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后冷战时期，澳大利亚主动引导和推动澳美同盟的深化与强化。在“印太战略”建构中，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澳大利亚则扮演了紧密追随和积极推动的角色。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的追逐和对美国在印太地区霸权体系与秩序的护持有深刻的内生动力：澳大利亚国内政治斗争激化、澳美同盟带来丰厚经济利益、澳美同盟帮助澳大利亚实现“中等强国”之梦;也有明显的外生动力：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澳大利亚倚重澳美同盟受其国家利益和民族思维定式共同决定，很难因政府领导人的更迭及个人好恶而改变。在美国加速对华遏制和对澳大利亚既施压又拉拢之下，中澳关系进一步呈现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但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分歧迅速扩大的局面。澳大利亚政府在疫情之后仍将加速实施“对冲”策略。受其影响，中澳关系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低位盘桓状态。

关键词：澳美同盟;权力架构;安全与地区霸权;“对冲”策略;中澳关系;印太战略

中图分类号：D03/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6-0094-12
　　一、问题提出
　　早在2014年，中国即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出口商品市场、第一大进口商品供应国、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第一大农产品输出市场、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年度投资来源国、第一大移民来源国、第一大游客及旅游收入来源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1]。这“十个第一”是中澳两国关系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中澳经贸合作关系已跃升至历史新高度。但是，在中澳两国经贸关系持续跃升，互利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在双边、多边和全球层面快速拓展之际，两国却在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呈现出加速悖离的态势^[2]。在经贸领域，澳大利亚政府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界，限制、阻挠中资在澳投资、并购，将中澳经贸合作强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在政治领域，澳大利亚紧密追随美国，在新疆、香港、台湾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议题上对中国公然实施“双重标准”，竭力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抹杀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平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大贡献;在安全领域，澳大利亚在后冷战时期空前深化、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加速建构澳日“准军事同盟”^[3]，积极响应、追随甚至推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意图配合美国围堵、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
　　在世界特别是亚太区域力量体系加速转移和全球化进程暂时处于调整状态的敏感时期，澳大利亚为什么积极推动美、澳、日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合流，并成为美国“印太战略”最为活跃的追随者、推动者和建构者？在“敌手”明显缺失的地缘安全语境下，澳大利亚为什么空前强化澳美同盟？在中澳互利合作关系处于阶段性顶点之际，澳大利亚为什么会冒着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的风险主动地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中澳经贸合作，并加速实施“对冲”策略？本文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权力架构理论的框架中研析这些问题，并运用这一理论对澳大利亚长期奉行的“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政策展开剖析，试图揭示在全球和亚太区域力量体系转移之际，澳大利亚加速实施“对冲”策略的必然性。本文强调澳大利亚“对冲”策略的建构与加速实施，既有国内政治的内生动力，也有来自美国的外生动力。鉴于这一合力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冲”策略将是澳大利亚政府今后长期奉行的对华策略。受其影响，中澳关系在疫情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处于低位盘桓状态。
　　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权力架构理论与澳美同盟的建构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对国际政治的本质追根溯源，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学》中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国际政治如同所有政治一样，都是对权力的争夺。不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其最直接的目标。”^[4]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主导的“殖民体系”，抑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体系”，均建立在超级大国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内的“硬力量”和具有全球影响的“软力量”之上，并直接服务于超级大国对权力的争夺、垄断和护持。在英国和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中，世界各国主要因自身的硬、软力量而决定其在体系中的权力和地位。依据“力量”这一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特质，国际体系中的成员国被自上而下地划分为超级大国（全球体系的主导者）、区域（中等）强国（全球体系或地区次体系中的重要国家，全球体系的利益攸关者）和底层国家（全球体系和地区次体系里的弱国）^[5]。
