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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彭德怀同志在军事方面的成就,他是元帅,是杰出的军事家,但在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对藏族工作方面,彭总的远见卓识是鲜为人知的。这里记述的是彭总怎样指导我做西北回族工作的。
彭总对我的严厉批评
1947年,正当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时候,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7月13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正是那时,我奉彭德怀之命,由骑六师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调任西北野战兵团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部长。3月19日拂晓,彭总率领兵团的指挥机关撤出延安,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开赴东北方向。20日中午,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为了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3月25日至5月4日,彭总率部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连续取得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之后,部队进入甘肃陇东(庆阳、合水、西华池等)回族地区。在准备发动进攻陇东西华池战役前夕,彭总命我起草一份部队进入回族地区应如何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守则。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对于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我虽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一些理论知识,接触过一些回族干部,如马青年、杨静仁等同志,但在实践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当时正值戎马倥偬,一时无文可据,无书可查。于是我根据当地群众的一些反映,把有关回民在生活习惯上的忌讳的传闻,作为我军应当注意避免触及的事项写入了守则。送呈彭总审阅时,他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这是一些无知的汉人对回民风俗习惯的污蔑之词,你不加分辨地引用是错误的。彭总看我还有些迟疑,就又语重心长地说:“范明,作为一个西北野战兵团的联络部长,不懂得民族问题,能做好民族工作吗?”这是我第一次受彭总批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我便开始认真地学习研究民族问题,学习了西北局所印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文件,以至《古兰经》;请教了随军工作队的回族干部;并再次深入群众调查了解。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才写成了《西北野战军进入回族地区工作守则》,并按照这个守则开始做起回民工作来。实际上,也可以说,我是从这里开始做民族工作的。
由于我军在这次陇东战役中,模范地执行了民族政策,不仅揭破了敌军捏造的种种反共欺骗宣传,使回民群众消除了疑惧心理,而且回民群众还主动地组织了运输队和担架队,对我军支援很大。
在这次击溃马鸿逵部队的战役中,还俘虏了一批回民官兵,有的回民官兵拒绝和汉人俘虏一起吃饭。我把这一情况及时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说:这件事从表面看是个生活小事,但实质上是一个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如何正确对待回民俘虏的重大政策问题。记得红军主力刚到陕北,1936年我率部西征,进入宁夏时就发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驻进清真寺;(二)在回民地区不准吃猪肉,不准提“猪”字;(三)不在回民地区筹款,不打回民土豪。彭总说:战争这玩艺要取得胜利,从战术上讲,必须善于武斗——消灭敌人;从战略上讲,还必须善于文斗,而文斗的原则,是“攻心为上”。“攻心为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如何优待俘虏。我党我军现行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不杀、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愿留者欢迎,愿去者欢送并发给路费和路证,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行之有效的。