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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皇后的一次心血来潮，成了后世研究宋代丝绸技术的宝贵资料
杭州，某个秋天的夜晚，湖风像丝一般柔润，西子湖畔古老的西泠桥上，举办了一台露天时装秀——“东方丝国”。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座古桥，两边是接天莲叶，夕阳西下时，丝竹缭绕，模特从架在舟与岸之间的通道走来，像是从迷幻中走来，水绿、冰蓝、酒红，缤纷的丝绸在夜西湖上飘逸，调和了荷叶的清香后拂过古桥，夜里的西泠桥成了一座霓裳羽衣的丝绸之桥。
如梦如幻，就像丝绸的历史，说起来像一个遥远的梦。而杭州作为一个丝绸都会，已经有很久了。
浑身绫绢，遍体锦绣
1958年，杭州郊区的古荡发掘出一座汉代古墓，墓主人是一对夫妻，他们身上覆盖着一条丝织的被子。
早在隋朝，就有法律规定，15岁以上的女子必须学习养蚕纺织。
到了唐朝，杭州已有丰富多彩的各种丝织品，有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为证：“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柿蒂绫”是当时的一种图案清雅、质地轻薄的丝绸织物，在杭州做“市长”的白居易非常喜欢这种丝绸，并将“柿蒂绫”与名酒梨花春相提并论。
翻开杭州历史，也能不断读到丝绸二字。比如五代的吴越王，每次向中原朝廷进贡的丝织品都以万匹计;比如纳土归宋的前两个月，还进贡了“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屯”。
南宋就更兴盛了，当时普通百姓家里有织机的已经很普遍，而官营的生产工场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比如有一家叫“绫锦院”的官营工场，有织机数百余架，工匠数千人。当时主要大街“御街”上的商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生意与丝绸有关。那时杭州的布店是有分工的，专门卖丝绸的店叫“绸庄”，绸庄里只卖丝绸不卖布，而“布店”是只卖布不卖丝绸的，可见丝绸已是非常专业且非常兴旺的一个行业了。
那时杭州人的穿着颇为讲究，不仅逢年过节满身绫罗绸缎，即便平时，百姓也多用丝织品。
当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时，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满街丝绸。他知道，沿丝绸之路向西，丝绸都是贵重礼物，属于宫廷礼仪，一件丝袍通常是统治者对臣下的赏赐。可是在杭州，“当地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总是浑身绫绢，遍体锦绣。”
一位皇后的心血来潮
甚至连皇宫里都有蚕房和机坊。公元1143年，春深四月。南宋的吴皇后照例走入皇宫大内的蚕房，城里的瓦子热闹得很，贵为皇后，却是享受不得这市井的繁华，也只好将每日时光消磨在蚕房里了。“蚕已经结茧了”“今天又多了许多洁白的茧子”——都被记录下来。
吴皇后居住的坤宁殿墙上挂着一幅《蚕织图》，那是於潜县令敬献的。县令是个有心人，他为了让皇帝了解民间农桑之苦，重视蚕丝生产，将养蚕到丝织的全过程细细地画了下来，有21个场景，21个画面。
皇上对这幅《蚕织图》十分欣赏，命拿到后宫展示。吴皇后很喜歡，每日对照《蚕织图》细细地观察从蚕到丝的过程，成了她主要的工作。看完了蚕房，莲步轻移，再去看看缫丝机坊建得怎样了，这也是按着《蚕织图》做的，虽然只是象征性的，却也是工序齐全，与《蚕织图》上描绘的一点不差。吴皇后心里有些诧异：这县令看来是颇为精通蚕丝工艺，这《蚕织图》就是一幅完整的工艺流程图吗？
吴皇后回到坤宁殿，站在《蚕织图》前，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养蚕缫丝是个细活，其中有很多环节图上画不出来，不妨将这些细处一一记下，注到图上，岂不更好。从此，吴皇后往蚕房走得更勤了，她将图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用文字注明。
