何理由去救他们。特别是那些高利贷的提供者,不仅不能去救,还应该去规范和打击。今天温州民间借贷的风险之所以倍增,和民间借贷的高利贷化以及投资炒作之风不无关系。因此,对于温州的民间借贷面临的风险,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温州地方,都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在高利贷崩盘的情况下,拿银行的钱去救,这是对老百姓不负责。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温州民间借贷之所以盛行,以及中小企业纷纷远离实业,实属环境使然。目前温州面临的困局,既有长期的金融体制方面的制度性残缺,也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失衡,更有投机浮躁之风导致的实业萎靡。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多次证明,就金融供给而言,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以温州市为例,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这就是麦金农所言的“金融抑制”的结果。
  这种长期的“金融抑制”,一方面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助涨投机炒作之风。今年民间借贷之所有异常疯狂,一些利率高达180%以上,概因炒作所致。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获得的资金,要么拿去炒房,要么拿去炒矿。即使有流入中小企业,在利率奇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做实业赚回来的。中小企业将获得的民间借贷资金再次高利贷出去,以钱炒钱,成倍放大了风险,民间借贷逐渐与实业无关,而成了真正的击鼓传花的赌博。如果说“金融抑制”是滋生高利贷的土壤的话,中小企业产业空心化和投资炒作无疑成了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民间借贷的提供者,还是利用民间借贷资金的中小企业,都是体制的受害者。因此,本次所谓的救助,最关键的不是去救那些炒房者,不是去救那些放高利贷者,而是藉此机会,推动民间借贷的合法化以及国家对中小企业长期性的扶持政策的出台,最好的救助是让民间金融合法化,并且出台一揽子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就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而言,在我国金融机构总体仍然处于短缺状态的情况下,应该下决心将民间借贷纳入主流的金融体系,成为我国企业资金的合法供应者;就实体经济而言,中小企业之所以告别实业,乃是因房地产为代表的炒作泡沫导致大量资金流向虚拟领域,乃是整个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应该下决心将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至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并且对那些陷入困境,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慷慨解囊,留住中国经济的血脉。切忌为了维稳而对所有可能崩盘的民间借贷给予资金援助,更不能将那些高利贷者纳入救助范畴,否则就是助纣为虐,为下一次引发更大的风险提供弹药。(作者系著名财经评论员)
  
  警惕民间借贷风险的多米诺效应
  文/马红漫
  因煤而富的鄂尔多斯,正沉溺在民间借贷的“狂欢”之中。媒体报道,鄂尔多斯几乎“家家房地产、户户典当行”。当地大街小巷布满各类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它们扮演着高利率吸储、更高利率放贷给企业的食利角色。
  不可否认,民间借贷为众多民企提供了资金池,缓解了其“缺血”的燃眉之急。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近期温州接连爆出的老板“落跑”事件就敲响了民间借贷“崩盘”警钟,这或许将成为鄂尔多斯未来走向的预演。显然,驯服已失去理性的民间借贷热潮,直接打压并非治本之策。
  作为资源型重镇,鄂尔多斯的人均GDP现已超过了香港。但可以预想的是,煤炭等资源仅能带来短期的致富效应,鄂尔多斯还需为探寻下一座“金矿”而努力。而当下现金流稀缺的金融环境、众民企对现金输血的强烈渴望,恰好与鄂尔多斯丰富的民间资本间形成了供求“默契”。
  据报道,鄂尔多斯人因煤炭资源和拆迁补偿而手握大量富余资金,粗略估算民间信贷资本总额不低于1000多亿元,借贷月息大都在2~3分之间,折算年息24%~36%。而当下中小企业毛利能达到10%者已属不易,必然无力长期承担民间借贷的高息成本。民间借贷规模同样达到1000多亿元的温州,近期已不断被爆私企老板负债逃跑的新闻。仅在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潜逃,有些人涉嫌的民间负债甚至高达十几亿元之巨。
  民间借贷所潜藏的风险不言而喻。食利者的获利源头来自于实体产业,如若企业因无法消化高企的财务成本而倒闭,那么预期中的高利息回报必然沦为“无本之木”。更何况,前期高利贷的获利示范效应吸引了许多实体资金转道加盟,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民间借贷越来越像一座空中楼阁。一旦某一环节出现纰漏,其间的风险就犹如多米诺骨牌般扩散开来,给当地经济与社会安定形成重创。
