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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今世界远不安宁。当美国的航空母舰游弋于南中国海,甚至要在京畿要冲的中国黄海炫耀武力之际,自然需要尽快打造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但是,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主题下,软实力的较量已日渐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竞争模式。民族的崛起,需要并必定伴随着科学文化的繁荣。因此,面对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更需要将科学知识看作是一种比强弩利剑更具持久性和更具渗透力的软实力,需要唤起整个民族对文化和思想的重视。此处,发表我社的一篇采访报道,祈望读者针对文中所提20世纪科学世界的现状、科学之本原和进步、我国的基础科学如何才能健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作深思、批判和检讨,共同探究人类科学事业和中国科学的理性发展模式。
在当今我国的科学界,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本洛教授或许算得上是一位颇具影响但又广受争议的学者。他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涉猎广泛、成果颇丰,对西方人所建构科学体系的众多领域作了较系统的梳理。他撰写的第12本专著《两类“相对论”形式逻辑分析》刚刚送交出版社。
纵观当今整个知识世界,一股“人本主义 —— 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值此之际,杨本洛教授却逆势而为,近乎顽固地一再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严格坚持“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在这份顽固的背后,是否潜藏某种独具慧眼、另辟蹊径的深层次思考?是否具有源于足够知识积淀的理性支撑?本着强烈的好奇,笔者近日就20世纪科学生活中的若干重大事件,相对论、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量子力学、黎曼几何等重大命题,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以及后续的多次笔谈。希望这些坦诚而无所拘束的思想交流,同样能够给读者留下一些思索的空间。
科学的“时代精神和公众特质”本原
中国科技财富:科学是技术发展的必要支撑,对于科学的内涵,您是如何解读的?
杨本洛:科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技术。科学是用作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当然同时也是推动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股积极力量。至于针对某一个具体科学陈述做出“是否合理”的评判,可能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而且,还需要看到,贯穿科学发展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跃变,对其前面的“理论体系”而言,它在本质上往往形成一种“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共存的格局。科学研究是严肃的,必须符合于逻辑,暗合“承上启下、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模式。因此,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首先真正读懂前人的著述,发现经典理论的不足,在明确指出经典理论错在何处之后,才可能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承继和发展。事实上,因为只允许将科学建基于“客观存在”的物理实在之上,所以只要真正是科学的,它就必然像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皮尔士所说,独立于任何个人或小团体的主观意志和利益,成为所谓“所有科学家能够同样得出”的结论,相应被赋予一种“公众性”的特征。于是,这样一种“科学发展”的模式,必然与20世纪曾经风行一时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的库恩所持有的“科学范式革命”理念格格不入。人们甚至可以相信:在需要对科学陈述的“真伪优劣”做出判断时,无需也不应对某个科学研究者的“个体”予以过度的关注。
中国科技财富:您一个人何以能够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取得如此众多独立的研究成果?
杨本洛:你提了一个有意思的、并往往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其实,科学生活中如果某一种现象真实发生了,那么,这个事实一定存在某种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而促其发生的某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我之所以能够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取得许许多多本质上彼此关联的独立研究结果,应该视作是刻画了这样一种历史的真实或必然:既然在目前主要由西方人所建构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存在众多科学疑难原本是“人所周知”的事实,那么,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逻辑分析的工具及其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提高,解决这些科学疑难自然成为迟早总会发生的事情,无异于“水到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平常结果,至于到底出自谁人之手并不具特殊意义,甚至无足轻重。
中国科技财富:依照您的理解,前人的理论总会存在某种缺陷,需要后人发现和纠正,是否同样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历史的必然?
杨本洛:就一般原则而言,你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科学发展必然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广义而言,科学决定于特定时代的技术水平,并且,还逻辑地依赖于旧有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或可靠程度。事实上,麦克斯韦那一个时代的西方科学家,在努力使用“数学语言”试探性地建构电磁场理论体系的时候,人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描述电磁场的“数学工具”尚未出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求那个特定时代的科学家们不会犯错误呢?甚至不妨相信,如果麦克斯韦不犯错误倒应该是反常的。毫无疑问,如果就电磁场理论而言,历史赋予后人的责任恰恰在于:拿起麦克斯韦时代尚未出现的数学工具,探讨和揭示麦克斯韦所做工作中原则上难以避免的逻辑不当或错误,重新逻辑地建构那个时代不可能完成的理论体系。同样,在反思和检讨所谓跨世纪的“湍流疑难”时,人们仍然应该形成这样一种理性判断:当一个理论体系的问题如此长时间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么,它的理论基础一定存在某种重大缺陷。因此,考虑如何“真正合理”地使用已经发展了的现代数学武器和科学理念,完成“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的任务,实现前辈不可能完成的事业,自然成为当代流体力学研究者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当然,也只有做到此,科学才可能成为与任何研究者个体的“主观意志、思想倾向和个人偏好”完全无关,仅仅是用作刻画“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的共同知识体系,并且应该成为整个人类的共有财富。因此,无需像人们习惯所做的,过多聚焦于科学研究的“个体”之上,给予他们不恰当的过度关注。
中国科技财富:也就是说不必对“科学研究个体”的过度聚焦,否则难免对科学造成扭曲,所以需要人们格外重视科学的“时代精神和公众特质”本原?
杨本洛:应该是这样。即使是面对像牛顿、麦克斯韦这样一些曾经对人类科学事业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原则上也是如此。自然科学毕竟极大地不同于政治,不同于社会科学。包括数学在内,自然科学只是描述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的。因此,一旦对科学家的“个体”过分关注,过度夸大或者渲染研究者个体的作用,不仅往往会掩饰甚至扭曲一切合理科学知识必须拥有的“客观实在”基础,而且还会给更多可能仅源于“主观妄想”的臆测或杜撰留下了生存的空间或缝隙,从而与科学的“客观性”本原背道而驰。
事实上,这才是自己常常提起20世纪初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皮尔士,需要人们格外重视他特别强调科学知识必须具备的“公众性”特征,需要认真领悟贯穿于整个科学发展历程之始终的一种“内蕴”的时代精神,乃至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认识、评价和理解人类科学事业的变迁和发展的缘故。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形成这种理性意识,真正读懂前人的书,发现前人书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或者只能暂且存疑的,努力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进行一种“整体性”的以及“追根溯源式”的思索,那么,解决历史遗留的众多科学疑难也就应该变成顺理成章、顺乎自然的事情,与是否出现一个西方人往往特别喜好称作的“天才人物”毫无关系。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科学陈述”真的只能建构在某个研究者个体的“直觉顿悟(公理化假设)”之上,只允许常人凭借一种“科学偶像崇拜”的情结而接受,像当今科学界某些大人物一再告诫人们的那样,必须当作一种“科学宗教”来信奉,乃至认同20世纪西方哲学形形色色“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主张,彻底否认科学必需的“客观性”基础,公然拒绝科学陈述的“逻辑自洽性”原则,最终将用作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异化为一个只是以“科学共同体”名义称谓的小团体的“共同意志”的集合,那么,本来意义的科学已经荡然无存,西方人曾经引以为豪的“古希腊理性精神”只能重新让位于新的神学、无知和愚昧。人们总可以坚信,任何只允许建基于“偶像崇拜”之上的陈述,就绝对不可能真正成其为科学;并且,只有认识到当代科学世界这种凭借“偶像崇拜”来建构科学体系反常的普遍存在,才能够理解20世纪西方知识社会形形色色“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何以如此泛滥的另一种反常。
中国科技财富: 能否这样理解,您试图否定“科学天才”的存在,否认其对于科学体系建设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杨本洛:应该说,你所提是一个“饶有趣味、耐人深思”的问题;并且,可以认为它实际上是众多哲学家们一直密切关注的重大哲学命题。首先,我的确不想否认,我不认为有“科学天才”存在。此外,我还建议你有空的时候,能否读一读普列汉诺夫,一位俄罗斯最早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写的,一个名为《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小册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在那个畸形地弥漫着“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它曾经给我带来极为强烈的心灵震撼。我想,普列汉诺夫所述对你、对于所有关注这一命题的人或许都会有所启发。
至于你所提“个人(绝非天才)”能否对科学体系的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另一个性质不同并且也复杂得多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首先,需要指出,突出和彰显皮尔士所强调科学必需的“公众性”特质,并不意味着对“研究者个体”在某一个具体科学命题上可能产生某种“决定性”作用的简单否定。或者说,固然需要重视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所作“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所有科学家都能够共同得出的结论”的理性判断,认真领会其中素朴而深刻的思想蕴涵,但是,仍然不能由此否认“研究者个体”发挥的独特作用。在许多时候,特别是牵扯的问题较为庞乱和复杂,最终仍然需经过某个“单体”大脑加以“系统地”整理、消化和建构的时候,这个最终“整理者”的作用无疑是重要和不可简单替代的。
事实上,还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科学人”必须具备的若干特殊素质,乃至意识到“人生际遇”或者“生存环境”对于每一个“研究者个体”都可能发生影响其整个人生轨迹的作用。人固然有聪慧愚笨之分,但没有“先知先觉”的天才,科学工作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根本差异。科学研究中要想取得大成就,自然不能缺少智慧,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在于研究者的人格和气质,在于其是否具备“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以及能否培炼一份“敢于批判他人和同时勇于否定自己,并为此准备承受苦难”的真诚和坦荡。20世纪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哲学家萨顿曾经这样说过:其实,许许多多人都能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疏漏、错误和矛盾,但是,只有极少人愿意将它们揭露出来、公示于众,心甘情愿地接受“科学良心”将带来的无穷无尽烦恼。或许你可以相信,如果说马克思所做“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大门”的告诫蕴涵许多真谛,那么,爱因斯坦曾经做出“上帝的天使应该逐出绝大多数混迹于科学庙堂里的人”的宣示,从而向其生存的整个科学世界发出一个不无尖刻的挑战,其实同样需要极大的真诚和勇气。没有淡远清纯的情愫或心理准备,也就决不可能成就大的科学事业。
中国科技财富:据说曾经有专家讲,今后很难说不会出现第二个“杨本洛”这样的人。您对此怎么看待的?
杨本洛:我只能这样设想,的确有一些和我熟识,并且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科学事业的前辈,他们仅仅是源于对自己心目中一个“后生”的厚爱和期待,源于对出自一个“中国人”之手的许多“独立”研究结果的格外珍惜,乃至源于对艰难中崛起的中国科学事业的赤子之心、一份挚爱和急切,才会说出这样一种饱含惋惜和冀望之情的话语。仅仅于此,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正如我特别钦佩皮尔士揭示真正的科学陈述必须内蕴“公众性”特质,甚至可以间接地将其用作衡量科学陈述的一个重要标准一样,任何致力于“真正意义”科学研究的个人,必然是平常乃至平凡的,他和一般人不会有什么差别。事实上,对于任何“向往科学、服从真理”的人,只要他们同样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并严格遵循“追根溯源、体系性思考”这种本质上决定于逻辑的“方法论”途径,就一定能得到与我一样的研究结果,乃至可以相信,与一个缺失整体和体制性的策划和规范,几乎孤军奋斗之所得相比,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无疑更为丰盛、纷繁和精彩。
如果真的要说简单重现第二个“杨本洛”这样的人并不那么容易,那么,其意指也无非在于“人生际遇”往往难以复制而已。仅仅因为此,我才对我的母校 —— 江苏大学,对我长期任教,曾经给予我极其难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的上海交通大学始终怀有一份深深的感激之情。应该说,我的确很幸运,人生路上遇到那么多真诚帮助和扶持过自己的前辈、朋友、助手和学生,没有他们,没有学校领导长时间非同寻常、极其宝贵的信赖和支持,绝不可能使我得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做学问”的机会,最终能够在如此宽泛的领域取得如此广泛的独立研究结果。
爱因斯坦的“先定和谐”向往与20世纪科学研究的“人文化”倾向
中国科技财富:这些年来,国内外知识阶层在“相对论”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这个议题,您有什么见解?
