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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纬武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爱港的一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生。他是万千爱国人士中的精英之一。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为国家及香港利益而奋斗不息。
谢纬武先生还是一名学富五车的智者，一生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长河指导下不断求索着。对知识的渴望，对祖国的爱戴，是支配他一生的两大情感，为谢纬武先生的人生书写了一篇“不断求知论与恒久爱国论的统一论。”
牢记历史 铸就情怀
“老广东，新广西，半个湖北人。”谈及到自己的籍贯，谢老用这几个短小精悍的词语概括道，语言风趣，精神抖擞。
“准确地说，在我18岁步入大学之前，我在家乡合浦县生活了15年，另外有三年，随父母亲从广西的梧州到广东的德庆、肇庆。那是抗日时期。肇庆后来被日本侵占，成为沦陷区，我们因此当了一年多的“亡国奴”。父亲则参加国民党的抗日游击队，身挂两颗手榴弹，佩着“驳壳”，随时准备与日寇同归于尽。日本人投降时，父亲是肇庆接受日本投降的中队长。但此后他被国民党整编离队，因而失业，一家人就投奔到清远县谋生。一路的奔波劳累，蒋管区的艰难生活，妈妈最终抵不过生活的折磨，染上霍乱，在清远县去世了。我们强忍着伤痛跟随爸爸来到广州，寄居于一位刘姓的亲戚家。弟弟送给东莞一位贫苦农民所养，我和哥哥则白天浪迹广州街头，忍饥挨饿。”
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谢老的激情昂扬瞬间黯淡许多，即便眼前的谢纬武先生再乐观，也忘不了当时那段国破家亡的年月，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唇齿相依，由此铸就了一生爱国的赤诚情怀。
“抗战胜利之后，蒋管区老百姓的日子更悲惨。我住在广州法院附近，每天都亲眼目睹，抓人、审人、害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后来，外祖父劳赏三千里迢迢从合浦老家来到广州寻到我和哥哥，便以破旧的自行车搭载我们兄弟俩回到了合浦石康镇。从此，我和哥哥便与外祖父母两位老人相依为命。”挑水、劈柴、做饭、务农，年轻的谢纬武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有了如此的体验，谢纬武先生越发同情农民们的生活，觉得他们是最底层的阶级，最劳苦的人民群众，以至于他日后的学习生活亦与农村农民的问题紧密相连。
"教育者先受教育"
1956年，谢纬武先生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武汉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他背起行囊，怀着一颗炙热求知的心，奔向武汉，这正是“半个湖北人”说法的由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谢纬武先生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着，每一分秒的校园学习生活他都感到额外珍贵，他放弃了所有的假期，勤奋地阅读了马恩列斯毛经典原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费了很大的劲利用暑假读完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对于中南政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律系、政治系56年级400多位同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之中。”
1960年大学毕业，因为家庭的关系，谢先生未能被分配到公检法工作，而被湖北省高教厅分配到一个新办的大学当上了政治老师。“在大学授课，我讲了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第二个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第二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共产党和马列主义者是不断革命的，但是革命也是分阶段的，不断革命和分阶段性是统一的。这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过的观点。这个观点非常正确。这个题目我讲了四个小时。‘教育者先受教育’，我给全校师生讲授这个题目，论述这个观点，不是只教育别人，首先是教育自己，教育自己一辈子。”
爱国丹心 昭然于世
谢纬武先生在内地受审查长达十七年，长期经受了政治打击和精神折磨，经受了严峻的政治思想考验，曾一度在生死线上挣扎，最后他终于以坚定爱国立场，坚强的革命意志挺住了。有一位文革中毕业的青年教师以及其它的一些中老年教师曾主动的问谢先生：“解放前受苦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被整，我如果是你，可能早发神经病了，你却还是如此清醒，是不是你的神经比常人更健全?”谢纬武先生回答那位青年教师说，“正如马克思在批评天才论时所说的，即使是哲学家和猎犬其神经的差别也是极其微小的，所以我的神经和你的神经也大体上是一样的，不会比你更健全，我的思考和你的思考只有一点差别，我只不过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别人怎样逼我，要我承认是特务、阶级敌人、背叛祖国，不是就不是，我维持对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任，维持自己对祖国忠诚的信念。
谢老还提到1957年的一段历史。当时他正读大学一年级，暑假经组织批准到香港探亲。在香港28天探亲的日子里，他立场坚定地拒绝了一切诱惑，经过坚决的斗争，坚持回到武汉学习，回到祖国的怀抱，于罗湖桥看到五星红旗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1980年1月谢先生带着妻子，子女来香港定居。当时担任台湾保固建筑公司（台湾当时十大地产商之一）董事长的正是曾和他解放前在广州一起过流浪生活的胞兄谢经武先生。在他们抵港后第三天，哥哥就赶来香港，说经他的老师、国民党当时的中常委谷正纲同意，可以让弟弟纬武一家入境，但要以“反共义士”名义才能入台湾。哥哥希望他当一个月的“反共义士”，然后远离政治从商，担任他创办的毛衣厂厂长兼总经理，哥哥给他50%股份加一座别墅、一部私家车。哥哥对他说这个厂即使不请一个人，每年卖配额也可以赚3千万新台币，如果请工人开工生产那就可以多赚一两倍。谢纬武及他的妻子吴世娟坚决拒绝，从此一家人在香港过着艰难的生活。