  可见,民间借贷亟待规制。在接二连三爆出企业主“落跑”乱局下,浙江江山市已发文,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温州市相关部门也联合通告,要求严厉打击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行为,且呼吁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这些应急举措固然值得肯定,但根治民间借贷乱象,还需从制度深处予以厘清。
  其中,打破民营经济行业准入“玻璃门”,合理引导民资流动工作首当其冲。一旦国资垄断领域向民资敞开大门,必会吸引社会资本纷至沓来,而民资实力的壮大也会强化自身造血能力、减弱对外部融资的倚重。
  同时需要提及的是,长期以来金融机构行政色彩浓厚,尽管部分国资企业效率低下,银行仍倾向于为其提供优惠贷款,由此导致社会资金流向不均。如若在金融领域引入更多市场化因子,中小企业银行借贷难的老问题将随银行资本多元化迎刃而解。届时,民企缺血之痛缓解、正规借贷渠道畅通,民间借贷也将失去存在土壤。(作者系知名经济学博士)
  
  不能置民间借贷于监管之外
  文/侯文学
  近期,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导致90多家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的新闻,尽管这不过是温州40万中小企业的一小部分,但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防止多米诺效应,温州市政府紧急出手救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于10月4日亲赴温州,要求政府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强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途径,也使温州一度辉煌。然而,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加之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生产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温州中小企业经营遭遇困境,中央从宏观调控出发紧缩银根,则使中小企业再遇贷款难,不得不更加借力于民间借贷。温州中小企业平均盈利水平不过3%~5%,按照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数据,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为23%~24%,但实际上在30%~40%之间,高的达70%、80%、100%,最高的达到180%。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出台的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能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超过了,性质就变为高利贷或非法集资,已经触犯法律。如此,温州一些在民间融资的中小企业难以为继,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民间借贷规模在3.8万亿。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为1100亿元。而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包括银行贷款),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估计今年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
  由于民间借贷长期处于放任自流、无人监管的地下状态,致使民间借贷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相互混杂,民间金融乱象丛生,实际上“温州现象”是存在于全国各地的普遍问题。民间借贷的狂潮已经从两年前的苏浙等沿海地区扩展到山西、内蒙古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企业扩展至商贸流通企业乃至普通家庭,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民放贷”之势。被称为“宝马县”的江苏省贫困县泗洪县,95%的家庭放高利贷,金额达到几十亿的规模,许多人筹集到资金后,并非用于投资实业,而是大肆挥霍,用于买豪车、赌博,资金链断裂后,难以收回的资金在3.5亿元左右,使许多家庭放出去的贷款打了水漂,生活陷入困境。被称为“鬼城”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也出现了“家家放贷”的“繁荣”景象,许多在北京、大连等地工作的白领,甚至放弃高薪工作,回到鄂尔多斯老家靠放贷“发财”。然而,等待他们的可能不是巨额回报,而是血本无归。
  民间融资市场放任自流、缺乏监管,存在着巨大风险,极容易导致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进而使风险向银行体系蔓延,还会诱发企业将资金投入民间金融市场,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形成资本泡沫,而搅在其中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不依法加大打击力度,则容易引发犯罪和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0年6月,我国非法集资类案件超过1万起,涉案金额上千亿元,每年以2000起、集资额200亿元的规模快速增加。这无疑是个危险的倾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间借贷作为银行资金的有益补充,对推动中小企业、个体经济、农村经济发展、活跃资本市场发挥着积极意义,无疑有存在的必要。既然允许其生存发展,就应该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人民银行早在3年前就提出了要给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身份,但由于与现行一些规则存在矛盾和冲突、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难以界定、谁来监管等问题始终难以定论,至今先关法规没有出台。时至今日,民间融资市场的风险开始显现,不能再继续放任自流了,相关立法的出台已势在必行。(作者系资深评论家)
  