　　全球权力体系充满变量，最关键的变量莫过于国家的“硬力量”和“软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此消彼长。超级大国不可避免地首先将目标设定为护持自身建构和主导的全球体系的稳定，以及因此而衍生的规则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对体系和规则的护持，就是对超级大国自身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有形和无形利益的护持。鉴于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美国在21世纪的首要战略目标就是“阻遏任何新兴崛起强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特别是亚太区域次体系可能构成的现实和潜在的挑战”^[6-7]。为此，超级大国往往凭借其“硬力量”和“软力量”，并借助其軍事同盟体系，或明或暗地破坏、遏制新兴强国，特别是对超级大国主导的体系、秩序和地位已经或即将构成“挑战”的新兴国家。其破坏手段甚至包括发动公开的打击和战争。
　　区域（中等）强国视其力量，特别是“硬力量”的胀缩可分为崛起型区域强国和守成型区域强国。崛起型区域强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尽量缩短崛起过程，快速成为超级大国，以摆脱守成超级大国及其军事同盟可能实施的大规模的破坏、遏制、冷战甚至战争。崛起型区域强国并不因其硬、软力量的快速成长而必然地对全球和区域体系与秩序产生“革命性”要求，但会必然地对其产生变革、调整的要求，以包容和适应其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8]。守成超级大国或因其硬、软力量的相对下降而满足新兴区域强国的要求，对全球和区域体系与秩序做出调整，包容新兴区域强国日益扩张的利益诉求。守成超级大国更有可能采取各种策略和手段扼杀、阻止或延宕新兴强国的崛起，阻挠其对自己主导的全球体系与秩序、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 　　守成型区域强国通常将与超级大国保持密切合作、结为同盟设为首要战略目标和生存方式。守成型区域强国借助与超级大国的军事同盟谋取经济利益，借力超级大国保卫国家安全，护持自身在全球权力体系和区域次体系中的强国地位和既得利益。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国在二战后的实力空前下降，但它却凭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特殊关系”（政治和军事同盟），继续享受远远超越其实力的权力、利益和国际地位。凭借与美国结盟，南太平洋地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不仅将国家安全的责任转嫁到美国肩头，而且跃升为亚太地区“副警长”，攫取了远超其实力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9]。作为回报，守成型区域强国需对超级大国表示效忠，承担协助其维护全球权力体系和秩序的义务，甚至采取包括遏制、战争等在内的一切措施来共同应对新兴强国的“挑战”。
　　守成型区域强国通常对承担这一义务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意愿，因为任何新兴强国的崛起蕴含着引起现行体系与秩序变革的必然性与或然性，进而引发权力架构、利益分配和地位等级的系列变化。守成型区域强国预期权力、利益和地位的不确定性，驱动其竭力协助超级大国阻遏新兴强国的崛起，以维护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在这一点上，守成型超级大国和守成型区域强国有着相似的战略利益和战略驱动性。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和秩序带来挑战，这不仅令美国充满危机感，也同样令英、法、德等区域强国充满危机和忧虑。同样，对中国崛起率先做出强烈反应和阻遏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和美国主导的亚太区域体系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
　　权力架构理论清晰地诠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自联邦成立起便将与超级大国结盟奉为立国政策，也解释了澳大利亚为什么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惶然要求美国准备“武力对付中国”^[10]。它还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积极推动美、澳、日、印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流，并成为“印太战略”最踊跃的追随者和建构者。它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毫无怨言地“效忠”美国，并心甘情愿地被美国役使为遏制中国的“马前卒”^[11]。
　　澳美同盟的构想和驱动力最早来自澳大利亚。自1901年1月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摆脱英国的直接统治而建立联邦（立国）后，澳大利亚历届政府一直试图构建并行不悖的“三维”国家利益：国防安全、经济繁荣、地区霸权。由于脱胎于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自联邦成立之日起便怀有安全忧心和建立地区霸权的野心。澳大利亚的安全忧心源于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对原住民权力和土地的掠夺，担心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会循其例，夺其地，灭其国^[12]。澳大利亚的地区霸权雄心则源于“白人至上”的偏见，认为自己的血统较南太和亚太地区民众更为高贵^[13]。正是基于“三维”国家利益考量，澳大利亚自立国之日起便奉行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政策，以阻止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澳大利亚的觊觎和侵略，跻身世界“中等强国”之列，建构地区霸权^[14]。