杨本洛:如果某个“知识体系”从诞生之日开始,一种大众性的“反思和批判”就持续不断,那么,可以认为这种批判必然潜藏着独立于任何权威“主观意志”的“客观性”基础。
毫无疑问,20世纪初爱因斯坦创建的相对论,应该视作西方科学世界的一次最重大的事件。但是,人们需要从“科学本原”出发,重新思考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发生的一切,检讨众多不可思议的认识反常。事实上,涉及“从数学基础到理论物理、乃至到哲学的认识论思考”一个如此广泛的领域,当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面对其中大量认识矛盾无法克服,以至于不得不公开放弃科学必需的“实体论”基础和背弃必须严格服从的“逻辑自洽性”原则,容忍“公理化思想 —— 主观独断”恣意泛滥,最终将需要承担“无矛盾描述自存物质世界”本质使命的科学,一步一步变异成一种纯粹“实用主义”的技术功能的时候,其实,所有这一切恰恰归因于20世纪人类拥有的技术变化得太快、太迅猛的缘故。一方面,得益于这种“空前强大技术功能”的支持,人类得以发现或窥见一个“光怪陆离、变幻无穷”物质世界中的更多奥秘,并且,理所当然为20世纪涌现的“科学陈述”提供众多“经验事实”的素材;另一方面,在旧有的知识体系尚未完善乃至众多概念尚存在人所共知的认识悖谬的同时,却突然要面对这个“格外复杂”的物质世界对象,从而使得“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之间的永恒差异骤然激化、急剧膨胀,以至于出现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高度思维紊乱和认识颠倒。当然,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作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玻尔为什么会发出“20世纪的物理学唯恐不够疯狂”的讶异和惊叹。
中国科技财富: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本书曾指出:既然按照爱因斯坦所说,必须把“相对论”建构在他所说的一对“矛盾事实”之上,那么,绝不可能只因为某种“概念 —— 时空观”革命,或者引入某个一成不变的简单数学公式,就可以改变最初的“矛盾事实”前提。您是否认为“相对论”的前提就是错的,后继的表述毫无意义吗?
杨本洛:确实是这样的。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对矛盾,就是理论物理通常所说的“运动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性原理”。但是,根据“一般逻辑”规律,无论爱因斯坦的论述或者后续推理正确与否,只要某个陈述系统建构于“矛盾前提”之上,那么,它必然自始至终蕴涵矛盾。对于认同“相对论”并力图为其“辩护”的科学主流社会而言,无法回避这个源于素朴“理性原则”的批判和质疑;同样,无法回避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在“公理化假设”的借口下,容忍和放纵形形色色“极端唯心主义”对并不仅仅隶属西方知识社会的人类科学事业构成的冲击、否定和亵渎。与其无穷无尽地纠缠于“相对论”所杜撰的,一个关涉“意识形态”范畴、纯粹虚妄的“时空观”革命孰是孰非的无意义争论,还不如腾出时间和精力,针对爱因斯坦所提“相对性原理”与“光速不变原理”这两个必要前提,重新考虑它们是否“真正合乎逻辑”的问题。其实,“相对性原理”并不正确,而“光速不变性原理”则是一个适用于所有形式“物质场”的平凡事实,它们才是我在那本书中花费了较大篇幅加以讨论,西方科学世界尽管早已知其存在、却始终无力解决的两个重大科学命题。
毫无疑问,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自由,在一个已经习惯于“尾随西方科学世界”的中国,突然涌现一大批质疑、批判和反对“相对论”的有识之士,他们呼应并积极推动目前世界范围内所发生另一场更为广泛的“反思相对论”运动,无疑应该视之为一种时代进步或者时代进步之必然。
尽管如此,我仍然反对使用“相对论”中的错误方法,去反对这个完全错误的“相对论”,乃至期望出现一个与爱因斯坦没有本质差异的东方“天才”,取代因为特定历史背景而偶现的爱因斯坦的荒唐。倘若如此,最终真的只能像当今西方科学主流社会鼓吹的那样,把隶属于整个智慧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异化为一场“科学共同体改朝换代”的闹剧。
中国科技财富:您往往强调基础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的思维原则,那么,能否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经掀起的那场“时空观革命”风暴也视作这样一种“思维原则”的具体体现呢?
杨本洛:不能,两者南辕北辙。需要认识到,爱因斯坦两类“相对论”的要害之一,就是割断了与经典理论一切内在的和逻辑的联系,它无非是一个只能渊源于某个伟大的“天才”人物,曾经被爱因斯坦称作自己为之奋斗终生所谓“先定和谐”的直觉和顿悟。正因为20世纪科学世界中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才会明确提出“科学革命”的理念 ,将其与政治领域中“改朝换代”式的革命混为一谈。人们不难看到:除了“概念杜撰”的独断,公然把“篡改科学语言”程式化和合法化,鼓动凭此实现“建构用于描述全部物质世界的某个普适真理体系”的梦想以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
许多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曾经使用他“惯于煽情(爱因斯坦的确具有非凡的驾驭语言能力)”的笔触多次写道:牛顿,请原谅我吧!其实,完全不必如此。除了变更“常识”和“概念”,也就是改变科学语言必须满足“无歧义性”要求的“语言革命”外,人们没有看到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做出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批判。事实上,即使局限于“经典力学”的范畴,牛顿关于“绝对空间、惯性系”的论述和阐释也是错误的,从一开始就遭受来自莱布尼兹的质疑和批判,恰恰是爱因斯坦借助一个虚妄的“时空观”革命,为经典理论中这个早已被西方人发现却无力解决的“概念错误”的反常存在提供了一种“独断”的依据。
尽管晚年的爱因斯坦一反常态,曾经提出“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找到可以避开惯性系方法”的感叹,默认或认同莱布尼兹与马赫等对“惯性系”所做批判的合理性。然而,问题仍然在于崇尚“直觉顿悟”的爱因斯坦不具符合于逻辑的“理性思辨”能力,无法把牛顿力学从其诞生之初就存在“绝对空间”的诸多漏洞、或者建构于“循环逻辑”之上无以计数个“惯性系”的荒唐之中解救出来。
可以相信,爱因斯坦同样不可能真正读懂电磁学的麦克斯韦基本方程,当然也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马赫批判”及其内涵,甚至不知道如何对“坐标系”与“参照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基本概念做出区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非就是一个“独断”的,必须纳入“神学框架”之内,只能与内心某种“信仰变更”毫无差异的“时空观(主观意志)”革命。活跃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经提出可以把“相对论”仅仅等同于“质能变换”的唯一准确解读。但是,费曼所做“用心良苦”的辩护,本质上仍然渊源于他并没有真正读懂“相对论”乃至没有真正读懂“逻辑”的缘故。如果能够把“时空变换”视作一个独立的物理学陈述,那么,永远不可能仅仅凭借“演绎逻辑”推出另一个独立的物理学陈述;当然也不可能凭借“质能变换”这个“单称性”陈述,替代爱因斯坦作为“普适真理”的“时空观”革命。作为一种独立的物理实在,“质能变换”得以存在的唯一基础只能是得到实验证实的经验事实。
中国科技财富:从您的上述解读来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似乎失出全部的存在基础或价值,难道真的如此不堪和一文不值吗?
杨本洛笑着回答:真的是这样。何至于要听信一个虽然充满科学的真诚和狂热,但当年尚缺乏厚实的知识功底、甚至自嘲“不知道啃吃数学领域中的哪一堆干草”的一头“布里丹的驴子”的年轻人,一种只能源于“直觉顿悟”激励的“概念革命”杜撰呢?
然而,只要是存在,就必然有其得以存在的理由或物质基础。从知识体系内蕴的“承继性”特征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考虑,一个名为爱因斯坦的年轻人几乎一夜之间聚焦于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的舞台中央颐指气使,看似偶然,却仍然潜藏一种源于“物质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只不过或许不再是名字叫做爱因斯坦的另一个年轻人罢了。众所周知,诱使“相对论”出现的直接导因在于:让19世纪末西方科学世界一筹莫展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进一步追溯,则还有曾经对爱因斯坦产生相当大影响,由马赫针对牛顿力学提出的严厉批判。因此,虽然神学意义的“相对论”没有任何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东西,但是,人们仍然需要严肃面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对于该实验所揭示的“物理真实”做出一种符合于逻辑的合理解释。不仅于此,还需要追根溯源,考察麦克斯韦最初提出的“测量以太相当于地球运动速度”的“实验命题”是否真正符合道理的问题。当然,还必须从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始,针对牛顿力学中只能纳入“伪科学”范畴的“惯性系”概念,思考和回答莱布尼兹与马赫先后提出,一个历经近4个世纪直至21世纪西方人尚无力解决,然而关系到整个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存在基础”的这个重大科学命题。
经典理论体系的“理性重建”纠缠与科学发展历程中“历史人物”的评价
中国科技财富:如果“相对论”需要重新认识,难道一个在技术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也存在问题吗?假如是这样,到底应该怎样认识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这样一些近现代科学史中的重大历史人物呢?