  救温州不如救经济
  文/朱大鸣
  很多人或许没有想到,温州版本的危机是以高利贷破产的形式出现的,当老板们为了逃债跑路成为风潮时,中国版庞氏骗局的玩法最终露出马脚。
  有消息称,国庆期间,温家宝总理带领央行、财政部、银监会等部门负责人到浙江调研经济运行情况,并要求浙江1个月内稳定温州中小企业局势,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防止风险扩散蔓延。
  而温州则推出了自己的“救市”措施,又有消息称,“9月底,温州市政府向浙江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期限1年,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救温州高利贷,不如救金融。如果不改革放贷体制,不仅货币政策失灵,而且连市场也会失灵,甚至政府也会失灵。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不需要钱的大集团反而能够贷到款去放高利贷,另一方面需要借贷的小企业在正当的信贷途径中告贷无门,只能寻找“歪门邪道”的高利贷资金。如此,如果不加以改变信贷体制的话,实体企业要破产,工人要失业,金融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得利益的恐怕是能够放贷和能够贷到款项而且获得巨大利差收益的少数人,其恶果最终要通过印钞通胀的方式来对冲坏账和死账。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条死路。美国当前的困局就是这样走来的,只不过换了名称而已。
  美国当初救助金融机构,希望这些金融机构能够承担起救助实体经济的重任,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拿到钱不是分掉,就是恶炒别的国家的物价和楼价,制造全球性通胀。如今美国兴起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诉求者还忘掉一个对象美联储,它是金融危机的最大制造者,它不停地印钞为全球金融资本家提供了作恶的工具,同时,以自己印钞“从无到有”的掠夺实体资产和资源。这次危机不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机,而是印钞机危机,是整个纸币体系的大危机。纸币体系没有理顺好,这次危机不会终结。谁制造出来的流动性,谁放出来的纸币,最终需要谁去回收。否则,通胀和债务将无法克服。
  至于温州版本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形势走向复杂化的重要路标。我们不能只看到别人的劣势,还得看到自己的缺点,如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那实在是危险至极。我们的最大风险同样在于纸币体系的危机,我们的纸币对内贬值太快,一方面储蓄者实在受不了,又没有太多的途径可以对冲,因此,只好等着贬值,被新钞稀释掉。现在100元的购买力已经低得不行了,实在是悲剧啊。另一方面,不仅对内贬值的纸币促使人们恶生投机心理,同样,对外升值导致了成本上升,楼价上涨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一起增加,导致了现在的困局。
  短期向部分地区中小企业定向宽松的做法,只能阻止一个点上的溃烂,评估当前货币政策,其实不如改进放贷结构,至于该不该降息和准备金,实在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了。我们虽然认为该降息和降准备金,但同时又反对印钞机不停地转,唯有如此,或许能杀出一条生路。
  全国都需要救助,不仅仅是温州需要救助。温州,这个炒楼集团的大本营,同样是庞大纸币需求者,他们的得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以飙高全国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也是印钞机下的弱势者,但同时,他们在本质上与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没有多大的差异,都是配合印钞机印钞需求而生出来的食利集团,唯一差异的是,美国印钞机的祸害的承担者是全球,美国金融资本玩弄的是美钞,我们玩弄的是地产和高利贷,如此而已。
  我们屡屡提到,要想真正的理解当前全球的经济危机,不能仅仅盯着金融家,还要盯着其背后的美联储才是制造危机的头号作恶者。最后总结一句:次贷危机、庞氏骗局、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滞胀、高通胀、高楼价、高物价的危机,归根结底都是印钞机的危机,都是纸币体系的危机,如果不看到这一点,所谓的措施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花样或者大而不当的表演而已。(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
  责任编辑/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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