　　澳大利亚摆脱英国直接统治之时恰值英国实力骤降，德国、美国、日本军力快速上升之际。“忧心”与“野心”的混合驱使澳大利亚殖民政府主动对新兴超级大国美国示好，意图通过结盟实现“三维”国家利益^[15]。与澳大利亚的主动示好相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忙于在拉美地区推行“门罗主义”，巩固“后院”，无暇也无力顾及他处。美国因此对澳大利亚的“示好”不予理睬，更无意与澳大利亚结盟，以免英国忌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最终改变了美国对澳美同盟的立场。在澳大利亚政府拒签《对日和约》的要挟和冷战激烈对抗与争霸的考量下，美国于1951年签署了《澳新美同盟条约》，三国同盟暨澳美同盟最终确立^[16]。由两国国防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组成的年度磋商会议，即“2+2”机制也随之成立。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澳大利亚以基于地緣利益契合的同盟实践不断拓展澳美同盟的内涵与外延。较西方其他国家，澳大利亚更倚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在冷战和后冷战期对美国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和追随^[2]。澳美同盟最终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轮辐军事同盟体系”的“双轴”（另一轴为“日美同盟”）之一，也是美国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体系与秩序的“南锚”^[17]。凭借澳美同盟，美国成功地遏制了苏联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和扩张，维护了美国于太平洋地区构建的“自由（霸权）体系”。而澳大利亚则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维”国家利益，令美国担负起保护澳大利亚安全的责任，实现了跻身“中等强国”的百年梦想，获得了远超其体量的地缘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澳大利亚一跃成为美国最忠诚、最可信任的盟友，并被美国界定为维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印太地区利益与价值观的“副警长”^[9]。
　　三、澳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的深化与强化
　　在后冷战时期，澳大利亚主动引导和推动澳美同盟的深化与强化。澳大利亚意图在印太地区促成美、澳、日、印四国军事和战略联动，以遏制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主导的权力体系与秩序、澳大利亚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的“挑战”。为此，霍华德政府于2001年发起成立美、澳、日安全会议机制，构建亚太地区以美国为主体，澳、日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的安全架构^[18]。三方安全机制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高度赞扬，澳大利亚在美国主导的亚太霸权体系中的地位被提升至仅次于美国的“副警长”层级。但是，三方安全机制遭到了包括澳大利亚学者在内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学者的批评，认为它明确印证了“澳美意在将双边军事同盟扩充为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安全框架，旨在首先并主要防范中国”^[19]。澳大利亚一些学者强调：“某些国家有选择地纠集起来将另一些国家排挤出去的做法在政治上并不明智，这完全是冷战模式。一个合作与包容而不是排斥与遏制的多边架构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9]三方安全机制加剧了亚太地区“囚徒困境式”的军事竞赛，危害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后，中国的和平发展提速，澳美同盟也以空前的速度强化。美国先后提出旨在遏制中国的“转向亚太”“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调整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资源配置。为此，美国一边将其60%的军事力量移驻亚太地区，一边力促其亚太地区的军事盟国增加军事力量投入。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的遏华战略作出积极响应，不断增加军费，扩建美军基地，帮助美军在其本土部署航空母舰、战略核潜艇、“全球鹰”战略侦察机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联手控制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咽喉^[20]。澳大利亚政府还竭力促成美、澳、日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合流，确立美国为其“最伟大的军事盟友”、日本为其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军事盟友”^[21]。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澳大利亚随之进一步右翼化。特恩布尔政府强调澳美同盟决不会随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重大变化而变化，声称“亚太地区比以往更富挑战，我们必须将国防开支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22]。2016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公然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表示所谓“不安”^[22]，宣布在2017年至2026年的十年间再增加4 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用于从美国购买足以遏制本地区所谓“潜在威胁”的战机和潜艇^[23]。对此，澳大利亚最大的新闻机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评论称，政府铁心大幅度增加军费，即使损害宏观经济健康也在所不惜^[24]。该白皮书还强调澳大利亚必须建构“印度洋-太平洋”一体化的地缘新概念，配合美军控制“两洋锁钥”地区及海上通道。莫里森政府则一再“忠告”美国不要在“印太战略”上三心二意，应抓紧时间从速将其落实。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还重申澳美同盟是澳大利亚外交与国防政策的基石，澳大利亚将一如既往地成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前进基地”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南锚”^[25]。2018年，莫里森政府宣布与日本构建“准军事同盟”，并于2019—2020财年拨付特别款项，与美军一道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构建大型军事基地^[26]。澳大利亚政府的一系列举动深刻表明其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发展的强烈欲望。
