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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开讨论的中国农业银行改制方案基本可概括为整体改制和分拆改制两大类，其中分拆改制方案又分为按区域分拆和按业务分拆两个子类。但每一种方案都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操作难度和风险都很大。我们根据自身多年从事国有企业改制的实践经验，提出一种全新的改制思路即以分流员工作为战略投资者，国家注资分步到位的整体改制。基本操作思路如下：
第一步：国家对农行注资3500亿元左右，使农行具备可持续经营的基本条件。2005年底农行不良资产规模为7400亿元，已计提坏账准备360亿元。2005年底农行账面股东权益约800亿元，因此国家注资3500亿元后，农行经充分计提后的实际股东权益将接近于0，基本具备可持续经营的财务基础。
第二步：2005年底农行现有员工约48万人，国家以所拥有农行30%左右的权益作为买断工龄的对价，分流农行1/3在职职工，约16万人。分流出来的16万农行员工将集体成为农行战略投资者，持有改制后农行30%左右的股份。如果自愿分流的职工人数超过预计人数，则可适当降低买断工龄的补偿标准；反之则可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第三步：在改制后的5年内，国家每年应有条件向农行提供300亿～500亿元的后续注资，但国家的后续注资不改变分流员工在农行的持股比例和持股数量。为了确保农行在改制后继续服务于三农，国家后续注资的具体金额应当与农行当年涉农信贷规模和资金投向挂钩。在5年期满后，国家可根据当时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取消对农行的补贴或调整补贴标准。假设每年注资金额为300亿元，5年可累计注资1500亿元；农行分流16万职工每年可节约成本150亿元左右，5年可节约成本750亿元；与其他三家银行的改制方案相比，农行经营机制的转变将最为彻底，可使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自身盈利水平将显著增强，进一步补充自身的核心资本，因此5年后的农行有望成为一家真正健康的全国性商业银行。
与现有的改制方案相比，本改制思路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将人员包袱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农行现有员工48万人，占到全国所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总和的1/4，而资产规模仅占全国的1/8。沉重的人员包袱已经成为内部机制转换的巨大障碍。本改制思路分流出16万员工并将他们的身份转换为公司股东，不仅有利于农行内部机制的转换，而且还将成为农行改革的巨大动力。因为，一方面分流职工所持有的股份可能是他们未来退休养老的主要资金来源，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实现所持股份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他们已经离开农行，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通过16万股东的群防群治，缓解经营链条过长与风险控制之间的矛盾。为了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其他三家国有银行的改制都普遍采取了收缩基层网点、缩短经营链条并将业务逐步向中心城市集中的做法，因为国内银行业的管理能力确实还难以有效控制经营链条过长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农行的改革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不能撤销基层的营业网点，也不能缩减涉农业务规模，但农行的管理水平又是四大国有银行中最差的一家，经营链条过长将严重威胁农行的经营安全。本改制思路分流出的16万员工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熟悉农行各个业务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他们作为股东后将可以对农行实施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具有任何其他外部监督力量都不可比拟的优势，相当于打一场金融改革的人民战争。只要未来他们能够畅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农行的股东大会就不可能走过场，每年的董事会工作报告就没那么容易通过。
可有效缓解政府一次性注资的压力。有人测算，农行若要在整体改制后实现不良贷款率在8%以下，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则至少需要政府注资5700亿元；也有人认为农行整体改制大约需要政府注资约8000亿元。不论准确数字是多少，整体改制需要政府出资的金额必将是十分巨大的。但根据本改制思路，政府对农行的注资可分步到位，政府出资的压力将显著减轻，而且在政府注资全部到位之前，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职工股东即可发挥监督作用，可有效防止政府注资再次被浪费，这是其它任何方案都不具备的优势。不仅如此，政府后续注资的相当部分还可以来源于农行自身的税收，2005年度农行累计上缴税金约130亿元，随着改制后盈利能力的提高，农行纳税金额必将大幅度上升。
缓和了农行改制与发展农村金融之间的矛盾。除了将政府对农行的后续注资（或补贴）与涉农信贷规模挂钩以外，本改制思路还可能从根本上缓和、甚至消除农行改制与发展农村金融之间的矛盾。陆磊研究后发现，农行下属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新疆建设兵团等8家一级分行一直坚持从事农业信贷，但他们的盈利能力和市场份额都居于当地金融机构的领先水平，农业信贷的不良率也较低。尽管农户的经营收益率低，但其信用状况未必比企业低，关键在于银行自身是否具备完善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如果农行在本次改制后实现了经营机制的根本转换，则农行完全可能自愿加强涉农业务。在其他三家国有银行收缩基层网点后，农行在农村和涉农信贷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只要激励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到位，改制后的农行一定会不断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而不是扎堆于城市。
可以避免单一改制模式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虽然前三家银行的改制模式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没有摆脱“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这一模式。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一模式是完全成功的，近期不断出现的金融大案已经给我们以警示。除此之外，境外战略投资者与国有股东之间的磨合也才刚刚开始，潜伏的风险可能尚未暴露。如果农行也采取同样的改制模式必将加大上述系统性风险，本改制思路的最大特点是依靠自我、走群众路线，摆脱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依赖。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企业制度设计领域的“自主创新”吧。