激昂文字 为香港回归鼓与呼
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于1985年6月30日在北京互换批准书起生效。从这时起至1997年6月30日为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期。在香港后过渡期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关键问题上，斗争都非常尖锐和激烈。从1990年6月起，谢纬武先以谢鹰为笔名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系列政论文章，继而又以谢鸣、谢燕等笔名在《大公报》、《香港商报》、《新晚报》、《紫荆》、《镜报》、《信报》、《文学报》、《联合报》、《快报》、《成报》等报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
就这样，香港回归前夕的谢纬武先生握起了笔杆，用激昂的文字，为香港回归鼓与呼。他以厚实的理论功底和诚挚的爱国情感，积极宣传“一国两制”理论和《香港基本法》，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香港商报》等报刊发表1000多篇时评，达300多万字。例如，他的《评彭督施政报告的“创意”》一文（载文汇报1992年10月9日），就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散文，以后在该报又再一次刊登。又如，他于1997年2月27日发表在《香港商报》上署名文章《“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论述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这篇文章一发表，就迅速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谢纬武先生为宣传香港回归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鼓与呼，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功不可没。他赤诚的爱国爱港情怀同样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他被聘为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地区事务顾问。他有幸参与香港回归的五个大会，见证了香港政权交接、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和高官的就职典礼、香港特区成立庆祝大会等重大盛会。
弘扬文化 恒久爱国
“香港的回归，也是文化的回归。文化不回归，人心怎能回归？”谢先生如是说道，“香港是个中外文化融合的地区，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亦是一个文化冲突和矛盾的地区。要想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香港更深地扎根，我们就必须努力地弘扬中华文化，并付之于实践。”谢老如是说了，也如是做了。如今，作为中华文化总会的副会长兼监事长，谢纬武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正努力将香港大约三百个左右的文化属会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努力工作着。
说到中华文化总会未来发展的计划，谢老有几点期望：“第一，弘扬中华文化的工作要深入到基层，遍及香港18个区。第二，巩固各大小团体，提高素质，更平稳、更健康发展；第三，加强与内地、亚洲、东南亚等地的交流，发挥香港的文化桥梁作用；第四，积极发挥属会的作用，加强总会的支持，更好地巩固文化总会。”
在香港中华文化总会成立之前的港英管治时期，谢纬武先生在以文会友、以笔论政的基础上，在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爱港的香港知识分子共同要求和敦促下，他牵头创立了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学会。该会于1994年5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该会一成立即受到香港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谢老现在为该会的创会会长，曾主持该会工作逾12年，以该会为主要平台为香港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刻，眼前的谢老已年过七旬，身子依旧非常硬朗，说话声音也是雄厚有力。询问才知，多年来谢老每日都坚持锻炼一个小时左右。谢老笑道：“我们要不断追随时代的步伐，不断追随我们国家、中央政府前进的步伐，就要锻炼好身体。人老不可避免，但要抗老化，抗身体机能老化，抗思想消沉、不思前进的老化，抗革命和建设情感淡化的老化，要青春常在，要保持斗志昂扬的健康心态。所以我亦要锻炼身体，保持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年轻，按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做人。”
【人物简介】
谢纬武先生，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会长兼监事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学会创会会长、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副会长、香港华人革新协会有限公司名誉顾问、香港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顾问及第二届副会长，同时还担任纳米科技促进健康应用学会副会长兼理事长、谢鹰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洲泛亚铁路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亦曾担任过中南政法学院客座教授及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地区事务顾问。
