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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用这句诗描述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罗继东的职业生涯可谓恰如其分。1970年，十七岁的罗继东初入社会即进入人民银行工作，曾负责储蓄、计划、信贷等工作。1998年底，调任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行长，使分行扭亏为盈并打造成优势品牌。2003年底，筹建广东省金融服务办公室，首任金融办主任。2005年，组建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迄今，罗继东已经陪伴中国金融业一起走过三十八年的风雨历程。丰富的从业经历让罗继东对金融问题尤其是农村金融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
从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看，存在服务主体单一，服务内容较少，金融产品匮乏，资金提供相对不足等问题。四大国有银行在县及县级以下的机构基本已经撤销,保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机构没有贷款权；邮储银行除存款和汇兑外只试点了极少量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全国十几家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都开业不到一年，业务量很小；为农村市场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正规金融机构。基于此，罗继东认为，农村金融市场是否活跃取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否成功。因为当前大多省份农村信用社改革选择的是省联社模式，所以省联社模式的改革和完善成为农村信用社体制和机制改革的重点。
省联社模式利弊
农村信用社是我国网点最多、人员最多的金融机构。五十多年来，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历经变迁，2003年管理权交给省政府，并提出建立“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承担责任，信用社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新体制。按照这一目标，产生了作为省政府履职平台的省联社。
罗继东理事长认为，当时选择省联社模式是“已有认知水平的最佳选择”。省联社成立后对农村信用社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帮助辖内农村信用社转变观念，树立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理念；增资扩股，推进产权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组织和开展专项央行票据发行和兑付申请，落实“花钱买机制”的改革目标；推动化解历史包袱；发挥协调和服务职能，促进农村信用社资源整合等。
但同时，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深入，省联社模式也逐渐显现出内在的缺陷。目前，省联社是一个具有三重性质的复杂组织机构。它既是受省政府委托对农村信用社实施管理的省级管理机构，又是为省内农村信用社提供服务的行业联合组织，同时还是一家可以经营部分资金、清算业务的独立金融企业法人，这使得省联社这种模式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罗继东对此逐一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产权构成与职能要求上的矛盾。一方面，省联社是由辖内农村信用社自下而上入股组成的、为社员提供服务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省联社作为省政府授权管理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省级行业管理机构，又要对出资组建省联社的社员社进行管理，这样一种安排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角色冲突和制度异化。罗继东诙谐地将之比喻为“花钱买个婆婆来管着自己”。
其次，是职责定位与职责边界不清。由于省联社模式本身具有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省联社职责定位模糊、职责边界不清的问题，“要么越位、篡位，要么不到位。‘管理到位，不越位’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准确的尺度。”身为理事长的罗继东恐怕最能体会这“越”与“不到”拿捏的难度。
第三，是省联社模式的制度缺陷将导致其未来面临合法性、合格性等方面的挑战。采用省联社的管理模式，本身已是从直接行政管理走向了间接行政管理，是管理体制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的权益将得到更加完善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不断推进，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因此，省联社由行政授权而得到的对没有股权控制的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有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同时，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将对省联社的履职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都要求省联社必须考虑自身的变革，要求有关各方考虑建立一种更加适应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改革路径探讨
针对省联社当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银监会提出要按照是否有利于农村合作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防范化解风险、是否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允许各地省级联社结合实际探索符合本地情况的管理模式，用三年左右时间将这个问题基本理顺。
对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的改革，银监会提出可以研究设计联合服务公司模式、联合银行模式、统一法人模式、省联社模式、金融持股公司模式等五种乃至更多种模式，以更好地适应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特点。
目前，全國各地农村信用社的省级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北京市、上海市为代表的统一法人模式（农村商业银行），即将辖内农村信用社合并成立统一的农村商业银行，各地农信社均为分支机构；二是以天津市为代表的二级法人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辖内农合行向上入股省级农村合作银行，省级农村合作银行承担对辖内农合行的行业管理职能，二者各为独立法人；三是普遍存在的二级法人和三级法人并存的组织模式，即辖内农信联社、农商行、农合行向上入股省级联社，省级联社承担对入股农信社、农商行、农合行的行业管理职能，辖内农商行、农合行、两级法人农信社以及一级法人农信社与省联社一起形成了多级法人管理模式。