中国古代很少有关于丝绸技术的翔实记载，她不知道，一位皇后的一次心血来潮，成了后世研究宋代丝绸技术的宝贵资料。
中国第一所蚕桑学校
早在1800多年前，就有吴地兄弟二人到日本传授蚕桑丝织技术，现今，日本还有“吴服馆”。可是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蚕丝科技发展很快，中国反而要转头向日本学习了。
1898年3月31日，西湖边的金沙港，一所“蚕学馆”开学了。
这是中国第一所蚕桑学校。在金沙港原关帝庙的旧址上建起的校舍，除了教室和宿舍，还专门修建了一座楼，上下十四间，作为饲蚕所。学生30名，实到25名，都是秀才。杭州知府林启兼任校长，聘任日本教师主持教务，开设物理、化学、动物、植物、桑树栽培法、缫丝法等十九门课，学制两年。
到了蚕月，林启每晚公事办完，便划船去金沙港，与学生们一起观察蚕的生长变化。蚕学馆第一年就培育出了优良蚕种，林启又带着学生去乡间推广新品种，指导农民试养，并以此作为学生的考试成绩。
蚕学馆建校的当年，就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日本报纸专门报道评论杭州成立蚕学馆的事，惊呼“中国的蚕丝，将要重新崛起”。蚕学馆的历届毕业生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蚕丝实业、科技、教育的骨干。
1929年，城东刀茅巷建起了一片12亩地的桑园，这是当时杭州最大的蚕种场业公益社，开始种桑养蚕，第二年就育出了优质的“牡丹牌”蚕种。
一个为锦而生的人
说杭州丝绸，有一个人是必须提的，那就是都锦生。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都锦生”是某种丝绸织物的名称，因为都锦生的织锦太有名了，也因为这个名字的含义与织锦很吻合。
都锦生这个人真是为锦而生的。
都家老宅在西湖边的茅家埠，西湖山水对于童年的都锦生可谓耳濡目染。1921年，都锦生毕业于浙江甲等工业学校机织科，年轻的毕业生这时萌生了将西湖山水织进丝绸里的念头。经过6个多月的反复试验，并亲手在织机上一梭一梭地织，终于，一幅《九溪十八涧》的风光织锦画问世了，这原本是他拍摄的一张照片。 他辞去了母校的教职，筹措了500元资金，与妻子一起办起了一个专门织造西湖风景画的工厂。1922年，茅家埠老宅的门口挂出了“都锦生丝织厂”的招牌。四年后，都锦生的五彩织锦画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都锦生的丝织风景画从此名扬海内外。
抗战爆发后，日本人起先是劝诱都锦生，想让其与他们合作，谁知都锦生软硬不吃，结果被日本人一把火烧掉了艮山门的厂房，并洗劫了茅家埠都家，都锦生丝织厂因此陷入了困境。
1943年，都锦生病逝于上海，年仅45岁。
机杼之声，比户相闻
杭州城里有东大街和西大街，西大街如今叫武林路，已成为女装一条街。东大街在历史上与丝绸的关系更密切。
所谓“东大街”就是今天的建国路，南北纵贯杭城东部，这里早先是吴越国时罗城的东城墙，元末时扩城，将城墙向东扩展了几里路后重建，原来的城墙成了城里的一条大街。
清代文人袁枚曾住在东街的“东园”，种花养鱼，偶寄闲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街的菜市桥也是异常热闹，桥上从早到晚行人往来不绝，因为桥头“朝有菜市，日有货市，晚有夜市”，是城东人气最旺的市集。但东街最不能忘却的是机杼之声。
杭城东北角向来是蚕桑集中之地，城里的丝织业也就逐渐向那一带聚集，渐渐地，东街一带成了机坊集中之地，几乎是机坊连着机坊，全是民间的家庭式作坊，大的坊主有四五张织机，小的则两三人合一张织机，“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连这里的商业也多是为丝绸业服务的，沿街除了机坊，就是与丝绸有关的商铺。
东街上的机杼之声早已成为过去，而且丝绸似乎也在成为过去。
现在的人大概图省事，很少穿丝绸了。好在杭州还保留着一块丝绸的专门“领地”——体育场路的“丝绸城”，一横一竖两条小街，商铺连着商铺，全是杭州出产的丝绸及丝绸产品，而走来走去的，以外地人居多。
自言自语的石碑