杨本洛十分郑重而严肃地回答:的确可以这样说。由麦克斯韦构建的经典电磁场理论,在技术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甚至可以说是正是得益于这个理论体系的产生,才可能诱发当今人类得以充分享受诸如“电视、无线通信、卫星导航”之类的现代物质文明。尽管如此,这个一个半世纪前构建的理论体系,仍然真实存在一系列概念不当以及逻辑不自洽的问题。
许多人知道,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源于麦克斯韦最初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电磁场”条目时所提“测量以太相对于地球运动速度”的命题。但是,这个实验命题并不正确,自身隐含“概念混乱、立论不当”的错误。进一步说,步入19世纪以后,在科学世界突然面对“电磁场”这样一种“无质无形”的全新“物质存在”形式时,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某个纯属虚妄的“时空观”革命,篡改“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常识概念,而应该代之以一个必须完成,但时至今日众多职业科学家并没有真正解决,仍然隐含许多逻辑混乱的“物质观”认识革命问题。麦克斯韦之所以会提出一个完全错误的实验命题,要害正在于他并没有真正完成这种涉及“物质观”的认识变化,在面对“电磁场”这样一个“无质无形”的物质存在时,将其混同于类似于“粒子集合”的另一种“有形有质”物质存在了。(注意:麦克斯韦就是模拟“流体力学”的概念和思想方法,猜测地建构自己的电磁场基本方程的。)
当然,如果从纯粹的“形式逻辑”角度考虑,人们还需要形成另一个同样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判断。对于麦克斯韦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而言,用作描述“物质场”的数学工具尚未出现。因此,那个特定时代的科学家,绝对不可能完成为“动态电磁场”建立一个恰当数学物理模型的任务。但是,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后继者则不然。他们应该承担一种责任,拿起前辈们无法拥有的数学工具,重新完成这个研究领域开拓者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人们认识持续不断的深化,如何对理论体系“理性重建”的命题,几乎一直会纠缠着人们,贯穿于科学发展史的始终。
事实上,作为现代“知识人”理应知晓的物理现象,一个自身处于“不均匀”状态的物质场,其上作为“小扰动传播”的物质波必然呈现“弯曲状”的波迹。于是,在某个电磁场,如果呈现“弯曲状”的电磁波,那么,它与那个只允许纳入“主观意识”范畴的“时空观”革命毫无关系,不过是一个平常而真实的“物理实在”而已。并且,这一“物理实在”仍然逻辑地告诉人们:那个作为“弯曲电磁波”得以存在“物质背景”的电磁场,必然同样是不均匀的。因此,在需要彻底抛弃那种“神学意义”之上、将“时空弯曲”界定为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从而使“广义相对论”堕落为至高无上的神学和机械刻板的教条的同时,人们还需要考虑如何描述“不均匀”的动态电磁场,为其建构恰当的“数学物理模型”,从而能够定量地描述或预测“弯曲电磁波”这个平凡而真实的“物理实在”存在,最终为“如何提高GPS系统测量精度”之类的重要技术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至于如何对科学史上某一个“历史人物”做出“恰当评价的”问题,与如何看待“经典理论体系”本身则属于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命题。但是,与科学体系仅仅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的自身,因此需要纠正“过度聚焦”科学家的个体,对他们曾经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作过度解读的不当倾向一致,人们同样需要做出一种公允的判断:科学家个体所犯的错误,往往同样局限于特定时代赋予人们的认识能力;或者说,科学家个体的认识,永远不可能真正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因此,仍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考虑,如果把“相对论”的错误简单地归咎于爱因斯坦个人,同样有失公允。相反,人们不妨将其视作贯穿于人类深化认识自然过程众多认识跌宕起伏中的一种巧合,乃至看似偶然中的某种必然 —— 人类的“有限认知”能力与“无穷无尽”物质世界之间存在永恒差异的必然。事实上,人们必须形成一种理性判断,自然科学不只是用作描述“自存”的物质世界的,还严格地隶属于这个“自存”的物质世界,并且,仅仅于此才可能真正成其为科学。任何“人本主义”的处置方法,纠缠于研究者不同“主观意志”是是非非的争辩,不仅与事无补,反而将严肃的科学争论异化为无聊并永无结果的“仁智之争”之中。故而,必须着眼于自然科学的渊源、演变和发展的全部历程,理性地审视科学发展史中许多看似偶发的重大事件。只有这样,才可能为众多科学疑难的解决提供理性的启示。
当然,对于中国科学而言,必须尽快改变和彻底扭转不加批判、盲从西方科学家随意主观杜撰的现状。否则,中国科学是永远没有前途的。一个心甘情愿充当二流角色的尾随者,同样永远不可能真正赢得科学世界发自内心的尊重。(值得顺便指出,从古希腊文明诞生之始,立志于寻求“绝对真理”的欧洲人,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已经将后人所说的“哲学、数学和物理学”引入隐含“前提性”悖谬的歧途。事实上,这同样是数千年来西方哲学家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缘故。)
正视20世纪形形色色“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物质基础
中国科技财富:按照当代科学世界的见解,需要把“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视作20世纪物理学的两个里程碑。那么, 您对“量子力学”又是如何看待的,与爱因基坦的认知存在哪些不同?
杨本洛:如果从单纯的“方法论”考虑,由一个科学家群体创建的“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没有本质差异。归咎于默认与容忍“矛盾前提”存在的荒唐,凭借篡改概念或科学语言的语义,以及依赖于“第一性原理”之类的主观独断,试图将其置于“自存”的物质世界之上,要求那个至今不知为何物的“微观世界”必须服从某一个纯粹“人为臆想而得”的公式。因此,20世纪的“量子力学”必然同样充斥着“约定论”内蕴的矛盾、冲突和荒唐。当然,也仅仅于此,人们才可以理解:西方哲学家为什么必须对自然科学重新做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之界定的缘故。
但是,与20世纪的一批量子力学家们相比,一种隶属于“认识论”范畴、并且曾经让西方科学主流社会众多人物觉得不可理解的重大差异在于:在爱因斯坦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坚信“存在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独立物质世界”的素朴科学理念,乃至对建基于“第一性原理”之上的“量子力学”时时流露一种“天然拒斥”的强烈不满。正是基于“素朴唯物主义”的信念,爱因斯坦针对量子力学持续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虽然爱因斯坦的这些批评依然充斥“习惯性”的思维紊乱,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他难以认同量子力学无视特定“物质对象”的那份心结。
然而,这个往往被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当作“最大遗憾”的分歧和抗争,仍然只能归咎于信奉“自发唯物论”的爱因斯坦其实不懂逻辑的缘故。爱因斯坦赋予“逻辑”太多的功能,超逾了逻辑只具“同义反复”的本来意义。爱因斯坦不明白自诩只允许渊源于“直觉顿悟”的启示,却能够强加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相对论”,与自己强烈质疑和批判的“量子力学”没有任何本质差异,它们同为“第一性原理”的平常道理。于是,面对这样一位“热忱向往逻辑却始终没有明白逻辑为何物”的科学宗教领袖,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世界演出了一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滑稽剧。以至于20世纪“量子力学”领军人物的玻尔,在致这位“科学庙堂”领袖人物的最后一封信件中公开提出“我们正是沿着您所指引的路线前进”的事实,向其表达人们称其为“措辞委婉而礼貌”的深深哀怨。直至爱因斯坦逝世长达5年的漫长岁月中,玻尔再也没有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信。
中国科技财富:如果真的像您所说,20世纪的自然科学体系充斥着悖谬,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杨本洛:我在前面一再强调,正确的科学陈述必须得到“物理实在”的支撑。同样,20世纪自然科学体系之所以矛盾重重,必然蕴涵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转移的“客观性”基础。
如前所述,一方面随着技术的急速发展,人们突然面对一个充满“神奇和复杂性”的崭新物质世界,另一方面,经典理论中早已为人们发现的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按照萨顿的话则是,拓展科学边界的“基础”与“脚手架”尚远未牢靠,以至于对于这个全新物质世界的认识只可能骤然处于一种空前的认识困惑之中。加之于西方哲学围绕“什么是知识、知识的基础、怎样检验知识”等一系列“认识论”基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面对如此多认识困惑和矛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西方科学家不是秉持“诚实面对认识困惑与认识矛盾,哪怕将它们暂时搁置起来,存而不论,将其留待后人解决”的理性求实精神,相反,他们过于急切,拣起连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不屑一顾“约定论”的诡辩,放任“公理化假设 —— 人为辩护”的纯粹自欺,从而就像西方寓言中那只潘多拉的魔匣,一旦打开,曾经为西方人引以自豪的“理性精神”也就荡然无存,只能无奈地放弃了科学陈述必须拥有的“客观性”基础与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甚至站在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对立面,最终导致将自然科学公然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的集合”这种与“科学理想”彻底背离的荒唐。事实上,这不仅是作为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玻尔能够做出“20世纪的物理学唯恐不够疯狂”的感叹,而且还成为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哲学世界”滋生形形色色“反科学主义 —— 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得以普遍泛滥的“物质存在”基础。
至于怎么理解西方主流科学社会所说“20世纪物理学两个里程碑”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与只能够当作“时空观”革命对待,一个“无特定对象”制约的“相对论”本质上只允许纳入“信仰或神学”的范畴完全不同,量子力学存在需要其研究的特定物质对象,因此它理应成为现代人类需要密切关注,人类自然科学体系中一个有待“理性重建”的重要分支。我始终认为:科学的语言和概念必须统一,必须满足“无歧义性”要求。既然是科学,就必须符合逻辑,绝不允许类似于“波就是粒子、粒子就是波”这样一类显存“自我排斥与否定”的悖谬,试图对矛盾前提作“合法化”无效辩护的荒唐。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如前所述,源于曾经被周培源先生称作的“自发唯物论”素朴理念,爱因斯坦针对量子力学曾经提出众多尖锐批判大体上是合理的,潜藏某种素朴和积极的启迪意义。
作为“微观物质世界”中一种得到普遍证实的物理实在,形形色色的“场”和“粒子”可以相互转变,特别是发生在这个特定物质世界的作用,并不像量子力学诞生前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可以作趋于“无穷小”的分割,相反,它们只能呈现一幅“离散并且相互纠缠着”的画面。因此,当人们需要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人类开始迈入探索微观物质世界的这个特定历史进程时,20世纪一大批为人们熟知的量子力学家所做的贡献绝不是诸如“波粒二象性”原理、薛定谔“波动方程”或者玻尔所做“互补性”诠释等,一系列被量子力学家们只能当作“第一性原理”来对待的人为假设,相反,他们所做工作的最根本贡献恰恰在于那个曾经由海森伯于1926年最先提出“量子跳跃”的平凡物理实在。无尽大自然是一个永恒之谜。理智人类必须学会对自己所建构知识体系自觉做出前提性限制。为什么在公然容忍“矛盾存在”的同时,却总是如此急切,无理地要求那个“自存”的大自然必须按照一个称作“科学共同体”人群的共同意志,服从某些一成不变的简单数学公式呢?
可以相信,在许多场合,就目前人类所具“分辨能力”而言,甚至无力也无需把处于“场和粒子同时存在并随时可能发生相互变异现象”的物质对象“整体”强行分割开来,而仅仅需要或者仅仅能够针对这个自身处于“动态变异”中的特定对象,充其量只允许根据具有普适意义的“最小作用原理”构造一个形式表述系统,对它们的行为规律做出一种合理的且条件存在的大概推测。当然,不仅可以使用逻辑的语言严格论证,甚至允许作一种合乎理性的大概推断:所有需要人们构造的“物理学规律”只可能本质地渊源于那个自存并且过分复杂的物质世界,它们与本质上只能当作“心理暗示”对待的玻尔“互补原理”、海森伯所提“测不准原理”一个“公理化”的人为约定、或者由薛定谔猜测而得的“波动方程”毫无关系。
许多的职业科学家,试图对“量子力学”以及支撑其存在的诸多“公理化”假设做出辩护。但是,人们不难使用“形式语言”作严格符合于逻辑的证明:没有任何人真正使用过“数学”所规定的方法,求解过一次薛定谔方程。清华大学一位近些年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在其论述“量子力学”著述的开篇之首就这样诚实地告诉人们:薛定谔方程不过作为一种“信仰”存放在人们的面前而已。事实上,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狄拉克,直至70岁高龄,也没有忘记向人们做出“自己曾经为量子力学设计的数学不过是有趣游戏、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等忠告。坦率地说,20世纪的一批“量子力学”建构者们,将其上升到“理论体系”的层次无疑为时过早,也过分匆忙、草率和武断。人们总可以相信:针对微观物质“存在形式、作用形式”的探索才是根本的,或者始终是第一位的。并且,只有在这个最终必将对“西方哲学传统”构成重大挑战的哲学命题得以解决或澄清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谈及如何开始“量子力学的理性重建”工作,乃至需要完成类似于一些西方学者早已提出却无力解决的“热力学理性重建”等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重大科学命题。
科学偶像的崇拜是最坏的形而上学
中国科技财富:听说您在给学生讲课时,往往总会不自觉地提及“科学理想”以及“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这些或许不无敏感的话题。能否谈一谈您的想法或者这样做的理由?
杨本洛:人们必须形成一种理性意识:神秘的只能是人类所面对那个“自存”的、曾经被爱因斯坦称之为“伟大而永恒之谜”的大自然。但是,只要是科学陈述,它就不应该是神秘的。面对充满神奇而无穷无尽的大自然,人类所能做的事情不过是使用“无歧义”的科学语言,也就是“统一”的概念,对某一个“理想化”的物质对象做出“有限真实、有条件存在”却必须严格满足“逻辑自洽性”要求的描述。因此,绝对不是将其颠倒过来,在容忍“矛盾普遍存在”的同时,却轻浮地谈论置于“物质世界”之上的“普适真理”谎言。因此,必须牢牢建立如何对科学陈述作“自觉限制”这个前提性的理性意识。面对无尽的大自然,人们不妨试想:为什么必须像爱因斯坦喋喋不休申诉的那样,应该将他所设定“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全部世界”的幻想,界定为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呢?倘若如此,一旦凭借某个人的“自由”意志,“一劳永逸”地实现创造出一个“普适真理体系”的愿望,那么,他所说“伟大而永恒之谜大自然”的前提也将不复存在。而且,人们不妨质疑:那个自存的大自然,为什么必须服从洛伦兹变换这些过于简单、一成不变的代数公式,从而促使人类因为面对“无尽”的 大自然,所以同样孕育“永无终结”意境的科学研究戛然而止于20世纪呢?