　　在“印太战略”的建构中，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澳大利亚则扮演了紧密追随和积极推动的角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美澳两国在澳大利亚构建的军事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战略指向越来越明确，作战目标愈发具有兼顾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特性。近年来，澳美两军在面向印度洋的西澳地区修建了能够驻泊美军大型核动力航母的海军基地;在北部临近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处的格莱德角修建大型深水港，专门用作在两洋地区进行大范围战略侦察的“全球鹰”基地和可供数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驻守的大型军事要塞^[27];在东部毗邻太平洋群岛地区修建了美军战略核潜艇基地。这些大型军事设施旨在增强美军在两大洋地区的战略打击和军事攻防能力，巩固美国在“两洋地区”的军事霸权。
　　其二，美、澳、日在太平洋区域的联合军事演习越来越机制化，演习日趋频繁，规模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即使在冷战时期都很少出现的逾万人的大型联合军演在今日的两洋地区却频频出现。美澳两国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9年在太平洋海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人数均超过一万，并且日本参演的规模、质量不断提升^[20]。2017年7月，美澳两军在太平洋区域再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共出动3.3万名士兵参演。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毫不避讳地声称这场演习史无前例的庞大规模是要向潜在的所谓敌人“传递一种信息”^[28]。澳军指挥官则表示澳军参演是要向美国表明澳大利亚的忠诚以及与美国在本地区开展联合军事行动的决心^[29]。2019年7月，美、澳、日在澳大利亚海域举行有3.4万人参加的联合軍事演习，这是冷战后美、澳、日三国参演兵力最多的一次^[30]。美国派出“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和F-22战机参加;日本派出最先进战舰和两栖作战王牌部队“水陆机动团”参加。
　　其三，美、澳、日、印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的联动趋势加速，呈现军事合流的态势。2016年6月，美、日、印三国在印度洋区域举行第四次大规模联合军演。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希望能够加入三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联合军演^[31]。2016年9月，美澳两军在两洋交汇处的达尔文海域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明确表示演习旨在为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发生大规模战争做准备。印度虽未正式参加此次军演，却派出了军事观察员。2018年，美、日、印首次将以往在印度洋地区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搬到太平洋中部地带，旨在向中国发出所谓“意义深刻的信号”。
　　“印太战略”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三国政府和军方基于西方霸权主义理论和美国霸权主义全球体系与权力架构的实践，是他们处心积虑推动的结果。三国对以军事实力维系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与秩序、由此衍生的既得利益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印太战略”深刻揭示了美国的建制派势力和民粹主义力量，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复兴，均难以跳出遏制与对抗的冷战思维窠臼。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内的硬、软力量快速增长，而全球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硬力量”却相对下降，“软力量”也因经济发展失速、财富分配失衡以及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失德而受损。美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仅凭一己之力难以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印太战略”因此在特朗普上台后“起死回生”。“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重点均是整合与扩大美国在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同盟体系，借同盟之力和美国“四两拨千斤”的政治与外交“巧实力”，遏制中国发展。这两个战略的企图均在于美国无须过多损耗自身实力，却可搅乱中国赖以发展的大周边的和平环境^[32]。美、澳、日三国均是亚太地区由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与秩序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表现出共同维护这一霸权体系与秩序的强烈意愿。这是澳美同盟和美日同盟在后冷战时期呈现强化与深化、军事合流态势的地缘政治基础。 　　澳美同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双边关系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不论澳美两国的政府领导人如何更迭，基于地缘战略和政治、经济利益考量基础之上的同盟关系持续性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其广度与深度在双边、多边和全球层面上不断拓展。二是在后冷战时期，澳美两国政界、军界和学界高度默契，联手促成同盟质变，使其不再囿于既定的安全领域和亚太地域，而是突破性地扩展到维护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制度和价值观之上的“自由（霸权）体系”与秩序。三是澳美两国在同盟框架内的互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不再是同盟的绝对单向领导者，澳大利亚也不再是同盟的机械从动者，日益成为同盟议题设置与发展导向的积极建构者。以上三点在澳美同盟的演绎以及“印太战略”的建构中表现得分外明显，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也需要由此探寻“印太战略”的内涵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中澳政经加速悖离及其内外动因