东园巷是东大街附近的一条小巷，东园巷397号是一所小學。1983年11月，东园巷小学要盖新的教学楼，杭州文保所来人拉走了院子里的五块旧石碑，还剩下一块，后来被嵌在了围墙里。
在这个充满童真的空间里，谁也不会去注意那块石碑，它太旧了，字迹模糊不清，只能自言自语、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属于它的故事：一个关于杭州丝绸业祖先的片段。
从这块石碑上也可以看出杭州丝织业曾经的兴旺。它曾是机神庙里的一块碑刻。杭州仅大型机神庙就有三个，一是在城中的饮马井巷，那里临近官府织造局，官营丝绸生产工场大多集中在那里;二是艮山门外机神村，那里是蚕桑遍野之地;再就是东园巷机神庙，占地约4400平方米，有三进，那一带是民间丝织机坊最多的地方。
机神庙是丝织业供奉神灵丝祖的地方，一般供奉的是轩辕黄帝及黄帝时的伯余，传说是伯余发明了制作衣裳的织布机，可是在杭州东园巷机神庙里还供奉着一个普通人——褚载。
褚载早先住在扬州，那是唐朝的丝织名城，他在扬州学得了精湛的丝织技艺。褚载迁到杭州后，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杭州的丝织同行，使得杭州丝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此后杭州的丝织品名冠天下，这些在机神庙的石碑上以及一些史料中都有记载。
褚载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他恰恰有一个声名显赫的祖先——褚遂良。褚遂良是初唐名臣，并受唐太宗的托孤之重，然而后世更推崇的却是他的书法。
不知从何时开始，褚遂良成了杭州丝绸业的开山鼻祖，而他的九世孙褚载则被人们渐渐遗忘。
西湖东南角是长桥，过长桥与南山路相接的是玉皇前山路，这条闹中取静的路上有“中国丝绸博物馆”。
这里摆放着一台织机，这是按照南宋《耕织图》里的图形复制的一台宋代提花机，也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织机。今天，它被高高地放在祭坛似的展台上，与现代的目光交织。
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丝绸绵长的历史。历史面目古老，而丝绸却永远鲜亮。
杭州，某个秋天的夜晚，湖风像丝一般柔润，西子湖畔古老的西泠桥上，举办了一台露天时装秀——“东方丝国”。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座古桥，两边是接天莲叶，夕阳西下时，丝竹缭绕，模特从架在舟与岸之间的通道走来，像是从迷幻中走来，水绿、冰蓝、酒红，缤纷的丝绸在夜西湖上飘逸，调和了荷叶的清香后拂过古桥，夜里的西泠桥成了一座霓裳羽衣的丝绸之桥。
如梦如幻，就像丝绸的历史，说起来像一个遥远的梦。而杭州作为一个丝绸都会，已经有很久了。
浑身绫绢，遍体锦绣
1958年，杭州郊区的古荡发掘出一座汉代古墓，墓主人是一对夫妻，他们身上覆盖着一条丝织的被子。
早在隋朝，就有法律规定，15岁以上的女子必须学习养蚕纺织。
到了唐朝，杭州已有丰富多彩的各种丝织品，有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为证：“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柿蒂绫”是当时的一种图案清雅、质地轻薄的丝绸织物，在杭州做“市长”的白居易非常喜欢这种丝绸，并将“柿蒂绫”与名酒梨花春相提并论。
翻开杭州历史，也能不断读到丝绸二字。比如五代的吴越王，每次向中原朝廷进贡的丝织品都以万匹计;比如纳土归宋的前两个月，还进贡了“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屯”。
南宋就更兴盛了，当时普通百姓家里有织机的已经很普遍，而官营的生产工场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比如有一家叫“绫锦院”的官营工场，有织机数百余架，工匠数千人。当时主要大街“御街”上的商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生意与丝绸有关。那时杭州的布店是有分工的，专门卖丝绸的店叫“绸庄”，绸庄里只卖丝绸不卖布，而“布店”是只卖布不卖丝绸的，可见丝绸已是非常专业且非常兴旺的一个行业了。
