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应该说，人之将去，其言也真；人之将逝，其言也勇。已经膝盖上被毛毯的钱学森老人，就曾经当面向总理提问：当今中国为什么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实在是不给中国学官们面子。中国的学官们，也实在是觉得没面子。所以，由“我们先前……阔的多啦”外延而来的“我们其它……出的多啦”，便成了中国一些学官们的抵挡钱学森之箭的盾牌。例如，A学庆典，B 学招生，C 学展示……“A、B、C……学精神”，也便成了一些学官们的重头戏台词。
　　一个学校，其物质产品，是什么？就是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及其创造出来的领先成果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明显效益。一个学校，只有在生产了坚实丰厚的物质产品基础之上，才可能产生其“精神”。没有杰出人才及其领先成果、显著效益来谈学校“精神”，那只能是空谈、奢谈，释放“空对空导弹”。实在要说有“精神”，那也是个侏儒精神、精神侏儒。
　　“精神”是什么？什么是“精神”？打个形象的比喻，精神就像老字号、品牌。老字号是怎样形成的？名牌是怎样出现的？是由其经得住考验的优秀的物质产品所推出的，不是靠广告宣传得来的。没有桃木烤鸭的味道，就没有全聚德的声望；没有名人名作的支持，就没有荣宝斋的名气。同样的道理，学校“精神”，也不是讲出来的，更不是唱出来的。学校没有人才及其成果、效益上的过硬，所谓 “X学精神”，就是个肥皂泡。
　　诚然，有一种说法是“精神变物质”。这个命题，有两点需要清楚：一、学校“精神”和人才互变的良性循环，其元点，是人才。二、检验学校“精神”的标准，是人才。已经产生了人才，才存在学校“精神”；不能产生人才，学校“精神”就是太虚幻境。这就像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一样。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人家学校讲“精神”，也是有物质支持的呀！第一，人家培养出了多少毕业生，多少博士硕士；第二，人家的论文被SCI引用篇数是多少；第三，人家出了多少大干部。对此，我想说，第一，诚然没有数量便没有质量，但有了数量并不一定就有了质量，博士帽上并没有镶嵌着“数学皇冠上的宝石”。毕业学生多多而杰出人才寡寡，这不恰恰说明是问题么？这一点，恐怕连小学生都能够判定。第二，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论文的发表数量，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但中国论文的被引用数量，世界排名却是很靠后的。第三，文科学校也好，理科学校也罢，它们都不是党校，在培养人才的要求上、目标上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出学术精英，后者主要是出党政官员。学校出高官却不出诺贝尔获奖者，那么，就只能够说明学校患了偏瘫症。
　　“少谈些‘精神’，多谈些人才”，就不多不少地谈到这里。或许，有人只看到这个题目，就嗤之以鼻：哼！不过是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翻版而已。“精神”和人才之辩，不是“主义”和问题之争，前者是在讲哲学讲辩证法。就算前者是后者的翻版吧，也未必系统错误——“三年困难时期”如果少谈些跃进共产主义，多谈些冒进浮夸问题，中国也就不至于饿死那么多的老百姓了；当今如果少谈些学校“精神”，多谈些培养人才，少来些务虚，多来些务实，也就不会出现“钱学森之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