萨顿是20世纪美国的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在他撰写的《文明史论集》一书,曾经把“科学偶像崇拜”斥之为“最坏的形而上学”。科学精神与愚昧无知、盲目崇拜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对于“科学”任何形式的神秘化,几乎必然导致对“科学人”的神秘化,最终只能与科学的本原背道而驰。固然可以相信,爱因斯坦曾经做出“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嘲弄”的呼唤或许不乏真诚。但是,一旦声言一个只能源于“直觉顿悟”的纯粹心灵创造,并且还需要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将其当作无所不适的“内定和谐”真理来膜拜,那么,这种与“神学”无异的杜撰已经将杜撰者自己置于“偶像”的神坛之上。其实,这才是造成“爱因斯坦悖论”或者“悲剧人生”的真正原因。
我刚刚送交出版社《两类“相对论”形式逻辑分析》一书的书稿,该书针对“现代微分几何”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批判和重建。无疑,高斯微分几何开拓了几何学一个崭新的领域,由于建构在“实体论”基础之上,完全不同于依赖“约定论 —— 公理化假设”杜撰而得的黎曼几何。并且,也仅仅因为此,高斯几何的许多结果是合理的,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尽管如此,仍没有必要像西方科学世界习惯使然,把他们称作的这位“数学王子”予以神格化。高斯微分几何的出现,不能当作某个“天才人物”的自由创造,完全归属于“个人”的伟大功绩,而应该视作“多元微积分”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还得益于高斯本人长期从事“测地学”工程研究的便利,使之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启示。因此,不妨更为合理地将高斯微分几何视作众多“主客观要素”彼此交汇的一个自然推论。而且,就像牛顿最初创造的微积分难免粗糙简陋一样,局限于那个时代的数学水平,无论是考察具体的数学推导,还是追究几何学的基本概念,高斯微分几何都存在大量认识不当或逻辑错误。
上课时,我会常常向我的学生询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总往往会不自觉地苛求我们的前人,特别是明知相关数学工具还没有完整建立起来的时候期待他们不犯错误呢?反过来说,对于科学发展史中才俊辈出的“后继者”来说,他们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难道不正是切实纠正“科学前行者”无可避免的不足、不当乃至错误,继而将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吗?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真正读懂前人的书,而真正读懂前人的书其实远不是那么容易。
科学发展及其趋势,并不决定于研究者纯粹的主观意愿,而潜藏着与“时代特征”相互依存,本质上决定于“物质存在”的客观性基础,相应呈现“循序渐进、瓜熟蒂落”的自然发展规律。何至于要轻信类似于哥德巴赫所提某个毫无依据的猜想,盲目而为、随风起舞呢?
黎曼是高斯亲自挑选和看中的年轻俊杰。但是,对于整个黎曼几何,之所以最终只能建构于必然导致虚妄的“约定论”之上,除了黎曼缺乏深厚而稳定的哲学素养,个中原由仍然在于黎曼没有真正读懂自己老师所建构的微分几何。当然,更为公正地讲,则应是“张量分析”这样一种必要的数学工具尚未建构和完成以前,任何人也不可能真正理顺高斯的微分几何,发现和纠正其中大量真实存在的逻辑不当。因此,一旦黎曼从高斯几何中某个自身隐含逻辑不当的结论出发,试图如其错误地期望的那样,彻底摆脱高斯微分几何“实体论”基础的束缚,将几何学引向与任何“几何实体”没有关联,需要当作“无论域限制”的“普适真理”体系时,这个19世纪中期建构于“约定论 —— 公理化假设”基础之上的形式系统注定隐含重重矛盾和悖谬。事实上,自牛顿力学诞生以来,黎曼几何成为对西方科学世界曾经的“理性向往”构成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而且,开创了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信念集合”之先河。反过来,考虑到只允许建构于“约定论”之上,缺失特定“几何实体”的支撑和约束,所以不仅依循经典逻辑,黎曼几何必将陷于空洞;而且仍然依循经典逻辑,黎曼几何还必然到处充斥着矛盾和冲突,最终只能蜕化为谁也不可能真正读懂只允许当作“神学”来膜拜的虚妄。因此,人们或许可以相信,这正是陈省身先生在自己的著述中,之所以要特别提醒人们充分注意微分几何的“逻辑前提”与物质世界中普遍存在“离散真实”之间的根本差异,并且在普林斯顿大学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公开声言“讲有一半自己不懂的题目,那感觉是很奇特的”的缘故。
这样,与其相信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习惯所说,只是得益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横空出世,才挽救了早已乏人问津的黎曼几何;还不如说更为准确地说,恰恰是因为格罗斯曼,一个爱因斯坦视作一辈子良师益友的同学,曾经“不负责任(诚实的格罗斯曼特地预先作如此声言)”地推荐了一个荒诞的黎曼几何的杜撰,所以误导了充满科学的热诚却从来没有真正搞懂什么是数学的爱因斯坦。当然,更为入木三分地讲,则应该是那种长期存在于西方知识社会之中,试图完全凭借“个人智慧”就能真的创造出某个“普适真理”体系,一种无异于乌托邦式的虚妄理想,才会将西方人曾经做出开拓性贡献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得以存在的“逻辑准则和客观基础”毁于一旦,引向与科学背离的盲从、愚昧和神学。
所有这些无非是当代“科学生活”的真实,并且,成为林林总总当代“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得以兴风作浪的物质存在基础。于是,无论是轻信科学已经获得高度成功,煽动与科学的“神秘主义”相伴而生的“无为主义”思想倾向,还是归咎于近代史中长期压抑的遭遇,国人内心一种往往根深蒂固的“民族虚无主义”心理怯懦,它们都成为中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大敌。也仅仅因为此,任何一名严肃、具有一定知识素养、道德良知和责任心的大学教师,理应在向自己的学生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还需要努力承担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科技财富:直面现代科学生活,应该说同样充斥着您所赞同或鼓励的科学批判。但是,不难发现成功者寥寥,最后能建立起新理论体系者更是微乎其微,其中隐含怎样的道理呢?
杨本洛答:我向我的学生或者朋友多次谈过:无论是注重继承和发展,还是立足于理性的批判与重新建树,必须首先做到“真正读懂”前人的书。但是,要想真正读懂前人的书其实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智慧和毅力,需要作“付出极大劳动、耐得了清贫、寂寞和冷落”的心理准备,还必须切实摆脱心灵中若隐若现的“科学偶像崇拜”情结。爱因斯坦坦陈:自己存在“醉心于所崇拜的人物而夸大他们的地位”这个大多数人难以克服的“一般弱点”。事实上,这种心理羁绊的严重性在于:科学研究如果没有必需的独立人格和平权精神,就不可能避免盲从,无法对一切可能存在的谬误始终保持高度警戒或批判精神,当然,也同样不可能具有“服从真理、敢于挑战权威和同样乐于否定自己”的勇气、真诚和严谨态度,乃至无法保持一份同样必需的平和、淡定和坚毅,理性和严肃地领会、思考与检讨前人曾经思考过的一切。可以相信,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实践之,真正完成“发现前人所做到底错在何处”的必要前提,你所期待“纠正、重建以及完善理论体系”的后继也自然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按照目前科学生活的真实,割断科学进步和科学发展内蕴的逻辑关联,只是沿用某一个“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独断地取代另一个“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这样一种“科学革命”的模式,那么,你所说“科学批判成功者寥寥”的现象也就势所难免了。
因此,面对爱因斯坦称之为“一般弱点”的“偶像崇拜”这一普遍真实,特别是考虑到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来,经历了“西学东渐”这个曾经给炎黄子孙造成极为沉痛和深重的心灵创伤,然而国人并没有真正领悟、消化和汲取西方文明中许多积极、健康和美好东西反常,对于目前的中国科学而言,真正迫切需要的正是对症下药的心理治疗。那个连一些外国友人也劝诫我们无需当真,因为存在太多“商业运作”而日趋浮华低俗的诺贝尔奖,对人类科学事业而言不过是日渐消淡的虚名,而且,面对众多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人类科学事业已经堕落为某个特定人群“共同意志”集合的时候,它还必然成为是导致中国科学迷失方向的一剂麻醉剂。
故而,与这种理性判断相呼应,特别是众多科学疑难和认识疑难尚未解决,当今国际社会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甚至近乎于残酷,人类生活远未真正达致公平和公正,并且,当本应隶属于整个人类的科学事业已经完全被异化,堕落为某一个特定人群“共同意志”之集合,而牢牢掌控“科学话语权”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几乎严厉拒绝一切严肃意义的科学批判的时候,如果我们科学技术部门的一些管理者依然不谙其理,盲目地追随西方科学主流社会,追求许多“空洞无物、言之不凿”之论文的数量,热衷于缺乏任何“客观性”标准可言的“大学、科技刊物排名”之类的炒作,乃至将这种与“科学本原”背道而驰的“功利性”活动误认为是振兴中国科学事业的唯一目标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努力无非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将目前科学世界存在的“反常秩序”进一步强化,这样不仅北大、清华在国际上只能永远充当二流、三流大学的角色,而且,在现代人类重新面对“真理与盲从、文明与愚昧、科学与神学”空前冲突的另一场重大国际竞争中,中国人只能又一次可悲地将自己“预设于失败者”的耻辱柱上。
中国科学真正需要做的是:诚实地直面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乃至西方哲学体系中大量众所周知,而西方人始终无力解决的科学疑难和认识疑难,努力使用统一和无歧义的科学语言,采取严谨缜密的逻辑批判和逻辑分析方法,扎扎实实、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决之。可以相信,这才应该是你所特别关注“科学批判怎样才能获得成功”之正道。当代中国科学最为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强化“科学理想”教育,切实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改变年轻一代内心存在的某些“民族虚无主义”的怯懦。
科学进步与迷信落后是一对永恒的对立。倘若国人依然不知如何有效使用和驾驭“独立思考、逻辑批判”的武器,严肃追索、审视并努力解决西方人遗留下来太多没有解决的认识疑难,那么,又何有时代之“科学精英”可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曾经高高举起“赛先生、德先生”两面大旗,迄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在这片承受太多苦难的古老大地之上,我们亟待完成的恐怕仍然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科学理念”的真正觉醒和萌芽。
最后,我还可以向你讲述一个小故事。若干年前,瑞典皇家科学院访华代表团到访上海交通大学,按照学校领导的安排,我与该代表团见了面,向时任诺贝尔奖物理学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团长赠送了自己当时出版的九本著述,并得以在晤面时针对目前科学世界的现状向其提出一系列质疑。显而易见,因为需要面对的是太多众所周知的“世纪性、世界性”科学疑难,任何一位诚实学者都无法简单推诿搪塞,所以这位团长在面对这个他毫无心理准备,实际上对西方科学体系构成一次坦率而严厉的系统质疑和挑战时,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虚与委蛇,在对我不失风度和礼貌的夸耀性回答时,终难掩饰一种跃然纸上的不安或惶遽。毫无疑问,科学并不神秘,绝不是某些“高等民族”的专属品,只要拿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一种发自心底的自信就会油然而生,并且,也只有这样,中国科学终将得到人们的尊重,也仅仅于此才能真正步入世界科学的民族之林。
当今世界远不安宁。当美国的航空母舰游弋于南中国海,甚至要在京畿要冲的中国黄海炫耀武力之际,自然需要尽快打造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但是,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主题下,软实力的较量已日渐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竞争模式。民族的崛起,需要并必定伴随着科学文化的繁荣。因此,面对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更需要将科学知识看作是一种比强弩利剑更具持久性和更具渗透力的软实力,需要唤起整个民族对文化和思想的重视。此处,发表我社的一篇采访报道,祈望读者针对文中所提20世纪科学世界的现状、科学之本原和进步、我国的基础科学如何才能健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作深思、批判和检讨,共同探究人类科学事业和中国科学的理性发展模式。
在当今我国的科学界,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本洛教授或许算得上是一位颇具影响但又广受争议的学者。他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涉猎广泛、成果颇丰,对西方人所建构科学体系的众多领域作了较系统的梳理。他撰写的第12本专著《两类“相对论”形式逻辑分析》刚刚送交出版社。
纵观当今整个知识世界,一股“人本主义 —— 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值此之际,杨本洛教授却逆势而为,近乎顽固地一再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严格坚持“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在这份顽固的背后,是否潜藏某种独具慧眼、另辟蹊径的深层次思考?是否具有源于足够知识积淀的理性支撑?本着强烈的好奇,笔者近日就20世纪科学生活中的若干重大事件,相对论、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量子力学、黎曼几何等重大命题,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以及后续的多次笔谈。希望这些坦诚而无所拘束的思想交流,同样能够给读者留下一些思索的空间。
科学的“时代精神和公众特质”本原
中国科技财富:科学是技术发展的必要支撑,对于科学的内涵,您是如何解读的?