特别是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敌军,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回族所组成的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军。其中青海的马步芳和他的儿子马继援的八十二军,由于过去曾残酷杀害过我长征的西路军俘虏,惧怕我军“报复”的心理很重,态度特别顽固。根据这个情况,在现行优待俘虏政策的基础上,另外还须制定一个对回民俘虏官兵特别优待的规定。谈到这里,彭总向我讲了过去优待冶成章旅长的往事:那是1936年我率部西征,在甘肃庆阳地区曲子镇俘虏了马鸿宾部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绰号叫野骡子)夫妇。他是马鸿宾最亲信的一名悍将,当时有些人出于狭隘的复仇心理,主张杀掉。我力排众议,对冶以礼相待,并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宣传我党我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优待俘虏政策,还交还了他的马匹和随身所佩手枪,送了100块大洋路费,释放他夫妻回去,并托他向马鸿逵、马鸿宾致意,希望两军修好,团结一致抗日。冶成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地说:“我是一匹野骡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是个粗人,不懂得多少道理。但我相信真主,真主教我有恩必报,对朋友要真诚。我以真主名义向你发誓:我回去后,永远不与贵军为仇。”说罢翻身上马西去。果然,由于他回去后现身说法的宣传,抗日战争期间,宁夏二马和我军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关系,从未发生过大的摩擦。而且马鸿逵还于1945年派高参马如龙和政客刘绍庭到延安,重申不与我军为仇的诺言。
彭总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做好民族工作、执行民族政策的重大意义。
优待回民俘虏政策大见成效
遵照彭总上述指示,我们当即起草了《优待回民俘虏官兵的特别守则》,其中规定了成立回民俘虏大队,专门设立回民俘虏官兵清真灶,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等。《特别守则》呈送彭总批准,颁发全军遵照执行。1947年7月12日,在一野政治部《关于向西北大进军政治工作补充指示》中,重申了优待俘虏特别是优待少数民族俘虏的政策。
1949年7月,我们浩浩荡荡向兰州、西宁、宁夏进军,彭总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命我为一野政治部起草的《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中,再次重申了这些政策,并在全军掀起了一次认真学习《动员令》的热潮。
事实证明,西北人民解放军由于认真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回民俘虏政策,团结回民群众,争取回民上层,在瓦解、消灭反动武装力量,以至整个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马继援是头天夜里逃回西宁的。兰州街上,回民官兵伤员和尸体遍地,回民散兵游勇到处流窜,回民群众惶惶不安。他们对于我军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优待俘虏的政策,虽有所耳闻,但半信半疑,都在从旁观望。以至于一夜之隔,到了第二天,原来街上到处可见的代表回民宗教标志的白帽子忽然都不见了。我们把这种异常的情况,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指示:要很快采取紧急措施,扭转这种局面。
我们联络部的回民训练班党员和全体官兵立即动员起来,张贴了人民解放军保护宗教寺庙、拱伯(回族清真寺),以及散兵游勇到联络部报到登记的安民布告。同时以原回民解放军官兵为骨干,成立了回民官兵解放大队,并为回民专门设立了清真灶,请阿訇按宗教仪式给回民灶念经宰牛羊。我们一方面设立回民医疗所,收容回民官兵伤员,进行治疗和优待,还对大量回民官兵尸体按照回民宗教仪式进行了清理;另一方面通过兰州地下党组织,对回民的上层宗教领袖和头目进行联络和安抚。于是,又是一夜之间,第二天,兰州街上就又到处晃亮着戴白色宗教帽的人头;回民开的饮食行业和商店、摊贩,也都熙熙攘攘,热闹起来,还对我军人员按照宗教仪式亲热地招呼致意。又过了一天,本来冷冷落落的联络部(原马继援公馆)的门前,门庭若市,拥挤着大批原来暗藏着的回民官兵,晃着白帽头,争先恐后地缴枪、报到、登记,并要求到回民解放大队受训。又是一夜之间,原来到处打冷枪,出怪事,鸡犬不宁的兰州,变成了人们可以安居乐业的城市。一天,兰州清真寺30位回民代表来联络部,代表兰州三千回民给解放军献了“纪律严明,仁义之师”锦旗。有一位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深有感触地把当年在陕北流行的“信天游”小调“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红军哥哥回来了……”,改编成“鸡不叫来狗不咬,红军哥哥回来了,一觉睡到大清早,戴上白帽帽,赶快提着篮篮上市场。”
