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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看一下他们是如何保护他们的建筑和历史文化的，就知道这个地方行不行了。
一、梁思成时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
梁思成在出国留学前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思想，大部分来自父亲梁启超，即在古建筑和基于历史文化而有的从生活到具体的建筑事业。
而1950年代，是中国和世界动荡不安的年代，梁思成的建筑理論也因此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均为罕见。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作者说：“如果说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则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在朱涛所著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中，作者基于梁思成，明显给予了常人所未能触及到的层面：以一个建筑师的身份或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学术研究或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在专业和情感诉求上，提出任何符合人情关怀和维护历史建筑的情感的提议，都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在中国的195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成了最无能为力改变现状的一批人。他们是最刻骨，有着后来知识分子所没有的最伟大的爱国情怀。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曾对梁思成抗战时期的工作作过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但是，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理论和方向始终都与国家大势密不可分，也因此，梁思成时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也变得最动荡和最彻底。
不论是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动乱之境况时，长期的动乱已经让人的情感诉求、安全感与归属感支离破碎，所以，他们有着比寻常人更深刻的家国情怀。从这点来看，将其放在历史背景下，这种情感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最重要的是，梁思成从小生在父亲的思想包裹下，虽然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但是因为父亲的影响，和自己在建筑理论上，长期对中国古建筑有着极高的研究热情，对传统文化的拥护以及所表露出的高涨的热情，都并没有什么不妥。
如果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什么问题存在，那便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并不总是可以让人在家国情怀和个人理想之间，得到双重的满足。平衡国家与个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当时的梁思成而言，很明显，选择了国家。但是，遗憾的是，在选择家国情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自己从一开始就坚持的建筑研究方向。
伟大的人，从他开始走上伟大之路的那刻起，个人理想主义便不再属于自己了，甚至自己的父亲。当梁思成在接受思想洗礼，将父亲赤裸裸地放在一面众人围观的大镜子下，批判自己和极不情愿地批判自己的父亲时，那个曾经为自己的建筑事业和在建筑上建立本国的民族性的热血青年，就已经不再只是为自己而活。
二、中国建筑的美学与木结构
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上，一开始从未受到过正规训练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几乎都来自西方的出版读物。但是，在对基本建筑理论有所了解后的他们，便开始深入到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而从起初的建筑启蒙，以及后来的长期接收西方建筑和城市规划思想理论上看，后期若试图改变这样的固有思维模式，并不是易事，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梁思成，却偏偏凭着一篇篇检讨，让自己尽力与当时的国家政府保持思想一致。不论当时的国家所走之路是否正确，在梁思成看来，唯有跟着当时的国家执政人走，自己才是爱国的，也才能为国家建设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个人理想也才能更有可能实现。
然而，世事难料，一段历史问题的存在，有时并不能促使国家一段时期的进步。所以，“新中国建筑运动”既没有在欧洲，凭着一群欧洲建筑师的宣言而建立的，属于他们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之后，完成中国建筑运动，也没有因此，让梁思成实现属于他的，甚至包括林徽因的中国建筑与世界其他建筑完全不同的，有着中国建筑本身的美学价值的理想。
但是，冥冥之中，林徽因却似乎一语道破了，今天都在向日本或韩国探索原本属于中国建筑美学和木制结构的现象背后的事实。
与梁思成有着同样建筑爱好的林徽因，有着同样的建筑研究热情。在林徽因的建筑研究中，她始终认为：“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源远流长，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激起复杂变化者……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林徽因在承认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重合之处的同时，也给予了外国人除了在建筑装饰和色彩上的欣赏之外，并没有更深入的价值发现的批判。林徽因对于中国建筑价值的价值有两点最为深刻：“中国‘建筑之精神’在于亮点，纯粹的木框架结构，以及与之密切配合的美学表达。”她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的标准，解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所有重要特征，用作者所述语言简而言之，即强调了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
中国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当我们为之欣慰和骄傲的同时，却也为之悲伤，研究出这一结果的并不是中国之建筑师，而是出于日本，对中国古建筑的木结构和美学长期研究的伊东忠太。他肯定了日本建筑和木结构的源头为中国的事实，但是，这一建筑的延续和木结构的持续使用，却首先在日本延续。
从这点来说，中国虽然创建了具有更深价值的建筑派系和结构，然而因为历史文化自信随着战争的开始而逐渐丧失，这一建筑理论和思想却也随之消失。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做城市建设时，当时的梁思成以及陈占祥都在保护历史文化和北京历史建筑遗产上，有着极大的热情。也便因此有了，后来的梁思成面对大拆大建的北京城，“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的语言。
五十年过去已久，历史证明了梁思成的判断，也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反思。林徽因的建筑理论与思想和梁思成有着高度的相似甚至吻合之处。他们的建筑研究也在诉说着一个更深刻、无以争辩的事实：中国建筑的美学与木结构之建筑，来源于中国，也应在中国得到延续和传承。