杨本洛:科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技术。科学是用作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当然同时也是推动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股积极力量。至于针对某一个具体科学陈述做出“是否合理”的评判,可能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而且,还需要看到,贯穿科学发展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跃变,对其前面的“理论体系”而言,它在本质上往往形成一种“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共存的格局。科学研究是严肃的,必须符合于逻辑,暗合“承上启下、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模式。因此,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首先真正读懂前人的著述,发现经典理论的不足,在明确指出经典理论错在何处之后,才可能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承继和发展。事实上,因为只允许将科学建基于“客观存在”的物理实在之上,所以只要真正是科学的,它就必然像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皮尔士所说,独立于任何个人或小团体的主观意志和利益,成为所谓“所有科学家能够同样得出”的结论,相应被赋予一种“公众性”的特征。于是,这样一种“科学发展”的模式,必然与20世纪曾经风行一时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的库恩所持有的“科学范式革命”理念格格不入。人们甚至可以相信:在需要对科学陈述的“真伪优劣”做出判断时,无需也不应对某个科学研究者的“个体”予以过度的关注。
中国科技财富:您一个人何以能够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取得如此众多独立的研究成果?
杨本洛:你提了一个有意思的、并往往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其实,科学生活中如果某一种现象真实发生了,那么,这个事实一定存在某种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而促其发生的某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我之所以能够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取得许许多多本质上彼此关联的独立研究结果,应该视作是刻画了这样一种历史的真实或必然:既然在目前主要由西方人所建构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存在众多科学疑难原本是“人所周知”的事实,那么,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逻辑分析的工具及其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提高,解决这些科学疑难自然成为迟早总会发生的事情,无异于“水到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平常结果,至于到底出自谁人之手并不具特殊意义,甚至无足轻重。
中国科技财富:依照您的理解,前人的理论总会存在某种缺陷,需要后人发现和纠正,是否同样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历史的必然?
杨本洛:就一般原则而言,你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科学发展必然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广义而言,科学决定于特定时代的技术水平,并且,还逻辑地依赖于旧有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或可靠程度。事实上,麦克斯韦那一个时代的西方科学家,在努力使用“数学语言”试探性地建构电磁场理论体系的时候,人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描述电磁场的“数学工具”尚未出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求那个特定时代的科学家们不会犯错误呢?甚至不妨相信,如果麦克斯韦不犯错误倒应该是反常的。毫无疑问,如果就电磁场理论而言,历史赋予后人的责任恰恰在于:拿起麦克斯韦时代尚未出现的数学工具,探讨和揭示麦克斯韦所做工作中原则上难以避免的逻辑不当或错误,重新逻辑地建构那个时代不可能完成的理论体系。同样,在反思和检讨所谓跨世纪的“湍流疑难”时,人们仍然应该形成这样一种理性判断:当一个理论体系的问题如此长时间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么,它的理论基础一定存在某种重大缺陷。因此,考虑如何“真正合理”地使用已经发展了的现代数学武器和科学理念,完成“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的任务,实现前辈不可能完成的事业,自然成为当代流体力学研究者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当然,也只有做到此,科学才可能成为与任何研究者个体的“主观意志、思想倾向和个人偏好”完全无关,仅仅是用作刻画“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的共同知识体系,并且应该成为整个人类的共有财富。因此,无需像人们习惯所做的,过多聚焦于科学研究的“个体”之上,给予他们不恰当的过度关注。
中国科技财富:也就是说不必对“科学研究个体”的过度聚焦,否则难免对科学造成扭曲,所以需要人们格外重视科学的“时代精神和公众特质”本原?
杨本洛:应该是这样。即使是面对像牛顿、麦克斯韦这样一些曾经对人类科学事业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原则上也是如此。自然科学毕竟极大地不同于政治,不同于社会科学。包括数学在内,自然科学只是描述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的。因此,一旦对科学家的“个体”过分关注,过度夸大或者渲染研究者个体的作用,不仅往往会掩饰甚至扭曲一切合理科学知识必须拥有的“客观实在”基础,而且还会给更多可能仅源于“主观妄想”的臆测或杜撰留下了生存的空间或缝隙,从而与科学的“客观性”本原背道而驰。
事实上,这才是自己常常提起20世纪初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皮尔士,需要人们格外重视他特别强调科学知识必须具备的“公众性”特征,需要认真领悟贯穿于整个科学发展历程之始终的一种“内蕴”的时代精神,乃至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认识、评价和理解人类科学事业的变迁和发展的缘故。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形成这种理性意识,真正读懂前人的书,发现前人书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或者只能暂且存疑的,努力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进行一种“整体性”的以及“追根溯源式”的思索,那么,解决历史遗留的众多科学疑难也就应该变成顺理成章、顺乎自然的事情,与是否出现一个西方人往往特别喜好称作的“天才人物”毫无关系。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科学陈述”真的只能建构在某个研究者个体的“直觉顿悟(公理化假设)”之上,只允许常人凭借一种“科学偶像崇拜”的情结而接受,像当今科学界某些大人物一再告诫人们的那样,必须当作一种“科学宗教”来信奉,乃至认同20世纪西方哲学形形色色“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主张,彻底否认科学必需的“客观性”基础,公然拒绝科学陈述的“逻辑自洽性”原则,最终将用作描述“自存”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异化为一个只是以“科学共同体”名义称谓的小团体的“共同意志”的集合,那么,本来意义的科学已经荡然无存,西方人曾经引以为豪的“古希腊理性精神”只能重新让位于新的神学、无知和愚昧。人们总可以坚信,任何只允许建基于“偶像崇拜”之上的陈述,就绝对不可能真正成其为科学;并且,只有认识到当代科学世界这种凭借“偶像崇拜”来建构科学体系反常的普遍存在,才能够理解20世纪西方知识社会形形色色“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何以如此泛滥的另一种反常。
中国科技财富: 能否这样理解,您试图否定“科学天才”的存在,否认其对于科学体系建设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杨本洛:应该说,你所提是一个“饶有趣味、耐人深思”的问题;并且,可以认为它实际上是众多哲学家们一直密切关注的重大哲学命题。首先,我的确不想否认,我不认为有“科学天才”存在。此外,我还建议你有空的时候,能否读一读普列汉诺夫,一位俄罗斯最早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写的,一个名为《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小册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在那个畸形地弥漫着“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它曾经给我带来极为强烈的心灵震撼。我想,普列汉诺夫所述对你、对于所有关注这一命题的人或许都会有所启发。
至于你所提“个人(绝非天才)”能否对科学体系的建构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另一个性质不同并且也复杂得多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首先,需要指出,突出和彰显皮尔士所强调科学必需的“公众性”特质,并不意味着对“研究者个体”在某一个具体科学命题上可能产生某种“决定性”作用的简单否定。或者说,固然需要重视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所作“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所有科学家都能够共同得出的结论”的理性判断,认真领会其中素朴而深刻的思想蕴涵,但是,仍然不能由此否认“研究者个体”发挥的独特作用。在许多时候,特别是牵扯的问题较为庞乱和复杂,最终仍然需经过某个“单体”大脑加以“系统地”整理、消化和建构的时候,这个最终“整理者”的作用无疑是重要和不可简单替代的。
事实上,还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科学人”必须具备的若干特殊素质,乃至意识到“人生际遇”或者“生存环境”对于每一个“研究者个体”都可能发生影响其整个人生轨迹的作用。人固然有聪慧愚笨之分,但没有“先知先觉”的天才,科学工作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根本差异。科学研究中要想取得大成就,自然不能缺少智慧,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在于研究者的人格和气质,在于其是否具备“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以及能否培炼一份“敢于批判他人和同时勇于否定自己,并为此准备承受苦难”的真诚和坦荡。20世纪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哲学家萨顿曾经这样说过:其实,许许多多人都能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疏漏、错误和矛盾,但是,只有极少人愿意将它们揭露出来、公示于众,心甘情愿地接受“科学良心”将带来的无穷无尽烦恼。或许你可以相信,如果说马克思所做“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大门”的告诫蕴涵许多真谛,那么,爱因斯坦曾经做出“上帝的天使应该逐出绝大多数混迹于科学庙堂里的人”的宣示,从而向其生存的整个科学世界发出一个不无尖刻的挑战,其实同样需要极大的真诚和勇气。没有淡远清纯的情愫或心理准备,也就决不可能成就大的科学事业。
中国科技财富:据说曾经有专家讲,今后很难说不会出现第二个“杨本洛”这样的人。您对此怎么看待的?
杨本洛:我只能这样设想,的确有一些和我熟识,并且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科学事业的前辈,他们仅仅是源于对自己心目中一个“后生”的厚爱和期待,源于对出自一个“中国人”之手的许多“独立”研究结果的格外珍惜,乃至源于对艰难中崛起的中国科学事业的赤子之心、一份挚爱和急切,才会说出这样一种饱含惋惜和冀望之情的话语。仅仅于此,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正如我特别钦佩皮尔士揭示真正的科学陈述必须内蕴“公众性”特质,甚至可以间接地将其用作衡量科学陈述的一个重要标准一样,任何致力于“真正意义”科学研究的个人,必然是平常乃至平凡的,他和一般人不会有什么差别。事实上,对于任何“向往科学、服从真理”的人,只要他们同样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并严格遵循“追根溯源、体系性思考”这种本质上决定于逻辑的“方法论”途径,就一定能得到与我一样的研究结果,乃至可以相信,与一个缺失整体和体制性的策划和规范,几乎孤军奋斗之所得相比,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无疑更为丰盛、纷繁和精彩。
如果真的要说简单重现第二个“杨本洛”这样的人并不那么容易,那么,其意指也无非在于“人生际遇”往往难以复制而已。仅仅因为此,我才对我的母校 —— 江苏大学,对我长期任教,曾经给予我极其难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的上海交通大学始终怀有一份深深的感激之情。应该说,我的确很幸运,人生路上遇到那么多真诚帮助和扶持过自己的前辈、朋友、助手和学生,没有他们,没有学校领导长时间非同寻常、极其宝贵的信赖和支持,绝不可能使我得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做学问”的机会,最终能够在如此宽泛的领域取得如此广泛的独立研究结果。
爱因斯坦的“先定和谐”向往与20世纪科学研究的“人文化”倾向
中国科技财富:这些年来,国内外知识阶层在“相对论”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这个议题,您有什么见解?