在一野前委扩大会上,我把以上情况作了汇报,从来不大开玩笑的彭总高兴地说:范明,你这个墨水罐子真了不起,我看这个小调是你瞎编的吧!我笑了一笑没有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彭总接着严肃地说:现在,十九兵团将进军宁夏。马鸿逵和马鸿宾两个军实力虽然还很强,但和咱们还有些联系,你是知道的。估计在大势已去,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你们联络部要主动联系一下,配合十九兵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事后,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此时已任甘肃省委书记)和我,与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潘自力政治部主任,以及地下党负责同志吴鸿宾、杨实等开会商讨后,决定以兰州有名望的回族领袖郭南浦为主,原马鸿逵部下、现任保安旅旅长的吴新吾为副,组成“兰州各界赴宁夏银川劝和代表团”,随军到宁夏进行和平解放的劝和工作。经过艰苦复杂的政治劝和与军事斗争,终于于9月23日,由杨得志、李志民与国民党宁夏军政界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在中宁签署了《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兵不血刃地解放了宁夏,并改编了两个民族主力军。十九兵团为此还给郭南浦赠送了一面绣着“和平老人”的锦旗。
彭总轻车简从拜访马鸿宾
马鸿宾在宁夏起义后回到兰州了,住在由联络部和他的管家整理一新的原公馆里。一天清晨,彭总忽然给我打电话,要我亲自通知马鸿宾,说他上午九时前去拜访。我当即告知了马,他听后受宠若惊地说:“我还没有向彭总报到请罪,怎敢劳彭总大驾,光临草舍。”我说:彭总和你是“神交”的老朋友,亲来看望老朋友,欢迎你回来,请勿介意。马始释然,并一再表示感谢之意。我回来向彭总汇报了这些情况。彭总叫我陪他同去,并特别叮咛我说:不要带警卫人员,不要搞什么警戒,只许你一个人去。
我回到联络部待命,直到八点半钟还未接到彭总的通知。我非常着急,只好坐在电话旁等候。神还未定,忽然看见彭总已站在我的面前,说:走吧!我说联络部的小卧车已准备好,上车就走。彭总半开玩笑半批评地说:坐什么劳什子卧车,摆什么架子,跟我坐吉普车走。我跟他走出门外一看,一辆战利品破吉普车停在门前,既无警卫员,又无秘书,只有司机一人在那里等着。我有点犹豫,但彭总把手一挥:走吧,磨蹭什么。车开到马鸿宾的门外时,只见一群戴白帽的回族老人列队两旁,准备欢迎。他们大概是看见这辆破吉普车,以为是联络部的普通来访人员,未加注意。我们下车后,径直走进门内,看见马鸿宾一个人坐在桌旁吸水烟。猛地看见我们,他惊奇地把水烟袋摔在地上,扑到彭总面前,拉住彭总的手,感动地说:罪过,有失远迎!彭总和蔼地说:老朋友见面,不必客套。彭总随和地就坐在马的旁边,一见如故地欢谈起来了。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彭总自始至终未涉及解放战争、和平解放宁夏事宜,除了闲谈一些家常事务和老年养生之道外,只向马表示了希望他能改军从政,主持甘政,加强民族团结,从头开始建设甘肃等。马鸿宾除表示感谢彭总对他的信任外,还称赞我党我军的胜利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服口服,并引用了孟子“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典故。最有趣的是说:回族上层对彭总原来都很敬畏,今日一见,方知彭总确是名副其实的以德怀人的仁人。彭总也诙谐地回答:我是个粗人,向来是欢迎爱国人士“宾至如归”的,马先生今日归来,岂不也是名实相符的“鸿宾如归”,不胜欢迎。言罢两人抚掌大笑。最后,马鸿宾把原来准备的一般筵席撤掉,请他的夫人和子女拜见了彭总,并恳切地说:今天留你俩吃个家常便饭,让我的内人给你做几样清真菜,请赏脸。彭总答应了,并向他的夫人致谢。然后,马带彭总和我到他的后室里,一起吃了一顿据说是代表回族最亲密最高贵的感恩礼节的“圣餐”。彭总在回去的车上对我说: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做民族统战工作,必须谦虚谨慎。要尊重他们,和他们交知己朋友,切忌盛气凌人,以胜利者自居。要以座上宾的规格对待他们,改变他们“阶下囚”的疑惧心理。今天我不坐卧车,不要警卫,以示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就是这个道理。彭总的这些教导成为我以后做民族统战工作的座右铭。之后,马鸿宾当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彭总派我兼民委副主任。
在工作过程中,我和马鸿宾结交成互相信任的真朋友。他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国民党军队中流传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的挖心话”顺口溜,看来,并非虚言。我问什么叫“挖心话”,他笑着说:就是“统战话”。毛主席说:敌之所恶,即我之所好。统战工作这个精神武器,威力之大,从反面也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彭总对我的严厉批评
