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亚洲不少国家先后经历了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并由此步入经济相对发达、国力相对强盛的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腐败问题一直挥之不去，反腐败成为国家巩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当下正在崛起的印度亦不例外，自1991年开启自由化改革以来，腐败的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腐败的社会后果愈发严重，由此造成国家和民众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khil Gupta教授在近期发表的论文中，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Akhil Gupta教授将印度自由化改革前后的腐败分为两种类型：在改革之前，主要是纵向腐败（vertical corruption），即整个印度的官僚系统都卷入到“小微腐败”之中，民众生活和政府行政审批有诸多交集，而政府官员则利用这些机会大量索贿、受贿，中产及以下阶层深受其苦；而1991年自由化改革之后，高级官员和企业之间的“大额腐败”成为焦点，作者称之为横向腐败（horizontal corruption），其突出特征是企业为了征地、工程建设、经营许可等，与少数政府要员合谋，并向后者大额输送非法利益。由于这种腐败多在桌面之下，知悉内情者少，且难以被发现，但一经发现，则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作者透过对各类资料的分析，发现“横向腐败”集中于四个领域：土地征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产的出售和社会福利、国防的公共支出。2007年至2008年间，印度信息技术与通信部长A. Raja对电信运营商选择性地发放2G牌照，据称先后受贿多达5亿美元之巨，使得多家企业因此得到“不义之财”310亿美元，这是印度横向腐败的典型写照。当然，在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纵横腐败和横向腐败有时亦交织在一起。印度有超过68%的农业人口，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且所有权极为分散，譬如塔塔汽车曾在西孟加拉邦的新格乌尔试图购买1000英亩土地，涉及1800多名小佃农和数百名土地所有者。法律严格规定不允许将农地征用于建设酒店、高尔夫球场和工业园等，但是企业为了简化交易并以较低的价格拿地，常常和一些地方官员合谋，以重新规划土地等名义，从农民手中征地。
　　随着横向腐败的兴起和泛滥，纵向腐败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但由于腐败已经渗入印度官僚系统和政治阶层的骨髓，无力的反腐败和极低的被逮捕概率，事实上进一步加剧了腐败行为。在欧洲国家，党派的选举竞争会带来对腐败行为强有力的互相监督，而印度的反对党在这方面没有强烈意愿，因其自身亦在等待执政的机会，需要官僚体系的支持。
　　腐败侵蚀了印度的政治肌体，但是印度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却大幅度地降低了，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对自己生活中的“小微腐败”持反对的態度，并参与到反腐败中。Akhil Gupta指出原因有三，一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并具备独立经济能力的人，对改革社会有强烈的意向；二是跨国的工作经验和旅行经历，改变了其对腐败的麻木态度；三是印度的透明法案为他们自发的反腐败行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民众的诉求如何能转化成印度系统反腐败的动力，则有待进一步观察。