杨本洛:如果某个“知识体系”从诞生之日开始,一种大众性的“反思和批判”就持续不断,那么,可以认为这种批判必然潜藏着独立于任何权威“主观意志”的“客观性”基础。
毫无疑问,20世纪初爱因斯坦创建的相对论,应该视作西方科学世界的一次最重大的事件。但是,人们需要从“科学本原”出发,重新思考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发生的一切,检讨众多不可思议的认识反常。事实上,涉及“从数学基础到理论物理、乃至到哲学的认识论思考”一个如此广泛的领域,当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面对其中大量认识矛盾无法克服,以至于不得不公开放弃科学必需的“实体论”基础和背弃必须严格服从的“逻辑自洽性”原则,容忍“公理化思想 —— 主观独断”恣意泛滥,最终将需要承担“无矛盾描述自存物质世界”本质使命的科学,一步一步变异成一种纯粹“实用主义”的技术功能的时候,其实,所有这一切恰恰归因于20世纪人类拥有的技术变化得太快、太迅猛的缘故。一方面,得益于这种“空前强大技术功能”的支持,人类得以发现或窥见一个“光怪陆离、变幻无穷”物质世界中的更多奥秘,并且,理所当然为20世纪涌现的“科学陈述”提供众多“经验事实”的素材;另一方面,在旧有的知识体系尚未完善乃至众多概念尚存在人所共知的认识悖谬的同时,却突然要面对这个“格外复杂”的物质世界对象,从而使得“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之间的永恒差异骤然激化、急剧膨胀,以至于出现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高度思维紊乱和认识颠倒。当然,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作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玻尔为什么会发出“20世纪的物理学唯恐不够疯狂”的讶异和惊叹。
中国科技财富: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本书曾指出:既然按照爱因斯坦所说,必须把“相对论”建构在他所说的一对“矛盾事实”之上,那么,绝不可能只因为某种“概念 —— 时空观”革命,或者引入某个一成不变的简单数学公式,就可以改变最初的“矛盾事实”前提。您是否认为“相对论”的前提就是错的,后继的表述毫无意义吗?
杨本洛:确实是这样的。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对矛盾,就是理论物理通常所说的“运动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性原理”。但是,根据“一般逻辑”规律,无论爱因斯坦的论述或者后续推理正确与否,只要某个陈述系统建构于“矛盾前提”之上,那么,它必然自始至终蕴涵矛盾。对于认同“相对论”并力图为其“辩护”的科学主流社会而言,无法回避这个源于素朴“理性原则”的批判和质疑;同样,无法回避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在“公理化假设”的借口下,容忍和放纵形形色色“极端唯心主义”对并不仅仅隶属西方知识社会的人类科学事业构成的冲击、否定和亵渎。与其无穷无尽地纠缠于“相对论”所杜撰的,一个关涉“意识形态”范畴、纯粹虚妄的“时空观”革命孰是孰非的无意义争论,还不如腾出时间和精力,针对爱因斯坦所提“相对性原理”与“光速不变原理”这两个必要前提,重新考虑它们是否“真正合乎逻辑”的问题。其实,“相对性原理”并不正确,而“光速不变性原理”则是一个适用于所有形式“物质场”的平凡事实,它们才是我在那本书中花费了较大篇幅加以讨论,西方科学世界尽管早已知其存在、却始终无力解决的两个重大科学命题。
毫无疑问,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自由,在一个已经习惯于“尾随西方科学世界”的中国,突然涌现一大批质疑、批判和反对“相对论”的有识之士,他们呼应并积极推动目前世界范围内所发生另一场更为广泛的“反思相对论”运动,无疑应该视之为一种时代进步或者时代进步之必然。
尽管如此,我仍然反对使用“相对论”中的错误方法,去反对这个完全错误的“相对论”,乃至期望出现一个与爱因斯坦没有本质差异的东方“天才”,取代因为特定历史背景而偶现的爱因斯坦的荒唐。倘若如此,最终真的只能像当今西方科学主流社会鼓吹的那样,把隶属于整个智慧人类的“自然科学”体系异化为一场“科学共同体改朝换代”的闹剧。
中国科技财富:您往往强调基础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的思维原则,那么,能否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经掀起的那场“时空观革命”风暴也视作这样一种“思维原则”的具体体现呢?
杨本洛:不能,两者南辕北辙。需要认识到,爱因斯坦两类“相对论”的要害之一,就是割断了与经典理论一切内在的和逻辑的联系,它无非是一个只能渊源于某个伟大的“天才”人物,曾经被爱因斯坦称作自己为之奋斗终生所谓“先定和谐”的直觉和顿悟。正因为20世纪科学世界中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才会明确提出“科学革命”的理念 ,将其与政治领域中“改朝换代”式的革命混为一谈。人们不难看到:除了“概念杜撰”的独断,公然把“篡改科学语言”程式化和合法化,鼓动凭此实现“建构用于描述全部物质世界的某个普适真理体系”的梦想以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
许多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曾经使用他“惯于煽情(爱因斯坦的确具有非凡的驾驭语言能力)”的笔触多次写道:牛顿,请原谅我吧!其实,完全不必如此。除了变更“常识”和“概念”,也就是改变科学语言必须满足“无歧义性”要求的“语言革命”外,人们没有看到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做出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批判。事实上,即使局限于“经典力学”的范畴,牛顿关于“绝对空间、惯性系”的论述和阐释也是错误的,从一开始就遭受来自莱布尼兹的质疑和批判,恰恰是爱因斯坦借助一个虚妄的“时空观”革命,为经典理论中这个早已被西方人发现却无力解决的“概念错误”的反常存在提供了一种“独断”的依据。
尽管晚年的爱因斯坦一反常态,曾经提出“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找到可以避开惯性系方法”的感叹,默认或认同莱布尼兹与马赫等对“惯性系”所做批判的合理性。然而,问题仍然在于崇尚“直觉顿悟”的爱因斯坦不具符合于逻辑的“理性思辨”能力,无法把牛顿力学从其诞生之初就存在“绝对空间”的诸多漏洞、或者建构于“循环逻辑”之上无以计数个“惯性系”的荒唐之中解救出来。
可以相信,爱因斯坦同样不可能真正读懂电磁学的麦克斯韦基本方程,当然也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马赫批判”及其内涵,甚至不知道如何对“坐标系”与“参照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基本概念做出区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非就是一个“独断”的,必须纳入“神学框架”之内,只能与内心某种“信仰变更”毫无差异的“时空观(主观意志)”革命。活跃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经提出可以把“相对论”仅仅等同于“质能变换”的唯一准确解读。但是,费曼所做“用心良苦”的辩护,本质上仍然渊源于他并没有真正读懂“相对论”乃至没有真正读懂“逻辑”的缘故。如果能够把“时空变换”视作一个独立的物理学陈述,那么,永远不可能仅仅凭借“演绎逻辑”推出另一个独立的物理学陈述;当然也不可能凭借“质能变换”这个“单称性”陈述,替代爱因斯坦作为“普适真理”的“时空观”革命。作为一种独立的物理实在,“质能变换”得以存在的唯一基础只能是得到实验证实的经验事实。
中国科技财富:从您的上述解读来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似乎失出全部的存在基础或价值,难道真的如此不堪和一文不值吗?
杨本洛笑着回答:真的是这样。何至于要听信一个虽然充满科学的真诚和狂热,但当年尚缺乏厚实的知识功底、甚至自嘲“不知道啃吃数学领域中的哪一堆干草”的一头“布里丹的驴子”的年轻人,一种只能源于“直觉顿悟”激励的“概念革命”杜撰呢?
然而,只要是存在,就必然有其得以存在的理由或物质基础。从知识体系内蕴的“承继性”特征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考虑,一个名为爱因斯坦的年轻人几乎一夜之间聚焦于20世纪西方科学世界的舞台中央颐指气使,看似偶然,却仍然潜藏一种源于“物质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只不过或许不再是名字叫做爱因斯坦的另一个年轻人罢了。众所周知,诱使“相对论”出现的直接导因在于:让19世纪末西方科学世界一筹莫展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进一步追溯,则还有曾经对爱因斯坦产生相当大影响,由马赫针对牛顿力学提出的严厉批判。因此,虽然神学意义的“相对论”没有任何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东西,但是,人们仍然需要严肃面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对于该实验所揭示的“物理真实”做出一种符合于逻辑的合理解释。不仅于此,还需要追根溯源,考察麦克斯韦最初提出的“测量以太相当于地球运动速度”的“实验命题”是否真正符合道理的问题。当然,还必须从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始,针对牛顿力学中只能纳入“伪科学”范畴的“惯性系”概念,思考和回答莱布尼兹与马赫先后提出,一个历经近4个世纪直至21世纪西方人尚无力解决,然而关系到整个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存在基础”的这个重大科学命题。
经典理论体系的“理性重建”纠缠与科学发展历程中“历史人物”的评价
中国科技财富:如果“相对论”需要重新认识,难道一个在技术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也存在问题吗?假如是这样,到底应该怎样认识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这样一些近现代科学史中的重大历史人物呢?