　　近年来，在美国加速对华遏制和对澳大利亚既施压又拉拢之下，中澳关系进一步呈现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但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分歧迅速扩大的局面。在澳大利亚经济日趋下行之际，莫里森政府加速实施“对冲”策略：一方面设法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合作，使中国继续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市场，以护持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和繁荣富裕^[33];另一方面，深化澳美军事同盟，维护自身地位和既得利益。“对冲”策略不可避免地加速了中澳关系的“政经悖离”。
　　截至2019年底，中澳双边经贸关系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中国持续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等。中澳两国间几近零关税和中国对资源的庞大需求将双边贸易额推向历史新高。2018—2019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跃上2 000亿澳元的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12%。其中澳大利亚对华出口额增至创纪录的1 300亿澳元，比2018年增长了26.7%，超过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澳大利亞从中国进口额也快速增至782.9亿澳元，较上年增长17.2%，占澳大利亚进口总量的25.36%，也创下新的纪录^[34]。
　　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近年来还呈现多元化趋势，不仅为中国市场提供农业、矿业等传统优势出口产品，还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业产品，内容涵盖健康、教育、养老等多个领域。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统计，澳大利亚对华六周出口额超过对英国的全年出口总额。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对华出口总额甚至超过了对英国、美国服务业出口总额之和^[35]。可见，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澳大利亚人报》援引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新的报告称，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中国进口占澳大利亚总产出的16%;而2003年至2007年，中国进口仅占澳大利亚总产出的4%。《澳大利亚人报》认为中澳两国经贸关系的持续快速增长表明中澳经济体高度互补，两国经济界都渴望与对方做生意^[34]。
　　在中澳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速发展之际，中澳两国在政治、外交和印太区域的安全观和安全架构上的分歧却加速扩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澳大利亚政界、安全防卫界、新闻界的右翼势力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内政”、对澳大利亚进行“政治渗透”，并危言耸听地攻击百万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是中国政府派至澳大利亚的“间谍”^[36]。澳大利亚一些极右翼势力也趁机发出“澳大利亚需要麦卡锡主义”的谬论。澳大利亚政府则推波助澜地向议会提交“反外国干涉法案”，严重毒化了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了中澳关系健康发展的氛围。莫里森也推波助澜地恐吓澳大利亚选民：“澳大利亚对其面临的威胁不可天真。”莫里森一次性拨款8 000万澳元，专门用于各政府部门、教育和科研单位侦察、捕捉所谓外国间谍^[37]。澳大利亚一些右翼政客、机构和组织，如安全情报组织负责人邓肯·刘易斯等甚至耸人听闻地警告外国干涉对澳大利亚构成了比恐怖主义更大的威胁^[38]。澳大利亚政府借机将政治和安全问题扩大化，把一些原本属于正常商业活动的行为定性为关乎国家安全和“为外国政府和外国利益服务”，致使一些对华较为友好的政界人士被迫辞职。政治问题的扩大化严重伤害了中澳两国经贸合作的氛围，直接导致两国经贸合作势头减缓和中国近年来对澳投资的断崖式下降。
　　其二，澳大利亚政界、安全防卫界和新闻界的右翼势力“逢中必反”，意图矮化、丑化和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关系。澳大利亚右翼势力不仅竭力反对和阻挠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国达成任何“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还一再攻击“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旨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体系^[39]。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对印太区域的基建投入，加大对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和基建援助，以对抗中国在本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前殖民宗主国还竭力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渲染中国“新殖民主义论”“资源掠夺论”和“债务陷阱论”，鼓动太平洋岛国拒绝与中国合作，接受西方提供的“更好的援助选择”^[40]。
　　在全球各国人民共同抗疫的关键时刻，澳大利亚右翼势力一方面配合美国政府别有用心地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借机宣扬种族主义、仇外和排外主义，渲染“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不断捏造事实，意图帮助美国政府将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中国，抹黑中国为抗击疫情和保护世界人民健康作出的巨大贡献。澳大利亚右翼势力异常积极地串联相关国家，试图抛开世界卫生组织，自行对疫情展开所谓“独立调查”^[41]。这些做法既是保住澳大利亚既得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需要，更是右翼势力保住其国内政治地位和政治资金的需要。