1947年,正当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时候,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7月13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正是那时,我奉彭德怀之命,由骑六师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调任西北野战兵团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部长。3月19日拂晓,彭总率领兵团的指挥机关撤出延安,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开赴东北方向。20日中午,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为了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3月25日至5月4日,彭总率部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连续取得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之后,部队进入甘肃陇东(庆阳、合水、西华池等)回族地区。在准备发动进攻陇东西华池战役前夕,彭总命我起草一份部队进入回族地区应如何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守则。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对于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我虽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一些理论知识,接触过一些回族干部,如马青年、杨静仁等同志,但在实践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当时正值戎马倥偬,一时无文可据,无书可查。于是我根据当地群众的一些反映,把有关回民在生活习惯上的忌讳的传闻,作为我军应当注意避免触及的事项写入了守则。送呈彭总审阅时,他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这是一些无知的汉人对回民风俗习惯的污蔑之词,你不加分辨地引用是错误的。彭总看我还有些迟疑,就又语重心长地说:“范明,作为一个西北野战兵团的联络部长,不懂得民族问题,能做好民族工作吗?”这是我第一次受彭总批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我便开始认真地学习研究民族问题,学习了西北局所印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文件,以至《古兰经》;请教了随军工作队的回族干部;并再次深入群众调查了解。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才写成了《西北野战军进入回族地区工作守则》,并按照这个守则开始做起回民工作来。实际上,也可以说,我是从这里开始做民族工作的。
由于我军在这次陇东战役中,模范地执行了民族政策,不仅揭破了敌军捏造的种种反共欺骗宣传,使回民群众消除了疑惧心理,而且回民群众还主动地组织了运输队和担架队,对我军支援很大。
在这次击溃马鸿逵部队的战役中,还俘虏了一批回民官兵,有的回民官兵拒绝和汉人俘虏一起吃饭。我把这一情况及时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说:这件事从表面看是个生活小事,但实质上是一个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如何正确对待回民俘虏的重大政策问题。记得红军主力刚到陕北,1936年我率部西征,进入宁夏时就发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驻进清真寺;(二)在回民地区不准吃猪肉,不准提“猪”字;(三)不在回民地区筹款,不打回民土豪。彭总说:战争这玩艺要取得胜利,从战术上讲,必须善于武斗——消灭敌人;从战略上讲,还必须善于文斗,而文斗的原则,是“攻心为上”。“攻心为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如何优待俘虏。我党我军现行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不杀、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愿留者欢迎,愿去者欢送并发给路费和路证,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行之有效的。