谢纬武先生还是一名学富五车的智者，一生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长河指导下不断求索着。对知识的渴望，对祖国的爱戴，是支配他一生的两大情感，为谢纬武先生的人生书写了一篇“不断求知论与恒久爱国论的统一论。”
牢记历史 铸就情怀
“老广东，新广西，半个湖北人。”谈及到自己的籍贯，谢老用这几个短小精悍的词语概括道，语言风趣，精神抖擞。
“准确地说，在我18岁步入大学之前，我在家乡合浦县生活了15年，另外有三年，随父母亲从广西的梧州到广东的德庆、肇庆。那是抗日时期。肇庆后来被日本侵占，成为沦陷区，我们因此当了一年多的“亡国奴”。父亲则参加国民党的抗日游击队，身挂两颗手榴弹，佩着“驳壳”，随时准备与日寇同归于尽。日本人投降时，父亲是肇庆接受日本投降的中队长。但此后他被国民党整编离队，因而失业，一家人就投奔到清远县谋生。一路的奔波劳累，蒋管区的艰难生活，妈妈最终抵不过生活的折磨，染上霍乱，在清远县去世了。我们强忍着伤痛跟随爸爸来到广州，寄居于一位刘姓的亲戚家。弟弟送给东莞一位贫苦农民所养，我和哥哥则白天浪迹广州街头，忍饥挨饿。”
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谢老的激情昂扬瞬间黯淡许多，即便眼前的谢纬武先生再乐观，也忘不了当时那段国破家亡的年月，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唇齿相依，由此铸就了一生爱国的赤诚情怀。
“抗战胜利之后，蒋管区老百姓的日子更悲惨。我住在广州法院附近，每天都亲眼目睹，抓人、审人、害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后来，外祖父劳赏三千里迢迢从合浦老家来到广州寻到我和哥哥，便以破旧的自行车搭载我们兄弟俩回到了合浦石康镇。从此，我和哥哥便与外祖父母两位老人相依为命。”挑水、劈柴、做饭、务农，年轻的谢纬武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有了如此的体验，谢纬武先生越发同情农民们的生活，觉得他们是最底层的阶级，最劳苦的人民群众，以至于他日后的学习生活亦与农村农民的问题紧密相连。
"教育者先受教育"
1956年，谢纬武先生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武汉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他背起行囊，怀着一颗炙热求知的心，奔向武汉，这正是“半个湖北人”说法的由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谢纬武先生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着，每一分秒的校园学习生活他都感到额外珍贵，他放弃了所有的假期，勤奋地阅读了马恩列斯毛经典原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费了很大的劲利用暑假读完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对于中南政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律系、政治系56年级400多位同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之中。”
1960年大学毕业，因为家庭的关系，谢先生未能被分配到公检法工作，而被湖北省高教厅分配到一个新办的大学当上了政治老师。“在大学授课，我讲了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第二个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第二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共产党和马列主义者是不断革命的，但是革命也是分阶段的，不断革命和分阶段性是统一的。这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过的观点。这个观点非常正确。这个题目我讲了四个小时。‘教育者先受教育’，我给全校师生讲授这个题目，论述这个观点，不是只教育别人，首先是教育自己，教育自己一辈子。”
爱国丹心 昭然于世
谢纬武先生在内地受审查长达十七年，长期经受了政治打击和精神折磨，经受了严峻的政治思想考验，曾一度在生死线上挣扎，最后他终于以坚定爱国立场，坚强的革命意志挺住了。有一位文革中毕业的青年教师以及其它的一些中老年教师曾主动的问谢先生：“解放前受苦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被整，我如果是你，可能早发神经病了，你却还是如此清醒，是不是你的神经比常人更健全?”谢纬武先生回答那位青年教师说，“正如马克思在批评天才论时所说的，即使是哲学家和猎犬其神经的差别也是极其微小的，所以我的神经和你的神经也大体上是一样的，不会比你更健全，我的思考和你的思考只有一点差别，我只不过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别人怎样逼我，要我承认是特务、阶级敌人、背叛祖国，不是就不是，我维持对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任，维持自己对祖国忠诚的信念。
谢老还提到1957年的一段历史。当时他正读大学一年级，暑假经组织批准到香港探亲。在香港28天探亲的日子里，他立场坚定地拒绝了一切诱惑，经过坚决的斗争，坚持回到武汉学习，回到祖国的怀抱，于罗湖桥看到五星红旗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1980年1月谢先生带着妻子，子女来香港定居。当时担任台湾保固建筑公司（台湾当时十大地产商之一）董事长的正是曾和他解放前在广州一起过流浪生活的胞兄谢经武先生。在他们抵港后第三天，哥哥就赶来香港，说经他的老师、国民党当时的中常委谷正纲同意，可以让弟弟纬武一家入境，但要以“反共义士”名义才能入台湾。哥哥希望他当一个月的“反共义士”，然后远离政治从商，担任他创办的毛衣厂厂长兼总经理，哥哥给他50%股份加一座别墅、一部私家车。哥哥对他说这个厂即使不请一个人，每年卖配额也可以赚3千万新台币，如果请工人开工生产那就可以多赚一两倍。谢纬武及他的妻子吴世娟坚决拒绝，从此一家人在香港过着艰难的生活。