　　其三，中澳两国对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在后冷战时代的安全体系与安全架构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在后冷战时代，中国一直倡导以互信、合作和共同安全为主体的新安全观来取代旧有的以军事集团对抗为主的冷战模式。与中方观点相反，澳大利亚坚持澳美军事同盟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维护印太地区安全体系和澳大利亚既得利益和地位的最重要力量。对此，特恩布尔和莫里森政府都积极推动和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深化澳美军事同盟，不断升级澳美在亚太和印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莫里森政府和澳大利亚军方反复强调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澳大利亚将一如既往地成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前进基地”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南锚”^[25]。 　　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和怂恿下，澳大利亚于2017年底派遣6艘军舰穿越南海，加入所谓南海“自由航行”行动。特朗普鼓动澳大利亚政府派遣军舰闯入中国拥有主权岛屿的12海里领海内^[42]。为了牵制中国，配合美国进一步实施所谓南海“自由航行”行动，莫里森政府宣布与日本构建“准军事同盟”，意图与日本南北呼应，共同遏制中国。莫里森政府还拨付特别款项用于和美军一道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修建大型军事基地^[43]。莫里森政府的一系列举动深刻表明其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发展的强烈欲望。
　　在“印太战略”建构中，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澳大利亚则起到积极引导和推动作用。与超级大国结盟以谋取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立国政策，在澳大利亚政界、军界和学界根深蒂固。澳大利亚在巩固和强化澳美同盟、显示对美忠诚、充当美国政治与军事“马前卒”等方面有着极强的内生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澳大利亚国内政治斗争激化迫使特恩布尔和莫里森右转，并将国内政治斗争外溢化，以求摆脱政治困境。2019年5月的大选造成澳大利亚政府成为事实上的“跛鸭”，已经对其国内政局丧失了掌控能力，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迎合党内和国内的右翼势力，以换取政治支持。而国内政治气氛的右转反过来又进一步迫使执政党领导人与中国做“切割”，主动提出“反外国干涉法”的动议。如此循环往复，极大地恶化了澳大利亚国内政治氛围。
　　其二，澳美同盟为澳大利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统计，截至2019年，美对澳投资存量高达9 000亿澳元，是中国投资存量的10多倍^[44]，这意味着美国资本已经深入澳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投资人实际上是澳许多大型矿山和企业的最大股东，对澳经济形势和民众就业影响巨大。例如，澳最大的本土品牌汽车HOLDON的投资人实为美商。该厂宣布破产时，在全澳引起极大震动。正是由于美资对澳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澳前外长毕晓普一再提醒选民：美国才是澳“唯一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是澳对外关系的基石^[45]。
　　其三，在地区安全和霸权上，澳美同盟帮助澳大利亚实现了“中等强国”之梦。在军事上，澳大利亚与英国一道成为仅有的两个能够直接参与美国战争决策的西方盟国^[46]。如此丰厚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远远超越了澳大利亚凭借自身体量和综合国力所能获得的份额，驱使澳大利亚在亚太和印太地区积极、主动地维护美国的区域霸权与秩序。
　　澳大利亚在追随美国并协助维护美国霸权体系方面，也有极强的外生动力——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中澳近年来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在澳投资领域的日益扩大，触及了部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的既得利益。这使一些美國政要，如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警告澳大利亚即便在经济上也不要与中国走得太近^[47]。在获悉中国企业租赁澳北部重镇达尔文港后，奥巴马当面批评特恩布尔“以后必须提前报告中国在澳大型投资”。对于奥巴马的批评，澳大利亚政府一再保证“必要时，澳国防部和政府都会接管达尔文港”^[47]。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明确警告澳大利亚：“如果澳大利亚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中不能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那就意味着澳美同盟的终结。”^[48]时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莫里森此后即以安全为由，连续否决中国企业多起大型并购^[49]。没有美国的认可和支持，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难以稳定执政，这是堪培拉政治圈中的公开秘密。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前总理陆克文和特恩布尔黯然下台背后的重要推手就是美国^[50-51]。因此，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保护西方一些国家和团体的既得利益，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取向。
　　五、 结  语
　　在澳美同盟的形成和演进中，澳大利亚明显具有主动性。基于安全忧心和追逐地区霸权的野心，澳大利亚自立国以来全力奉行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策略，以获取经济利益和安全庇护，并维护自身在全球权力体系中远超其力量的地位。澳大利亚因此更倚重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并在政治、军事、外交政策上亦步亦趋。澳美同盟并非基于两国文化、历史或价值观的相似性，而是出于对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澳大利亚倚重澳美同盟受其国家利益和民族思维定式共同决定，很难因政府领导人的更迭及个人好恶而改变。澳大利亚政府在疫情之后仍将加速实施“对冲”策略。受其影响，中澳关系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低位盘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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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龚静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