本改制思路涉及十多万员工的分流安置，必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改制思路的可行性，如职工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补偿方案，职工股东的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大规模分流职工是否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等。我们认为，虽然工作难度不小，但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
职工是否愿意接受上述补偿方案。虽然农行目前的盈利水平低下，短期内难以实现现金分红，但农业银行的金字招牌还是具备相当的投资价值的，而且改制后继续留在农行，个人收入能否旱涝保收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会有一部分职工自愿接受上述补偿而离开现有岗位。如果职工分流的积极性不高，则国家可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只要补偿总比例不突破农行总股本的50%即可。
职工股东的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16万职工分布于全国各地，如果不能有效组织，则职工股东的监督确实会流于形式。但我们认为通过投资银行的专业设计，加上现代传媒技术，充分发挥16万职工股东的监督职能在技术上完全是可行的。我国国有企业传统的职代会、厂务公开制度都可以为职工股东的实质性参与提供现成的制度借鉴。
大规模分流职工是否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2001年前后，中石油集团在改制过程中以现金买断方式分流出几十万职工，但后来造成一定数量的集体上访事件。自然就会有人怀疑此次农行大规模分流职工是否会构成新的不稳定因素，但我们认为，农行改制是以自身股权作为对价分流职工，与中石油集团支付现金分流职工是存在本质差异的，分流职工通过持有股份可以分享农行改制后的资本增值收益，如果改制农行效益大增，他们可能比在岗员工收益更大。而当初持有现金的中石油员工就无法分享改制成果，看到在岗员工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心态自然会失衡。不仅如此，国有银行职工的素质普遍较高，将很受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欢迎，分流出的职工很快就会实现再就业，不会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仍有很多人对员工持股抱有成见，他们认为职工持股容易形成大锅饭、吃光分光，甚至会扰乱金融秩序。为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6年中国经济高峰会上特别为员工持股进行了正名，他认为90年代初出现的员工持股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制度欠缺所致，目前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员工持股值得深入探索。其实员工持股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同样存在于上市公司公众投资者身上，试问有哪位公众投资者真正关心过企业的长期成长？有哪位投资者不希望上市公司多分红、多派现？为什么公司上市就意味着进步，员工持股就意味着落后？联想集团、TCL、特变电工、宇通客车等一大批知名企业正是依靠员工持股的制度优势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拿出监管证券市场的资源和决心发展员工持股，恐怕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改制局面早已今非昔比。本改制思路不仅具备员工持股的绝大部分优点，而且还克服了内部人持股的某些不足，因为这16万员工持股后都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行职工了。
责任编辑：高广春
第一步：国家对农行注资3500亿元左右，使农行具备可持续经营的基本条件。2005年底农行不良资产规模为7400亿元，已计提坏账准备360亿元。2005年底农行账面股东权益约800亿元，因此国家注资3500亿元后，农行经充分计提后的实际股东权益将接近于0，基本具备可持续经营的财务基础。
第二步：2005年底农行现有员工约48万人，国家以所拥有农行30%左右的权益作为买断工龄的对价，分流农行1/3在职职工，约16万人。分流出来的16万农行员工将集体成为农行战略投资者，持有改制后农行30%左右的股份。如果自愿分流的职工人数超过预计人数，则可适当降低买断工龄的补偿标准；反之则可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第三步：在改制后的5年内，国家每年应有条件向农行提供300亿～500亿元的后续注资，但国家的后续注资不改变分流员工在农行的持股比例和持股数量。为了确保农行在改制后继续服务于三农，国家后续注资的具体金额应当与农行当年涉农信贷规模和资金投向挂钩。在5年期满后，国家可根据当时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取消对农行的补贴或调整补贴标准。假设每年注资金额为300亿元，5年可累计注资1500亿元；农行分流16万职工每年可节约成本150亿元左右，5年可节约成本750亿元；与其他三家银行的改制方案相比，农行经营机制的转变将最为彻底，可使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自身盈利水平将显著增强，进一步补充自身的核心资本，因此5年后的农行有望成为一家真正健康的全国性商业银行。
与现有的改制方案相比，本改制思路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将人员包袱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农行现有员工48万人，占到全国所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总和的1/4，而资产规模仅占全国的1/8。沉重的人员包袱已经成为内部机制转换的巨大障碍。本改制思路分流出16万员工并将他们的身份转换为公司股东，不仅有利于农行内部机制的转换，而且还将成为农行改革的巨大动力。因为，一方面分流职工所持有的股份可能是他们未来退休养老的主要资金来源，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实现所持股份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他们已经离开农行，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通过16万股东的群防群治，缓解经营链条过长与风险控制之间的矛盾。为了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其他三家国有银行的改制都普遍采取了收缩基层网点、缩短经营链条并将业务逐步向中心城市集中的做法，因为国内银行业的管理能力确实还难以有效控制经营链条过长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农行的改革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不能撤销基层的营业网点，也不能缩减涉农业务规模，但农行的管理水平又是四大国有银行中最差的一家，经营链条过长将严重威胁农行的经营安全。本改制思路分流出的16万员工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熟悉农行各个业务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他们作为股东后将可以对农行实施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具有任何其他外部监督力量都不可比拟的优势，相当于打一场金融改革的人民战争。只要未来他们能够畅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农行的股东大会就不可能走过场，每年的董事会工作报告就没那么容易通过。