杨本洛十分郑重而严肃地回答:的确可以这样说。由麦克斯韦构建的经典电磁场理论,在技术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甚至可以说是正是得益于这个理论体系的产生,才可能诱发当今人类得以充分享受诸如“电视、无线通信、卫星导航”之类的现代物质文明。尽管如此,这个一个半世纪前构建的理论体系,仍然真实存在一系列概念不当以及逻辑不自洽的问题。
许多人知道,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源于麦克斯韦最初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电磁场”条目时所提“测量以太相对于地球运动速度”的命题。但是,这个实验命题并不正确,自身隐含“概念混乱、立论不当”的错误。进一步说,步入19世纪以后,在科学世界突然面对“电磁场”这样一种“无质无形”的全新“物质存在”形式时,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某个纯属虚妄的“时空观”革命,篡改“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常识概念,而应该代之以一个必须完成,但时至今日众多职业科学家并没有真正解决,仍然隐含许多逻辑混乱的“物质观”认识革命问题。麦克斯韦之所以会提出一个完全错误的实验命题,要害正在于他并没有真正完成这种涉及“物质观”的认识变化,在面对“电磁场”这样一个“无质无形”的物质存在时,将其混同于类似于“粒子集合”的另一种“有形有质”物质存在了。(注意:麦克斯韦就是模拟“流体力学”的概念和思想方法,猜测地建构自己的电磁场基本方程的。)
当然,如果从纯粹的“形式逻辑”角度考虑,人们还需要形成另一个同样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判断。对于麦克斯韦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而言,用作描述“物质场”的数学工具尚未出现。因此,那个特定时代的科学家,绝对不可能完成为“动态电磁场”建立一个恰当数学物理模型的任务。但是,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后继者则不然。他们应该承担一种责任,拿起前辈们无法拥有的数学工具,重新完成这个研究领域开拓者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人们认识持续不断的深化,如何对理论体系“理性重建”的命题,几乎一直会纠缠着人们,贯穿于科学发展史的始终。
事实上,作为现代“知识人”理应知晓的物理现象,一个自身处于“不均匀”状态的物质场,其上作为“小扰动传播”的物质波必然呈现“弯曲状”的波迹。于是,在某个电磁场,如果呈现“弯曲状”的电磁波,那么,它与那个只允许纳入“主观意识”范畴的“时空观”革命毫无关系,不过是一个平常而真实的“物理实在”而已。并且,这一“物理实在”仍然逻辑地告诉人们:那个作为“弯曲电磁波”得以存在“物质背景”的电磁场,必然同样是不均匀的。因此,在需要彻底抛弃那种“神学意义”之上、将“时空弯曲”界定为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从而使“广义相对论”堕落为至高无上的神学和机械刻板的教条的同时,人们还需要考虑如何描述“不均匀”的动态电磁场,为其建构恰当的“数学物理模型”,从而能够定量地描述或预测“弯曲电磁波”这个平凡而真实的“物理实在”存在,最终为“如何提高GPS系统测量精度”之类的重要技术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至于如何对科学史上某一个“历史人物”做出“恰当评价的”问题,与如何看待“经典理论体系”本身则属于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命题。但是,与科学体系仅仅决定于被描述“物质对象”的自身,因此需要纠正“过度聚焦”科学家的个体,对他们曾经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作过度解读的不当倾向一致,人们同样需要做出一种公允的判断:科学家个体所犯的错误,往往同样局限于特定时代赋予人们的认识能力;或者说,科学家个体的认识,永远不可能真正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因此,仍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考虑,如果把“相对论”的错误简单地归咎于爱因斯坦个人,同样有失公允。相反,人们不妨将其视作贯穿于人类深化认识自然过程众多认识跌宕起伏中的一种巧合,乃至看似偶然中的某种必然 —— 人类的“有限认知”能力与“无穷无尽”物质世界之间存在永恒差异的必然。事实上,人们必须形成一种理性判断,自然科学不只是用作描述“自存”的物质世界的,还严格地隶属于这个“自存”的物质世界,并且,仅仅于此才可能真正成其为科学。任何“人本主义”的处置方法,纠缠于研究者不同“主观意志”是是非非的争辩,不仅与事无补,反而将严肃的科学争论异化为无聊并永无结果的“仁智之争”之中。故而,必须着眼于自然科学的渊源、演变和发展的全部历程,理性地审视科学发展史中许多看似偶发的重大事件。只有这样,才可能为众多科学疑难的解决提供理性的启示。
当然,对于中国科学而言,必须尽快改变和彻底扭转不加批判、盲从西方科学家随意主观杜撰的现状。否则,中国科学是永远没有前途的。一个心甘情愿充当二流角色的尾随者,同样永远不可能真正赢得科学世界发自内心的尊重。(值得顺便指出,从古希腊文明诞生之始,立志于寻求“绝对真理”的欧洲人,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已经将后人所说的“哲学、数学和物理学”引入隐含“前提性”悖谬的歧途。事实上,这同样是数千年来西方哲学家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缘故。)
正视20世纪形形色色“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物质基础
中国科技财富:按照当代科学世界的见解,需要把“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视作20世纪物理学的两个里程碑。那么, 您对“量子力学”又是如何看待的,与爱因基坦的认知存在哪些不同?
杨本洛:如果从单纯的“方法论”考虑,由一个科学家群体创建的“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没有本质差异。归咎于默认与容忍“矛盾前提”存在的荒唐,凭借篡改概念或科学语言的语义,以及依赖于“第一性原理”之类的主观独断,试图将其置于“自存”的物质世界之上,要求那个至今不知为何物的“微观世界”必须服从某一个纯粹“人为臆想而得”的公式。因此,20世纪的“量子力学”必然同样充斥着“约定论”内蕴的矛盾、冲突和荒唐。当然,也仅仅于此,人们才可以理解:西方哲学家为什么必须对自然科学重新做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之界定的缘故。
但是,与20世纪的一批量子力学家们相比,一种隶属于“认识论”范畴、并且曾经让西方科学主流社会众多人物觉得不可理解的重大差异在于:在爱因斯坦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坚信“存在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独立物质世界”的素朴科学理念,乃至对建基于“第一性原理”之上的“量子力学”时时流露一种“天然拒斥”的强烈不满。正是基于“素朴唯物主义”的信念,爱因斯坦针对量子力学持续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虽然爱因斯坦的这些批评依然充斥“习惯性”的思维紊乱,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他难以认同量子力学无视特定“物质对象”的那份心结。
然而,这个往往被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当作“最大遗憾”的分歧和抗争,仍然只能归咎于信奉“自发唯物论”的爱因斯坦其实不懂逻辑的缘故。爱因斯坦赋予“逻辑”太多的功能,超逾了逻辑只具“同义反复”的本来意义。爱因斯坦不明白自诩只允许渊源于“直觉顿悟”的启示,却能够强加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相对论”,与自己强烈质疑和批判的“量子力学”没有任何本质差异,它们同为“第一性原理”的平常道理。于是,面对这样一位“热忱向往逻辑却始终没有明白逻辑为何物”的科学宗教领袖,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世界演出了一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滑稽剧。以至于20世纪“量子力学”领军人物的玻尔,在致这位“科学庙堂”领袖人物的最后一封信件中公开提出“我们正是沿着您所指引的路线前进”的事实,向其表达人们称其为“措辞委婉而礼貌”的深深哀怨。直至爱因斯坦逝世长达5年的漫长岁月中,玻尔再也没有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信。
中国科技财富:如果真的像您所说,20世纪的自然科学体系充斥着悖谬,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杨本洛:我在前面一再强调,正确的科学陈述必须得到“物理实在”的支撑。同样,20世纪自然科学体系之所以矛盾重重,必然蕴涵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转移的“客观性”基础。
如前所述,一方面随着技术的急速发展,人们突然面对一个充满“神奇和复杂性”的崭新物质世界,另一方面,经典理论中早已为人们发现的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按照萨顿的话则是,拓展科学边界的“基础”与“脚手架”尚远未牢靠,以至于对于这个全新物质世界的认识只可能骤然处于一种空前的认识困惑之中。加之于西方哲学围绕“什么是知识、知识的基础、怎样检验知识”等一系列“认识论”基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面对如此多认识困惑和矛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西方科学家不是秉持“诚实面对认识困惑与认识矛盾,哪怕将它们暂时搁置起来,存而不论,将其留待后人解决”的理性求实精神,相反,他们过于急切,拣起连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不屑一顾“约定论”的诡辩,放任“公理化假设 —— 人为辩护”的纯粹自欺,从而就像西方寓言中那只潘多拉的魔匣,一旦打开,曾经为西方人引以自豪的“理性精神”也就荡然无存,只能无奈地放弃了科学陈述必须拥有的“客观性”基础与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原则,甚至站在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对立面,最终导致将自然科学公然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的集合”这种与“科学理想”彻底背离的荒唐。事实上,这不仅是作为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玻尔能够做出“20世纪的物理学唯恐不够疯狂”的感叹,而且还成为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哲学世界”滋生形形色色“反科学主义 —— 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得以普遍泛滥的“物质存在”基础。
至于怎么理解西方主流科学社会所说“20世纪物理学两个里程碑”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与只能够当作“时空观”革命对待,一个“无特定对象”制约的“相对论”本质上只允许纳入“信仰或神学”的范畴完全不同,量子力学存在需要其研究的特定物质对象,因此它理应成为现代人类需要密切关注,人类自然科学体系中一个有待“理性重建”的重要分支。我始终认为:科学的语言和概念必须统一,必须满足“无歧义性”要求。既然是科学,就必须符合逻辑,绝不允许类似于“波就是粒子、粒子就是波”这样一类显存“自我排斥与否定”的悖谬,试图对矛盾前提作“合法化”无效辩护的荒唐。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如前所述,源于曾经被周培源先生称作的“自发唯物论”素朴理念,爱因斯坦针对量子力学曾经提出众多尖锐批判大体上是合理的,潜藏某种素朴和积极的启迪意义。
作为“微观物质世界”中一种得到普遍证实的物理实在,形形色色的“场”和“粒子”可以相互转变,特别是发生在这个特定物质世界的作用,并不像量子力学诞生前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可以作趋于“无穷小”的分割,相反,它们只能呈现一幅“离散并且相互纠缠着”的画面。因此,当人们需要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人类开始迈入探索微观物质世界的这个特定历史进程时,20世纪一大批为人们熟知的量子力学家所做的贡献绝不是诸如“波粒二象性”原理、薛定谔“波动方程”或者玻尔所做“互补性”诠释等,一系列被量子力学家们只能当作“第一性原理”来对待的人为假设,相反,他们所做工作的最根本贡献恰恰在于那个曾经由海森伯于1926年最先提出“量子跳跃”的平凡物理实在。无尽大自然是一个永恒之谜。理智人类必须学会对自己所建构知识体系自觉做出前提性限制。为什么在公然容忍“矛盾存在”的同时,却总是如此急切,无理地要求那个“自存”的大自然必须按照一个称作“科学共同体”人群的共同意志,服从某些一成不变的简单数学公式呢?
可以相信,在许多场合,就目前人类所具“分辨能力”而言,甚至无力也无需把处于“场和粒子同时存在并随时可能发生相互变异现象”的物质对象“整体”强行分割开来,而仅仅需要或者仅仅能够针对这个自身处于“动态变异”中的特定对象,充其量只允许根据具有普适意义的“最小作用原理”构造一个形式表述系统,对它们的行为规律做出一种合理的且条件存在的大概推测。当然,不仅可以使用逻辑的语言严格论证,甚至允许作一种合乎理性的大概推断:所有需要人们构造的“物理学规律”只可能本质地渊源于那个自存并且过分复杂的物质世界,它们与本质上只能当作“心理暗示”对待的玻尔“互补原理”、海森伯所提“测不准原理”一个“公理化”的人为约定、或者由薛定谔猜测而得的“波动方程”毫无关系。
许多的职业科学家,试图对“量子力学”以及支撑其存在的诸多“公理化”假设做出辩护。但是,人们不难使用“形式语言”作严格符合于逻辑的证明:没有任何人真正使用过“数学”所规定的方法,求解过一次薛定谔方程。清华大学一位近些年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在其论述“量子力学”著述的开篇之首就这样诚实地告诉人们:薛定谔方程不过作为一种“信仰”存放在人们的面前而已。事实上,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狄拉克,直至70岁高龄,也没有忘记向人们做出“自己曾经为量子力学设计的数学不过是有趣游戏、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等忠告。坦率地说,20世纪的一批“量子力学”建构者们,将其上升到“理论体系”的层次无疑为时过早,也过分匆忙、草率和武断。人们总可以相信:针对微观物质“存在形式、作用形式”的探索才是根本的,或者始终是第一位的。并且,只有在这个最终必将对“西方哲学传统”构成重大挑战的哲学命题得以解决或澄清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谈及如何开始“量子力学的理性重建”工作,乃至需要完成类似于一些西方学者早已提出却无力解决的“热力学理性重建”等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重大科学命题。
科学偶像的崇拜是最坏的形而上学
中国科技财富:听说您在给学生讲课时,往往总会不自觉地提及“科学理想”以及“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这些或许不无敏感的话题。能否谈一谈您的想法或者这样做的理由?
杨本洛:人们必须形成一种理性意识:神秘的只能是人类所面对那个“自存”的、曾经被爱因斯坦称之为“伟大而永恒之谜”的大自然。但是,只要是科学陈述,它就不应该是神秘的。面对充满神奇而无穷无尽的大自然,人类所能做的事情不过是使用“无歧义”的科学语言,也就是“统一”的概念,对某一个“理想化”的物质对象做出“有限真实、有条件存在”却必须严格满足“逻辑自洽性”要求的描述。因此,绝对不是将其颠倒过来,在容忍“矛盾普遍存在”的同时,却轻浮地谈论置于“物质世界”之上的“普适真理”谎言。因此,必须牢牢建立如何对科学陈述作“自觉限制”这个前提性的理性意识。面对无尽的大自然,人们不妨试想:为什么必须像爱因斯坦喋喋不休申诉的那样,应该将他所设定“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全部世界”的幻想,界定为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呢?倘若如此,一旦凭借某个人的“自由”意志,“一劳永逸”地实现创造出一个“普适真理体系”的愿望,那么,他所说“伟大而永恒之谜大自然”的前提也将不复存在。而且,人们不妨质疑:那个自存的大自然,为什么必须服从洛伦兹变换这些过于简单、一成不变的代数公式,从而促使人类因为面对“无尽”的 大自然,所以同样孕育“永无终结”意境的科学研究戛然而止于20世纪呢?