特别是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敌军,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回族所组成的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军。其中青海的马步芳和他的儿子马继援的八十二军,由于过去曾残酷杀害过我长征的西路军俘虏,惧怕我军“报复”的心理很重,态度特别顽固。根据这个情况,在现行优待俘虏政策的基础上,另外还须制定一个对回民俘虏官兵特别优待的规定。谈到这里,彭总向我讲了过去优待冶成章旅长的往事:那是1936年我率部西征,在甘肃庆阳地区曲子镇俘虏了马鸿宾部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绰号叫野骡子)夫妇。他是马鸿宾最亲信的一名悍将,当时有些人出于狭隘的复仇心理,主张杀掉。我力排众议,对冶以礼相待,并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宣传我党我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优待俘虏政策,还交还了他的马匹和随身所佩手枪,送了100块大洋路费,释放他夫妻回去,并托他向马鸿逵、马鸿宾致意,希望两军修好,团结一致抗日。冶成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地说:“我是一匹野骡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是个粗人,不懂得多少道理。但我相信真主,真主教我有恩必报,对朋友要真诚。我以真主名义向你发誓:我回去后,永远不与贵军为仇。”说罢翻身上马西去。果然,由于他回去后现身说法的宣传,抗日战争期间,宁夏二马和我军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关系,从未发生过大的摩擦。而且马鸿逵还于1945年派高参马如龙和政客刘绍庭到延安,重申不与我军为仇的诺言。
彭总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做好民族工作、执行民族政策的重大意义。
优待回民俘虏政策大见成效
遵照彭总上述指示,我们当即起草了《优待回民俘虏官兵的特别守则》,其中规定了成立回民俘虏大队,专门设立回民俘虏官兵清真灶,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等。《特别守则》呈送彭总批准,颁发全军遵照执行。1947年7月12日,在一野政治部《关于向西北大进军政治工作补充指示》中,重申了优待俘虏特别是优待少数民族俘虏的政策。
1949年7月,我们浩浩荡荡向兰州、西宁、宁夏进军,彭总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命我为一野政治部起草的《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中,再次重申了这些政策,并在全军掀起了一次认真学习《动员令》的热潮。
事实证明,西北人民解放军由于认真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回民俘虏政策,团结回民群众,争取回民上层,在瓦解、消灭反动武装力量,以至整个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马继援是头天夜里逃回西宁的。兰州街上,回民官兵伤员和尸体遍地,回民散兵游勇到处流窜,回民群众惶惶不安。他们对于我军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优待俘虏的政策,虽有所耳闻,但半信半疑,都在从旁观望。以至于一夜之隔,到了第二天,原来街上到处可见的代表回民宗教标志的白帽子忽然都不见了。我们把这种异常的情况,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指示:要很快采取紧急措施,扭转这种局面。
我们联络部的回民训练班党员和全体官兵立即动员起来,张贴了人民解放军保护宗教寺庙、拱伯(回族清真寺),以及散兵游勇到联络部报到登记的安民布告。同时以原回民解放军官兵为骨干,成立了回民官兵解放大队,并为回民专门设立了清真灶,请阿訇按宗教仪式给回民灶念经宰牛羊。我们一方面设立回民医疗所,收容回民官兵伤员,进行治疗和优待,还对大量回民官兵尸体按照回民宗教仪式进行了清理;另一方面通过兰州地下党组织,对回民的上层宗教领袖和头目进行联络和安抚。于是,又是一夜之间,第二天,兰州街上就又到处晃亮着戴白色宗教帽的人头;回民开的饮食行业和商店、摊贩,也都熙熙攘攘,热闹起来,还对我军人员按照宗教仪式亲热地招呼致意。又过了一天,本来冷冷落落的联络部(原马继援公馆)的门前,门庭若市,拥挤着大批原来暗藏着的回民官兵,晃着白帽头,争先恐后地缴枪、报到、登记,并要求到回民解放大队受训。又是一夜之间,原来到处打冷枪,出怪事,鸡犬不宁的兰州,变成了人们可以安居乐业的城市。一天,兰州清真寺30位回民代表来联络部,代表兰州三千回民给解放军献了“纪律严明,仁义之师”锦旗。有一位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深有感触地把当年在陕北流行的“信天游”小调“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红军哥哥回来了……”,改编成“鸡不叫来狗不咬,红军哥哥回来了,一觉睡到大清早,戴上白帽帽,赶快提着篮篮上市场。”