理论界及农信社系统对管理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省联社模式的改革创新上，概括起来主要有几种：一是像北京、上海那样采取统一法人模式，以省为单位将全省农村信用社合并成立统一的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二是向下参股或控股的二级法人模式，即将省联社改制为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的省级农村银行，再向辖内农村信用社（农商行、农合行）参股或控股，依靠股权纽带实现履行行业管理职能（不同于目前天津的二级法人模式）。三是弱化省联社的职能，强调县（市）级联社的法人主体地位，让省级联社的法人基础和地位逐步消失，或者建成区域清算中心、业务后处理中心或同业自律服务性组织。四是全国统一法人模式，主张农村信用社仿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立全国统一法人。
罗继东对此的看法是，实行全省统一法人模式，等于再造一家省级银行，这一方案除了经济比较发达、地域范围相对较小的几个直辖市外，不太适合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特别是容易引起人们对于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担忧。实行两级法人模式，保留了农村信用社原有体制上的灵活性，由新成立的金融持股公司对各地农村信用社实行自上而下持股（控股）（银监会的意见是不能控股只能持股），金融持股（控股）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参与有限管理，持有限银行牌照。实行这种模式，金融持股（控股）公司可以通过资本纽带参与对农村信用社的有限管理。其问题在于，农村信用社各自为独立法人，独立承担经营风险，独立化解历史包袱，这种模式不能统筹全省资源帮助非珠三角地区农村信用社解决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无法避免省政府为农村信用社承担无限责任。同时，因为金融持股（控股）公司是自上而下持股，需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解决向下持股的资金问题，因此实行这种模式的前提是金融持股（控股）公司应取得经营牌照从事经营活动，才能以持股分红和经营收益来吸引战略投资者，满足战略投资者参与管理和获取投资回报的预期。实行全国性统一法人则等于收回中央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实际运行中将会因管理幅度过宽而有心无力，也不符合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定位。
“一行两制”模式探讨
罗继东认为，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改革除银监会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之外，新模式还应该有利于省联社依法合规地履行管理职责。为此，他提出了“一行两制”的模式，即将省内处于发达地区、具备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条件的农信社联合起来，合并组建省级农村银行，同时，对于所有农业比重比较大的欠发达地区的农信社（农商行、农合行），保留其独立法人地位，由省级农村银行进行参股或控股，管理模式从当前的行政管理转向资本管理（见图1）。
第一步，将城镇化程度高的（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合并组建省级农村银行。省政府可直接或者间接对省级农村银行参股、控股，使之担当类似中央汇金公司的角色，为省级农村银行明正言顺地代表省政府行使管理权奠定产权基础。与此同时，为壮大资本实力，可引入战略投资者，条件成熟时，改制后的省级农村银行可上市公开募股，最终建设成为一流的农村银行。
第二步，省级农村银行参股城镇化程度低、农业占比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股东治理实现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管理，并为控股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提供管理、人才、技术、业务发展甚至资金支持。根据有关规定，目前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单个法人及其关联企业持股合计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改制后的省级农村银行只需向各法人社参股10%以上即可成为第一大股东。
省级农村银行通过资本管理辖内机构的特点，一是作为省政府的平台，确保子公司坚持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宗旨；二是作为第一大股东，派出理事（董事），主导理事会（董事会）；三是要求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作为各县（市）农信联社、农村合作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省级农村银行可以通过其主导的理事会（董事会）贯彻有关方针、政策、理念，聘任经营管理层，下达经营目标，进行考核奖惩。还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规划，对整个控股银行系统内部的人力资源、财务资源、业务资源、信息与技术资源等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治理优势，形成机制优势、人才优势，以应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在金融开放环境下面临的种种挑战。在这种具有坚实法治基础的管理模式下，省级农村银行依法科学管理，并通过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获得利润回报。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也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
罗继东对“一行两制”的理解是，在这种模式下，省级农村银行控股、参股的农业地区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仍然可以立足本地，坚持为“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服务，解决当地金融服务不充分的问题。这种模式兼顾了发达地区商业化经营和欠发达地区支持“三农”发展的不同需求，不会导致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向发达地区。因为省级农村银行和辖内农合行、农信社各为独立法人，不能随意调拨资金。另外，从市场化原则看，农合行、农信社作为社区性金融机构，优势和竞争力都在当地，深耕本土，与当地经济一起成长才是正途，而在城市金融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同时，相对于统一法人、二级法人模式，“一行两制”模式充分考虑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以广东省为例，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存在着“二八现象”，即面积和人口之比基本为20%∶80%，而经济总量基本是80%∶20%。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已经基本实现城镇化，当地涉农贷款占市场份额的比例很小，农信社已经完全市场化、商业化，与当地一般商业银行在经营区域、业务种类、客户对象等方面几无差别。比如佛山市顺德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其存款占当地存款总量的42.7%，贷款占当地贷款总量的41.6%。