激昂文字 为香港回归鼓与呼
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于1985年6月30日在北京互换批准书起生效。从这时起至1997年6月30日为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期。在香港后过渡期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关键问题上，斗争都非常尖锐和激烈。从1990年6月起，谢纬武先以谢鹰为笔名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系列政论文章，继而又以谢鸣、谢燕等笔名在《大公报》、《香港商报》、《新晚报》、《紫荆》、《镜报》、《信报》、《文学报》、《联合报》、《快报》、《成报》等报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
就这样，香港回归前夕的谢纬武先生握起了笔杆，用激昂的文字，为香港回归鼓与呼。他以厚实的理论功底和诚挚的爱国情感，积极宣传“一国两制”理论和《香港基本法》，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香港商报》等报刊发表1000多篇时评，达300多万字。例如，他的《评彭督施政报告的“创意”》一文（载文汇报1992年10月9日），就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散文，以后在该报又再一次刊登。又如，他于1997年2月27日发表在《香港商报》上署名文章《“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论述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这篇文章一发表，就迅速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谢纬武先生为宣传香港回归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鼓与呼，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功不可没。他赤诚的爱国爱港情怀同样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他被聘为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地区事务顾问。他有幸参与香港回归的五个大会，见证了香港政权交接、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和高官的就职典礼、香港特区成立庆祝大会等重大盛会。
弘扬文化 恒久爱国
“香港的回归，也是文化的回归。文化不回归，人心怎能回归？”谢先生如是说道，“香港是个中外文化融合的地区，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亦是一个文化冲突和矛盾的地区。要想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香港更深地扎根，我们就必须努力地弘扬中华文化，并付之于实践。”谢老如是说了，也如是做了。如今，作为中华文化总会的副会长兼监事长，谢纬武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正努力将香港大约三百个左右的文化属会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努力工作着。
说到中华文化总会未来发展的计划，谢老有几点期望：“第一，弘扬中华文化的工作要深入到基层，遍及香港18个区。第二，巩固各大小团体，提高素质，更平稳、更健康发展；第三，加强与内地、亚洲、东南亚等地的交流，发挥香港的文化桥梁作用；第四，积极发挥属会的作用，加强总会的支持，更好地巩固文化总会。”
在香港中华文化总会成立之前的港英管治时期，谢纬武先生在以文会友、以笔论政的基础上，在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爱港的香港知识分子共同要求和敦促下，他牵头创立了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学会。该会于1994年5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该会一成立即受到香港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谢老现在为该会的创会会长，曾主持该会工作逾12年，以该会为主要平台为香港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刻，眼前的谢老已年过七旬，身子依旧非常硬朗，说话声音也是雄厚有力。询问才知，多年来谢老每日都坚持锻炼一个小时左右。谢老笑道：“我们要不断追随时代的步伐，不断追随我们国家、中央政府前进的步伐，就要锻炼好身体。人老不可避免，但要抗老化，抗身体机能老化，抗思想消沉、不思前进的老化，抗革命和建设情感淡化的老化，要青春常在，要保持斗志昂扬的健康心态。所以我亦要锻炼身体，保持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年轻，按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做人。”
【人物简介】
谢纬武先生，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会长兼监事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学会创会会长、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副会长、香港华人革新协会有限公司名誉顾问、香港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顾问及第二届副会长，同时还担任纳米科技促进健康应用学会副会长兼理事长、谢鹰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洲泛亚铁路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亦曾担任过中南政法学院客座教授及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地区事务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