那时杭州人的穿着颇为讲究，不仅逢年过节满身绫罗绸缎，即便平时，百姓也多用丝织品。
当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时，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满街丝绸。他知道，沿丝绸之路向西，丝绸都是贵重礼物，属于宫廷礼仪，一件丝袍通常是统治者对臣下的赏赐。可是在杭州，“当地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总是浑身绫绢，遍体锦绣。”
一位皇后的心血来潮
甚至连皇宫里都有蚕房和机坊。公元1143年，春深四月。南宋的吴皇后照例走入皇宫大内的蚕房，城里的瓦子热闹得很，贵为皇后，却是享受不得这市井的繁华，也只好将每日时光消磨在蚕房里了。“蚕已经结茧了”“今天又多了许多洁白的茧子”——都被记录下来。
吴皇后居住的坤宁殿墙上挂着一幅《蚕织图》，那是於潜县令敬献的。县令是个有心人，他为了让皇帝了解民间农桑之苦，重视蚕丝生产，将养蚕到丝织的全过程细细地画了下来，有21个场景，21个画面。
皇上对这幅《蚕织图》十分欣赏，命拿到后宫展示。吴皇后很喜歡，每日对照《蚕织图》细细地观察从蚕到丝的过程，成了她主要的工作。看完了蚕房，莲步轻移，再去看看缫丝机坊建得怎样了，这也是按着《蚕织图》做的，虽然只是象征性的，却也是工序齐全，与《蚕织图》上描绘的一点不差。吴皇后心里有些诧异：这县令看来是颇为精通蚕丝工艺，这《蚕织图》就是一幅完整的工艺流程图吗？
吴皇后回到坤宁殿，站在《蚕织图》前，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养蚕缫丝是个细活，其中有很多环节图上画不出来，不妨将这些细处一一记下，注到图上，岂不更好。从此，吴皇后往蚕房走得更勤了，她将图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用文字注明。
中国古代很少有关于丝绸技术的翔实记载，她不知道，一位皇后的一次心血来潮，成了后世研究宋代丝绸技术的宝贵资料。
中国第一所蚕桑学校
早在1800多年前，就有吴地兄弟二人到日本传授蚕桑丝织技术，现今，日本还有“吴服馆”。可是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蚕丝科技发展很快，中国反而要转头向日本学习了。
1898年3月31日，西湖边的金沙港，一所“蚕学馆”开学了。
这是中国第一所蚕桑学校。在金沙港原关帝庙的旧址上建起的校舍，除了教室和宿舍，还专门修建了一座楼，上下十四间，作为饲蚕所。学生30名，实到25名，都是秀才。杭州知府林启兼任校长，聘任日本教师主持教务，开设物理、化学、动物、植物、桑树栽培法、缫丝法等十九门课，学制两年。
到了蚕月，林启每晚公事办完，便划船去金沙港，与学生们一起观察蚕的生长变化。蚕学馆第一年就培育出了优良蚕种，林启又带着学生去乡间推广新品种，指导农民试养，并以此作为学生的考试成绩。
蚕学馆建校的当年，就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日本报纸专门报道评论杭州成立蚕学馆的事，惊呼“中国的蚕丝，将要重新崛起”。蚕学馆的历届毕业生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蚕丝实业、科技、教育的骨干。
1929年，城东刀茅巷建起了一片12亩地的桑园，这是当时杭州最大的蚕种场业公益社，开始种桑养蚕，第二年就育出了优质的“牡丹牌”蚕种。
一个为锦而生的人
说杭州丝绸，有一个人是必须提的，那就是都锦生。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都锦生”是某种丝绸织物的名称，因为都锦生的织锦太有名了，也因为这个名字的含义与织锦很吻合。
都锦生这个人真是为锦而生的。
都家老宅在西湖边的茅家埠，西湖山水对于童年的都锦生可谓耳濡目染。1921年，都锦生毕业于浙江甲等工业学校机织科，年轻的毕业生这时萌生了将西湖山水织进丝绸里的念头。经过6个多月的反复试验，并亲手在织机上一梭一梭地织，终于，一幅《九溪十八涧》的风光织锦画问世了，这原本是他拍摄的一张照片。 他辞去了母校的教职，筹措了500元资金，与妻子一起办起了一个专门织造西湖风景画的工厂。1922年，茅家埠老宅的门口挂出了“都锦生丝织厂”的招牌。四年后，都锦生的五彩织锦画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都锦生的丝织风景画从此名扬海内外。