罗继东认为，实行“一行两制”模式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由于省级农村商业银行是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做大做强，义不容辞应承担控股的欠发达地区法人机构的历史包袱和防范化解风险责任，这样能避免省级政府为农村信用社承担无限责任。二是这种模式兼顾了发达地区商业化经营和欠发达地区支持“三农”发展的不同需求，不会削弱全省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能力，也不会导致农村的资金流向城市，反而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更有效的积极推动作用，区域协调发展及其带动效应十分明显。三是这种模式可以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区域金融内在所特有的以强扶弱、以强带弱的社会责任。
走向金融控股公司
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发展，省级农村银行将具备走向金融控股公司的条件。在省级农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省农村金融控股公司，并由控股公司出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也可一起出资）组建农村保险、农村证券、农村基金、农村信托等子公司。
罗继东理事长列举了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几大益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加快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始自2003年的本次农村信用社改革，名义上中央提供的扶持资金占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50%，实际上大约只有30%左右，剩余的70%要靠农村信用社自行化解。农村信用社靠目前单一的以存贷利差为主的赢利模式，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化解历史包袱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必须考虑多种途径增加赢利。由此，混业经营成为选择。如由控股公司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出资组建农村保险公司，一方面保险公司赢利分红可为农信社增加利润，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代理保险公司的业务可以增加收入。组建其他金融类公司如农村基金也有类似相互促进的效应。
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推进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融资的需要。目前，农村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农村保险、农村基金、农村证券等都很薄弱，广大农民的投资渠道十分单一，投资意识淡薄，有限的积蓄大部分都转化为农信社的储蓄资金。成立金融类公司，不仅使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财产品，还能增加农民的投资渠道，提高他们的理财意识，使之更快地增加收入，走上致富之路。
组建金融控股公司也是农村信用社应对金融开放和市场竞争的需要。通过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既丰富了服务和产品，也分散了经营风险，还有了多种赢利手段，可以有效地提高竞争能力，应对市场挑战。至于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防范，由于各公司为独立法人，各自独立经营，形成了防火墙，同时，当前我国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完全能够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因此，其风险是可控的。可以预料，省級农村银行乃至省级金融控股公司将为各省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金融平台，从而开创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从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看，存在服务主体单一，服务内容较少，金融产品匮乏，资金提供相对不足等问题。四大国有银行在县及县级以下的机构基本已经撤销,保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机构没有贷款权；邮储银行除存款和汇兑外只试点了极少量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全国十几家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都开业不到一年，业务量很小；为农村市场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正规金融机构。基于此，罗继东认为，农村金融市场是否活跃取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否成功。因为当前大多省份农村信用社改革选择的是省联社模式，所以省联社模式的改革和完善成为农村信用社体制和机制改革的重点。
省联社模式利弊
农村信用社是我国网点最多、人员最多的金融机构。五十多年来，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历经变迁，2003年管理权交给省政府，并提出建立“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承担责任，信用社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新体制。按照这一目标，产生了作为省政府履职平台的省联社。
罗继东理事长认为，当时选择省联社模式是“已有认知水平的最佳选择”。省联社成立后对农村信用社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帮助辖内农村信用社转变观念，树立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理念；增资扩股，推进产权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组织和开展专项央行票据发行和兑付申请，落实“花钱买机制”的改革目标；推动化解历史包袱；发挥协调和服务职能，促进农村信用社资源整合等。
但同时，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深入，省联社模式也逐渐显现出内在的缺陷。目前，省联社是一个具有三重性质的复杂组织机构。它既是受省政府委托对农村信用社实施管理的省级管理机构，又是为省内农村信用社提供服务的行业联合组织，同时还是一家可以经营部分资金、清算业务的独立金融企业法人，这使得省联社这种模式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罗继东对此逐一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产权构成与职能要求上的矛盾。一方面，省联社是由辖内农村信用社自下而上入股组成的、为社员提供服务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省联社作为省政府授权管理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省级行业管理机构，又要对出资组建省联社的社员社进行管理，这样一种安排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角色冲突和制度异化。罗继东诙谐地将之比喻为“花钱买个婆婆来管着自己”。
