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阎连科小说中许多技巧运用和形态最终的呈现都同民间的传奇叙事有极大的内在关联，另外这种文本表现同十七年阶段的理论导引也有一定相似性，通过分析认定，作家面对传统民间文艺和社会主义红色经典之间都没有完全彻底的批判颠覆或屈膝逢迎。
　　关键词：阎连科 民间 传奇
　　一
　　如果说方言写作中还有很多作家的着意很暧昧，那么包括戏曲、评书等内容的地方叙事艺术中普遍采取的传奇式的写作套路对阎连科的影响更为显著和贯彻。作家人物塑造中的卡里斯马形象的继承与创新其实就是这种传奇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当然这种形象不是突兀地生存在一种日常化的叙述中，而是配以与之相适的传奇化情节和环境。
　　《年月日》中已经具有了这一重要风格，有台湾论者从神话原型角度如此评价这部奇崛之作：“《年月日》是一篇既保有《山海经·大荒北经》《海外北经》中远古祈雨神话──夸父追日的本质精神，且又融合了现代关怀的中篇小说。”{1}为支撑这一判断，接下来的论述分别从小说时间的模糊性和地点的寓意展开分析，这种批评方式的介入证明了神话叙事角度解读的可能。
　　先爷的硬气几乎丝毫不差地延续在了刘丙身上，《小村与乌鸦》这篇不太受重视却又颇具特色的短篇作品，{2}由于刘丙和老犯人来自城里劳改营，因此带有了不为乡村所熟悉的技能和习性；另一方面故事背景的乡村所带有的特别民俗文化，尤其是赋予“乌鸦”这个意象神秘的寓意以及在此氛围中完成塑形的本村人刘丙的性格，两方面分别暗含了来自现代化外部社会和传统乡村的二重神秘感。村民不解的是来自前者的神秘感，叙述者采取与村民基本相同且略大于的视角讲述故事，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便是两种神秘感隐隐绰绰的交叠，最后老犯人调整过的窑洞上的三层、七十二个空洞的数字则令两种神秘感融合。正因为有了这种重影般的神秘感，两位主人公的行为和经历更有些鬼使神差，如有神助的味道，最终在众人的不信任中老犯人被村人打死，但经其调整过的砖窑却成功烧出了村里最好的一批砖。一个普通的带有历史记忆（劳改）和民俗韵味的故事在阎连科笔下便成为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小说。
　　同样作为短篇的《活之传说》与《日光流年》有很大相似性，如同《柳乡长》之于《受活》。这篇小说很直白地在题目中就标明了“传说”字样，可在实际发挥题记作用的第一节中又郑重其事地援引了一段“摘引自河南省某县县志”的背景说明。“历史”和“传说”的混淆在专业作家处当然是自身历史观的高调展示，在作者代表的这类人心中历史就是传说，戏曲、评书就是历史教材，可以看出作家对历史式传奇或传奇式历史的实践。《日光流年》所携带的神话因素不逊《年月日》：“女性作为土地的象征，女性的生育力是土地生育力的变体，故裨益于农业的恣意狂欢的仪式性行为，具有天神地母缔结神婚、创生宇宙的神圣模式。因此，蓝四十和卢主任的性行为，作为翻土工程的序幕，是为了孕育和滋养三姓村的生命力，彰显了蓝四十具有三姓村子宫的象征意涵。”{3}
　　通常认为的阎连科小说“离奇”“不真实”的感官印象以及对其的“荒诞现实主义”等评价，其实都根源于作家创作中一贯的传奇色彩的涂抹。
　　二
　　在民间文学中有许多被总结归纳出的通用模式，如怪异儿故事：“‘怪’是孩子力量的源泉，是孩子美的表现。而由‘怪’产生力量、由‘怪’产生美则可溯源到古老的原始时代……（蚩尤、西王母等人类先祖神灵）以怪异的图腾形象为美，依靠怪异的形象获取力量。由此可见，怪异儿形象的‘怪’与我国神话崇尚的‘怪’‘力’‘美’是一脉相承的。”这类故事“表现了人们对生命矢志不移的追寻”以及十兄弟故事《水推长城》是个典型：老大顺风耳、老二千里眼、老三有力气、老四钢脑袋、老五铁骨、老六长腿、老七大脑袋、老八大脚、老九大嘴、老十大眼。这类故事“深刻阐发了同心协力就所向无敌的社会哲理，极力讴歌了中华民族一贯推崇的集体主义精神”。还有黑马张三哥故事：在我国北方和西部诸民族流传的英雄史诗中，许多都有怪异诞生、非凡伙伴、多头妖怪、火种、死而复活的母题。再如斗阎王故事，“这无疑是全世界的人类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十分严肃的命题。此类故事在全球的许多地方都广为传播，也就毫不奇怪了。诚然，AT330型故事（阴差阳错吓走阎王的幽默故事）不可能从正面去解决这一如此重大的命题，然而它用象征的手法巧妙地涉及了它，并通过故事的讲述给人们以战胜死亡的勇气，它在生活中的积极意义显然是不应该被低估的。”{4}
　　这些故事类型可与阎连科小说形成有趣的互文式阅读。民间文学没有精英文学那一套包括图书馆、评奖委员会、学院科研机构、出版社等在内的文学场{5}，只有通过最原始也是最直接的故事本身的吸引力聚拢读者而得以自存，传奇性变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
　　有学者将传说的艺术特征归结为三点，首先是传奇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结合。“屈育德《传奇性与民间传说》一文做了这样的解释：传奇性就是指故事情节与人间现实有直接的联系，大致具有生活本身的形式，故事发展合乎生活的内在逻辑，同时又通过偶然、巧合、夸张、超人间的情节来引起故事的发展……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两方面因素，传奇性才能与其历史性、可信性相互并存，而使‘真’和‘奇’有机地统一在一个传说里。”其次，“对历史事件的取舍，往往是以是否符合群众的感情与愿望为原则”。最后，“在人物塑造方面，塑造出‘箭垛式’的典型人物形象”{6}。产生于民间的神话传说在吸引民众消费故事的同时，也还有思想层面的作用。袁珂通过研究中国本土神话，主张“中国神话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从神话里英雄们的斗争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那种为了达到某种理想，敢于战斗、勇于牺牲，自强不息，舍己为人的博大坚忍的精神。”{7}无论是具体的故事类型，或是提炼出来的传说的特点，抑或叙事行为中的深层意图，都能在阎连科的实际创作中找到对应的蛛丝马迹，这也是作家对民间艺术成功借鉴的明证。
　　三
　　当然运用传奇模式不是阎连科独具之特色，在当代文学部分中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年”文学的写作惯式。为响应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作品提出的为工人作为领导阶级、为农民作为同盟军以及为人民武装作为革命战争主力的方向指引，工农兵作为“新英雄”的形象创造的任务被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