抗战爆发后，日本人起先是劝诱都锦生，想让其与他们合作，谁知都锦生软硬不吃，结果被日本人一把火烧掉了艮山门的厂房，并洗劫了茅家埠都家，都锦生丝织厂因此陷入了困境。
1943年，都锦生病逝于上海，年仅45岁。
机杼之声，比户相闻
杭州城里有东大街和西大街，西大街如今叫武林路，已成为女装一条街。东大街在历史上与丝绸的关系更密切。
所谓“东大街”就是今天的建国路，南北纵贯杭城东部，这里早先是吴越国时罗城的东城墙，元末时扩城，将城墙向东扩展了几里路后重建，原来的城墙成了城里的一条大街。
清代文人袁枚曾住在东街的“东园”，种花养鱼，偶寄闲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街的菜市桥也是异常热闹，桥上从早到晚行人往来不绝，因为桥头“朝有菜市，日有货市，晚有夜市”，是城东人气最旺的市集。但东街最不能忘却的是机杼之声。
杭城东北角向来是蚕桑集中之地，城里的丝织业也就逐渐向那一带聚集，渐渐地，东街一带成了机坊集中之地，几乎是机坊连着机坊，全是民间的家庭式作坊，大的坊主有四五张织机，小的则两三人合一张织机，“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连这里的商业也多是为丝绸业服务的，沿街除了机坊，就是与丝绸有关的商铺。
东街上的机杼之声早已成为过去，而且丝绸似乎也在成为过去。
现在的人大概图省事，很少穿丝绸了。好在杭州还保留着一块丝绸的专门“领地”——体育场路的“丝绸城”，一横一竖两条小街，商铺连着商铺，全是杭州出产的丝绸及丝绸产品，而走来走去的，以外地人居多。
自言自语的石碑
东园巷是东大街附近的一条小巷，东园巷397号是一所小學。1983年11月，东园巷小学要盖新的教学楼，杭州文保所来人拉走了院子里的五块旧石碑，还剩下一块，后来被嵌在了围墙里。
在这个充满童真的空间里，谁也不会去注意那块石碑，它太旧了，字迹模糊不清，只能自言自语、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属于它的故事：一个关于杭州丝绸业祖先的片段。
从这块石碑上也可以看出杭州丝织业曾经的兴旺。它曾是机神庙里的一块碑刻。杭州仅大型机神庙就有三个，一是在城中的饮马井巷，那里临近官府织造局，官营丝绸生产工场大多集中在那里;二是艮山门外机神村，那里是蚕桑遍野之地;再就是东园巷机神庙，占地约4400平方米，有三进，那一带是民间丝织机坊最多的地方。
机神庙是丝织业供奉神灵丝祖的地方，一般供奉的是轩辕黄帝及黄帝时的伯余，传说是伯余发明了制作衣裳的织布机，可是在杭州东园巷机神庙里还供奉着一个普通人——褚载。
褚载早先住在扬州，那是唐朝的丝织名城，他在扬州学得了精湛的丝织技艺。褚载迁到杭州后，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杭州的丝织同行，使得杭州丝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此后杭州的丝织品名冠天下，这些在机神庙的石碑上以及一些史料中都有记载。
褚载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他恰恰有一个声名显赫的祖先——褚遂良。褚遂良是初唐名臣，并受唐太宗的托孤之重，然而后世更推崇的却是他的书法。
不知从何时开始，褚遂良成了杭州丝绸业的开山鼻祖，而他的九世孙褚载则被人们渐渐遗忘。
西湖东南角是长桥，过长桥与南山路相接的是玉皇前山路，这条闹中取静的路上有“中国丝绸博物馆”。
这里摆放着一台织机，这是按照南宋《耕织图》里的图形复制的一台宋代提花机，也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织机。今天，它被高高地放在祭坛似的展台上，与现代的目光交织。
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丝绸绵长的历史。历史面目古老，而丝绸却永远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