在一野前委扩大会上,我把以上情况作了汇报,从来不大开玩笑的彭总高兴地说:范明,你这个墨水罐子真了不起,我看这个小调是你瞎编的吧!我笑了一笑没有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彭总接着严肃地说:现在,十九兵团将进军宁夏。马鸿逵和马鸿宾两个军实力虽然还很强,但和咱们还有些联系,你是知道的。估计在大势已去,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你们联络部要主动联系一下,配合十九兵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事后,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此时已任甘肃省委书记)和我,与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潘自力政治部主任,以及地下党负责同志吴鸿宾、杨实等开会商讨后,决定以兰州有名望的回族领袖郭南浦为主,原马鸿逵部下、现任保安旅旅长的吴新吾为副,组成“兰州各界赴宁夏银川劝和代表团”,随军到宁夏进行和平解放的劝和工作。经过艰苦复杂的政治劝和与军事斗争,终于于9月23日,由杨得志、李志民与国民党宁夏军政界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在中宁签署了《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兵不血刃地解放了宁夏,并改编了两个民族主力军。十九兵团为此还给郭南浦赠送了一面绣着“和平老人”的锦旗。
彭总轻车简从拜访马鸿宾
马鸿宾在宁夏起义后回到兰州了,住在由联络部和他的管家整理一新的原公馆里。一天清晨,彭总忽然给我打电话,要我亲自通知马鸿宾,说他上午九时前去拜访。我当即告知了马,他听后受宠若惊地说:“我还没有向彭总报到请罪,怎敢劳彭总大驾,光临草舍。”我说:彭总和你是“神交”的老朋友,亲来看望老朋友,欢迎你回来,请勿介意。马始释然,并一再表示感谢之意。我回来向彭总汇报了这些情况。彭总叫我陪他同去,并特别叮咛我说:不要带警卫人员,不要搞什么警戒,只许你一个人去。
我回到联络部待命,直到八点半钟还未接到彭总的通知。我非常着急,只好坐在电话旁等候。神还未定,忽然看见彭总已站在我的面前,说:走吧!我说联络部的小卧车已准备好,上车就走。彭总半开玩笑半批评地说:坐什么劳什子卧车,摆什么架子,跟我坐吉普车走。我跟他走出门外一看,一辆战利品破吉普车停在门前,既无警卫员,又无秘书,只有司机一人在那里等着。我有点犹豫,但彭总把手一挥:走吧,磨蹭什么。车开到马鸿宾的门外时,只见一群戴白帽的回族老人列队两旁,准备欢迎。他们大概是看见这辆破吉普车,以为是联络部的普通来访人员,未加注意。我们下车后,径直走进门内,看见马鸿宾一个人坐在桌旁吸水烟。猛地看见我们,他惊奇地把水烟袋摔在地上,扑到彭总面前,拉住彭总的手,感动地说:罪过,有失远迎!彭总和蔼地说:老朋友见面,不必客套。彭总随和地就坐在马的旁边,一见如故地欢谈起来了。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彭总自始至终未涉及解放战争、和平解放宁夏事宜,除了闲谈一些家常事务和老年养生之道外,只向马表示了希望他能改军从政,主持甘政,加强民族团结,从头开始建设甘肃等。马鸿宾除表示感谢彭总对他的信任外,还称赞我党我军的胜利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服口服,并引用了孟子“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典故。最有趣的是说:回族上层对彭总原来都很敬畏,今日一见,方知彭总确是名副其实的以德怀人的仁人。彭总也诙谐地回答:我是个粗人,向来是欢迎爱国人士“宾至如归”的,马先生今日归来,岂不也是名实相符的“鸿宾如归”,不胜欢迎。言罢两人抚掌大笑。最后,马鸿宾把原来准备的一般筵席撤掉,请他的夫人和子女拜见了彭总,并恳切地说:今天留你俩吃个家常便饭,让我的内人给你做几样清真菜,请赏脸。彭总答应了,并向他的夫人致谢。然后,马带彭总和我到他的后室里,一起吃了一顿据说是代表回族最亲密最高贵的感恩礼节的“圣餐”。彭总在回去的车上对我说: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做民族统战工作,必须谦虚谨慎。要尊重他们,和他们交知己朋友,切忌盛气凌人,以胜利者自居。要以座上宾的规格对待他们,改变他们“阶下囚”的疑惧心理。今天我不坐卧车,不要警卫,以示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就是这个道理。彭总的这些教导成为我以后做民族统战工作的座右铭。之后,马鸿宾当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彭总派我兼民委副主任。
在工作过程中,我和马鸿宾结交成互相信任的真朋友。他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国民党军队中流传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的挖心话”顺口溜,看来,并非虚言。我问什么叫“挖心话”,他笑着说:就是“统战话”。毛主席说:敌之所恶,即我之所好。统战工作这个精神武器,威力之大,从反面也得到了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