其次，是职责定位与职责边界不清。由于省联社模式本身具有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省联社职责定位模糊、职责边界不清的问题，“要么越位、篡位，要么不到位。‘管理到位，不越位’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准确的尺度。”身为理事长的罗继东恐怕最能体会这“越”与“不到”拿捏的难度。
第三，是省联社模式的制度缺陷将导致其未来面临合法性、合格性等方面的挑战。采用省联社的管理模式，本身已是从直接行政管理走向了间接行政管理，是管理体制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的权益将得到更加完善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不断推进，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因此，省联社由行政授权而得到的对没有股权控制的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有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同时，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将对省联社的履职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都要求省联社必须考虑自身的变革，要求有关各方考虑建立一种更加适应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改革路径探讨
针对省联社当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银监会提出要按照是否有利于农村合作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防范化解风险、是否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允许各地省级联社结合实际探索符合本地情况的管理模式，用三年左右时间将这个问题基本理顺。
对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的改革，银监会提出可以研究设计联合服务公司模式、联合银行模式、统一法人模式、省联社模式、金融持股公司模式等五种乃至更多种模式，以更好地适应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特点。
目前，全國各地农村信用社的省级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北京市、上海市为代表的统一法人模式（农村商业银行），即将辖内农村信用社合并成立统一的农村商业银行，各地农信社均为分支机构；二是以天津市为代表的二级法人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辖内农合行向上入股省级农村合作银行，省级农村合作银行承担对辖内农合行的行业管理职能，二者各为独立法人；三是普遍存在的二级法人和三级法人并存的组织模式，即辖内农信联社、农商行、农合行向上入股省级联社，省级联社承担对入股农信社、农商行、农合行的行业管理职能，辖内农商行、农合行、两级法人农信社以及一级法人农信社与省联社一起形成了多级法人管理模式。
理论界及农信社系统对管理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省联社模式的改革创新上，概括起来主要有几种：一是像北京、上海那样采取统一法人模式，以省为单位将全省农村信用社合并成立统一的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二是向下参股或控股的二级法人模式，即将省联社改制为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的省级农村银行，再向辖内农村信用社（农商行、农合行）参股或控股，依靠股权纽带实现履行行业管理职能（不同于目前天津的二级法人模式）。三是弱化省联社的职能，强调县（市）级联社的法人主体地位，让省级联社的法人基础和地位逐步消失，或者建成区域清算中心、业务后处理中心或同业自律服务性组织。四是全国统一法人模式，主张农村信用社仿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立全国统一法人。
罗继东对此的看法是，实行全省统一法人模式，等于再造一家省级银行，这一方案除了经济比较发达、地域范围相对较小的几个直辖市外，不太适合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特别是容易引起人们对于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担忧。实行两级法人模式，保留了农村信用社原有体制上的灵活性，由新成立的金融持股公司对各地农村信用社实行自上而下持股（控股）（银监会的意见是不能控股只能持股），金融持股（控股）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参与有限管理，持有限银行牌照。实行这种模式，金融持股（控股）公司可以通过资本纽带参与对农村信用社的有限管理。其问题在于，农村信用社各自为独立法人，独立承担经营风险，独立化解历史包袱，这种模式不能统筹全省资源帮助非珠三角地区农村信用社解决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无法避免省政府为农村信用社承担无限责任。同时，因为金融持股（控股）公司是自上而下持股，需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解决向下持股的资金问题，因此实行这种模式的前提是金融持股（控股）公司应取得经营牌照从事经营活动，才能以持股分红和经营收益来吸引战略投资者，满足战略投资者参与管理和获取投资回报的预期。实行全国性统一法人则等于收回中央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实际运行中将会因管理幅度过宽而有心无力，也不符合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定位。
“一行两制”模式探讨
罗继东认为，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改革除银监会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之外，新模式还应该有利于省联社依法合规地履行管理职责。为此，他提出了“一行两制”的模式，即将省内处于发达地区、具备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条件的农信社联合起来，合并组建省级农村银行，同时，对于所有农业比重比较大的欠发达地区的农信社（农商行、农合行），保留其独立法人地位，由省级农村银行进行参股或控股，管理模式从当前的行政管理转向资本管理（见图1）。
第一步，将城镇化程度高的（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合并组建省级农村银行。省政府可直接或者间接对省级农村银行参股、控股，使之担当类似中央汇金公司的角色，为省级农村银行明正言顺地代表省政府行使管理权奠定产权基础。与此同时，为壮大资本实力，可引入战略投资者，条件成熟时，改制后的省级农村银行可上市公开募股，最终建设成为一流的农村银行。
第二步，省级农村银行参股城镇化程度低、农业占比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股东治理实现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管理，并为控股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提供管理、人才、技术、业务发展甚至资金支持。根据有关规定，目前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单个法人及其关联企业持股合计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改制后的省级农村银行只需向各法人社参股10%以上即可成为第一大股东。