一、梁思成时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
梁思成在出国留学前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思想，大部分来自父亲梁启超，即在古建筑和基于历史文化而有的从生活到具体的建筑事业。
而1950年代，是中国和世界动荡不安的年代，梁思成的建筑理論也因此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均为罕见。用《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作者说：“如果说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则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在朱涛所著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中，作者基于梁思成，明显给予了常人所未能触及到的层面：以一个建筑师的身份或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学术研究或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在专业和情感诉求上，提出任何符合人情关怀和维护历史建筑的情感的提议，都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在中国的195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成了最无能为力改变现状的一批人。他们是最刻骨，有着后来知识分子所没有的最伟大的爱国情怀。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曾对梁思成抗战时期的工作作过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但是，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理论和方向始终都与国家大势密不可分，也因此，梁思成时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也变得最动荡和最彻底。
不论是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动乱之境况时，长期的动乱已经让人的情感诉求、安全感与归属感支离破碎，所以，他们有着比寻常人更深刻的家国情怀。从这点来看，将其放在历史背景下，这种情感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最重要的是，梁思成从小生在父亲的思想包裹下，虽然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但是因为父亲的影响，和自己在建筑理论上，长期对中国古建筑有着极高的研究热情，对传统文化的拥护以及所表露出的高涨的热情，都并没有什么不妥。
如果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什么问题存在，那便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并不总是可以让人在家国情怀和个人理想之间，得到双重的满足。平衡国家与个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当时的梁思成而言，很明显，选择了国家。但是，遗憾的是，在选择家国情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自己从一开始就坚持的建筑研究方向。
伟大的人，从他开始走上伟大之路的那刻起，个人理想主义便不再属于自己了，甚至自己的父亲。当梁思成在接受思想洗礼，将父亲赤裸裸地放在一面众人围观的大镜子下，批判自己和极不情愿地批判自己的父亲时，那个曾经为自己的建筑事业和在建筑上建立本国的民族性的热血青年，就已经不再只是为自己而活。
二、中国建筑的美学与木结构
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上，一开始从未受到过正规训练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几乎都来自西方的出版读物。但是，在对基本建筑理论有所了解后的他们，便开始深入到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而从起初的建筑启蒙，以及后来的长期接收西方建筑和城市规划思想理论上看，后期若试图改变这样的固有思维模式，并不是易事，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梁思成，却偏偏凭着一篇篇检讨，让自己尽力与当时的国家政府保持思想一致。不论当时的国家所走之路是否正确，在梁思成看来，唯有跟着当时的国家执政人走，自己才是爱国的，也才能为国家建设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个人理想也才能更有可能实现。
然而，世事难料，一段历史问题的存在，有时并不能促使国家一段时期的进步。所以，“新中国建筑运动”既没有在欧洲，凭着一群欧洲建筑师的宣言而建立的，属于他们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之后，完成中国建筑运动，也没有因此，让梁思成实现属于他的，甚至包括林徽因的中国建筑与世界其他建筑完全不同的，有着中国建筑本身的美学价值的理想。
但是，冥冥之中，林徽因却似乎一语道破了，今天都在向日本或韩国探索原本属于中国建筑美学和木制结构的现象背后的事实。
与梁思成有着同样建筑爱好的林徽因，有着同样的建筑研究热情。在林徽因的建筑研究中，她始终认为：“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源远流长，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激起复杂变化者……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林徽因在承认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重合之处的同时，也给予了外国人除了在建筑装饰和色彩上的欣赏之外，并没有更深入的价值发现的批判。林徽因对于中国建筑价值的价值有两点最为深刻：“中国‘建筑之精神’在于亮点，纯粹的木框架结构，以及与之密切配合的美学表达。”她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的标准，解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所有重要特征，用作者所述语言简而言之，即强调了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
中国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当我们为之欣慰和骄傲的同时，却也为之悲伤，研究出这一结果的并不是中国之建筑师，而是出于日本，对中国古建筑的木结构和美学长期研究的伊东忠太。他肯定了日本建筑和木结构的源头为中国的事实，但是，这一建筑的延续和木结构的持续使用，却首先在日本延续。
从这点来说，中国虽然创建了具有更深价值的建筑派系和结构，然而因为历史文化自信随着战争的开始而逐渐丧失，这一建筑理论和思想却也随之消失。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做城市建设时，当时的梁思成以及陈占祥都在保护历史文化和北京历史建筑遗产上，有着极大的热情。也便因此有了，后来的梁思成面对大拆大建的北京城，“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的语言。
五十年过去已久，历史证明了梁思成的判断，也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反思。林徽因的建筑理论与思想和梁思成有着高度的相似甚至吻合之处。他们的建筑研究也在诉说着一个更深刻、无以争辩的事实：中国建筑的美学与木结构之建筑，来源于中国，也应在中国得到延续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