可有效缓解政府一次性注资的压力。有人测算，农行若要在整体改制后实现不良贷款率在8%以下，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则至少需要政府注资5700亿元；也有人认为农行整体改制大约需要政府注资约8000亿元。不论准确数字是多少，整体改制需要政府出资的金额必将是十分巨大的。但根据本改制思路，政府对农行的注资可分步到位，政府出资的压力将显著减轻，而且在政府注资全部到位之前，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职工股东即可发挥监督作用，可有效防止政府注资再次被浪费，这是其它任何方案都不具备的优势。不仅如此，政府后续注资的相当部分还可以来源于农行自身的税收，2005年度农行累计上缴税金约130亿元，随着改制后盈利能力的提高，农行纳税金额必将大幅度上升。
缓和了农行改制与发展农村金融之间的矛盾。除了将政府对农行的后续注资（或补贴）与涉农信贷规模挂钩以外，本改制思路还可能从根本上缓和、甚至消除农行改制与发展农村金融之间的矛盾。陆磊研究后发现，农行下属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新疆建设兵团等8家一级分行一直坚持从事农业信贷，但他们的盈利能力和市场份额都居于当地金融机构的领先水平，农业信贷的不良率也较低。尽管农户的经营收益率低，但其信用状况未必比企业低，关键在于银行自身是否具备完善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如果农行在本次改制后实现了经营机制的根本转换，则农行完全可能自愿加强涉农业务。在其他三家国有银行收缩基层网点后，农行在农村和涉农信贷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只要激励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到位，改制后的农行一定会不断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而不是扎堆于城市。
可以避免单一改制模式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虽然前三家银行的改制模式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没有摆脱“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这一模式。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一模式是完全成功的，近期不断出现的金融大案已经给我们以警示。除此之外，境外战略投资者与国有股东之间的磨合也才刚刚开始，潜伏的风险可能尚未暴露。如果农行也采取同样的改制模式必将加大上述系统性风险，本改制思路的最大特点是依靠自我、走群众路线，摆脱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依赖。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企业制度设计领域的“自主创新”吧。
本改制思路涉及十多万员工的分流安置，必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改制思路的可行性，如职工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补偿方案，职工股东的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大规模分流职工是否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等。我们认为，虽然工作难度不小，但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
职工是否愿意接受上述补偿方案。虽然农行目前的盈利水平低下，短期内难以实现现金分红，但农业银行的金字招牌还是具备相当的投资价值的，而且改制后继续留在农行，个人收入能否旱涝保收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会有一部分职工自愿接受上述补偿而离开现有岗位。如果职工分流的积极性不高，则国家可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只要补偿总比例不突破农行总股本的50%即可。
职工股东的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16万职工分布于全国各地，如果不能有效组织，则职工股东的监督确实会流于形式。但我们认为通过投资银行的专业设计，加上现代传媒技术，充分发挥16万职工股东的监督职能在技术上完全是可行的。我国国有企业传统的职代会、厂务公开制度都可以为职工股东的实质性参与提供现成的制度借鉴。
大规模分流职工是否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2001年前后，中石油集团在改制过程中以现金买断方式分流出几十万职工，但后来造成一定数量的集体上访事件。自然就会有人怀疑此次农行大规模分流职工是否会构成新的不稳定因素，但我们认为，农行改制是以自身股权作为对价分流职工，与中石油集团支付现金分流职工是存在本质差异的，分流职工通过持有股份可以分享农行改制后的资本增值收益，如果改制农行效益大增，他们可能比在岗员工收益更大。而当初持有现金的中石油员工就无法分享改制成果，看到在岗员工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心态自然会失衡。不仅如此，国有银行职工的素质普遍较高，将很受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欢迎，分流出的职工很快就会实现再就业，不会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仍有很多人对员工持股抱有成见，他们认为职工持股容易形成大锅饭、吃光分光，甚至会扰乱金融秩序。为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6年中国经济高峰会上特别为员工持股进行了正名，他认为90年代初出现的员工持股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制度欠缺所致，目前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员工持股值得深入探索。其实员工持股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同样存在于上市公司公众投资者身上，试问有哪位公众投资者真正关心过企业的长期成长？有哪位投资者不希望上市公司多分红、多派现？为什么公司上市就意味着进步，员工持股就意味着落后？联想集团、TCL、特变电工、宇通客车等一大批知名企业正是依靠员工持股的制度优势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果我国政府能够拿出监管证券市场的资源和决心发展员工持股，恐怕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改制局面早已今非昔比。本改制思路不仅具备员工持股的绝大部分优点，而且还克服了内部人持股的某些不足，因为这16万员工持股后都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行职工了。
责任编辑：高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