省级农村银行通过资本管理辖内机构的特点，一是作为省政府的平台，确保子公司坚持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宗旨；二是作为第一大股东，派出理事（董事），主导理事会（董事会）；三是要求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作为各县（市）农信联社、农村合作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省级农村银行可以通过其主导的理事会（董事会）贯彻有关方针、政策、理念，聘任经营管理层，下达经营目标，进行考核奖惩。还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规划，对整个控股银行系统内部的人力资源、财务资源、业务资源、信息与技术资源等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治理优势，形成机制优势、人才优势，以应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在金融开放环境下面临的种种挑战。在这种具有坚实法治基础的管理模式下，省级农村银行依法科学管理，并通过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获得利润回报。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也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
罗继东对“一行两制”的理解是，在这种模式下，省级农村银行控股、参股的农业地区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仍然可以立足本地，坚持为“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服务，解决当地金融服务不充分的问题。这种模式兼顾了发达地区商业化经营和欠发达地区支持“三农”发展的不同需求，不会导致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向发达地区。因为省级农村银行和辖内农合行、农信社各为独立法人，不能随意调拨资金。另外，从市场化原则看，农合行、农信社作为社区性金融机构，优势和竞争力都在当地，深耕本土，与当地经济一起成长才是正途，而在城市金融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同时，相对于统一法人、二级法人模式，“一行两制”模式充分考虑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以广东省为例，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存在着“二八现象”，即面积和人口之比基本为20%∶80%，而经济总量基本是80%∶20%。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已经基本实现城镇化，当地涉农贷款占市场份额的比例很小，农信社已经完全市场化、商业化，与当地一般商业银行在经营区域、业务种类、客户对象等方面几无差别。比如佛山市顺德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其存款占当地存款总量的42.7%，贷款占当地贷款总量的41.6%。
罗继东认为，实行“一行两制”模式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由于省级农村商业银行是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做大做强，义不容辞应承担控股的欠发达地区法人机构的历史包袱和防范化解风险责任，这样能避免省级政府为农村信用社承担无限责任。二是这种模式兼顾了发达地区商业化经营和欠发达地区支持“三农”发展的不同需求，不会削弱全省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能力，也不会导致农村的资金流向城市，反而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更有效的积极推动作用，区域协调发展及其带动效应十分明显。三是这种模式可以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区域金融内在所特有的以强扶弱、以强带弱的社会责任。
走向金融控股公司
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发展，省级农村银行将具备走向金融控股公司的条件。在省级农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省农村金融控股公司，并由控股公司出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也可一起出资）组建农村保险、农村证券、农村基金、农村信托等子公司。
罗继东理事长列举了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几大益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加快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始自2003年的本次农村信用社改革，名义上中央提供的扶持资金占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50%，实际上大约只有30%左右，剩余的70%要靠农村信用社自行化解。农村信用社靠目前单一的以存贷利差为主的赢利模式，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化解历史包袱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必须考虑多种途径增加赢利。由此，混业经营成为选择。如由控股公司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出资组建农村保险公司，一方面保险公司赢利分红可为农信社增加利润，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代理保险公司的业务可以增加收入。组建其他金融类公司如农村基金也有类似相互促进的效应。
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推进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融资的需要。目前，农村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农村保险、农村基金、农村证券等都很薄弱，广大农民的投资渠道十分单一，投资意识淡薄，有限的积蓄大部分都转化为农信社的储蓄资金。成立金融类公司，不仅使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财产品，还能增加农民的投资渠道，提高他们的理财意识，使之更快地增加收入，走上致富之路。
组建金融控股公司也是农村信用社应对金融开放和市场竞争的需要。通过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既丰富了服务和产品，也分散了经营风险，还有了多种赢利手段，可以有效地提高竞争能力，应对市场挑战。至于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防范，由于各公司为独立法人，各自独立经营，形成了防火墙，同时，当前我国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完全能够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因此，其风险是可控的。可以预料，省級农村银行乃至省级金融控股公司将为各省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金融平台，从而开创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