萨顿是20世纪美国的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在他撰写的《文明史论集》一书,曾经把“科学偶像崇拜”斥之为“最坏的形而上学”。科学精神与愚昧无知、盲目崇拜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对于“科学”任何形式的神秘化,几乎必然导致对“科学人”的神秘化,最终只能与科学的本原背道而驰。固然可以相信,爱因斯坦曾经做出“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嘲弄”的呼唤或许不乏真诚。但是,一旦声言一个只能源于“直觉顿悟”的纯粹心灵创造,并且还需要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将其当作无所不适的“内定和谐”真理来膜拜,那么,这种与“神学”无异的杜撰已经将杜撰者自己置于“偶像”的神坛之上。其实,这才是造成“爱因斯坦悖论”或者“悲剧人生”的真正原因。
我刚刚送交出版社《两类“相对论”形式逻辑分析》一书的书稿,该书针对“现代微分几何”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批判和重建。无疑,高斯微分几何开拓了几何学一个崭新的领域,由于建构在“实体论”基础之上,完全不同于依赖“约定论 —— 公理化假设”杜撰而得的黎曼几何。并且,也仅仅因为此,高斯几何的许多结果是合理的,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尽管如此,仍没有必要像西方科学世界习惯使然,把他们称作的这位“数学王子”予以神格化。高斯微分几何的出现,不能当作某个“天才人物”的自由创造,完全归属于“个人”的伟大功绩,而应该视作“多元微积分”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还得益于高斯本人长期从事“测地学”工程研究的便利,使之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启示。因此,不妨更为合理地将高斯微分几何视作众多“主客观要素”彼此交汇的一个自然推论。而且,就像牛顿最初创造的微积分难免粗糙简陋一样,局限于那个时代的数学水平,无论是考察具体的数学推导,还是追究几何学的基本概念,高斯微分几何都存在大量认识不当或逻辑错误。
上课时,我会常常向我的学生询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总往往会不自觉地苛求我们的前人,特别是明知相关数学工具还没有完整建立起来的时候期待他们不犯错误呢?反过来说,对于科学发展史中才俊辈出的“后继者”来说,他们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难道不正是切实纠正“科学前行者”无可避免的不足、不当乃至错误,继而将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吗?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真正读懂前人的书,而真正读懂前人的书其实远不是那么容易。
科学发展及其趋势,并不决定于研究者纯粹的主观意愿,而潜藏着与“时代特征”相互依存,本质上决定于“物质存在”的客观性基础,相应呈现“循序渐进、瓜熟蒂落”的自然发展规律。何至于要轻信类似于哥德巴赫所提某个毫无依据的猜想,盲目而为、随风起舞呢?
黎曼是高斯亲自挑选和看中的年轻俊杰。但是,对于整个黎曼几何,之所以最终只能建构于必然导致虚妄的“约定论”之上,除了黎曼缺乏深厚而稳定的哲学素养,个中原由仍然在于黎曼没有真正读懂自己老师所建构的微分几何。当然,更为公正地讲,则应是“张量分析”这样一种必要的数学工具尚未建构和完成以前,任何人也不可能真正理顺高斯的微分几何,发现和纠正其中大量真实存在的逻辑不当。因此,一旦黎曼从高斯几何中某个自身隐含逻辑不当的结论出发,试图如其错误地期望的那样,彻底摆脱高斯微分几何“实体论”基础的束缚,将几何学引向与任何“几何实体”没有关联,需要当作“无论域限制”的“普适真理”体系时,这个19世纪中期建构于“约定论 —— 公理化假设”基础之上的形式系统注定隐含重重矛盾和悖谬。事实上,自牛顿力学诞生以来,黎曼几何成为对西方科学世界曾经的“理性向往”构成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而且,开创了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信念集合”之先河。反过来,考虑到只允许建构于“约定论”之上,缺失特定“几何实体”的支撑和约束,所以不仅依循经典逻辑,黎曼几何必将陷于空洞;而且仍然依循经典逻辑,黎曼几何还必然到处充斥着矛盾和冲突,最终只能蜕化为谁也不可能真正读懂只允许当作“神学”来膜拜的虚妄。因此,人们或许可以相信,这正是陈省身先生在自己的著述中,之所以要特别提醒人们充分注意微分几何的“逻辑前提”与物质世界中普遍存在“离散真实”之间的根本差异,并且在普林斯顿大学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公开声言“讲有一半自己不懂的题目,那感觉是很奇特的”的缘故。
这样,与其相信20世纪西方科学主流社会习惯所说,只是得益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横空出世,才挽救了早已乏人问津的黎曼几何;还不如说更为准确地说,恰恰是因为格罗斯曼,一个爱因斯坦视作一辈子良师益友的同学,曾经“不负责任(诚实的格罗斯曼特地预先作如此声言)”地推荐了一个荒诞的黎曼几何的杜撰,所以误导了充满科学的热诚却从来没有真正搞懂什么是数学的爱因斯坦。当然,更为入木三分地讲,则应该是那种长期存在于西方知识社会之中,试图完全凭借“个人智慧”就能真的创造出某个“普适真理”体系,一种无异于乌托邦式的虚妄理想,才会将西方人曾经做出开拓性贡献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得以存在的“逻辑准则和客观基础”毁于一旦,引向与科学背离的盲从、愚昧和神学。
所有这些无非是当代“科学生活”的真实,并且,成为林林总总当代“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得以兴风作浪的物质存在基础。于是,无论是轻信科学已经获得高度成功,煽动与科学的“神秘主义”相伴而生的“无为主义”思想倾向,还是归咎于近代史中长期压抑的遭遇,国人内心一种往往根深蒂固的“民族虚无主义”心理怯懦,它们都成为中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大敌。也仅仅因为此,任何一名严肃、具有一定知识素养、道德良知和责任心的大学教师,理应在向自己的学生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还需要努力承担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科技财富:直面现代科学生活,应该说同样充斥着您所赞同或鼓励的科学批判。但是,不难发现成功者寥寥,最后能建立起新理论体系者更是微乎其微,其中隐含怎样的道理呢?
杨本洛答:我向我的学生或者朋友多次谈过:无论是注重继承和发展,还是立足于理性的批判与重新建树,必须首先做到“真正读懂”前人的书。但是,要想真正读懂前人的书其实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智慧和毅力,需要作“付出极大劳动、耐得了清贫、寂寞和冷落”的心理准备,还必须切实摆脱心灵中若隐若现的“科学偶像崇拜”情结。爱因斯坦坦陈:自己存在“醉心于所崇拜的人物而夸大他们的地位”这个大多数人难以克服的“一般弱点”。事实上,这种心理羁绊的严重性在于:科学研究如果没有必需的独立人格和平权精神,就不可能避免盲从,无法对一切可能存在的谬误始终保持高度警戒或批判精神,当然,也同样不可能具有“服从真理、敢于挑战权威和同样乐于否定自己”的勇气、真诚和严谨态度,乃至无法保持一份同样必需的平和、淡定和坚毅,理性和严肃地领会、思考与检讨前人曾经思考过的一切。可以相信,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实践之,真正完成“发现前人所做到底错在何处”的必要前提,你所期待“纠正、重建以及完善理论体系”的后继也自然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按照目前科学生活的真实,割断科学进步和科学发展内蕴的逻辑关联,只是沿用某一个“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独断地取代另一个“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这样一种“科学革命”的模式,那么,你所说“科学批判成功者寥寥”的现象也就势所难免了。
因此,面对爱因斯坦称之为“一般弱点”的“偶像崇拜”这一普遍真实,特别是考虑到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来,经历了“西学东渐”这个曾经给炎黄子孙造成极为沉痛和深重的心灵创伤,然而国人并没有真正领悟、消化和汲取西方文明中许多积极、健康和美好东西反常,对于目前的中国科学而言,真正迫切需要的正是对症下药的心理治疗。那个连一些外国友人也劝诫我们无需当真,因为存在太多“商业运作”而日趋浮华低俗的诺贝尔奖,对人类科学事业而言不过是日渐消淡的虚名,而且,面对众多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人类科学事业已经堕落为某个特定人群“共同意志”集合的时候,它还必然成为是导致中国科学迷失方向的一剂麻醉剂。
故而,与这种理性判断相呼应,特别是众多科学疑难和认识疑难尚未解决,当今国际社会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甚至近乎于残酷,人类生活远未真正达致公平和公正,并且,当本应隶属于整个人类的科学事业已经完全被异化,堕落为某一个特定人群“共同意志”之集合,而牢牢掌控“科学话语权”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几乎严厉拒绝一切严肃意义的科学批判的时候,如果我们科学技术部门的一些管理者依然不谙其理,盲目地追随西方科学主流社会,追求许多“空洞无物、言之不凿”之论文的数量,热衷于缺乏任何“客观性”标准可言的“大学、科技刊物排名”之类的炒作,乃至将这种与“科学本原”背道而驰的“功利性”活动误认为是振兴中国科学事业的唯一目标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努力无非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将目前科学世界存在的“反常秩序”进一步强化,这样不仅北大、清华在国际上只能永远充当二流、三流大学的角色,而且,在现代人类重新面对“真理与盲从、文明与愚昧、科学与神学”空前冲突的另一场重大国际竞争中,中国人只能又一次可悲地将自己“预设于失败者”的耻辱柱上。
中国科学真正需要做的是:诚实地直面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乃至西方哲学体系中大量众所周知,而西方人始终无力解决的科学疑难和认识疑难,努力使用统一和无歧义的科学语言,采取严谨缜密的逻辑批判和逻辑分析方法,扎扎实实、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决之。可以相信,这才应该是你所特别关注“科学批判怎样才能获得成功”之正道。当代中国科学最为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强化“科学理想”教育,切实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改变年轻一代内心存在的某些“民族虚无主义”的怯懦。
科学进步与迷信落后是一对永恒的对立。倘若国人依然不知如何有效使用和驾驭“独立思考、逻辑批判”的武器,严肃追索、审视并努力解决西方人遗留下来太多没有解决的认识疑难,那么,又何有时代之“科学精英”可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曾经高高举起“赛先生、德先生”两面大旗,迄今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在这片承受太多苦难的古老大地之上,我们亟待完成的恐怕仍然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科学理念”的真正觉醒和萌芽。
最后,我还可以向你讲述一个小故事。若干年前,瑞典皇家科学院访华代表团到访上海交通大学,按照学校领导的安排,我与该代表团见了面,向时任诺贝尔奖物理学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团长赠送了自己当时出版的九本著述,并得以在晤面时针对目前科学世界的现状向其提出一系列质疑。显而易见,因为需要面对的是太多众所周知的“世纪性、世界性”科学疑难,任何一位诚实学者都无法简单推诿搪塞,所以这位团长在面对这个他毫无心理准备,实际上对西方科学体系构成一次坦率而严厉的系统质疑和挑战时,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虚与委蛇,在对我不失风度和礼貌的夸耀性回答时,终难掩饰一种跃然纸上的不安或惶遽。毫无疑问,科学并不神秘,绝不是某些“高等民族”的专属品,只要拿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一种发自心底的自信就会油然而生,并且,也只有这样,中国科学终将得到人们的尊重,也仅仅于此才能真正步入世界科学的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